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名:恩嵘，字宾四
- 性别:男
- 朝代:近代
- 出生地:江苏无锡
- 出生日期:1895年7月30日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嵘，字宾四，笔名未学斋主，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其父钱永沛是秀才，以教书为业。
钱穆七岁进私塾，聪颖好学，一年后就能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九岁入果育小学读书。果育小学网罗了一批对旧学有深厚基础、对新学也能融会贯通的人任教。受老师的影响，钱穆既喜欢读古代欧阳修、韩愈和近代洪亮吉、汪容甫等人的作品，又爱看西洋小说《天方夜谭》之类的书，尤好史地，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读高小时，他的作文成绩冠全班，老师奖给他一本蒋百里译的《修学篇》。他深受书中欧美自学成才者的启发，决心走自学成才之路。
钱穆十二岁时父亲病故。次年冬他考入常州府立中学堂，颇为史地课老师吕思勉青睐。当时常州中学堂发生反对舍监的学潮，钱穆出任学生代表，并参加了罢考。其后，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钟英中学停课，钱穆辍学回家，经人介绍到秦家水渠当小学教师，教国文、史地、英文等课，兼教体育和音乐，后相继转入鸿模学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他蛰居于农村，自知升学无望，“决意自学读书”[1]。闭门谢客，刻苦攻读《孟子》、《史记》等经史子书及唐宋诸家文辞，并开始撰述，数年间相继写成《说惠施历物》、《辨者二十一事》和《论语文辞》等著作。他看到北京大学的招生广告，考生必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即觅而读之，继又读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努力使自己具备大学的文史知识。1919年夏，钱穆回到鸿模学校教书，利用该校藏书楼的有利条件，攻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文集。同年秋，他到后宅镇秦伯市一小任校长兼市立图书馆馆长，在教学中努力从事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不久因肺病休养，期间他仍研习许氏《说文》等书。在十年的教书生涯中，钱穆于“冥索”中自学苦读，勤于笔耕，开始踏上学术之路。
1922年秋，钱穆南下厦门，经史学家施之勉举荐任教于集美师范学校，课余在图书馆得《船山遗书》，仔细阅读，对古史地名变迁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半年后，他回到无锡任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在编写《论语要略》讲稿的同时，经常为报纸杂志撰稿。为了考证孟子的生平，他计划撰著《先秦诸子系年》，先编成《孟子要略》。其《墨辩探源》一文，1924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8号上，引起读者的瞩目。而《论语要略》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还校译了《公孙龙子》和《易经》三卷[2]。那时军阀战乱，学校停办，生活拮据，但他仍专心于学术的钻研。无锡第三师范复课后，他讲授国学概论，随讲随录，先集成七章。
1927年秋，钱穆进入苏州省立中学，担任全校国文课首席教席，续编《国学概论》。苏州中学是清末紫阳书院的旧址，藏书甚丰，城里还有很多旧书肆。此时，他全力以赴地撰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时蒙文通教授在南京看了钱的《系年》一书的手稿十分赞赏，将其中关于《墨子》的部分在南京一杂志上发表，并说钱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才，不宜长期留在中学教国文，建议他到大学去教历史。与此同时，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有《孔子略史及其学说的地位》、《易经研究》和《论十翼非孔子作》等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的《墨子》、《王守仁》等著述。
1930年秋，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同年冬，《燕京学报》发表他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该文是解决晚清道咸以来经学今古文争议的专著，对1891年康有为著的《新学伪经考》提出批评，还针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学风也提出意见。钱穆以史治经，破经学之壁垒，纠正一味疑古的风气，在学术上显示了他敢于突破前人论点的勇气，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书成了钱穆的成名之作。1931年夏，北京大学聘他为史学系副教授。
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期间，钱穆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秦汉史》和《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唤醒国魂，御侮救国，他会同傅斯年等学者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并任北大中国通史课的首席教授。同时继续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讲义。1933年春，他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积以往数年对考证孟子生平的研究，以及对老子和《老子》书的考辨等成果，撰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该书内容从孔子到李斯前后二百年间诸子学人的生平出发，论及师友渊源及其学术流变，被当时的学者称为是对清代版本考据的一次总结。接着，他又针对梁启超等人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以两宋学术概要为引言，乾嘉经学为中心，偏重从理学方面评述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思想，撰成他的第二部学术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性喜山川，屡次出游访古，遍游中原各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他还先后撰写有《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黄帝故事地望考》及《楚辞地名考》等十余篇文章。在旅游途中，他见到农村贫困的情形，忧戚于心;面对日本侵华日亟，他主张积极抗日。“七七”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长沙，钱穆在文学院任课。翌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设在昆明附近的蒙自，他遂辗转前往任教。不久，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至昆明，钱穆住于宜良的岩泉下寺，除讲授中国通史外，则闭门著述。他撰写的《国史大纲》于1939年6月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于次年6月出版。该书在体例上首重政治制度，次为学术思想，再次为社会经济，并对其相互间的联系于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鉴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所用的历史方法，是“记补考证派的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又因以文化治史，故对以往历史多继承少批判，否认历史的种种变革，其观点有许多的“混乱与错误”[3]。
