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又开始化雪了，大学里已经贴出考试时间表，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要考十八门功课，这些功课我都听过，但是没有留神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也没有准备。奇怪的是，“怎么考及格？”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我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但是由于我长大成人，由于我comme il faut，那年冬天我一直高兴得昏头昏脑，每当想到“怎么考及格”这个问题时，我就拿自己和同学们比较，心里想：“他们也要考试，可是他们大多数还不够comme il faut，所以我有胜过他们的优点，我一定会考及格。”我去上课，那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了，因为爸爸把我从家里打发出来。况且，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里常常很快活。我喜欢教室里的喧哗和谈笑；上课时，我喜欢坐在后排椅子上，随着教授有节奏的声音，或是耽于幻想，或是观察同学。我有时喜欢跟着什么人跑到马特恩酒店去喝伏特加，吃点东西，而且明明知道会受到训斥，却跟在教授后面，胆怯地打开吱呀作响的门，走进教室；当各班学生拥挤在走廊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喜欢参加进去，搞搞恶作剧。这一切都是十分愉快的。
当大家都开始循规蹈矩地前去上课，物理教授讲完自己那门课，说考试时再会的时候，学生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一组一组地温课，我也想到该温习功课了。我同奥佩罗夫见面时仍然点头，但是，就像我前边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极了，但在这时，他不但让我用他的笔记，而且邀请我同他以及别的同学们一起温课。我谢谢他，表示同意，希望这种荣幸能使我和他尽释前嫌，只是请求他，要大家每次一定到我家里聚会，因为我的房间好一些。
他们回答我说，要轮流地来，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温习功课，按照远近来定。头一天在祖欣家。那是特鲁布内林阴路一幢大房子里隔扇后面的一间小屋。第一天我迟到了，进去时他们已经读起来。小屋里弥漫着烟味，而且不是好烟叶，是祖欣抽的那种劣等烟。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一只酒杯、面包、盐和羊骨头。
祖欣没有站起来，他请我喝杯伏特加，脱掉礼服。
“您，我想，不习惯这样的款待吧？”他补充一句说。
他们都穿着不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和衬胸。我极力不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轻视，就脱掉常礼服，非常友好地躺到沙发上。祖欣有时参考笔记，讲了起来；别的人打断他，向他提问题，他很扼要地、聪明地、正确地解答着。我开始倾听，但是因为没有听上文，有好多地方不明白，于是就提了一个问题。
“啊，老兄，如果您不懂这个，听也没有用，”祖欣说，“我把笔记借给您。您明天看一遍，不然，向您解释有什么用呢？”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同时也觉得祖欣的话完全有理，于是就不再听他讲，开始打量这些新同学。按照把人们分为comme il faut和不comme il faut两类的分法，他们显然属于第二类，因此在我心里不仅引起轻蔑的情绪，而且对他们本人憎恶起来，我所以憎恶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不comme il faut，却好像不但认为我和他们平等，甚至他们还是好心照顾我。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他们的腿和咬坏指甲的脏手，奥佩罗夫的小手指上留着的长指甲，他们的粉红衬衫和衬胸，他们亲热地对骂，肮脏的房间，祖欣那种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不断轻轻擤鼻子的习惯，特别是他们应用和强调某些字眼的谈话方式。譬如，他们用蠢货代替傻瓜，用宛如代替确切，用壮丽代替美好、活动，诸如此类，在我看来，这都是咬文嚼字，不成体统。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俄文字，特别是一些外来语的发音更引起我这种“体面”的憎恨，例如他们把机器、活动、故意、在壁炉里、莎士比亚等等的重音都读错了。
尽管他们的外表在当时使我厌恶得不得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有着某些优点，羡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快活的友情，他们吸引我，使我想和他们接近，尽管这对我说来是非常困难。温厚而诚实的奥佩罗夫是我早已认识的；现在，那位活泼的、聪明绝顶的、分明在这群人中占居首位的祖欣，特别使我喜欢。他矮小，粗壮，黑发，胖胖的脸庞总是很光泽，但是非常聪明，活泼，独立不羁。特别是他的额头，虽然不高，却突出在他那深陷的黑眼睛上，还有他那翘起来的短发和好像永远不刮的浓密的黑胡髭，给他增添了这么一副表情。他好像并不考虑自己（人们身上的这个优点总使我特别喜欢），但是很显然，他从来没有不动脑筋的时候。有些人的脸是那么富于表情，你第一次见了它，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看到它们变得完全不同，祖欣的脸就是这样。快到夜晚时，在我的眼睛里，祖欣的脸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新的皱纹，眼睛陷得更深，笑容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整个容貌变得使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温习完功课以后，祖欣、别的大学生们和我，为了表示愿意结成朋友，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瓶里几乎涓滴不剩了。祖欣问谁有二十五戈比银币，他可以打发侍候他的老妇人再买点酒来。我表示愿意出钱，但是祖欣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转向奥佩罗夫，于是奥佩罗夫就掏出细珠穿的钱包，把所要的钱给了他。
