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1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第90期（纪念康·谢·阿克萨科夫专号）
1
除了自己的伙伴，我们还有对立面，那些我们友好的敌人3，或者准确些说，敌对的友人4，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之间的争论早已结束，我们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忠于各自的原则，必须这么做。他们对我国历史童年时代的幼稚崇拜，我们本可置之不问，但由于把他们的正教精神看得过于认真，由于他们在宗教上的偏执情绪（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科学和对分裂派的态度上），我们觉得必须起而反对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给沙皇涂抹的新的圣油，给思想加上的新的锁链，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会奴役制度发出的新的投降书。
我们长期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恶果。他们那种圣像画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烟雾，妨碍了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民族的风习和农村生活的基础。
斯拉夫派的东正教，他们那种复古的爱国主义，那种过甚其词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极端的结果。他们的观点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方面，根本不在于东正教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罗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这是他们从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世家门第的自我吹嘘。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
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比向德国人证明他们的民族性更为可笑，因为连咒骂我们的人也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他们因恐惧而憎恨我们，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样否定我们。我们需要用民族性来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人。这种内部斗争不可能达到史诗规模。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特殊的学说，它的出现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没有东正教的神幡作旗帜，没有《家训》6及彼得大帝前纯粹俄国式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作理想，那么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时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他们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里。他们的宝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们分开。
谈到本国的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种族的其他各国。我们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记在那里排外的民族主义才是深受外来压迫的民族的呼声。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即为奥地利政府当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风雨如晦的维也纳会议7时期获得了发展。这是一切复古和复旧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发臭的僵尸还魂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日耳曼主义，鼓吹要重建巴勃罗萨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出现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10。各国政府欢迎这一动向，它们本来就鼓励各民族间的仇恨。人民群众重又按种族关系结合，种族的纽带收得更紧了，改善生活环境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国境变得更难跨越，民族间的联系和同情逐渐中断。理所当然，得以抬头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极无为、软弱无力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动只能限于考古性的学术研究和词源学上的论争。在米兰和波兰，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义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士兵们要求撤换巴克莱·德托利21，因为他的姓是德国姓，这些人是霍米亚科夫及其同伙们的前辈。
1812年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但1812年的爱国主义没有维护斯拉夫旧传统的性质。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亚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切强大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爱国志士为了使人爱俄国历史，不得不按照欧洲的方式表现这种感情。他们一般从法文中把希腊罗马式爱国主义搬进俄文，这不外是这样的诗句：
对于高尚的心，祖国是多么宝贵啊！22
确实，希什科夫23当时已在喋喋不休，要复活古文体，但他的影响极其有限。至于真正的民族体裁，大概只有写过告民众书之类传单的半法国人罗斯托普钦伯爵才知道。24
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25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26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丛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29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对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41。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恰达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没有地位，不过是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确实像普希金说的：
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46，
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权的压制下，
他只是一名骠骑兵军官……48
与他来往，在手握生杀大权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个人的名誉。他的声望从何而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会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趋之若鹜？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针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49，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50，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恰达耶夫不仅不对他们让步，还捉弄他们，使他们随时感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51当然，这些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晚会，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哪怕它违背圣上的旨意。“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恰达耶夫成了公认的权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错乱”的权力就降低一分。
恰达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点，他愤世嫉俗，放任不羁。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我看是举世无双的，正因为这样，它有些像外省社会，显得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在这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几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无财产，整天苦思冥想，牢骚满腹，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谢苗诺夫事件52发生时，恰达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记得，那时皇上在维罗纳或亚琛参加会议53。瓦西里奇科夫派恰达耶夫呈送报告，他不知怎么迟到了一两个钟头，落在奥地利公使勒布采尔腾54的使者后面。沙皇那时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动政策，而梅特涅对谢苗诺夫事件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对恰达耶夫极不客气，一边骂一边生闷气，后来自知失礼，下令让他当侍从武官；恰达耶夫谢绝了这种荣誉，只提出一个要求：辞职。当然，这极不得皇上的欢心，但辞职被批准了。
恰达耶夫放弃绣金制服之后，并不急于回俄国，却开始研究学问了。亚历山大驾崩，发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达耶夫不在国内，使他避免了必然会遭遇的厄运55，他是在1830年前后回国的。
在德国，恰达耶夫与谢林来往密切；后来他之倾向神秘主义哲学，大概谢林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来源于这种哲学，并成为他终生的信仰。在《书简》中，他把俄国的灾难一半归罪于希腊教会，归罪于它脱离了无所不包的西方统一体。
这种意见不论我们看来如何奇特，但不应忘记，天主教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拉科代尔56一面宣传天主教社会主义，一面仍是多明我会57修士，他的助手谢威仍是《人民之声报》58的编者。其实新天主教不比修辞上的自然神论逊色，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种温和的神学，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思想范畴，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无神论”。
