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和雷古卢斯4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自我陶醉，认为一切罪孽不过是逢场作戏，并把口腹之欲夸张为精神需要，又把男女之情归结为官能之乐。
老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蒂7的朋友，他确实是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到阿尔罕格尔庄园走一趟，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如果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它们胡乱变卖的话。他是在大理石雕像、画中的和活的美人中间，度过他八十年的豪华生涯的。在他市郊的府邸中，普希金与他谈过话，写过一首美妙的书翰诗献给他8；贡扎加9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剧场献给了他。
根据我父亲所受的教育，他在近卫军服役的经历，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他也属于这类人。但是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把轻浮生活过到七十高龄，于是他只得转向相反的极端。他想为自己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他这种安排主要考虑的只是他自己。于是坚强的意志一变而为顽固的怪癖，无所事事的精力损害了性格，使它成了别人的负担。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外表，礼貌13便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少事他可以原谅，或者不如说，不加理会，唯独违反规矩和礼节的事，往往使他怒不可遏，当即失去一切耐心，决不宽恕和谅解。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一直感到不平，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抱有一个成见，认为凡是人一切坏事都干得出，其所以不干，不是由于没有必要，便是由于尚无适当机会；他把违背礼节看作人身侮辱，看作对他的不敬，或者“小市民习气”，照他的意见，这种习气是与人类的正常交际格格不入的。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实物地租。一辆辆破旧的大车跋涉了两个来星期，满载着猪胴、小猪、鹅、鸡、谷子、黑麦、蛋、黄油，以至手织粗麻布等等。克伦斯克农民的到达对全体仆人说来，无异是一个节日，他们掠夺农民，任意勒索，尽管他们毫无这种权利。车夫要向农民收井水费，不出钱就不准汲水喂马；婆娘们要收屋内的取暖费。他们必须向前室的显贵进贡，这人一只小猪、一块毛巾，那人一只鹅、一罐黄油。他们待在老爷家中的时期，仆役们一直在大吃大喝，煮鱼汤，烤猪肉，前室中不断送来洋葱、炸肉和刚喝下的烧酒的香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凯干脆不再在前厅露面，他衣冠不整，只披一件旧仆役大衣，不穿坎肩和上装，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15显然变瘦了，老了，脸也黑了些。我父亲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
父亲点收了冰冻的家禽之后，便出现了一幕滑稽剧，奇怪的是它每年照例要重演一遍。父亲把厨师斯皮里东叫来，打发他上禽畜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打听价钱。厨师带回的是神话般的价格，比实际少一半以上。父亲骂他是饭桶，又派人去叫希库恩或斯列普什金。斯列普什金是在伊林斯基门附近开水果店的。两人都说厨子的价格太低，重新去做调查，带回了较高的价钱。最后，斯列普什金提议由他收购全部物品：鸡蛋、小猪、黄油、黑麦，等等，“免得老爷操心，影响健康”。他出的价钱当然比厨子的高一些。父亲同意了，斯列普什金便给他送来一些橙子和姜饼，表示感谢，而厨子却从他那儿拿到了二百卢布钞票。
这个斯列普什金是我父亲十分信任的，他常来向他借钱，在这方面很有独到之处，因为他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
有一次，他要求借给他五百卢布，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前一天，他托了个盘子，里边盛一个复活节大圆面包，面包上放着五百卢布，来到前厅。父亲收了钱，斯列普什金作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要吻老爷那只从不伸给他的手。但是过了三天，斯列普什金又来借钱了，这次是一千五百卢布。父亲又给了他，他又如期归还了；父亲便拿他作榜样，教训别人。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扩大了借款数目，这样，他一年就有五千卢布周转，利息微不足道，只是两三个圆面包，几磅无花果和核桃，百把个橙子和克里米亚苹果。
