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虑未解决冲突的后果，就要进入到一个看似无边无际的领地，一个未经探索过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先从症状性障碍着手，例如抑郁、酗酒、癫痫或精神分裂等，希望由此可以对特定的紊乱有更好的理解。然后，我更愿意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出发，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会给我们的精力、整合与幸福带来什么影响？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角度，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不了解基本的人性基础，就无法领会到任何症状性障碍的意义。现代精神病学倾向于找到一种便捷的理论阐释方式去解释已有的综合症状，从处理综合症状的临床医生的需要来看，这种倾向并不违反常情。但这么做不太切实可行，姑且不论科学性，就好比一个建筑工程师还没打地基就要修顶楼。
我这个问题中的有些要素之前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只需要详细说明一下。其他要素在之前的讨论中比较隐晦，也正是需要补充这一方面。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隐隐觉得未解决冲突是有害的，而是清楚详细地向读者描述它们对人格的摧残。
生活在未解决冲突中主要会造成精力的毁灭性浪费，这不仅是由冲突本身引起，还由于努力消除冲突的所有迂回手段。当一个人基本处于分裂状态，他就绝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把精力投入到任何事上，除了总是想要追求两个或以上的矛盾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分散自己的精力，要么积极挫伤自己的努力。前者适用于那些理想化意象类似于培尔·金特的人，他们哄骗自己相信自己可以超越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想要当一个理想母亲，想要当一个完美家庭主妇，想要穿着体面，想要占有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地位，想要当一个忠诚的妻子，想要有婚外情，还想为自己做一些生产性工作。无须说，这不可能实现，她势必全军覆没，而她的精力也会被浪费掉，不管她多有天赋。
更普遍相关的是在单个追求上所遭受的挫折，这些追求的矛盾动力是相互制约的。一个人可能想做一个优秀的朋友，但他专横跋扈、要求苛刻，以至于他这方面的潜力永远无法实现。另一个人想要他的孩子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与专断作风从中作梗。还有人想要写书却头疼欲裂，或每当他无法立刻组织好他想表达的话，就会陷入致命的疲乏之中。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理想化意象：由于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难道不应该下笔如神吗？每当不如所料时，他就会对自己大发雷霆。而另一个人，他想在会议上陈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观点。但他不仅想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令人自愧不如的方式来表达，还想受人喜爱，不想令人反感，同时又因为他对自轻自贱的外化而预感要遭嘲笑。结果，他完全无法思考，他所产生的想法也永远无法成形。还有一个人，他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但由于他的施虐倾向，周围每个人都与他作对。没必要再继续举例了，因为只要我们看看自己，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就能找到一大堆例子。
这种目标方向不明确的问题也有一个例外。有时，神经症患者对目标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忠诚：男性可能会为他们的雄心抱负牺牲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女性可能除了爱，对生活一无所求；父母可能为孩子而牺牲全部利益。这种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全心全意。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们其实追求的是海市蜃楼，是看似能解决他们冲突的幻象。表面上的全心全意是一种绝望，而不是一种整合。
挥霍精力的不只是冲突性需要和冲动。保护性结构的其他因素也具有相同的功效。由于部分基本冲突的抑制作用，整个人格都被遮挡起来了。被遮挡的人格仍然足以起到干扰的作用，但它们无法投入到建设性的用处上。因而这个过程造成了精力的损耗，而这些精力本可以以其他方式用于自信、合作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提一个因素，即疏远自我，它剥夺了一个人的执行力。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好员工，他甚至可能在外部压力下相当努力，但一旦让他独自寻找乐趣，他就可能崩溃。这不仅意味着他无法在闲暇时做任何有建设性或有趣的事，还意味着他的创造力可能完全被糟蹋掉了。
通常，各种各样的因素联合起来造成大面积的弥散性抑制。为了理解并最后消除单一的一个抑制作用，我们通常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从所有我们所讨论过的角度来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误导可能来自三种主要的紊乱，它们都是未解决冲突的症状。其中一个便是普遍性的优柔寡断。它可能普遍存在于任何事情上，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个人最重要的大事。他们可能无休止地犹豫到底是吃这道菜还是那道，是买这个行李箱还是那个，是看电影还是听广播。他们可能无法选定一个行业，或职业内的任何变动；无法在两个女人之间做选择；无法决定是否离婚；无法决定是死还是生。必须做出无法反悔的决定真的是一个折磨，还可能让他们惊慌失措、筋疲力尽。
尽管他们的优柔寡断可能很明显，但往往意识不到这点，因为他们无意识地竭尽全力避免做抉择。他们会拖延；他们只是“抽不出时间”做事；他们让自己受偶然因素或其他东西的影响，把决定交给别人。他们还可能把事情搅得无从下手。这方面的盲目往往在病人自己看来也同样不明显。许多无意识措施被用来掩盖无处不在的犹豫，这就导致分析师很难听到这方面的抱怨，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障碍。