如果在1848年之后，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之后，在庇护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后，还可能有龙格61和毕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帜上涂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直到现在还有密茨凯维奇和克拉辛斯基63这些人在继续宣传弥赛亚救世主义，那么恰达耶夫从20年代的欧洲，把这类学说携带回国，就毫不足怪了。我们对那时的欧洲已有些忘记，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贝尔64的《历史》，摩根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亚尼66的《回忆录》，拜伦和莱奥帕尔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历史时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宫，一面是野蛮的君主主义在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义在以宪章为遮羞布，伪装贞洁。至多只能偶尔听到几声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歌声，坎宁68或鲁瓦耶-科拉尔69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言辞。
在新教的德国，那时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莱格尔70和利奥71改变了信仰，老杨恩72等人大谈什么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人们在中世纪和神秘主义中逃避现实，读艾卡茨豪生73的书，研究催眠术和霍恩洛厄74的奇迹。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敌，可是它的复兴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对当时死气沉沉的时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样。
这种天主教对一个俄国人必然发生更大的影响。它表面上具备俄国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国与世隔绝，只是在物质权力的压制下，靠自己的触须在探索道路。西方教会那种严格的教规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种独行其是的彻底性，那种实际的运用，那种坚守不渝的信念，那种认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罗马和全世界75，自己对世俗权力的轻视，使一切矛盾化为乌有的假象，对一个热血奔腾、在成年时期开始接受严肃教育的人，是极易发生压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达耶夫回国时，在俄国遇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气氛。我尽管年轻无知，但我记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来，上层社会的堕落如何怵目惊心，它变得更卑贱，更奴颜婢膝了。亚历山大时期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概，1826年后已荡然无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长，但还缺乏自觉性，还像孩子一样光着脖子在玩乐，或者在寄宿学校和皇村学校读书。有些青年文学家已开始试探自己的力量，练习写作，但还没有崭露头角，环境也与恰达耶夫当年的社会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与普希金在一起，成了两人，最后与普希金和奥尔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这二人辞世后，恰达耶夫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这儿！
把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两首书翰诗对照一下，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青年普希金对自己的友人说：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
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76
但是朝霞没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宝座，于是普希金写道：
恰达耶夫，往事可还记得？
曾几何时我怀着青春的狂热，
要把灾难深重的名字，
呈献到另一片废墟上？
如今心灵的火已被风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懒散和宁静，
但在令人感奋的回忆中，
我要在神圣的友谊之石上，
刻写我们的姓名！77
恰达耶夫那种绝望的观念，是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一种报复，他对它发出了深思熟虑的、饱经忧患的诅咒，要用它总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和俄国历史的一整个时期。对斯拉夫派说来，世上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愤万分地亵渎了他们所宝贵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达耶夫常说：“每个外国人到了莫斯科，就给带去参观它的大炮和大钟，但大炮已不能发射，大钟也已摇摇欲坠。在这个惊人的城市里，值得一看的竟只是这些破烂。也许，这座没有钟舌的大钟便是这个默默无声的大国的象征，住在这里的种族虽然自称为斯拉夫人78，却仿佛对人类之有语言感到十分惊讶。”79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督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么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没有出路。”彼得时期的人80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时期相信俄国将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毫无实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压迫手段，教会成了警察的保护伞，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压迫再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它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坏，成了最可耻的东西：文明的奴隶。在这苦闷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受够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们，政府打击我们，现在该休息了，该让和平降临到心灵中，找个地方躺下了……这无异是说“该安息了”，于是恰达耶夫企图在天主教会中，为一切历尽辛酸苦难的人们找到许诺给他们的安宁。
从复辟时期81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从彼得的俄罗斯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民活的灵魂怀着忠诚的信念，他们的直觉比他们的理性更敏锐。他们明白，俄国的现状尽管已病入膏肓，但还不是绝症。恰达耶夫认为，个人的得救尚有一线希望，民族则不然，斯拉夫派却明确表示，为现代生活所俘虏的个人必然灭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说：“出路在我们这儿，出路在于抛弃彼得时期，回到被外国文化和外国政府所隔绝的人民中去，恢复古风旧习！”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远不需要旧的衣衫。一切复古，一切复辟，始终只是假面具。我们已见到两次：法国正统派未能复活路易十四的时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复到热月八日以前82。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斧头也砍不掉的。
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
在整个俄国，除了斯拉夫派，谁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正如恰达耶夫讲笑话时说的，康·阿克萨科夫穿着民族服装在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
他们对回到民间去的理解也极肤浅，与西方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接受人民的偏见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动。由此就产生了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在朴素的信仰中，这些仪式是动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图，它们就成了对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间去之所以不切实际，最好的证明即在于他们丝毫没有激起人民对此的同情。无论拜占庭教会，还是多棱宫84，都不能对斯拉夫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回到农村和劳力组合，回到村社大会和哥萨克自由体，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这一切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停滞不动，变成凝固的亚细亚社会，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清除一切杂质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们上面的浮肉——当然，我们的使命便在这里。但是不应该产生误解，这一切已大大超出国家的范围；莫斯科时期正如彼得堡时期一样，对此极少帮助，它也决不比后者优越。彼得只是把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85改铸成大炮，把它从钟楼上取下的还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86；彼得的户口调查87只是巩固了农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诺夫88开始实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没有民选税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体罚也渊源久远，早在用树条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俄国有过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是被各种事件掩盖了，最后到了彼得时期才被切断。其实这种发展道路俄国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那现在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那开始在思想和预感中闪现的东西，那未被意识到的存在于农舍和田野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才在历史的园地上萌芽，而这片园地是经过了二十代人的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灌溉的。