最后我得谈一下，诺沃谢耶村几百俄亩建筑木材丢失的情形。这是在40年代，我记得，那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送了一笔钱给米·费·奥尔洛夫16，让他给他的孩子们购置一份产业。奥尔洛夫看中了特维尔省的一块田地，它是参政官传给我父亲的17。双方谈妥了价钱，事情似乎结束了。奥尔洛夫去查看田地，查看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一片树林，可是这片树林根本没有。
“瞧，这个聪明人，”我的父亲说，“干过阴谋勾当，写过论财政金融的书，可一接触到实际，就什么也不懂……这些个内克18！我要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9去一趟，他不是秘密活动家，但为人正直，办事能干。”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到了诺沃谢耶，带回的消息是：没有树林，只有一幅画着森林的布景，这样，无论从主人的住宅或大路上，都看不到盗伐树林的情景。分家之后，参政官至少到诺沃谢耶去过五回，但从未发现这个秘密。
为了使读者对我家的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我得描述一下我家从早到晚的生活。单调是最叫人受不了的事物之一，我家的一天正如调慢了速度的英国时钟——平静地、准确地、响亮地报道着每一秒钟的过去。
早上九点多钟，坐在卧室隔壁屋中的听差，通知当过我的保姆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老爷起身了。她便去准备咖啡，他是照例单独在书房中喝咖啡的。这时屋里一切都变了样，仆人开始打扫各个房间，至少装得在做什么。本来空空荡荡的前厅，现在也挤满了人，甚至那只大纽芬兰狗麦克佩斯也蹲在壁炉前，一眼不眨地注视着炉火。
老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日报》20。不妨提一下， 《莫斯科新闻》是奉命用火烤过的，免得报纸的潮气冻坏了老爷的手指；关于政治新闻，我父亲是要读法文报的，他嫌俄文不明确。有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汉堡报纸，对德国人用德文字母印报大为不满，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与德文印刷字体的不同，说这些带尾巴的哥特式怪字伤害视力。后来他订了一份《法兰克福日报》21，不过最后他只看本国报纸了。
看完报，他发现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已站在他屋里。尼克十五岁时，卡尔·伊万诺维奇打算开店做买卖，但既无货物，又无顾客，他把勉强积攒的几个钱在这有利可图的买卖上花光之后，只得带着“莱伐尔22批发商人”的尊号停业。那时他已将近五十岁，本应安度晚年了，却仍得过无拘无束的飞鸟或十四岁的儿童的生活，这就是不知明天睡在哪里，吃什么。多亏我父亲对他有些好感，他便投奔了他；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830年，父亲又买了一幢住宅，它就在我家隔壁，比原来的大一些，好一些，还有花园。这房子本来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即著名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23的遗孀。我们迁居了。接着他又买了第三幢房子，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它们是毗连的。这两幢房屋都空关着，没有出租，因为怕失火（尽管房子是保了火险的），也怕房客吵闹；而且它们年久失修，将来总有一天非倒坍不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我父亲同意，住进了其中一幢房子，但有一个条件：晚上十时以后不准开启大门——这是很容易遵守的，因为大门从来不关。木柴是买的，不是从我家的储藏室拿的（不过确实是向我家的马车夫买的）。他在我父亲手下担任一种特殊的差事，就是说早晨来一次，问一声有没有事要办，中午来吃饭，晚上没有宾客的时候再来一下，讲些故事和新闻供我父亲解闷。
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任务虽然看来十分简单，我的父亲却把他捉弄得叫苦连天，以致这个可怜的莱伐尔人，尽管已习惯了一个没有钱、没有头脑、生得瘦小的麻脸德国佬可能遭遇的一切灾难，还是不能始终处之泰然。每隔一两年，受尽侮辱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便宣称，他“绝对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卷起铺盖走了。他购买和换进了各种小杂货，前往高加索，那些货物的完好和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失败总是残忍地跟踪着他。有时在离顿河哥萨克区域不远的地方，他那匹瘦马倒毙了——他是驾了自己的马去梯弗里斯和列杜特-卡列的；有时他的货物失窃了一半；有时他的双轮板车翻了，倒在厄尔布鲁士山麓，车轮也断了，翻车时法国香水打破了瓶子，变得分文不值；有时又丢失了什么，等到他没有东西可丢的时候，他丢了自己的护照。通常过了十来个月，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回来了，他老了些，憔悴了些，也更穷了，牙齿少了几颗，头发也更稀了。他带着一些杀臭虫和跳蚤的波斯药粉，褪色的丝绸，生锈的契尔克斯短剑，低声下气向我父亲求情，然后重新住进了那栋空房子，条件也照旧：替我父亲打杂，用自己的木柴生炉子。