四分五裂的精力还有另外一个典型表现，即普遍性的做事无效率。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在某个领域的笨手笨脚，这可能是由于在这方面缺乏训练或兴趣。这也不是精力没有被利用起来的问题，例如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最有意思的论文[1]中写的那样，当一个人没有屈服于第一次的疲劳或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的能量库就会变得可用。这里的无效率是源于一个人由于内心的矛盾冲突而没有能力施展身手。就好像他在踩着刹车开车，车速必然会慢下来。有时他还真会这么做。他做每件事都极慢无比，不管是从能力还是任务本身的难度来看，都远不合理。不是他不够努力，相反，凡事他都必须投入过量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来写一篇简单的报告，或操作一台很简单的仪器。当然，妨碍他的东西各种各样。他可能无意识地反抗他所以为的压迫；他可能对自己大为不满，就像前面那个例子中一样，因为他第一次尝试时没有表现好。做事无效率并不只在于速度慢，还可能表现为笨拙或健忘。一位女仆或家庭主妇，如果她暗自觉得，以她的资质，让她做如此卑贱的活是不公平的，那她就不会把工作做好。而且她的徒劳无功往往并不限于这种特定的活动，还弥漫到她所有的努力当中。站在主观立场上来看，这意味着在压力下工作，难免造成易疲劳与大量的睡眠需要。任何处于这些状况下的工作都势必使一个人筋疲力尽，就像一辆车，如果踩着刹车驾驶就会受损。
内心压力与无效率一样，不仅出现在工作上，在应对他人方面也非常明显。如果有人想要表现友好，但同时又反感这样，因为他觉得这是迎合奉承，那他就会呆板不自然；如果他想要提出请求，但又觉得他应该发号施令，那他就会粗鲁无礼；如果他想要维护自己，但又想顺从，他就会踌躇迟疑；如果他想要与他人接触，但又预感要被拒绝，那他就会腼腆害羞；如果他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又想挫伤对方，他就会性冷淡等。逆流越是蔓延扩散，生活的压力就越大。
有些人意识到了这种内心压力；更普遍的是，只有当这种压力在特定环境下增长了，他们才会意识到；还有的时候，只有与一些他们能够放松、自在和自然的环境做比较，他们才会注意到这点。由于最终会导致疲乏，他们往往会把其他因素拿来作解释，诸如体质差、工作过度、睡眠不足等。这些因素确实可能发挥作用，但远不及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重要。
第三种有关的症状性障碍是普遍的惰性。这种病人有时会控诉自己的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懒惰，也不可能享受懒惰。他们可能有意识地讨厌任何努力，还可能将其合理化，宣称自己出主意就足够了，而“细节”是由别人来完成的——也即是执行这项工作。讨厌努力可能还表现为害怕努力会给他们遭致侮辱。这种恐惧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疲劳；而且，内科医生根据疲劳的表面价值给出的建议也可能强化这种恐惧。
神经症惰性是主动性与行动力方面的麻痹。一般而言，它产生于严重疏远自我以及缺乏目标导向。长期勉强且不满的努力使神经症患者浑身都萎靡不振。在单个起作用的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理想化意象与施虐倾向。正是必须坚持努力这一点让神经症患者觉得是一种羞辱，它证明了他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自己做的是平凡事而已，他就会极力阻碍自己，以至于他宁愿完全不做这件事而只在心里浮想联翩。在理想化意象之后，折磨人的自轻自贱必然接踵而至，剥夺他可以做任何值得的事的把握，从而将他活动的所有动机与乐趣都埋入流沙之中。施虐倾向，尤其是受压抑的形式（转换型施虐），使一个人对一切类似于攻击性的东西矫枉过正，结果导致或多或少的心理麻痹。一般性的惰性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行动，还涉及感觉。在未解决冲突的后果上所耗费的精力是无法估量的。由于神经症归根结底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以，这种人类天赋与性格上的阻遏正是对相应文化的强烈控诉。
生活在未解决冲突之中，不仅会导致精力分散，还导致在道德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即是道德准则，以及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和影响个人发展的所有感觉、态度和行为。而且正如在精力问题上，精力分散导致精力浪费，所以在道德问题上，它会损耗道德上的诚恳，或换句话说，会损害道德的整合。这种损害来源于他所采取的种种矛盾姿态，也产生于掩盖这些矛盾性的努力。
互斥的道德价值观表现在基本冲突中。尽管竭尽全力使它们和谐一致，但它们全部都在发挥作用。然而，这意味着它们一个也没有或能够得到重视。理想化意象，虽然包括很多真实理想的成分，但本质上还是伪造的，而且，对他自己或没经验的观察者来说，要将其与真实的东西区别开来的难度就好比从真钞中辨别出假钞。正如我们所见，神经症患者可能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在追逐理想，可能为了任何可见的疏忽而严惩自己，因而给人一种严于律己的印象；或者，他可能沉醉于思考和谈论价值观与理想。我声称他仍然不重视自己的理想，意思是这些理想对他的生活并不具有约束力。在觉得容易或有利的时候他才贯彻这些理想，而其他时候，他就肆意抹掉它们。我们在之前讨论的盲点与间隔划分中已经见识过这种情况了，而这些情况对于那些重视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些理想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抛弃它们。例如，一个人，同样真诚地宣称自己对于一项事业的热忱，但一旦面临诱惑就变成了叛徒。
总之，道德整合的损伤在于真诚度减低而以自我为中心增长。对禅师著作所作的这方面注解很有意思，真诚等同于全心全意，这正是我们基于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也即是内心四分五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和尚：我知道，当一头狮子抓住它的目标时，不管是一只野兔还是一头大象，它都竭尽全力。请您告诉我，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师父：真诚之心（从字面上看，即不欺之力）。
真诚，也即是不欺，意味着“全身体投入”，在学术上称为“整体在行动”……在这之中，毫无保留，毫无掩饰，毫无浪费。若一个人像这样生活，则称得上是金毛狮子了，他象征着男子气概、真诚、全心全意；他是一个圣人。[2]
