前上书，备言台兵可无深忧，惟在统者得其人，能以简、严为体，恩、威、信为用，即无难治；说已详矣。既又思之，此言为将之略。惟深明其意而能变通行之者，乃足语此；非今日诸将兵者所知也。不知此意而偏执台湾兵不足虑之言以相诟病，非疑则骇矣。頴斋太守见莹书，以闻于兵备孔公；索取阅之，谓太守曰：“所言戍兵不敢叛则有然矣，以为不足虑，则吾不信；吾即虑其溃矣！”
莹在此落落，与孔公虽有通家谊而不数见，不能为道所以然者。惜乎孔公有忧世之心而不识兵情，此难以口舌争也。在台湾者尚不能无疑，矧隔巨海，兵事岂能遥度？赵充国老将深谋，尤必亲至塞上指画军势；可见古人不易言之也。请毕申其说，惟垂察焉！
自古名将，非拔自行阵，则皆出身微贱，不矜细行；兵卒尤多无赖健儿，故能强悍勇敢，捐躯致敌。若皆循循规矩，则其气不扬；气不扬，则情中怯；虽众，将焉用之？壮士如虎，懦夫如羊；牵羊千头，不能以当一虎之虓，何必费国家亿万金钱哉！明季边事之坏，正由书生不知兵、挠军情而失事机，虽有猛将劲卒而不能用；一切以法绳之，未见敌人，其气先沮。此壮士所以灰心，精锐所以挫折也。
近时武人大都习为文貌，弃戈矛而讲应酬，以驯顺温柔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喜之以为雅歌投壶之风。嗟乎！行阵之不习、技艺之不讲，一闻炮声，惊皇无措；虽有壶矢百万，其能以投敌人哉？驯弱如此，不若粗猛；粗猛之甚，不过强梁；强梁，即勇敢之资，善驭之犹可得力。苟至驯弱，则鞭之不能走矣。且将卒者，国之爪牙；苟无威，岂设兵之意？昔李广以私憾杀霸陵尉谢罪；汉武报书曰：“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望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谢罪，岂朕之旨哉？”
武帝此言，可谓知将略矣。若夫差其过失，小大施刑；此乃军吏之职，非将略也。故郭汾阳、岳忠武名将知礼者也，然皆尝犯有司法矣。科条繁细，武人粗疏，最易触犯；虽郭、岳之贤，犹且不免。而以绳今之悍卒，其能行乎？不求所以训练之方，而惟悍不守法是虑；吾故曰：不识兵情也。
今不虑其叛，更虑其溃。夫兵则何为而溃哉？古之溃兵者，或师老而罢则溃，或守险粮尽则溃，或强敌猝惊则溃；此皆非今之情势也。无故而溃，四面重洋之阻，溃将安往乎？且班兵可虑，不自今日始也；其议自叶健庵中丞倡之。中丞尝任台湾兵备，深以班兵为忧，建议易“更戍”为“招募”；以语总督庆公，“不可。”
后叶公罢去，犹以未行其志为憾。今执事巳洞知其说之不然矣，而闽中执事者不悉情势，往往耳食其论。甚者有言：“台兵吾不能治；他日有急，惟自刭耳！”
夫将校犹作此言，文官则又何说？宜其深恶而益惧之。每见兵丁犯法，辄张皇其辞以相告，于是兵之势愈张；此文武众官皆不能无责耳矣！夫台湾兵，本无难治；不咎治之无法，而曰“兵悍可虑”，至为“自刭”之言，亦可哂矣！独惜台湾巨万健儿，皆为国家劲旅，坐误于三、五庸懦之将校，兵事尚可问耶？有将则兵精，无将则兵悍；自古不易民而治，于今岂易兵而治乎？故为吏而曰民恶者，其人必非良吏；为将而曰兵恶者，其人必非良将。虽然，良将难矣！执法之不能，更何知将略？莹所力争者，明戍兵可治，欲安众心而释群疑，救其懦而壮其志，冀有振作耳！岂好为是喋喋哉？
必不得已，则姑为救弊之法三：一曰小事勿问，大事勿赦；二曰定期训练，每月亲考；三曰责成军校，不得数易。夫军法严重，有事然后用之。时方太平，不可常用；然不可不使知之。若寻常易犯及兵民交涉，宜分别治之。小事容之；大事必罪之，以其罪而不赦。盖小事不容则繁密，而军心不安；大事若赦则无所忌，而法令不行。一宽一严，恩威并得矣。中枢政考训练，本有常期；弓马器械、枪牌阵图，各有定法。
今悉以为具文；条教虽明，遵行不力。此方今之大病也。宜严责总兵官，各营每月由副将亲考一次，明着等差，牒上省治；视其优劣，分别赏罚，以劝惩之。如此营伍自肃，兵卒可收实效，亦免惰游滋事矣。至于班兵到台，分营、分汛，各有本管官。向以并无练习日期，兵士任意出营他往；而各汛军校不时更易，非以公过迁就处分，则揣量肥瘠以为利薮者。
故往往本管官不识头目，更无论兵卒。前书所云：将不习校、校不习兵者，此也。今宜分定营汛，责成本管官约束，使兵无妄出；军校各守营汛，不得任意更易。总兵官随时察其贤否勤惰，功过有所归，而兵不难治矣。此三者，至为浅易，而力行之甚难；故必赖有贤能将也。废弛已久，必有力言非宜、多方阻挠者；无为所惑，即严劾以警。庶几惠威着，令可行。谚曰：“慈不掌兵”；惟执事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