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曲”云者，如山一曲、水一曲之曲，非一方一隅之谓也。从纵上说，不从方上说。斯道之流行者不息，而曲者据得现前一段田地，亦其全体流行之一截也。
总缘此指诚而言，固不可以仁义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诚”，此等天资，与乍见孺子入井而恻隐之今人，自不一格。彼特一念之善，发于不知不觉之际，恍惚灵动，而非有无妄之可据。其于未见孺子之前，孺子见已之余，犹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曲”，则大概皆循义理而行，特不能于痛痒关心之处，亲切警惺，如固有之。唯此一“曲”，则实有之而无妄，苟能所择皆善，则所信益弘，而无有不诚，遂俾形、著、明、动、变、化之效，无不捷得，足以知非乍见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几也。程、朱之言，特借以显“曲”为全体尽露之一节，而以扩充尽“致”字之义，非谓四端之即为“曲”也。
小注“既是四端，安得谓之曲”一问，问者先不晓了。朱子亦但就其问处答，故不可据为典要。若朱子“须于事上论，不当于人上论”之说，斯为近之。曲者，独于一事上灌注得者诚亲切。其实此诚，元是万行共载的。则养繇基之于射，亦是诚之全体见于一曲，其事小则其所诚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为过。但所云“用志不分”，则属乎好学力行而非诚耳。
诚者，周流乎万事万物，而一有则全真无二者也。一念之诚，一事之诚，即全体之诚；直至尽性合天，更无增加。与见孺子入井之心，有端而无仁之大用者不同。非犹夫四端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
抑四端如人之有四体，手自手而足自足。诚如人之有心，无定在而无在非其定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该全体，致之即充，而不待于取譬以旁通。则或问“悉有众善”之说，亦从此而生，特未为之靠定“诚”字，不免有所窒碍，如四端之说者。盖恻隐与羞恶殊心，余二亦尔。故可目言之为四，并列之为端。诚则同归而行乎殊涂，一致而被乎千虑，虽其一曲，亦无有可分派而并立也。唯察乎“曲”之为“曲”，则众说纷纭，不辨而自定矣。
二
黄氏“物格知至之后，致曲与固执并行”之说，甚为有功于圣学；似与龟山学、问、思、辨、笃行之说，相为异同。
乃所谓笃行者，元有二义。一事之已行者，专力以造其极，此以执为笃也。众事之待行者，推广而皆尽其理，此以致为笃也。故曰“行之弗笃弗措”，与上言“弗知”、“弗能 ”、“弗得”不同。行但期于笃，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为止境也。“致曲”二字，收拾尽“诚之者”一大段工夫。学、问、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审、慎、明，则曲无以致。一曲能诚，则既不患其执之不固，而唯是致之宜弘也。至于能致，则其执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于学、问、思、辨之深，亦可见矣。则黄氏之说以著夫择善以后之功而析为二；二者皆笃行事。龟山之旨，则以包乎固执之前而统其成也；又在读者之善通尔。
三
在己为“形”，被物为“著”，己之感物曰“动”，物之应感曰“变”。六“则”字皆为急辞，而“形则著、动则变”二层，尤是一串事。如瞽瞍允若，“化”也，非但“变” 也；瞽瞍底豫，则“变”也。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动”也，瞍因自豫悦而忘其顽者“变” 也。起念为“动”，其几在动之者，而彼未能自主。成念为“变”，变其未动以前之心，而得善于己矣。
四
“形”兼言、行、动而言。“著”则人闻其言而知其为善言，见其行与动而知其为善行善动。“明”则言为法，行为则，动为道，与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与“明则诚矣 ”“明”字大异，而与“自诚明”“明”字亦无甚分。
所谓“光辉”者，教之行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之道大明于己之谓光，君子之道及于天下后世之谓辉。光如日月轮郭里的赤光白光，辉则其芒耀之自天而下属于地中闲的晖焰。“明”字与“光辉”字自别。茹者之谓明，吐者之谓光。此言及物之光辉而云明者，言物之所资以为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辉，令目与镜得之以为明，故“明则动” 分己与物处，虽是一大界限，而亦以“则”字急承之。
五
章句所谓“诚能动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获上、顺亲、信友而言。实则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于教也。此言“明则动”者，包括甚大，兼行之所感与教之所启而统言之。曰 “著”、曰“明”，则有制礼、作乐、详刑、勅政之事矣。若无位之君子，则有道足兴，闻风而起，皆其动物之效。愚所举瞽瞍底豫，亦聊指一端，以发字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