就使他人屈从自己的个人需要而言，以自我为中心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不是把别人当作人类本身，而只是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减轻他自身的焦虑，别人就必须被他安抚或被他喜爱；为了提升他自己的自尊，别人就必须对他印象深刻；由于他无法为自己承担责任，别人就必须受责备；由于他想要成功，别人就必须被打败，等等。
这些损害的表现方式因人而异。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其他问题中讨论过了，这里只需要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不应当耗费太多精力。但这可能很难，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施虐倾向，而施虐倾向又必须放到后面再讲，因为它被视为神经症发展的末期。从最显而易见的开始，不管神经症采取哪种流程，无意识伪装总是其中一个因素。突出的表现方式如下：
爱的伪装。能称为爱或能在主观上视为爱的感觉与努力是惊人的。它可能涉及寄生的期望，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太弱或太空虚，以至于无法生活。[3]对于更具攻击性的形式，可能涉及渴望剥削对方，或借由对方的成功、威望和权力而得利。它可能表现为想要征服并战胜某人，或与对方结合并住在他的身体里，这可能是以一种施虐的方式。它可能意味着想要被赞美，或极有把握地肯定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出于某种原因，爱在我们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挚情感，我们文化中充斥着虐待与背叛。于是，我们剩下的印象便是，爱变成了轻视、憎恨或冷漠。但爱并非如此容易转变。事实上，带来假爱的感觉与努力最终会水落石出。无须说，这种伪装会出现在亲子关系与朋友关系中，还会出现在性关系中。
善良的伪装，以及诸如无私、同情心等的伪装都与爱的伪装类似。这是依从型人的特征，通过特定的理想化意象得以加强，还通过抹杀攻击性冲动来加强。
兴趣与知识的伪装在那些疏远自己情感的人身上最引人注目，他们相信人生可以只由智慧来掌控。他们必须假装自己无所不知、兴趣广泛。但还会以一种隐匿的方式表现在那些看起来兢兢业业的人身上，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把这种兴趣当作成功、权力或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诚实与公平的伪装最常出现在攻击型人身上，特别是当他具有明显的施虐倾向时。他看穿别人身上爱与善良的伪装，然后相信因为他没有认同这种普遍性的伪善，没有假装宽宏大量、爱国精神、孝顺或诸如此类，所以他特别诚实。实际上，他具有完全不同的虚伪。他没有当前普遍的偏见，可能是一种对一切传统价值观的盲目消极的抗议。他的拒绝能力可能并不是出于力量，而是出于挫败他人的渴望。他的率性可能是嘲弄和羞辱他人的渴望。他所认可的正当私利背后，可能隐藏着剥削的渴望。
受苦的伪装必须讨论得更详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些混淆不清的观点。严格遵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以及外行人相信，神经症患者想要感觉被虐待、想要担忧、需要受惩罚等。支持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这个观点的资料广为人知。但“想要”这个词实际上涵盖了种种理智行为。提出这个理论的作者没有注意到，神经症患者所受的痛苦远比他知道的多，他们往往只有当自己开始恢复正常才会意识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似乎不知道，来自未解决冲突的痛苦必然完全无关于个人愿望。如果神经症患者放任自己四分五裂，他肯定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痛苦而把这种危害带到自己身上，而是因为内心需要迫使他这么做。如果他表现得谦逊、宽容，那至少在无意识上，他讨厌这么做，而且也鄙视自己这么做，但他处于自己攻击行为的恐惧之中，他必须走向另一个极端，让自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虐待。
导致受苦嗜好这个观念的另一个特征是夸大或戏剧化一切苦难的倾向。对于痛苦的感受与展示确实可能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可能是在请求关注或原谅；它可能无意识地被用来达到剥削的目的；它可能是在表达受压抑的报复心，然后被用作实施处罚的手段。但鉴于内心一系列想法，这是他实现某个目的的唯一途径。他的确常常把自己的痛苦置于错误的原因上，从而让人觉得他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沉迷于痛苦。因此，他可能郁郁寡欢，还归因于他是在“内疚”，而其实，他是为没有成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感到痛苦。或者，他可能在与爱人分离时感到茫然若失，尽管他把自己的感受归因为自己的深切爱意，而实际上由于内心的分裂，他无法忍受独自生活。最后，他可能伪造自己的悲情，相信自己其实满怀愤怒的时候痛苦不已。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她的情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来信时，会觉得自己痛苦不堪，而其实她是在生气，因为她想要所有事情都恰如她所愿，或因为她觉得任何看似缺乏关注的行为都是种羞辱。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即是无意识地选择承认愤怒以及相应的神经症动力，它之所以得到强调，是因为它被用来掩盖涉及所有人际关系中的表里不一。然而，这些例子都不能推断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它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对于受苦的无意识伪装。