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父亲便要在一些小事上向他发动攻击。卡尔·伊万诺维奇向他请安，他欠欠身子，道了谢，便眉头一皱，想出了如下的问话：
“您这发蜡在哪儿买的？”
必须说明一下，卡尔·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上帝创造的最丑陋的俗物，却风流多情，自命为洛弗莱斯24，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拳曲的金黄色假发。这一切当然早已成为我父亲评议讽刺的题材。
“在铁匠桥旁边包依斯店中买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支支吾吾回答，身子俯前一些，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上，像准备自卫的人一样。
“这香味叫什么？”
“夜紫罗兰香。”卡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您受骗了，紫罗兰的香味是柔和的，是一种清香；这个却有些刺鼻，不好闻，像涂在尸体上的防腐剂味道；我的神经太脆弱，受不了这种气味。劳驾叫人给我把花露水拿来。”
卡尔·伊万诺维奇赶紧亲自去拿花露水。
“别动，您还是叫别人拿为好，免得走得更近；我有些恶心，头都快晕了。”
卡尔·伊万诺维奇本来指望发蜡在女仆房中发挥作用的，现在不禁大为伤心。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父亲想起要办的事了：买法国的鼻烟，英国的泻盐，去看登报出售的马车（其实他并不想买）。卡尔·伊万诺维奇欣然从命，哈一哈腰走了，庆幸自己终于脱离苦海，可以等到吃午饭时再来领教了。
他走后，厨子来了。不论他买了什么，订了什么，父亲照例觉得太贵。
“唷，这么贵！是运到的货太少吗？”
“不错，老爷，”厨子回答，“路太坏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路没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些。”
这以后，他就在写字台前坐下，给庄园发通知和指示，算账，顺便骂我几句，接待大夫，但主要是跟他的听差吵嘴。这是全家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他生得矮小，容易激动，性子急躁，肝火很旺，似乎是特地生来惹我父亲生气，让他教训的。他们之间每天重演的那些场面，可以编进任何一本喜剧，然而那都是一本正经进行的。我父亲完全知道，这个人他少不了，因此对他的粗鲁回答，常常不加理会，但也不放松对他的教训，尽管三十五年的努力并没有收效。从听差方面说，他本受不了这种生活，多亏他有办法自寻乐趣：午饭前他大多已有了醉意。这我父亲是知道的，但只限于转弯抹角规劝几句，例如劝他用黑面包蘸盐下酒，免得嘴里带伏特加酒味。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有个习惯，喝了酒上菜时，总要怪模怪样地立正行礼。父亲一看到这姿势，马上设法把他打发走，例如派他去问“理发师安东是不是已经搬了家”，同时用法语对我说道：
“我知道他没有搬家，不过这个人喝过酒了，他会失手打碎汤碗，把汤泼在桌布上，吓我一大跳。还是让他出去透透风吧，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
听差对这种把戏通常要回敬几句，即使当场不知如何回答，临走时也得从牙齿缝中嘀咕一下。于是老爷叫他回来，声音同样平静，问他想说什么。
“我没有向您禀告什么。”
“那么你在同谁讲话呢？除了我与你，这屋子和对面屋子都没有别人。”
“我是对自己说话。”
“这非常危险，疯癫就是这样开始的。”
听差满腹牢骚，回到老爷卧室旁边的房间，在那里读《莫斯科新闻》，给预备出售的假发编辫子。大概为了解闷，他拼命吸鼻烟，可能他的烟太冲，也可能他的嗅神经太脆弱，总之，他一闻鼻烟，便要接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打铃了。听差丢下一束头发，走进了屋子。
“这是你在打喷嚏？”
“是的，老爷。”
“我祝你健康。”25老爷做了个手势，叫听差走开。
谢肉节最后一天晚上，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得向主人请求宽恕。在这庄严的时刻，我父亲便由听差陪同走进大厅。这时，他装得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似的。
“那儿墙旮旯站的可敬的老爷子是谁？”他问听差。
“马车夫达尼洛。”听差慢条斯理回答，心知这不过是演戏。
“真的，他变得都快不认识啦！我相信，人老得这么快，都是喝酒的缘故。他现在干什么？”
“给炉子搬木柴。”
老人做出不耐烦的痛苦神色。