1939年，日机频繁地轰炸昆明，钱穆潜回苏州探亲，在家乡住了一年多。他一边闭门奉养母亲，一边自学英语，借助字典通读了英文《西洋通史》。1940年夏，他撰写了《史记地名考》八十万字。翌年，他返回大后方，在成都受聘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1941年6月，他与罗忠恕等学者发起成立东西文化学会。其后，钱穆于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并在齐鲁大学兼课。他曾去乐山的武汉大学和遵义的浙江大学讲学。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他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同年冬卧病于华西坝，在养病中他通读了《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余卷和子目录整部，对朱学的研究深有体悟。在成都时期，钱穆有心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撰有《中国文化导论》等书。同时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学术和时论文章数十篇。时论文章辑成《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两书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穆于1946年夏离蓉赴沪。时上海各校仍处于恢复状态，他暂时回到家乡，不久应云南大学之聘前往昆明执教，一年后仍回江苏。1948年春，他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至1948年间，钱穆先后发表《孔子的心学与史学》等论文三十余篇。到江南大学后，他计划仿郑樵的《通志》写一部《国史新编》，并续写宋明理学的宋学部分，由于时局巨变，《国史新编》只写出了庄子的部分，书名《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同年秋，他携眷南走香港，10月在九龙开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次年秋更名新亚书院，任院长。他在新亚讲授中国文学史、庄老、楚辞和礼记四门功课。1951年到1953年，他撰有《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和《孔子与春秋》等著作。1954年，新亚书院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同年，蒋介石在台湾提倡王阳明之学，钱穆将旧作增写成《阳明学述要》出版。1955年秋，钱穆在新亚书院内创设新亚研究所，香港大学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他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前往讲授《论语新解》，耶鲁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翌年又应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之请，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63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他向新亚董事会提请辞去院长职未准，仍留新亚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书。1965年6月，钱穆获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后，前往吉隆坡，在马来亚大学任汉学教授，历时近二年。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于台北，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等课。同时整理旧讲义和散篇论文，撰著出版了《秦汉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孔子传》等书。1969年6月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4]。钱穆还发表有《墨子思想研究指导》、《陆象山思想研究指导》等论文，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
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钱穆患眼疾黄斑变性症，视力已经很弱，仍前往讲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专题讲座。后在讲座记录稿基础上加以扩充，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该书以他数十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持见解的精要，内容深入浅出，呼吁青年们要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并为弘扬光大这种文化作出贡献。1983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再次举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应邀前往参加，钱穆闻讯专程前往香港与之会晤。翌年，他获得台湾颁发的文化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之后，长日杜门，仍继续从事学术著作。在其夫人的帮助下，他于1987年8月出版了《晚学盲言》上下两卷巨著，讨论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他还在其寓所向他的学生口头讲授，并对学生说：“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5]。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
钱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史学家，生平著述极为丰富。他一生维护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其学术观点为文化史观，虽有一些“混乱和错误”，但他很有民族精神。
钱穆作品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 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 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 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 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 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 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 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 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查看详情>>