这是我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它们不是回忆，不是写在编年史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们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艰苦历史过程中保全下来的，并在政府的压力下幸免于难，然而没有得到发展。我甚至怀疑，没有经过彼得时期，没有获得欧洲文化的养料，它们是否具备发展的内在力量。
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依靠本身是不够的。印度自古以来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与我们的村社极为相似。然而它并未使印度获得远大的发展。
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劳动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会和以若干村庄联合构成的自治性行政单位——这一切都是基石，我们未来自由村社的大厦就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上。但基石毕竟只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命运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结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体中，便是成为共产主义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圣灵一样，不能找到一个血肉之躯。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们的“女性气质”，缺乏首创精神，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们首先成为需要依赖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他们不能完全独立。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会这么深刻而完整地吸收过来，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变，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斯拉夫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
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人90。
为了成为一个国家，它需要蒙古人。
欧罗巴主义使它从莫斯科王国发展成了庞大的彼得堡帝国。
“但是斯拉夫人尽管接受能力强，他们不是处处表明，他们完全无力建立当代欧洲的国家秩序，经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或是弄得混乱不堪，束手无策吗？”
这种无能和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正是伟大的天赋优点。
整个欧洲现在已到了需要专制主义的地步，否则在力图建立新秩序的社会思潮的进攻面前，它便无法维持当代的国家生活，因为尽管西方提心吊胆，百般防范，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这种新秩序。
曾有一个时期，半自由的西方对压在沙皇宝座下的俄罗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则望着幸福的兄长们叹息不已。这个时期过去了。大家已在向奴隶制度看齐。
我们现在面临一大奇迹：那些还保持着自由机构的国家，也对专制主义不胜向往。在君士坦丁大帝91时代，自由的罗马人为了逃避苛捐杂税，主动要求贬为奴隶，但那时以后，人类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欧洲表明，它对社会变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对这种变革，俄国还不致那么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与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们对俄国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从1848年底起我就开始鼓吹的。
欧洲选择了专制主义，挑中了帝国。专制主义便是军事体制，帝国便是战争，皇帝便是军事统帅。一切披上了戎装，只等战争爆发，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国内——在下面，在底层；国外——在涅曼河92那边。
战争现在开始了93，它可能出现休战状态，但在全面变革开始前不会结束，只有全面变革才是重新洗牌，开始新的一局。欧洲有两大历史巨人94，他们是开拓全部西欧史的沙场老将，两个世界，两个传统，两种原则——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代表，现在却有一个默默无声、既无旗号、又无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时宜地站了起来，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绳索，粗暴地企图闯进欧洲的大门，历史的大门，他一只脚跨到德意志身边，另一只脚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称要步拜占庭的后尘。对这个第三者，两位沙场老将不可能听其自然，不予以迎头痛击。
这三者能否和解，较量之后，能否决一雌雄？俄国将被瓜分，还是衰老的欧洲从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渊？它们能否彼此伸出手来，洗心革面，开始新的生活，携手前进，还是将无休无止地厮杀？只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而且也不会从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
2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95及波戈金96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97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98，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99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100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102，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103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104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105，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106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107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108的晚会， 《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由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09饰演费加罗，由玛丽·安托瓦内特110饰演苏姗娜111！）。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113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15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116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117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119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一边，众人瞩目的穆罗姆人·伊利亚120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正如他的手下败将莫罗什金121说的，他是“当代的雄辩家高尔吉亚”122。这人头脑发达，灵活，办法多，而且不择手段，记忆力强，思想敏捷，一辈子就是在热烈而不知疲倦地与人论争。这个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杀，进犯和追击，讽刺挖苦，引经据典，威胁恐吓，直至把对方逼进森林，不讨饶就休想脱身——总之，为信仰战斗的，只得放弃信仰，为理论战斗的，只得抛弃理论。
霍米亚科夫确实是危险的对手，一个老练的、喜欢争斗的辩证法家，对方的一点疏忽，一点退让，都会被他利用。这个才能非凡、学识渊博的人，像中世纪的骑士守卫圣母一样，连睡觉也不卸下武装。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准备迎接错综复杂的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观点旗开得胜，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从拜占庭神学的决疑法，到中世纪法学家诡计多端的奥妙花招。他的反驳往往披上伪装，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计可施。
霍米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经常运用这种力量。他是靠口若悬河征服对方，靠博古通今压倒对方，靠冷嘲热讽威胁对方，使他们终于对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产生动摇，发生怀疑：我自己的东西果真完美无缺吗？他善于把半路停顿的人捉住，放进雄辩的熔炉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们手足无措；在这一切进行中间，他脸上总是露出仿佛真诚的微笑。我说“仿佛”，因为他那张略带东方情调的面孔，总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那种幼稚的东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国式心计的混合物。一般说来，他以诡辩取胜的时候多，以理服人的时候少。
他的哲学论辩的实质在于：他否认靠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认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帮助幼芽或种子发展，而幼芽或种子本身则另有来源，而且已初具规模（即它们是神的启示所给予，是信仰所产生）。如果理性无所依附，那么它只能在空虚中徘徊，建立一些范畴，这样，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则，但是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也无法懂得不灭等等概念。霍米亚科夫就这样打败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人们。不论他们在黑格尔方法的程式中怎样挣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霍米亚科夫总是跟踪追击，最后，他们用逻辑公式盖成的纸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们给他用脚一绊，不是栽倒在他们所耻与为伍的“唯物主义”上，便是落进他们简直不敢设想的“无神论”中。霍米亚科夫胜利了！