“你怎么搞的，三十年还没学会讲话？……搬，怎么是搬柴？柴是抱进来的，不是搬进来的。哦，达尼洛，多谢上帝，今年我还能见到你。我宽恕你的一切罪过，这一年你浪费了不少燕麦，还常常忘记给马刷毛；也请你宽恕我。趁你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继续搬你的木柴吧。嗯，现在大斋期到了26，酒要少喝一些，你这把年纪，喝酒是有害的，也是有罪的。”
就这样，他对全体仆役作了一次检阅。
我们在三四点钟用膳。用膳时间很长，也非常枯燥。斯皮里东是手艺不坏的厨师，但我父亲的节俭，以及厨师本人的节俭，使食物变得相当单调乏味，尽管菜有好几道。父亲旁边放一只红土瓦盆，他亲手把各种吃剩的东西放在盆里，预备喂狗；此外，他还用自己的餐叉直接喂狗，这使仆人非常生气，也使我非常生气。为什么？我说不清……
我家平常客人不多，来吃饭的更少。我记得，来客中有一个人，他在我家餐桌旁出现，有时能使父亲脸上的皱纹消失，这就是尼·尼·巴赫梅捷夫。他是瘸腿将军27的哥哥，自己也是将军，但早已退伍。他与我父亲早在伊斯梅洛夫团中即已相识；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保罗在位时期，两人一起受军法审判：巴赫梅捷夫是因为与人决斗，父亲是因为在决斗中当公证人。后来，一人到外国旅行，一人去乌法当了省长。他们没有相似之处。巴赫梅捷夫是个高大、健康、漂亮的老人，讲究吃，也爱喝一点酒，喜欢高谈阔论，还有许多其他嗜好。他夸口说，有个时期，他能接连吃一百个烤馅饼，到了六十岁，一顿吃十二个油炸荞麦薄饼，还满不在乎；这样的事，我确实见过不止一次。
巴赫梅捷夫对我父亲有些影响，至少有些约束力。他一旦发觉父亲心情不好，立刻戴上帽子，像军人那样碰一下脚后跟，说道：
“再见，你今天病了，有些糊涂；我本想留在这儿吃饭，但饭后看到发愁的脸，我受不了！祝你愉快！
父亲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精力多么旺盛！尼·尼居然还这么活跃！多谢上帝，他身强力壮，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些多灾多难的约伯28；零下二十度的大冷天，他还坐了雪橇跑东跑西，满不在乎，从波克罗夫卡赶来……可我每天醒来，总要感谢上帝，我总算还活着，还能呼吸。哎哟……唉！有句俗话说得不错：饱汉不知饿汉饥！”
这在他是最大限度的宽容了。
我们有时也举行家族宴会，出席的有参政官、戈洛赫瓦斯托夫一家和其他亲戚。这些宴会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也不是毫无目的，它是出于经济和策略上的周密考虑。例如，2月20日是列夫·卡坦斯克日，即参政官的命名日，我家举办一次宴会；6月24日是伊万日29，参政官家举办一次宴会。这除了表示手足之情，道德上足资标榜外，也是为了免得双方在自己府上大办筵席。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常来的人30，其中包括“职务在身”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他总要先在家中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点莱伐尔鳁鱼，到了酒席上，连小小一杯特制的果汁酒也不喝；有时还有我的最后一位法文教师，这是个老吝啬鬼，满脸横肉，喜欢搬弄是非。用膳时，梯里耶先生总是弄错，往自己的玻璃杯中斟葡萄酒，不斟啤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道歉，后来我父亲只得提醒他：
“您右首放的是葡萄酒，别再弄错了。”梯里耶还总是抓了一大撮鼻烟，往他那个歪在一边的大鼻子里乱塞，把鼻烟洒了不少在菜盆上。
这些常客中，有一位高度喜剧性的人物。这是个矮小的秃顶老头儿，经常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燕尾服，坎肩短到现时一般坎肩开始的地方，手里经常拿一根细手杖，他的整个外形都落伍了二十年，即在1830年是1810年的装束，在1840年是1820年的打扮。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缅诺夫是五等文官，舍列梅捷夫救济院31的一个主管人，也搞搞文学写作。由于生来缺少天赋，又是在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辞藻，以及马蒙泰尔和马里沃32的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皮缅诺夫终于成了介乎沙利科夫和弗·帕纳耶夫33之间的一流人物。这个可敬的阵营，它的伏尔泰便是亚历山大皇朝的秘密警察头子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德桑格伦34，它的富有希望的年轻人则是皮缅·阿拉波夫35。这些人都追随一个共同的族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36；除了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37，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皮缅诺夫每星期二到花园街德米特里耶夫府上，拜见“老前辈”，讨论文体之美及新语言之堕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祖国语文的光滑道路上行走自如，先是发表了《拉罗什富科公爵论道德》38，继而又写了文章《论女性美及其魅力》。