另一种更特别的损害是发展出无意识的自大态度。这里我所说的自大，指的是一个人冒称自己具备他所没有的性格，或他不太称得上的性格，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无意识地宣称自己有资格渴求和贬损他人。所有神经症的妄自尊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明有任何错误。这里的区别并不在于是有意识的自大还是无意识的，而在于，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则隐藏在过度谦逊与谦卑的行为背后。区别在于衡量可行的攻击行为，而不是衡量已存在的自大。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公然要求特权；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主动给予他特权，他就会感到受伤。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缺乏的，正是称为真正谦卑的东西，也即是承认（不仅是口头上，还带有情感上的诚意）人类所共有的局限与缺陷，以及承认一个人自身特有的局限与缺陷。在我的经验中，每个病人都不愿想到或听到任何可能有关于他自己的局限。那些隐藏自大的病人尤为如此。他情愿无情地责备自己忽视了某些东西，而不愿像圣保罗那样承认“我们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他宁愿反责自己的大意或懒惰，而不愿承认没人能够无时无刻不保持同等的生产力。隐蔽性自大态度的可靠指标在于一个明显的反差，即他带有谦卑态度的自责，内心又对外来的任何批评或怠慢恼怒不已。我们常常需要密切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受伤的感受，因为过度谦逊的人倾向于压抑这些感受。但实际上，他可能和公然傲慢自大的人一样苛刻。他对他人的批评也是尖锐刻薄的，尽管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谦让的赞赏。然而，他暗地里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对他人的个人特质缺乏真正的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没有采取明确立场的能力以及相应的不可靠。神经症患者很少根据某人、观点或某行业的客观优势来表明立场，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然而，由于存在种种矛盾，一个立场很容易被换成另一个。因此，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很容易摇摆不定，可以说是很容易无意识地被收买，而诱惑可以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威望、认可、权力或“自由”。这点适用于他们所有的个人关系，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中的。他们常常无法坚持一种感觉或对于另一个人的意见。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一些失望或怠慢，或任何他所以为如此的感受，都足以成为他抛弃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理由。遭遇困境可能使他们的热情变成萎靡。因为一些私人恩怨，他们可能改变自己的宗教、政治或科学观点。他们可能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明立场，但在权威或群体的一点点压力下便让步了，而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改变意见，或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了。
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无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通过没有一开始就决定好的方式，或“保持中立”，为任何改变敞开了大门。他可能把这种态度合理化，指出这个情况真的错综复杂，或他可能取决于强迫性的“公平”。毫无疑问，真心追求公平是难能可贵的。真心想要公平公正，的确会导致更难在许多情境中采取明确的立场。但公平可能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使其不需要表明立场，而与此同时，还使这个人因为自己不屑于这些带偏见的争斗而感觉“神圣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倾向于不加区分地相信两种不太矛盾的观点，或在两个人的争吵中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正是这种假客观，阻碍了一个人去认识任何事情的本质问题。
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神经症具有很大的差异。最诚实的是那些真正离群的人，他们置身于神经症竞争与神经症依恋的旋涡之外，不太容易被“爱”或雄心壮志所贿赂。同样，他们对于生活的旁观态度也常常使他们能够相当可观地做判断。但不是每个离群者都能表明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辩或承认他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但他要么混淆视听，要么最多只是记下好坏利弊，而不形成自己的任何信念。
另一方面，攻击型人好像与我认为神经症患者通常难以表明立场的主张相反。尤其是如果他倾向于刻板的正确性，就好像具备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形成明确的观点，能捍卫和信守这些观点。但这个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如果这类人态度明确，通常都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有诚挚的信念。由于这些观点也会用于扼杀他对自己的所有怀疑，所以他的观点往往具有独断或甚至是幻想的性质。而且，他可能为权力或成功所收买。他的可靠性受限于他力求支配与认可的底线。
神经症患者对于责任的态度让人匪夷所思。这部分是由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具有各种含义。它可能指的是完成任务或义务的责任心。神经症患者是否在这点上具有责任感，取决于他的神经症人格；这不是所有神经症所共有的。对他人负责可能意味着觉得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说辞。当对自己负责意味着承担过错时，就可能只是在表达对于没有成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与责任感完全无关。