我听过几次他的辩论，发现了这种诡计。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与他较量的时候，第一次我就主动把他引向这些结论123。霍米亚科夫眯缝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发，预先露出了笑容。
“可您知道，”他突然说，仿佛这是一个新发现，“单靠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发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无从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接连不断的，没有目的的活动，它既可以继续，也可以停止。既然这样，您想证明，历史不会在明天中断，不会随着人类和地球的灭亡而灭亡，就办不到了。”
“我何曾对您说过我要证明这一点？”我回答他。“我完全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霍米亚科夫说，有些惊讶了。“您能接受残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这些可怕后果，居然无动于衷吗？”
“我能，因为理性的结论不取决于我愿意不愿意。”
“哦，您至少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一个人要容忍您的科学的这些悲观结论，听其自然，内心会多么痛苦啊！”
“您只要向我证明，您的‘非科学’更为正确，我也会毫不掩饰、毫无畏惧地接受它，不论它把我引向哪里，哪怕引向圣母大教堂也成。”
“这只有信仰才能办到。”
“但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您知道：‘没有是算不得过失的’。”
许多人（从前也包括我）认为，霍米亚科夫是为爱好辩论而辩论，其实他并无深刻的信仰。造成这错觉的原因在于他的举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评他的人的浅薄无知。我认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传播他们的观点方面，功劳都不如霍米亚科夫大。这个非常富裕、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献给这种宣传工作的。他笑也罢，哭也罢，都取决于他的神经，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环境对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应。这与信仰之是否深刻并无关系。
也许，霍米亚科夫靠永无休止的争辩，靠既忙碌又清闲的论战，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运，他们正是被这种空虚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欢乐的。
这两个被尼古拉时代所断送的人，他们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论战的热潮中，有时可能忘记这一点，而现在这已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像悲伤的幽灵一样，站在民族觉醒的大门口；他们得不到世人的承认，狷介不群，始终没有抛掉身上的尸衣。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未老先衰的脸上，布满苦难和挣扎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没之后，海上只剩下一片忧郁而平静的涟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记得在1833年，他曾满腔热情地编印《欧罗巴人》月刊124。已出的两期是不错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维科夫125的文章， 《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事实上，他在家里也闷闷不乐，十分孤独。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他身边。弟兄俩在晚会或朋友的聚会中出现的时候，神色那么忧郁，仿佛眼泪还没有干，仿佛昨天刚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妇，或者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生活辜负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义，从前我与维特贝格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种心情。他们两人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艺术意境，似乎真理并未因此消失，只是用离奇的形式和僧侣的长袍掩盖着。没有必要那么冷酷，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除非他的精神错乱采取了论战的形式，或者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不协调都会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后果。
能讲下面这种话的人是不应该反对的，他说：“一天我站在礼拜堂中，眼望着神灵的圣母像，思忖着那些向她祈祷的人们那种天真的信心；几个生病的妇女，还有几个老人跪在地上，画十字，叩头。后来我怀着热烈的希望，谛视圣容，终于渐渐悟得了神力的奥秘所在。是的，这不仅是一块画像的木板……许多世纪以来，它继续不断地接受了这些诚挚的赞美，这些哀伤和不幸的人们的祈求，它必然充满着力量，这力量从它发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它成了一种活的机体，创世主与凡人交会的地点。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那至高无上的圣像，这时我亲眼看到，圣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着这些平凡的人们……我不觉跪到地上，向她恭顺地祈祷。”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更加不可救药，在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路上走得更远；他的天赋可能较低，但为人严正，一丝不苟。他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斯拉夫派黑格尔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学，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间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认一切和解。他独立地、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不挑起论战，也不逃避论战。他什么也不怕，毫无保留地忠于自己的观点，与它紧密溶合在一起，对当代俄国充满忧虑和怜悯，这种忠诚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观点正如他哥哥的一样，万难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协的偏激之见一样，是容易谅解的。我很久以后才能正确评价他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这就是那种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对西欧社会状况的认识，这是我们在1848年的风暴之后才明白的；但是他凭他悲天悯人的清醒头脑预见到了这一点，凭他对彼得以西方的名义带来的灾祸的切齿痛恨和复仇心理领悟了这一点。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与他的哥哥不同，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不想寻找什么人道的宗教哲学，靠它来解决他对现实的不满。不，他的阴森的民族主义全面而彻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们的共同不幸在于：他们生得太早或太迟。12月14日事件发生时，我们是孩子，他们已是青年。这点很重要。我们那时还在读书，根本不懂得现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满脑袋都是理论和幻想。我们是幼儿园中的格拉古128和里恩佐129，后来又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友谊中度过了几年大学生活；走出高等学府的大门，我们又走进了监狱的大门。青年时代的监狱和流放，那无情的迫害和黑暗的岁月，对我们是极有益处的，这是一种锻炼；监狱只能使软弱的机体屈服，对于这类人，斗争只是年轻时期一瞬间的冲动，而不是一种才干，一种内在的需要。对公开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反抗意志，成倍增长的危险也可以锤炼毅力，铸造个性。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怅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时会迸发强烈的愤怒，而从生活在庸俗沉闷的环境中的意气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只能看到那种无能为力、无动于衷的绝望和厌倦。
我们从流放地回来时，在文学界，在大学，在社会上，另一股潮流已开始兴起。这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时代，别林斯基著书立说和格拉诺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讲学的时代。
我们的前人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刚跨进成年时期，就听到了警钟声，它向俄国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他们还太年轻，未能参与密谋，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学校安心读书。他们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达耶夫的阴森的《书简》作尾声的。当然，十年中他们不可能衰老，但是他们消沉了，困乏了，被那个毫无生气的、可怜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会葬送了。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于是他们不得不像奥涅金一样羡慕瘫痪的图拉省陪审官，像莱蒙托夫的佩乔林130一样远走波斯，像真的佩乔林131一样皈依天主教；如果他们不想沉湎酒色，鞭打农奴，或者玩牌，那么只得投进狂热的东正教和发疯的斯拉夫主义的怀抱。
霍米亚科夫一感到这种空虚，立即去欧洲游历，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个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时代。在巴黎写完了已被遗忘的悲剧《叶尔马克》之后，他回国了，在路上他与各种捷克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高谈阔论，但回到国内，仍是那么沉闷！幸而土耳其战争133爆发了，他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进了军队，前往土耳其。战争结束时，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遗忘的悲剧《冒名为王者德米特里》。还是那么沉闷！