我十六岁以后，再没碰过这篇文章，只记得那些连篇累牍的比较——像普卢塔克39拿英雄作比较一样，他把淡黄头发的女子与黑发女郎互相比较：“虽然淡黄头发的女子那样那样那样，但是黑发女郎这样这样这样……”但皮缅诺夫的主要成就不在于他出版过几本从来没人阅读的书，而在于他一旦发笑，便欲罢不能，以致笑声变成了百日咳似的痉挛性发作，时而像爆炸声，时而像滚滚而来的闷雷声。他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因此一旦预感到什么可笑的事，便得未雨绸缪，采取预防措施：掏出手帕，看钟，扣上燕尾服的纽扣，用双手捂住脸；危机一到，便霍然起立，面向墙壁，靠在那里，度过痛苦的半个多小时，然后涨红了脸，带着发作后的疲惫，一边擦秃头上的汗，一边坐下，但它的余波还会保持很久。
当然，我父亲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安静，善良，笨拙，是文学家，又是穷人，不具备值得重视的任何条件。但是他那痉挛性的笑却大得我父亲的欢心。他往往借一件事引得他大笑不止，终于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也莫名其妙地哄堂大笑。于是这场嘲弄的始作俑者露出微笑，望着我们，正如一个人在观看一群小狗狺狺狂吠一样。
有时，我父亲对这位女性美及其魅力的鉴赏者的捉弄是可怕的。
“工程师某某上校到。”仆人通报道。
“请。”我父亲说，又转身对皮缅诺夫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他面前您可得留神啊，他有不幸的抽搐症，讲话结结巴巴的，很古怪，好像成天在打嗝儿。”于是他模仿上校的样子，做得很像。“我知道，您是喜欢笑的，要当心克制一下才好。”
这就够了。工程师刚讲两句话，皮缅诺夫已掏出手帕，把双手合拢掩在嘴上，最后跑了出去。
工程师看了有些惊讶，父亲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怎么啦？他有病，现在突然发作了，赶快叫人给他拿一杯冷水，再带瓶花露水来。”
在这种场合，皮缅诺夫会拿了帽子，一直笑到阿尔巴特门，停在十字路口，把身子扑在路灯杆上。
整整几年中，他每隔一个礼拜日总要在我家吃一顿饭。他的准时到达和不准时到达（如果他忘了）同样使我父亲生气，他便捉弄他。可是老实的皮缅诺夫照旧从克拉斯诺门步行到老马厩街来，直到他死去，完全不再发笑的时候为止。这位孤独的单身老人病了很久，临死前眼睁睁看着他的女管家拿走他的一切物品、衣服，甚至床上的被单，丢下他无人照料。
然而餐桌上真正的嘲弄对象40是各种各样的老太婆，马·阿·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41（我父亲的姐姐）府上那些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食客。每逢节日，她们有时上我家来待一天，这是为了调剂生活，也是为了打听我家的内情：主人间有没有争吵，厨子有没有与他的老婆打架，老爷知道不知道帕拉莎或乌利亚沙赚了钱。应当指出，早在四五十年前这些未亡人还未出嫁的时候，已经常出入公爵夫人和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42的家，认识我的父亲了。从到处转游的青年时代到无家可归的老年时代，这中间的二十来年，她们无非是跟男人拌嘴，阻挡他们酗酒，在他们瘫痪之后侍候他们，然后把他们抬进坟墓。她们有的跟着驻防军的军官，带了一群孩子在比萨拉比亚跑来跑去，有的跟丈夫打了一辈子官司。这一切生活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外省县城和衙门的影响，对世上有财有势者的畏惧，忍气吞声和愚昧残忍的习性。
她们一来，便会出现一些叫人纳闷的场面。
“你怎么啦，安娜·亚基莫夫娜，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吃东西啊？”我父亲问。
这个弯腰曲背的老婆子，脸色憔悴，满面皱纹，是克列缅丘格地方一位官吏的寡妇，身上老是有一股刺鼻的膏药味。她垂下眼皮，装得毕恭毕敬，回答道：
“请原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老爷，说真的，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我是老派人，哎，哎，眼下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呢。”
“啊，多么没趣儿！你总是惦记着教规！老妈妈，祸从口出，不是祸从口入；吃什么，这都一样；只有从嘴里出来的东西才应该多加小心……免得说长道短，议论别人。这种日子你其实最好在自己家里吃饭，要不，如果来一个土耳其人，我还得为他煮羊肉饭不成。我这儿不是饭馆，不能点菜。”
老婆子本想要求另外给她点麦饼和粗粉，吓得不敢吱声，赶紧拿起克瓦斯和凉拌菜，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奇怪的是，一旦她或她们中间哪一位在斋期吃了荤食，我的父亲（他是从来不守斋的）马上一边伤心地摇头，一边说道：
“安娜·亚基莫夫娜，一生到了这最后几年，还违背祖宗的规矩，真不值得。我有罪，吃了荤食，这是因为我多病；唉，可你呢，这么多年，感谢上帝，你一生都遵守斋期，到了现在突然……这让他们看了多不好啊。”