“你当心，不要大喝特喝。”奥佩罗夫说，他自己滴酒不饮。
“别怕。”祖欣说，吸着羊骨髓（我记得当时我想：因为他吃了许多骨髓，所以那么聪明）。
“别怕，”祖欣微微笑着继续说，他的笑容是那么迷人，使你不由自主地会注意它，而且为了这一笑感激他，“即使我大喝特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老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打垮谁，是他打垮我呢，还是我打垮他。一切都准备好了，老兄，”他补充说，带着夸张的神情用手弹了弹额头，“但愿谢苗诺夫不要不及格，他好像大大地纵酒起来了。”
真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谢苗诺夫，在初次考试时，由于他的仪表不如我，使得我那么高兴；他以第二名考入大学之后，上课头一个月准时来听课，到复习以前就已开始纵酒。学期快结束时，在大学里根本不露面了。
“他在哪儿？”有个人打听。
“我已经见不到他的踪影了，”祖欣接下去说，“最后一次同他在一起，我们砸了里斯本酒馆。那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据说以后出了什么乱子……多好的脑筋啊？这个人多么热情！多聪明！要是他完蛋了，有多可惜！而他一定要完蛋的：以他那样容易冲动的性格，他可不是那种在大学里坐得住的人！”
又谈了一会儿，约定以后几天还在祖欣那里会面（因为他的住处离其他所有的人都近），大家就开始散去了。大伙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大家都步行，只有我一个人坐马车。我感到很羞愧，提议送奥佩罗夫一程。祖欣同我们一起出来，他向奥佩罗夫借了一个卢布，就到什么地方通宵做客去了。路上，奥佩罗夫对我讲了很多有关祖欣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话，到家以后，我好久不能入睡，思索着我所结识的这些新人物。我醒着躺了好久，心里踌躇不决，一方面尊敬他们，他们的知识、单纯、正直、青春和勇敢的诗意博得了我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的不修边幅使我厌恶。尽管我满心愿意那么做，但是当时我实在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的理解力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异构成了生活的全部魅力和意义，这些他们完全不理解，而且和我相反。但是不能接近的主要原因是，我穿的是二十卢布一尺的呢料礼服，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和一件麻布衬衫。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我总觉得，我的富裕的表征使他们不由得感到屈辱。我在他们面前觉得内疚，有时低声下气，有时又气愤自己不该卑躬屈节，于是又变得非常自负，怎么也不能和他们真诚地平等相待。祖欣的性格中粗野、恶劣的一面，由于我预感到他身上具有极大的勇敢的诗意，而被遮掩起来，使我当时根本不觉得他讨厌。
有两个星期的光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祖欣那里去学习。我很少温习功课，因为，我已经说过，我落在同学们后面，又无力单独学习来赶上他们，所以只装出在倾听和懂得他们所读的功课的模样。我觉得，同学们已经猜到我在装模作样，我时常发现，他们跳过自己懂得的地方，从来也不问我。
我一天天越来越原谅这群人的毫无规矩，逐渐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觉得其中有很多诗意。仅仅由于我向德米特里保证过不同他们去喝酒，才使我不想同他们去寻欢作乐。
有一次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文学知识，特别是法国文学的知识，于是把话头引到这个题目上来。结果，使我惊异的是，虽然他们用俄语发音来读外国书名，但是他们看的书比我多得多，知道而且欣赏英国甚至西班牙的作家，还有勒萨日[76]，这些人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他们认为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这不像我，当时我认为自己小时候阅读过、学习过的那些黄皮小书是文学）。他们对大仲马、欧仁·苏和费瓦尔[77]同样看不起，而且他们，特别是祖欣，对文学的批评比我强得多，清楚得多，这点我不能不承认。在音乐知识上，我也并不比他们高明。使我更为惊奇的是，奥佩罗夫还会拉小提琴，另外一个同我们一起学习的大学生拉大提琴和弹钢琴，他们俩都在大学乐队里演奏过，精通音乐，而且会欣赏好作品。总之，除了法语和德语的发音而外，凡是我想在他们面前炫耀的东西，他们懂得的都比我多，而且丝毫也不以此自豪。以我的处境，我很可以夸耀我的上流社会的风度，但是我不像沃洛佳那样具备这种风度。那么，我还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使我看不起他们呢？我同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的亲戚关系吗？我的法语发音吗？自用马车吗？麻布衬衫吗？指甲吗？归根结底，这一切不是很无聊吗？在羡慕摆在我眼前的同窗友谊和青春欢畅的心情下，这种念头有时模模糊糊地进入我的脑海。他们彼此你我相称。他们称呼的简单达到粗鲁的地步，但是在这粗鲁的表面下，经常可以看到唯恐伤害对方的心情。下流坯，猪猡——他们亲热地使用的这些语言只是使我作呕，给我暗暗嘲笑他们的口实，但是这些字眼得罪不了他们，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十分真诚友好的关系。在他们对待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又小心，又敏感，只有很穷的人和非常年轻的人才会这样。主要的是，我在祖欣的性格中和他在里斯本酒店的历险中，感到一种放荡不羁的豪迈气概。我推想，他们的这些酒宴一定完全不同于我在З男爵家中所参加的烧香槟酒和甜酒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