在这沉闷，这忧郁，这骇人的环境和骇人的空虚中，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它刚一露头，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亚科夫保卫它的决心更加强烈，与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血肉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种子播下了；他们为培育和护理幼苗花尽了力气。需要新的一代，那没有受伤、没有消沉的人，老师们历尽艰辛苦难取得的思想，要由这些人予以继承和发扬。一些青年人响应了他们的召唤，斯坦克维奇小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们，其中包括一些坚强的人物，如康·阿克萨科夫和尤里·萨马林。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不像霍米亚科夫一样面带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样沉浸在没有出路的悲叹中。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急于创立事业。他的信仰中没有探索者的犹豫彷徨，没有荒漠中的传教士的凄凉意识，没有前途茫茫的哀叹，没有遥遥无期的憧憬，有的只是狂热的信念，那种偏执、猛烈、片面、同时可以开拓胜利前景的信念。阿克萨科夫像一切战士一样，是片面的；怀着四平八稳的折衷主义是无法战斗的。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围困，这环境是强大的，对他占有极大优势，他必须从形形色色的敌人身边杀出重围，树立自己的旗帜。在这里是谈不到宽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不被承认的、受压制的生活的名义，向彼得的俄罗斯，向彼得堡时期提出的无条件抗议。他的雄辩才能比不上霍米亚科夫，他也不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走进法场，走上断头台，而言语后面有了这点精神，它们就具备了惊人的说服力。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传农村共同体、村社和劳动组合。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体力行，自己首先把裤腿塞进靴筒，穿上了斜领短衫。
“莫斯科是俄罗斯民族的首都，”他说，“彼得堡只是皇帝的驻跸地。”
“请您注意，”我回答他，“它们的区别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们得关进拘留所，在彼得堡，我们则被送进要塞的禁闭室。”
“阿克萨科夫终其一生都是热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伙子；他容易激动，也容易使人激动，但他的心永远是纯洁的。1844年，我们的争吵达到了顶点，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我们，大家再也不愿见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萨科夫坐了雪橇经过。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头不顾，但突然喊住车夫，下了雪橇，向我走来。
“他说：‘我见了您不理不睬，扬长而过，这会使我非常痛苦。您明白，自从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间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不便再去看您。这非常可惜，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与您握握手，互相告别。’他快步走回雪橇，但蓦地转身回来，我站在原地，心里很忧郁；他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紧紧亲吻。我不觉流下了眼泪。在这个彼此失和的时刻，我多么爱他哟！”135
这里说的争吵是我讲过的那种论争的结果。
格拉诺夫斯基与我在原则上不让步，但还能与他们勉强和睦相处；我们没有把不同意见当作个人问题。别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热却使他走得更远，他的责备是辛辣的。他从彼得堡写信给我道：“我天生是犹太人，不能与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饭……格拉诺夫斯基想知道，我读过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没有？没有，而且也不想读。你对他说，我不爱在肮脏的地点与朋友们见面，也不想在那儿与他们约会。”
但斯拉夫派也对他大肆攻击。《莫斯科人》对别林斯基怀恨在心，对《祖国纪事》的声望和格拉诺夫斯基讲学的成就也十分恼火，因此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辩护，它特别不能宽恕别林斯基，直截了当地把他说成一个危险人物，破坏分子，“喜欢观赏火灾的人”。
然而， 《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学中斯拉夫派学究的喉舌。这一派人不仅可以称作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政府派。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大新奇现象。我们的奴才们不是默不作声，贪赃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边诋毁别人的文章，一边却在效忠君主制的竖琴上大弹赞歌。
布尔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们骗不了谁，谁也不会把他们的奴才帽徽当作识别他们的意见的标志。波戈金与舍维廖夫这两位《莫斯科人》的编辑先生却恰恰相反，是真心诚意的奴才。舍维廖夫不知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时期虽经严刑拷打仍口唱赞美诗，就差没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万寿无疆了。至于波戈金，那是出于对贵族的憎恨。
历史上，思想家与政府合作的事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政府起进步作用的时候，例如彼得一世时期，或者当它在保卫祖国的时候，例如1812年，或者当它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它得到休养生息的时候，如亨利四世138时期，也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39。但是选择俄国专制统治最没有生气、最缺乏远见的时代，企图以沙皇老爷作靠山，反对贵族个人的胡作非为，而这贵族又是同一沙皇政权所扶植和支持的——这做法本身就是荒谬而有害的。
有人说，忠于沙皇政府，取得它的保护，就可以更大胆地宣讲真理。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讲呢？
波戈金作为教授是有益的；俄国历史学已被卡切诺夫斯基140糟蹋得一无所有，现在波戈金给这片废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并不全新的海雷恩141。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他什么都写，甚至还用俄文写过《葛兹·封·贝利欣根》142。他那生硬晦涩的文句，那种耳朵残缺、肌肤不全、思想夹生的粗糙表现手法，从前不知怎么感染了我，我模仿他的笔法写过一篇《韦特灵君旅行笔记》。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看后说道：
“波戈金看了，也一定会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呢。”
舍维廖夫当了教授，可是大概什么也没干成。至于他的文学论文，我简直想不起其中有丝毫独创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然而他的文体却与波戈金的截然不同：浮夸空洞，像一块海绵，一块忘了加苦杏仁的没有凝固的奶油杏仁冻，不过在他那层糖浆下还是潜伏着大量苦涩的、自命不凡的怨恨。读波戈金的文章时，你老是以为他在骂街，不免要抬头打量一下，屋里有没有夫人在场。读舍维廖夫的文章，却总觉得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
提起莫斯科杂志界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文章，不免要想起盖奥尔格·福尔斯特143，他是库克在桑威奇群岛144的著名伙伴，也是罗伯斯庇尔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145国民议会中的同志。这人在维尔诺担任植物学教授时，听到波兰语有这么丰富的子音，想起塔希提岛的那些同伴几乎只用元音讲话，便说：“如果把这两种语言混合起来，那将产生多么响亮而流畅的语调啊！”
然而， 《莫斯科人》的这一对孪生子尽管文笔拙劣，仍不怕丢丑，不仅向别林斯基挑衅，还攻击格拉诺夫斯基的学术讲演。不幸的是他们总是那么不知轻重，以致激起了所有正直人士的反对。他们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热衷于西方的发展，热衷于某种思想方式，而尼古拉正是为了要“纠正”这种思想方式才把人们套上锁链，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的。
格拉诺夫斯基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以勇敢而正直的反驳迫使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从讲台上公开责问挑衅者：为什么他应该憎恨西方，如果他憎恨它的发展，为什么他还要在讲台上讲演它的历史？格拉诺夫斯基说：“有人责备我把历史只是作为阐述我的观念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有信仰，并把它们注入了我的讲演中；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我就不会站在各位面前，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事迹作多少引人入胜的叙述了。”
格拉诺夫斯基的回答如此简单，如此英勇，他的讲演又如此动人，使斯拉夫派的腐儒学究噤若寒蝉，而他们的年轻一代却像我们一样热烈鼓掌。讲学结束后，甚至有人试图从中斡旋。我们设宴款待格拉诺夫斯基，祝贺他讲演成功。斯拉夫派想与我们一起参加，推派尤·萨马林做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推我做主持人）。宴会是热烈的，大家频频敬酒，不仅融洽无间，而且不断干杯；结束时，我们与斯拉夫派举行了俄国式的拥抱和接吻。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只是要求我把我姓中的e换成БI，他说，这样听来更多些俄国味。但舍维廖夫连这一点要求也没有，相反，抱住了我，用自己的尖嗓子一再说：“他有e也好得很，他有e也像俄国人。”双方对和解都开诚布公，心口如一，但是自然，这并不妨碍一星期后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远。
一般说来，和解只有在不需要和解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双方的仇视已经消失，或者意见已经接近，彼此见到时已没有什么可争论了。否则，一切和解只能是互相削弱，使双方都失去鲜明的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我们的凯纳甲湖协议146不久即表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战斗以新的威力重又爆发了。
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无法约束别林斯基。他从彼得堡给我们送来了严厉的通牒，把我们革出教门，断绝往来；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更加凶险。最后，他庄严地指出了斯拉夫派的各种“花招”，一再责备我们：“瞧，你们活该！”我们都低下了头。别林斯基是正确的！