他指指仆役们。可怜的老婆子只得重又喝克瓦斯，吃凉拌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很生气，有一次我竟插了嘴，指出他的意见互相矛盾。于是父亲欠起身子，抓住丝绒小帽的穗子，把它脱下，托在空中，感谢我提醒了他，请我原谅他的健忘，然后对老婆子说道：
“可怕的时代！既然儿子能教训老子，你在斋期吃荤食又有什么奇怪！我们今后会变得怎样？简直叫人不敢想象！幸好我和你都见不到了。”
饭后父亲要睡一两个小时。仆人马上走散了，有的去酒店，有的上饭馆。七点钟开始喝茶，有时也来一两个客人，主要是参政官；这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参政官往往带来各种消息，讲得兴高采烈。父亲一边听，一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哥哥认为他要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经；明明是惊心动魄的新闻，他却仿佛没有听见，反问是怎么回事。
参政官与弟弟意见相反，或者不很一致的时候，他的遭遇更坏，不过这是很罕见的；有时我父亲情绪特别低落，他便懒得与他争吵了。在这种悲喜剧场面中，最有趣的是参政官那种自然流露的气愤情绪和我父亲那种强装的、人为的冷漠外表。
“得啦，你今天病了。”参政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便往外走。
有一次他气得竟不知开门，却拼命推它，用脚踢它，口中嘟哝：“该死的门，怎么这样！”
我父亲心平气和走过去，朝相反的方向开了门，故意用相当安详的口气说道：
“门并不该死，它是朝那边开的，您却要它向这边开，生它的气。”
这里应说明一下，参政官比我父亲大两岁，对我父亲称“你”，而我父亲因是弟弟，对参政宫总是称“您”。
参政官走后，父亲回卧室了。每天他都要查问一下，大门关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还要表示一点怀疑，又从未亲自去检查过。在卧室中他还有一大串事要办：洗脸，热水罨敷，服药；床边的小桌上，听差已给他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药瓶，小夜灯，小盒子。老人通常要读一小时书，读的是布里埃内43的作品，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44，以及其他各种笔记。在阅读中，夜幕降落了。
1834年我离开家中时他是这样，1840年我回家时他也是这样，直到1846年他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回来以后才明白，在许多事上父亲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把人看得太透彻了，以致鄙视所有的人。哪怕是真理，到了他口中也会遭到冷嘲热讽，使一颗年轻的心忍受不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们中间，头脑已淡漠寡情，因而时刻提防大家，可是冷却的心并不要求和解，这使他与世上一切人处于敌对状态。
1839年，特别是1842年后，我发现他身体衰弱了，确实病了；这时参政官已经作古，他的周围变得更空虚了，连听差也换了，但他本人依然如故，只有体力大不如前，他的嘲讽依旧，记忆力依旧，也照旧用各种小事折磨人；不变的佐年贝格仍在旧宅流浪，供他使唤。
直到那时，我才看清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望着这个被遗弃的生命孤单寂寞地度过凄恻的暮年，在荒凉贫瘠、毫无生气的沙漠中逐渐倒下；他自己一手制造了这个环境，现在要改变已无能为力。他了解这一点，看到末日正在临近，便克制了软弱和衰老，倔强而固执地支撑着自己。我有时非常同情老头儿，但又无可奈何——他是不可亲近的。
……有时我悄悄走过他的书房，只见他坐在坚硬笨重的大安乐椅中，周围是他养的几只小狗，孤零零一个人与我三岁的儿子逗乐玩儿。老人那攥紧的双手，那僵硬的神经，在孩子面前似乎变得灵活了，仿佛他暂时得到了休息，摆脱了他赖以为生的无尽的疑虑、争斗和烦恼，在把垂死的手伸向摇篮。
1 原文是法文。
2 指1715至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腓力摄政的时期（法王路易十五继位时才五岁）。这时期朝政腐败，风俗糜烂。
3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柯弗莱所著小说《福布拉斯骑士冒险记》的主人公，一个冒险家。
4 雷古卢斯（卒于公元前248年），古罗马的将领及政治家，以正直骁勇著称。
5 即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两次提到过的尤苏波夫公爵，他是沙皇的大官僚，大庄园主，后来任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总管。
6 都是当时的名流，马萨利斯基（死于1839年）曾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斯佩兰斯基的亲密好友；桑季（1769—1838）是俄军中将，伯爵，曾任基辅省长。
7 卡斯蒂（1724—1803），意大利诗人和讽刺作家。