如果弄清楚对自己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能明白，只要不是不可能，任何神经症患者都很难承担责任。它首先意味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向自己也向他人，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他的意图、他的话或他的行为，还要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就会与说谎或推卸责任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是很难对自己负责的，因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他为何要这么做，而且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具有强烈的主观利益。这也是为何他常常通过否认、遗忘、轻视、不经意地找借口、感觉被误解或犯糊涂等来逃避惩罚。而且，由于他倾向于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赦免自己，他很容易认为他的妻子、生意伙伴、分析师要为他所出现的任何困难负责。另一个因素也常常导致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或甚至无法看到这些责任，即潜在的万能感，基于此，他期望为所欲为并逍遥法外。要意识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要打破这种感觉。最后一个相关因素乍看起来好像是无法理性思考原因及后果。神经症患者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天生只能想到错误和惩罚。几乎每个病人都觉得分析师是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让他面对自己的困难和后果。在精神分析之外的情境中，他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总是处于怀疑与攻击下的犯人，因而他时刻都在防备。事实上，这是心理过程的外化作用。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怀疑与攻击的源头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正是吹毛求疵与防御的内心过程，加上外化作用，几乎使他不可能考虑相关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与他的困难无关的地方，他就能像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如果街道因为下雨而湿了，他不会过问是谁的错，这不外是因为他接受这个因果关系。
此外，当我们谈到对自己负责任，我们的意思还指有能力拥护我们相信正确的东西，以及当我们的行为或决定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能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对于一个为冲突所分裂的人来说同样很难。他究竟应该或能够拥护自己心中的哪种冲突倾向呢？哪种倾向都不是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他真正能够拥护的只是他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又不允许任何错误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导致问题出现，他就必须歪曲事实，把不利后果归咎于别人。
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能证明这个问题。有个男人是某个机构的领导者，他渴望无限的权力与威望。做什么事情或决定都离不开他，他无法让自己把种种职务委派给他人，而别人经过训练可能更能胜任某些事务。在他心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最具权威性。而且，他不想任何人觉得或变得很重要。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这个男人不仅想要支配，他也是顺从的，需要当一个超级大好人。因为未解决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他具有所有我们所描述的特征：惰性、需要睡眠、犹豫不决和拖延，以及由此无法规划自己的时间。而且，由于他认为赴约是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所以他暗自享受让别人等待。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些事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最后，他渴望成为一个为家庭奉献的男人，这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思考。于是，机构里的事自然没有做得很好，但他觉得自己毫无过错，而把责任推给别人或不利的环境。
我们再次要问，他到底能为自己人格的哪部分负责？是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他的依从、让步和讨好自己的倾向？首先，他两者都没有意识到。但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不能放下一个，然后放弃另一个，因为两个都是强迫性的。再者，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身上理想的美德与无限的能力。因此，他无法为那些必然随他内心冲突而产生的后果负责。要是这么做，就会使他由于焦虑而对自己所隐瞒的一切显露无遗。
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特别反感（无意识地）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他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冲突，就坚信（同样无意识地）他无所不能，应该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他相信，这些后果可能会找上别人，但对他来说，它们并不存在。因此，他必须继续避免认识到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他只是对它们打开心扉，它们就会给他狠狠地上一课。它们会成功证明他的生活机制出了问题，以及由于他无意识中诡计多端，他无法承认我们心理生活里的规律与生理上的规律一样不可阻挡。[4]
事实上，所有责任感话题都吸引不了他。他看到的，或隐隐感觉到的，只是责任的消极面。而他所没有看到的，他渐渐才领悟到的，是通过视而不见，他挫败了自己对于独立的炽热追求。他希望通过大肆驱逐所有责任来实现独立，然而事实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才是真正内心自由的必要条件。