一个曾经受到爱戴的诗人147，由于体弱多病变成了虔信者，又由于亲属关系参加了斯拉夫派，他想伸出垂死的手攻击我们，不幸他还是选择了警察的皮鞭。在题为《我们的对立面》的一本诗集中，他把恰达耶夫称作东正教的叛教者，把格拉诺夫斯基称为腐蚀青年的冒牌教师，我则是穿着漂亮的仆役制服，匍匐在西方科学面前的奴才，我们三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这是朗诵的人加上的，这些人带了这本告密的诗集，起劲地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康·阿克萨科夫出于义愤，也用诗回答了他，痛斥了这种恶意中伤，同时把那些假借基督名义、充当宪兵角色的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派分子，也称作“我们的对立面”。
这情况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了。诗人的名字，一位朗诵者148的名字，跟他往来的朋友，为诗人摇旗呐喊的人们，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我们的争论几乎酿成大祸，使代表两边的两个最纯洁、最优秀的人物丧生：格拉诺夫斯基与彼·瓦·基列耶夫斯基相持不下，立即形成了决斗的局面，多亏朋友们从中调停，始告无事。
处在这种状况中，舍维廖夫对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怎么也不甘心认输，企图在他本人的领域中打败他，也宣布了公开讲学的消息。他讲的是但丁，是艺术中的民族性，科学中的东正教精神等等。听众很多，但反应十分冷淡。他有时也有创见，这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效果很差。只有一次讲演给我留下印象，因为这次他讲了米什莱149的著作《人民》和乔治·桑的小说《魔沼》，生气勃勃地接触到了当前的现实问题。吹嘘东方教会的神学作家，颂扬俄国的希腊教堂，那是很难博得同情的。在舍维廖夫特别卖力赞美东正教会时，通常只有费奥多尔·格林卡和他的夫人150，那位写过《论圣洁少女的乳汁》的叶夫多基娅，谦恭地低垂着双目，坐在第一排上。
舍维廖夫的讲学之所以失败，与他的文章相同，是由于他攻击的那些思想、书籍和人物，正是我们不惜冒坐牢危险加以保护的。
然而，“不论怎样开动脑筋，寻找窍门”，他仍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局面。要把一份论战性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必须具备时代感，那种灵敏锐利的触觉，能把激动社会的一切立即反映在刊物上。《莫斯科人》的编者完全缺乏这种敏感性，无论他们怎样大谈可怜的涅斯托尔151和可怜的但丁，152他们最终仍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不论波戈金那种斩细剁碎的句子，舍维廖夫那种唱歌一般从容的辩才，都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考虑再三，决定把主编职务让给伊·瓦·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从智力和才能的角度看，而且从财务的角度看，基列耶夫斯基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自己在这世上就最乐意与基列耶夫斯基做交易。
为了使读者对他的理财哲学有个概念，我讲下面一则小故事。他办了个养马场，马是运到莫斯科后估价出售的。一天，一个青年军官来买马；他非常中意一匹马，马夫看出了这一点，便抬高价格；经过磋商，军官同意了，去见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收了钱，查了价目，对军官说，这匹马定价是八百卢布，不是一千卢布，马夫大概弄错了。骑兵军官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要求再看一下马；看过马以后，他推让道：“马无疑是匹好马，只是主人不好意思多收钱……”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编辑呢？
他热心办事，花了不少时间，还为此迁居莫斯科，但是他的才干无济于事。《莫斯科人》不能回答社会上普遍关心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找不到其他读者。失败一定使基列耶夫斯基非常伤心。
在第二次的挫折之后， 《莫斯科人》再也无法重整旗鼓。斯拉夫派自己也明白，靠这条船是走不远了。他们开始考虑另办其他刊物。
但这一次胜利的也不是他们。舆论完全倾向我们一边。在漆黑的深夜，当《莫斯科人》沉没， 《灯塔》153不能再从彼得堡向它发出亮光的时候，别林斯基以自己的鲜血哺育大了《祖国纪事》又把它的过继儿子154抚养成人；他赋予了二者巨大的生命力，使它们在今后几年内，单靠几个校对员和排印工，几个文学界的税吏和出版界的罪人，155便能继续自己的道路。别林斯基的名字已足以使两家店铺门庭若市，并把俄国文学界的精华集中到他参与工作的编辑部中。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基列耶夫斯基的才华，霍米亚科夫的亲身参与，都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销路，找到读者。
就在这时，我退出战场，离开了俄国。双方的争执又爆发过一次156，但1848年的大事把一切问题都改变了。
尼古拉死了；新的生活使斯拉夫派和我们跳出了内讧的圈子，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但是他们在哪里呢？都去世了！连康·阿克萨科夫也去世了，这些“比许多自己人更为亲密的对立面”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生活不是轻松的，它使人像秋风中的蜡烛一样烧化了。
当我初次写这一章时，他们还全部活着。那么这一次让它用下面这几行来结束吧，它们是安葬阿克萨科夫时我写的悼词中的几段话。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如果说，他们未能拦住彼得发出的那辆军用三驾马车，以致比龙仍得安坐车中，驱使车夫把车子驶进麦田，碾死百姓，那么，他们已唤醒了迷惘的舆论，迫使一切严肃的人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了。
“俄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从他们开始的。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致被怀疑为有什么偏心吧。
“是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
“从早年起，一种强大而无法克制的、生理性的炽烈感情，已在他们和我们的心头诞生；他们认为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先兆；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笼罩着整个生命的爱，对俄国人民、俄国生活方式、俄国思想气质的爱。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
“他们把全部的爱，全部的温情，献给了被压迫的母亲。我们则是在外边长大的，因此这种纽带削弱了。我们由法国家庭女教师哺育成人，很迟才知道，我们的母亲不是她，而是受尽欺压的农妇，我们还从容貌的相似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觉得，她的歌声比法国喜剧更为亲切悦耳；我们非常爱她，但是她的生活太狭隘了。在她的小屋中，我们感到窒息：那儿只有圣像上那银质的衣饰和发黑的脸，那喃喃祈祷的神父和教士，这些人只能使遭受士兵和文书折磨的不幸妇女觳觫不安。她为失去的幸福发出的永恒哀泣，撕裂着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她没有欢乐的过去；我们也知道，她的幸福是在未来。她的腹内孕育着一个胎儿，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不要红豆，就愿意把长子权出让给他157。至于目前：
母亲哟，母亲，放开我吧，
让我在荒山野岭上漫步！158
“十五年前，我们的家庭纠纷就是这样。现在时光过去很久了，我们遇到山妖拦住了去路，他们碰见的也不是木乃伊世界，而是俄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账是算不清的，谁也没有权利说自己绝对正确；时间、历史和经历使我们走到一起，不是为了让他们把我们拉过去，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把他们拉过来，而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天比当年在杂志上激烈鏖战的时候更接近真理，何况即使当年，我也不记得我们曾怀疑过他们对俄国的热爱，或者他们曾怀疑过我们。
“这种相互的信任，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159
1 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朝着两个方向。
2 引自赫尔岑所写悼念康·阿克萨科夫的文章。
3 原文是法文。这是贝朗瑞的诗歌《姑娘们的想法》中的用语，原为巴黎皇宫区的妓女对敌军士兵的称呼。
4 原文是法文。
5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反动政治活动家，“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曾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特别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6 俄国16世纪的一部作品，它规定了家庭生活的各项准则，要求家庭成员无条件服从家长，成了俄国家长制社会的法典。
7 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战胜拿破仑之后的分赃会议，它成了欧洲反动时代的开始。
8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号，意为“红胡子”。
9 1138至1254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王朝。
10 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最早是在布拉格形成的，并以捷克为中心。
11 俄国男子本来蓄须，彼得一世开始吸收西方文明，才强令贵族割下胡须。
12 缅希科夫（1673—1729），彼得大帝的主要助手，据说是卖烧饼出身。他热烈支持彼得，压制贵族，积极参与改革俄国的工作。
13 彼得大帝少年时常与一些孩子作战争游戏，后来即以这些少年为骨干组成了两个近卫团，习惯上称为“少年兵团”。
14 狙击兵是俄国的一种旧式常备陆军，纪律松弛，腐败无能。彼得对大帝的改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1698年发动叛乱，随即被镇压，处死者达一千人以上。
15 彼得大帝的长子，因反对彼得的改革措施，阴谋发动政变，被彼得拘禁在要塞中，由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16 彼得二世是1727至1730年的沙皇，彼得大帝之孙。多尔戈鲁基公爵当时执掌大权，反对彼得大帝的各项改革措施，放逐了缅希科夫。
17 比龙本是德国贵族，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统治时期独揽朝政，大量任用德国人，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
18 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嫁给德国的霍尔斯泰因公爵后生的儿子，因此实际上是德国人，登基后执行亲德政策，引起普遍不满，在位不到半年即被推翻。
19 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德国人，是德国一位亲王的女儿，而且出生在德国，只是因为嫁给了彼得三世，才成为俄国的皇后，但她杀死了丈夫彼得三世，因此这里称她为“德国东正教徒”。