钱穆著。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史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30年以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中国上古史、先秦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1949年去香港,翌年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述较多,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老子辨》、《孟子研究》、《朱子新学案》、《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该书共14章,其中第1章为《引论》,其余各章均以人物名篇,或一人,或多人,或附论其他学者。第2章至第14章依次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李塨,阎若璩,毛奇龄,李绂,戴震,章学诚,焦循,阮元,凌延堪,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书前有作者自序,书后附学术史年表。书眉并标有提要式的标题。该书的特点,是能够具体论述各家学术渊源宗旨,撮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详细引证各家记述及评论。内容精湛翔实,绝非空论,且层次分明。如第3章论王夫之,首记传略,次记学术大要,次记政治思想。于政治思想中据其《读通鉴论》等著作,具论其法贵因时,法贵因情,泥古非今之害等主张,与其尚简论,孤秦陋宋论等思想,并论宋学与韩学的关系,都十分具体。此外,该书的目的亦在于表明作者自己关于近代学术史的独到见解和理论,申明一家之说。如作者《自序》所说:“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作者所持的观点,是崇宋学,贬汉学。故该书之首章《引论》中,专论两宋学术,以及晚明东林学派,意在表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以宋学为其开端与正途。认为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即使对宋明曾有抵斥,亦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又批评乾嘉以后的汉学说:满清对中华文化的政策,最为狡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贼人才,终不免于大乱。见解极为深刻。该书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稿。草创于1931年,至1937年成书,前后经历5年之久。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1986年中华书局据198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第7版影印出版,全2册。 查看详情>>
又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著。作者认为过去人们考论诸子年世,不免三病:“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自序》)于是广采各种资料,上溯孔子生年,下及李斯卒年,对前后二百年间先秦诸子世年及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称其所用的方法,先考定《史记·六国年表》,对先秦列国世系加以核定,“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纲在网,条贯秩如矣。”然后对先秦间诸贤、学士,均为之缉逸、征坠、辨伪,并加以排比联络,使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一一条贯。再次,考儒墨两学为先秦诸家发端,由此分源别派,使诸家之学交互融洽,旁通曲达,以明学术流变之迹。全书分为四卷:卷一考孔门儒家及相关人物,为先秦学术初盟期,首考孔子生年,终《孔门传经辨》;卷二当儒墨已分,为先秦学术酝酿期,首考墨子生年,终《老子杂辨》;卷三考晋、楚、魏列国诸子,首考商鞅生年,终屈原,为先秦学术之磅礴期;卷四首考齐湣王在位之年,终《诸子攟逸》,为先秦学术之归宿期。共一百六十三篇。后附《先秦诸子系年通表》及《考辨索引》、《书名人名索引》。该书是研究先秦诸子事迹和思想极为重要的参考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定本。1985年中华书局据增定本影印。 查看详情>>
本书是作者在八十六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九十二岁高龄，故题曰“晚学盲言”。全书共三部分，分别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政治社会人文之部”、“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九十篇专题虽篇各一义，却相贯相承。每篇都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均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国文化核心要义与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盖棺论定。上篇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阐述了严正肃穆中的宇宙法则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中篇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阐述了文化这一思想精髓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下篇是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德性修养是作者对法学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思考，让我们跨越了思想的狭隘与局限，获得了一种超凡的思想境界。 查看详情>>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查看详情>>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查看详情>>
钱穆撰。凡二十篇,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释《论语》之义,“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论者,讨论编次义。经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集为此书,故称《论语》。”“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该书将每篇分若干章,先将此章难字难句加以解释,然后解说该章要旨,最后将全章译为白话。说“《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但“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解说《论语》平实而多有新义,对历史上有关《论语》内容的争论,也在解说中有简略介绍。 查看详情>>
钱穆著。本书专为讨论庄、老两家之思想，而辩订其先后。其在于庄、老两家之生卒年世，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则均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老子》书之作者及成书年代，为历来中国思想学术界一大“悬案”。旧说老子在孔子前，近代学人梁任公批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乃主老子书出孔子后。顾颉刚、冯友兰两人从其说，主老子在庄子前。本书作者本着孟子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之意旨，梳理了道家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中各家各派之相到影响、传承与辩驳关系，言之成理，证据凿凿地推论出《老子》书应尚在庄子后。自民国十二年起，前后凡三十八年，历年递有发明，共得文十八篇，汇合以成此书 。 查看详情>>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 查看详情>>
钱穆著。197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主要历史著作,内容包括《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书。作者主要叙述了这些书的内容、体例、写作方法,说明其精神与特点,兼及成书的时代背景和各史家治学的特殊成就。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