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民族之形成与发展，必有与其他民族间少许相异不同之特殊性之存在。此种特殊性，可称之谓“民族个性”，或径称“民族性”。
若无此项民族性存在，即不能有民族之形成与发展。
此项民族性，乃由于外面天地大自然之影响，以及人类自身之历史积累，与夫文化创进，多方配合，长期陶铸而完成。
因此，“历史”“文化”“民族”，乃属三位一体。无此民族，即无此民族之历史与文化。无此民族之历史与文化，亦即无此民族之存在。
二
中国民族，有其可大、可久之显著特性。
中国民族，拥有长时期五千年一线相承、传递不绝之历史演进与文化体系，现存全世界其他民族，无一可与相比拟。此为中国民族有其可久特性一明征。
中国民族，拥有广大人口达于七亿之多，占全世界总人口五之一。其他民族，亦绝难相匹。此为中国民族有其可大特性一明征。
何以中国民族能有此可大、可久之两特性？此因中国人中之大多数，经于教育修养，风俗薰染，使其各以可大、可久为其人生之理想与趋向之目标。由各个人之人生理想与其趋向目标又推而及于家庭组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各项群体结构，亦无不同向此理想与目标而前进。
狭小的期图，短暂之攫取，永悬为历史炯戒，文化明训，相率鄙弃而不顾。
此项民族特性之呈现，亦可以“和平中正”四字说之。
中则不偏，正则不邪，惟其不偏不邪，故能和平相处。小己之完成，即为大群之完成。而大群之完成，亦即是小己之完成。
三
中国民族此项理想，尤以儒家教义为中心。而中国儒家，则共奉孔子为宗极。
孔子生在中国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演进之中期。上面集前古之大成，下面开后代之新统。后人尊之曰“至圣先师”。“至圣”指其为中国民族理想人生之最高标准，“先师”指其为中国民族教育方针之最先启导。
亦可说，中国民族长时期历史文化，乃融摄凝合于孔子之一身。古往今来，中国人之共同理想，内心向往，乃集中于孔子一身而人格化了。孔子乃为中国人具体的，同时亦是理想的代表。
孔子人格，亦惟可以“可大可久”四字尽之。
孔子身后，战国时代，异说蜂起，百家争鸣。有尊孔，有反孔。然而反孔的各派思想，终于不可大，不可久。迄于两汉，孔子遂定于一尊。
魏 晋 南北朝迄于隋 唐，尊孔之风稍熸，道、释、儒三家鼎峙，孔子与老聃、释迦并尊。但宋以下，孔子仍居独尊之地位。
最近六十年来，西化日亟，孔子地位又趋动摇。反孔呼声，纷兴迭起，不啻成为近六十年学术思想界一新风气。
与此互为表里之一端，即为民族自信心之堕落与消亡。
传自西方之新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凭为依据，来批评解释中国的一切旧事物。
最普遍流行，亦最值注意的，乃在历史方面。
四
双方民族不同，斯即双方的历史路线与文化体系亦可随而不同。此一观念，似为近六十年来国人所逐步遗弃。
西方一些观念和名词，乃根据他们的历史事实而发生。但我们似不认为双方历史可走不同路线。遇有双方不同，则认为他们是前进而现代化了；我们则是落后，尚在他们的中古时期。
即如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部帝皇专制史。
在中国，秦以下，固是不断有专制帝皇出现，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则决非是一套帝皇专制的制度。
巨眼先瞩，卓然不群，则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他采取了中国传统政制里的考试、监察两项，来创造他的五权宪法。若使中国传统政体只是帝皇专制，则何来有此考试与监察之两制度？
我曾独称中国传统政府，自汉武帝表彰《六经》，尊重孔子思想以下，乃形成为“士人政府”，即由社会读书士人经选举与考试来充当政府官吏，政府即由此辈士人所组成。自汉迄清，此制不变。
我又称中国传统政府，自汉武以下，乃是一“文治政府”。所谓文治，乃指其以学术来领导政府；而代表学术者，则为此辈尊孔之士人。
惟其如此，所以中国传统政治，绝不走上“帝国主义”路线，亦绝不走上“资本主义”路线。此为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与西方绝不相同一要端，亦为中国民族历史文化可久可大一要端。
“专制政治”一名词之外，又有“封建社会”一名词，同样广泛流行。
在中国历史上，秦以前为封建政治。此与西方历史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绝不同。我们把自己历史里属于政治制度上之“封建”一名词，来翻译西方历史中古时期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亦称之曰“封建”。名词混淆，遂使观念错乱，引生出种种流病。
中国古人只说封建制度，并不曾说封建社会。若称封建社会，试问此社会，究由谁封谁建？可知“封建社会”一名词，根本不成立。
我又独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即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中国历史中之“士”，乃属于社会之中层，向上由他们来组成政府，向下由他们来领导民众。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里面，社会与政府，本是上下一贯，血脉相通的一活体。现在我们好用西方名词，在上是帝皇专制，在下又是封建社会。试问，既有帝皇专制在上，又如何允许封建社会存在在下？在西方历史上，先有封建社会，后有专制政治；专制政治出现，封建社会即消灭，并不能同时并存。如何中国能使专制政府与封建社会上下并存？却不见人加以说明。
孙中山先生在此，又是远识深虑，有他一套特出的见解。他的“民生主义”，主张节制资本，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老路。中山先生根据文化国情，不主张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路线；乃求超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相互对垒之社会两形态，而别有其本源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自本自根而建立起一套此下中国社会之新理想。