20 伊丽莎白是彼得大帝的女儿。1740年，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退位，指定由她的侄女的儿子继承皇位，称伊万六世，而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丈夫本来是德国的公爵，因此她的侄女和伊万六世也都是德国人。这引起了近卫军的不满，伊丽莎白便利用近卫军发动政变，逮捕了伊万六世，自立为女皇。
21 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俄军统帅，1812年与拿破仑作战时，因采用敌进我退的战略，不为部下理解，被指责为德国人。沙皇用库图佐夫代替了他，但库图佐夫实际上仍采用他的战略。
22 原文是法文。这是伏尔泰的悲剧《唐克莱德》中的一句话。
23 沙皇的御用文人。
24 罗斯托普钦是1812年的莫斯科总督，发表过一些告示和传单，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拿破仑的侵略。赫尔岑在此是讽刺这些文告所使用的假民间语言，罗斯托普钦实际上是一个崇拜法国文化的贵族。
25 俄国反动作家布尔加林所编的刊物。
26 以爱国主义自我标榜的反动作家。
27 舒亚是俄国的小城市，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大工业中心。
28 当时俄国的一个普通画家，彼得堡美术学院教授。
29 托尔尼奥在今芬兰北部，塔夫利达是克里米亚古代的名称。这两句是暗指普希金的诗《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普希金在诗中提到了刺刀和“从彼尔姆到塔夫利达，从芬兰的冰山到炎热的科尔希达”等字句。这首诗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样，都是在俄军镇压波兰起义后写的，在当时即已引起争论。
30 起先，大家只是随口哼哼《上帝保佑国王》的曲调，此外几乎从未唱过什么国歌。这一切是尼古拉的新花招。波兰战争后，当局规定在皇家节日及大音乐会上要唱国歌，即宪兵团上校利沃夫编写的那支歌。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是很有修养的，他不爱庸俗的奉承拍马。当巴黎的院士们匍匐在胜利者脚下满口甜言蜜语的时候，他听了很讨厌。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前室中见到夏多布里昂，就把刚出的《辩论日报》拿给后者看，并说：“我老实对您讲，这种浅薄无耻的东西，在任何一份俄国报纸上，我从未见到过。”但在尼古拉统治下，出现了一些文人，他们没有辜负皇上的信任，使1814年的法国报人，甚至1852年的一些官僚政客也相形见绌。布尔加林在《北极蜂》上写道，莫斯科彼得堡铁路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有一种使他不能不感激涕零，这就是：它使一个人可以早晨在彼得堡的喀山大寺院为皇上的龙体祈求安宁，而晚上即可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另一次祈祷！这种骇人的废话可说已经登峰造极，然而莫斯科却有一位文人比布尔加林先生更胜一筹。尼古拉有一次驾临莫斯科，那里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聚集在皇宫前的人民群众时，学者写道，只要皇上稍有表示，这前来瞻仰他的数千群众，马上会跳进莫斯科河中。这句话被谢·格·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删去了，这个可爱的小故事就是他讲给我听的。——作者注按：《上帝保佑国王》是英国国歌。利沃夫是当时的作曲家，他写了《上帝保佑沙皇》这支俄国国歌，当时他在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供职。
31 《利亚普诺夫》在莫斯科初次上演时，我正好在场，看到利亚普诺夫挽起衣袖，讲了这样的话：“我要在波兰的血泊中跳舞。”整个池座中发出了一片厌恶的嗡嗡声；甚至宪兵、警官以及坐在不知怎么磨掉了号码的包厢中的人，也没有勇气鼓掌。——作者注这里写的是俄国反动剧作家格杰奥诺夫写的剧本《利亚普诺夫之死》1846年在莫斯科上演的情况。利亚普诺夫是该剧的主人公。
32 沙皇的国民教育大臣。
33 正式名称是“东仪天主教”，即原为希腊正教系统的教会，后来皈依了天主教，但仍保持东方教会的各种礼仪和典制。波兰某些地方的正教教会在16世纪末便采取了这条路线，与天主教合并，形成了所谓“合并教派”。1830年波兰起义时，天主教徒曾积极参加，因而在起义被镇压后，沙皇政府对东仪天主教也采取了镇压措施，并于1839年正式发布命令，取缔合并教派，重建东正教的绝对权威。
34 俄国反动剧作家库科尔尼克写的剧本，以鼓吹所谓“爱国主义”为目的。
35 加伊（1809—1872），克罗地亚族政治家，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克罗地亚族与塞尔维亚族联合，反对匈牙利的马扎尔人。
36 耶拉契奇（1801—1859），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1848年在加伊的支持下当选为克罗地亚地区行政长官，随即在1849年参与镇压匈牙利革命运动的活动。
37 达尔马提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及后面提到的塞尔维亚人，罗塞尼亚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均属于斯拉夫种族，分布在今东欧各国。当时这些斯拉夫人大多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
38 安德罗索夫（1803—1841），斯坦克维奇小组成员，《莫斯科观察家》的编辑。
39 别林斯基曾猛烈抨击斯拉夫派，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为沙皇专制统治服务，并责备赫尔岑对某些斯拉夫主义者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
40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第一篇于1836年发表在莫斯科《望远镜》杂志上，它引起了热烈的反应，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疯狂镇压，《望远镜》因而被查封，《书简》的其余各篇也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问世。
41 原文是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章，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42 引自《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
43 维格尔（1786—1856）是大官僚，曾就《哲学书简》进行过密告，赫尔岑认为他的密告是一系列迫害的开始。但据后来的材料证明，沙皇政府早在收到这密告之前，已决定了对恰达耶夫等人的镇压措施。普希金的讽刺诗指他在1823年写的一首诗《摘自致维格尔的信》（《万恶的城市基什尼奥夫》）。
44 纳杰日金（1804—1856），莫斯科大学教授，《望远镜》的发行人和编辑。
45 引自普希金的诗《统帅》。这句话原是形容巴克莱·德托利的。
46 布鲁图（？—公元前509），传说中的罗马共和国创始人，与专制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47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雅典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48 引自普希金的诗《题恰达耶夫画像》。
49 一个粗野的地主。
50 沙皇的将军，曾参与镇压1830至1831年的波兰起义，后来又在波兰担任要职。
51 恰达耶夫常去英吉利俱乐部。有一次，海军大臣缅希科夫走到他面前说：“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您怎么连老朋友也不认识啦？”“哦，这是您！”恰达耶夫回答，“真的不认识啦。您怎么穿上黑领子啦？以前好像是红的啊？”“一点不错，您难道不知道，我如今是海军大臣啦。”“是吗？可我想，您从来连小舢板也不会驾驭呢。”“不是神仙才能烧陶器的。”缅希科夫回答，有些不高兴。一位大法官向他叫苦，说他太忙了。“忙什么呢？”恰达耶夫问。“真不得了，天天是看不完的公文，案卷。”大法官在离地一俄尺高的地方比画了一下。“可您实际没有看呢。”“不，有时候是非看不可的，而且往往需要我提出意见。”“不过照我看，根本没有这种需要。”恰达耶夫说。——作者注
52 1820年近卫军谢苗诺夫团在彼得堡发生兵变，抗议团长的暴虐行为，后为沙皇所镇压。瓦西里奇科夫（1775—1847），俄国将军，1817至1823年任近卫军司令。
53 指1820年亚历山大一世出国参加“神圣同盟”第二次会议（会议实际上在西里西亚的特罗保举行，史称特罗保会议）。
54 勒布采尔腾（1774—1854），奥地利外交官，当时任驻俄国公使。
55 我们现在已完全清楚，恰达耶夫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可查阅雅库什金的《回忆录》。——作者注雅库什金（1793—1857），十二月党人，他的一部分回忆录曾发表在《北极星》上。
56 法国传教士。
57 天主教四大修会之一，由13世纪的西班牙教士多明我（多明尼克）创建，主张实行严格的苦修生活。
58 1849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由蒲鲁东主编。谢威（1813—1875）是法国新闻记者和政论家。
59 1846至1878年的罗马教皇。
60 拉梅内（1782—1854），法国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61 龙格（1813—1887），德国神父，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62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
63 克拉辛斯基（1812—1859），波兰诗人，浪漫主义作家。
64 沃拉贝尔（1799—1879），1848年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写有《两次复辟的历史》。
65 摩根夫人（1783—1859），爱尔兰女作家。
66 安德利亚尼（1797—1863），法国革命家，参加过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运动，写有《一个国事犯的回忆录》。
67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著名诗人。
68 英国政治活动家。
69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
70 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作家，反动浪漫主义理论家。
71 利奥（1799—1878），德国反动历史学家。
72 杨恩（1778—1852），德国反动政论家，但在体育运动上有杰出贡献。
73 艾卡茨豪生（1752—1803），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74 霍恩洛厄（1794—1849），德国神秘主义者，研究用魔术治病的“方法”。
75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教皇在重大场合向全体教徒表示祝福的用语。
76 引自《致恰达耶夫》（1818年）。
77 引自《致恰达耶夫》（1824年）。尼古拉是在1826年才正式登基，赫尔岑把这诗的写作时间定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是一个错误。据说，当时有人向赫尔岑指出了这一点，赫尔岑也承认了，但后来并未更正。普希金这诗是在克里米亚游览狄安娜神庙废墟时写的，因此诗中有“另一片废墟”之语。
78 在俄语中“斯拉夫人”与“语言”发音近似，来自同一语源。
79 他曾当着霍米亚科夫的面，对我说：“此外，他们自诩具有语言才能，可是整个民族中只有霍米亚科夫一个人在讲话。”——作者注
80 指恰达耶夫，即赞同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人。恰达耶夫一般被认为倾向西欧派。