8 指普希金的诗《致某显贵》，该诗原题为《寄给尼·尤公爵》。
9 贡扎加（1751—1831），意大利画家及舞台美术家，曾在俄国工作多年。阿尔罕格尔剧场的设计和绘画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10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是他的一首重要的颂诗。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11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的哥哥，曾任奥伦堡省省长。
12 古俄罗斯一些大公的名字。
13 原文是法文。
14 这几句分别指赫尔岑的母亲，他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那个哥哥，以及他本人。
15 即第三章及后面谈到的那个听差。
16 奥尔洛夫（1788—1842），十二月党人，被捕前是俄军少将。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是他的堂姐。
17 参政官已于1839年去世。
18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写过《论法国财政》等书，由于在财政金融上的独到见解，被法王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他所执行的方针因遭到贵族等的反对，终于宣告失败。
19 莫斯科的一位官员，姓克柳恰廖夫，长期为赫尔岑家代理经济事务。
20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彼得堡出版的法文报纸。
21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德国出版的法文报纸。
22 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它在沙俄时代称为莱伐尔。
23 即第一章中提到过的罗斯托普钦伯爵（1763—1826），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莫斯科总督。
24 英国著名感伤主义小说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个玩弄女性的公子哥儿。
25 在西方一些国家，打喷嚏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因此有人打喷嚏时，旁边的人便得说：“上帝保佑你。”
26 谢肉节后紧接着便是大斋期。
27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
28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族长，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一生历尽艰难，见《旧约全书·约伯记》。
29 赫尔岑的父亲名伊万，这一天是他的命名日。
30 原文是法文。
31 舍列梅捷夫是俄国大官僚，1810年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慈善机关，包括医院、养老院等。
32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作品用感伤情调进行道德说教，曾风行一时。马里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剧作富有感情，语言隽永，被认为浪漫主义先驱。
33 沙利科夫（1768—1852）和帕纳耶夫（1792—1859）都是俄国感伤主义诗人。
34 即第三章中提到过的德桑格伦。
35 阿拉波夫（1796—1861），俄国大官僚和剧作家。
36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卡拉姆津齐名。
37 瓦西里·普希金（1767—1830），诗人普希金的伯父，也属于感伤主义作家，曾与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一起展开对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进攻。
38 拉罗什富科公爵（1613—1680）是法国的伦理作家。这本书与下一本书实际上都是翻译的。
39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40 原文是法文。
41 赫尔岑的姑母，他的妻子便是在她家中长大的。
42 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与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住在一起。
43 布里埃内（1769—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担任过拿破仑的秘书，写有《回忆录》等。
44 法国军官拉斯卡斯所写回忆录，他曾随拿破仑流放至圣赫勒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