惜乎孙先生此项理想，并不为现代国人所了解。其所手创的“三民主义”，仍必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比附之于美国 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之三语，始易为国人接受。但其间意义实有绝大不同。“民生主义”既与“民享”一语涵义有别；“民权主义”主张“权”在民众、“能”在政府，亦与“民治”一语涵义相差；而“民族主义”则更不与“民有”一语之涵义相类似。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必以民族主义为首，必以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为基础，必从自己民族之传统个性为本源，而发挥出自己民族建国兴国从来所有的那一番精神命脉，乃始为可久而可大。
不幸而现代国人之民族自信心，已堕落到崩溃边缘，故使孙先生终于感发“知难行易”之慨叹语。当知中山先生此语固是一番哲学，亦是一项现实。
不先自知，何能自信？
而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悠久博大，欲求自知，亦非易事。
在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有人主张民族自谴，要坦白承认中国事事不如人。若有人指出中国民族亦有长处，亦有许多存在价值，不当事事模仿钞袭，舍我从人，即会被认为顽固守旧。
但中国人有一最足自傲处，即是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孔子，而孔子在此下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又有莫大之影响力。此刻要对中国民族文化深自谴责，其第一目标，自然会落在孔子身上。
因此，在当时，早有“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非孝”等种种言论出现。
现代中国，既是一力追求西化，自己旧的都该丢，则孔子自当受谴责、自当受反抗。
五
以上是说的近六十年来在国人中所流行的历史观。再进而言在近六十年来在国人中所流行的人生观。
“个人自由”一名词，已逐步成为近六十年来，国人最所崇奉的一条金科玉律。谁也不敢有疑义。
在上是两千年的专制政治，在下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此两千年中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便是个人自由。
在社会上感有不适，便说是两千年专制遗毒。在家庭中感有不适，便说是两千年封建余孽。
中国民族，究竟是怎样一民族？中国已往历史，究是怎样的一部历史？中国已往文化，又究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提出此一问题，不免使国人会视若陌生，而且会多滋怀疑。
其实当前我们，在物质上西化尚浅，在心理上西化已深。
大家喜新厌旧。中国只像是代表了旧的一面。不仅孔子已旧，中山先生也已旧。
旧的都该丢，只要能脱胎换骨，连我自己也该丢。此是六十年来的思想潮流。
今天我们，敢于反对五千年来之旧传统，但不肯反对此六十年来之新潮流。
六
今若要鼓舞我们来从事对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本质和价值从头作研究，此是一项艰辛工作。不先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将无从说起。
但真肯从头作研究，其事也不难。
孔子是中国人具体一缩影。懂得了孔子，自会懂得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且从头读一部《论语》，也自会懂得孔子。
但亦待懂得了中国人，中国民族，中国历史和文化，乃始能真懂得孔子。断不是从一些外来的新名词、新观念中可懂得孔子。
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应该切切实实地来研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主要应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去求了解，求发挥。
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应该切切实实地来研究孔子，更应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去求了解，求发挥。
我们须待有了真知识，才能有真信念。
我们要信孙先生，要信孔子，必须对孙先生与孔子有知识。
其实信孙先生，信孔子，也只是信我们自己中国人，信此五千年来创造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人。这即是中国民族。
若使对中国民族无信念，对当前的中国人无信念，即对孔子、孙中山，自会无信念。
孔子与孙先生他们都已成过去，不再能感受西化。西方在向前，我们只有追随著西方也向前。则一应过时的中国人，惟有搁置一边，不再理会。
以如此意态而来尊孔，也只是虚有其名，说不上真尊孔。
所以要真尊孔，惟有先恢复民族自信心。
但真尊孔，也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一条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青年战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