81 指1814至1830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82 指法国大资产阶级于1794年7月27日（法国共和历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以前革命民主派专政的时期。
83 18世纪前俄国人戴的一种平顶毛皮帽。
84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的宫殿，建于1487至1491年。在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以前，沙皇便在这里召见大臣，商议国事。
85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早的城市之一，在12、13世纪是一个公国的中心。市民议会是古代罗斯的一种地方机构，大钟是用来召集市民议会的。
86 即伊凡雷帝，曾对俄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87 彼得一世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建立了人头税制度，凡成年男子均得交付人头税，为此进行了户口调查，制定了农奴名册。但户口调查作为建立农奴制度，确定农奴身份的措施，早在这以前已经实行。
88 戈杜诺夫（1551—1605），原为伊凡雷帝的大臣，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经贵族议会选举，成为沙皇。
89 俄国在1649年编订的法律全书，《法典》严格规定了农民的地位，因此一般把1649年作为俄国正式实行农奴制的日期。
90 古代斯拉夫人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为瓦兰人。据说古代诺夫哥罗德人厌烦战乱局面，请瓦兰人去实行统治，这就形成了留里克王朝，它一直存在到1598年。留里克王朝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公国。在蒙古人入侵（1240年）之后，它又逐渐演变成莫斯科大公国，于15至16世纪开始发展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91 公元306至337年的罗马帝国的皇帝。
92 俄国当时边境的河流，在今立陶宛境内。“涅曼河那边”指俄国。
93 写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作者注
94 指英、法两国。下面的“第三者”指俄国。这里谈的即当时英法联合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
95 舍维廖夫（1806—1864），莫斯科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和斯拉夫派理论家，曾与别林斯基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96 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
97 指以基辅为中心的古代俄罗斯，即公元9至12世纪的基辅罗斯。
98 指《莫斯科人》杂志，它出版于1841至1856年。
99 在初版中，“一本优秀作品”之后有“例如《死魂灵》”几个字。《死魂灵》于1842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并立即引起了热烈论争。
100 亚·伊·屠格涅夫（1785—1846），俄国历史学家，与普希金、恰达耶夫等友善，曾游历欧洲各国，收集俄国历史资料。
101 雷卡米耶（1777—1849），法国一个银行家的妻子，她的沙龙曾是巴黎政治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夏多布里昂等名流经常出入其中。
102 瓦恩哈根（1771—1833），德国女作家，她的家在19世纪初期成为柏林的文学沙龙，海涅等人经常在那里露面。
103 康格里夫（1772—1828），英国将军，烧夷弹的发明者。
104 拉林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地主，法穆索夫是《聪明误》中的官员和贵族。
105 连斯基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恰茨基是《聪明误》中一个进步的贵族青年。
106 休谟（1711—1776），英国重要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
107 格林（1723—1807），德国文学家及外交家。
108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
109 路易十五的孙子（1755—1824），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国王，称路易十八。
110 路易十六的妻子（1755—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111 《费加罗的婚礼》的女主人公。
112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著名女作家，她的家曾成为巴黎的文学沙龙。
113 德尔芬·盖（1804—1855），法国女作家。
114 指普希金的小悲剧《石客》中的石客，这里是指革命。
115 即1804至1814年拿破仑称帝时期。
116 法国贝里省的诺昂是乔治·桑的家乡。
117 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都是《死魂灵》中的地主。
118 莫斯科的贵族，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常在他家的晚会上展开辩论。
119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母亲，1830至1840年莫斯科文学沙龙的主持人。
120 俄国古代民间壮士歌中的英雄，农民之子，体现了勇敢、纯朴等美德。
121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
122 高尔吉亚（约公元前483—前375），古希腊所谓“智者派”的代表之一，奴隶制民主派政治家，诡辩学家。
123 指前面否定理性的结论，这是斯拉夫派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西方教会是理性的，东方教会是直觉的，非理性的，欧洲文明是在西方教会的精神中发展的，而俄罗斯民族是在东方教会的传统中成长的，因此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吸收西欧文明的道路是错误的，俄国必须回到它原来的东方传统中去。
124 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刊物。
125 诺维科夫（1744—1818），俄国讽刺作家，发行过《雄蜂》《画家》等杂志，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形成发生过较大影响。
126 《朝霞》是183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文集，但这里讲的与事实略有出入，《朝霞》并未被查禁，而《欧罗巴人》出版于1832年。
127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摘自歌德》（《山顶》）。
128 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古罗马的护民官，曾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英勇斗争，以身殉职。他的弟弟盖约继承了他的事业。因此历史上一般把他们并称作“格拉古兄弟”。
129 里恩佐（1313—1354），中世纪罗马政治家，曾为统一意大利与封建主进行艰苦的斗争。
130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131 指莫斯科大学教授佩乔林。
132 1824至1830年的法国国王。
133 指1828至1829年的俄土战争。
134 哈克斯特豪生（1792—1866），德国经济学家，1843年在俄国游历，并写了论俄国土地使用制度的书。
135 见《警钟》第90期。——作者注
136 《圣经》中记载的与犹太人对立的古代民族；“非利士人”又有市侩、庸人等意义。
137 这二人都是当时的反动文人，著名的杂志编辑。
138 1594至1610年的法国国王，也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当时法国正处在胡格诺战争之后，国内民生凋敝，矛盾重重，亨利四世不得不全力整顿，使它摆脱危机。
139 写于1855年。——作者注（这年尼古拉一世去世，亚历山大二世登基。）
140 卡切诺夫斯基对俄国历史持怀疑主义态度，因此作者这么说。
141 海雷恩（1760—1840），德国历史学家，著有《论古代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联系及贸易》。这里指波戈金关于该书的讲演录。
142 指波戈金翻译的歌德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143 福尔斯特（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曾随同英国著名航海家库克船长作环球航行。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因此在1793年又曾代表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到巴黎活动，后来德国革命失败，他便留在巴黎。
144 夏威夷群岛的旧称。后面的塔希提岛也是太平洋中的岛屿。
145 法国1793年的宪法规定法国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146 凯纳甲湖在今保加利亚。1768至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两国在此签订凯纳甲湖条约，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147 指俄国诗人亚济科夫（1803—1846），他年轻时曾是普希金、雷列耶夫等的朋友，享有一定声誉，后来倾向斯拉夫主义，攻击西欧派。他与霍米亚科夫是姻亲。
148 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因普希金的讽刺诗从反面名噪一时”的维格尔。
149 米什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150 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1826年被流放，后赦回。他的妻是专写宗教性作品的女作家，《论圣洁少女之乳汁》系指她的《圣母传》。
151 涅斯托尔（约1056—1113），基辅山洞隐修院修士，俄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
152 指《莫斯科人》上不断刊载的关于俄罗斯古代史的材料，以及但丁的《神曲》等。
153 1840至184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它完全站在官方立场上攻击一切进步事物。
154 指《现代人》。《现代人》于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普希金死后由于编辑不善，每况愈下，读者寥寥。1847年在别林斯基的支持下，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接办了这杂志。
155 这里“税吏”和“罪人”指普通人和小人物，出自《圣经》。
156 康·卡韦林的文章和尤·萨马林的答复。关于此事，见《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作者注康·卡韦林是当时的自由派政论家，1847年在《现代人》上撰文攻击斯拉夫派。萨马林随即在《莫斯科人》上进行反击。
157 出自《圣经》的故事：雅各之兄以扫因腹饥难忍，向雅各索取红豆汤吃，雅各乘机索取长子权。以扫即以长子权卖给雅各，换了红豆汤，见《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158 引自席勒的诗《山地射手》。
159 见1861年1月15日《警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