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贻书谓余叙之，会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干道改元，三月九日，夜梦常之如平生。既寤，怆念畴昔，泫然流涕，乃题其首，而归其书于其孤。曰：《诗》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于朝廷，荐于郊庙，下而小夫贱隶咏于闾衡（中间从“共”）播于田野，莫不传焉。达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于自然者也。文从字顺，宜乎无得而议矣。至其不可通，则犹当以意逆志。理与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辞为可略。《诗》亡之后，作者盖寡，将即其辞而求其志之所在，义之当否，则思之何可以不熟，讲之何可以不详，而责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远，学者之弊甚，方（《历代诗话》本作“多”，从上句读）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题，以至赓和之习盛，则又因韵以造语，因语以命意，言之支离，体之骫骳，情之抑郁，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风雅之正，探本而遗末，读常之之书，庶乎进于是哉！常之传家学，故其源深；贯羣书，故其论辩；禀秀质，故其辞（《历代诗话》本作“词”）华。既尝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从容从官之内，赋《云汉》、《常武》以赞中兴，颂《清庙》、《思文》以扬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见于遗文者如此，此有识所屡叹，非余独为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孙，文康之子，予（《历代诗话》本作“余”）先大夫之从侄云（《历代诗话》本作“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历代诗话》本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