为了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认识到他的痛苦产生于他内心的困难，神经症患者求助于三种措施中的某一种，而且通常是三种措施都采用。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规模地被运用于这方面，对于这种情况，一切事物，从食物、天气或宪法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会因为不幸之事而被责难。或者，他采取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没有错，那任何祸事降临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会生病、衰老或死亡，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问题或工作不被认可，这也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而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使他不分担自己的困难，还排除了所有与他无关却影响他生活的因素。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观念，他只以自我为中心，这使他无法看到自己只是大锁链中的一个小链环。他只是理所应当地认为，在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某个时间，他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处，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与别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为与他个人无关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种措施与拒绝认识到因果关系有关。在他心里，后果被视为孤立事件，与他自己或他的困难都无关。例如，抑郁症或恐惧症可能从天而降。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心理学方面的无知或缺乏观察。但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会表现出最为顽固的阻抗，拒不承认任何无形的关联。他可能会一直怀疑或遗忘这些联系；或他可能觉得，分析师不是赶紧消除这些令人恼火的障碍——这正是他来这里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他，然后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颜面。因此，某个病人可能逐渐熟知那些与他惰性有关的因素，但无视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的惰性不仅使分析过程慢下来，还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来了。或者，另一个病人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带有攻击性的诋毁行为，但无法理解他为何总是争吵不休，总是被人讨厌。这些困难存在于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现实中的日常问题又是另一件事。像这样将自己内心的问题与这些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分离开来，正是整个间隔划分倾向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于认识到神经症态度和动力的后果的阻抗，在极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师忽视，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在分析师看来太过于明显。这很不幸，因为只有使病人意识到自己对后果以及行为原因视而不见，他才可能认识到他有多阻碍自己的生活。后果意识是分析中最强有力的治疗因素，因为它让病人注意到，只有改变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他才能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负责自己的伪装、自大、自我中心、卸责，我们还能完全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吗？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外科医生一样，我们只需要关注病人的疾病与治疗，而他的道德问题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这种观点还会指出，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道德”态度！
这种观点被视为具有科学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脚的吗？我们真的能在人类行为问题上排除是否判断吗？如果分析师来决定什么需要分析性检查而什么不需要，难道他们不是基于自己在有意识中所拒绝的判断来着手的吗？然而，在这种隐性判断中有一个危险：它们的判断基础不是过于主观，就是过于传统。因此，一个分析师可能觉得并不需要分析一个男人拈花惹草的问题，而一个女人的这个问题就值得仔细审查。或者，如果他相信离开性驱力也能无拘无束地生活，他可能会觉得忠诚问题需要分析，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实际上，判断应该基于这个病人的神经症。要决定的问题是，病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具有损害他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后果。如果有，那它就是错的，是需要解决的。为了使病人能够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观点，分析师应该把自己下结论的理由向病人说明。最后，上面那种观点难道不包括存在于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谬论——也即是，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根本不是与后果相结合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以神经症自大为例子。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病人是否对此负责。分析师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认识与最终克服的问题。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批判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里学到，自大是罪恶的，而谦逊是种美德？或者，他的判断所依据的事实是，自大是不切实际的，具有不良后果，必然是病人的负担——就算他忽视自己的责任。其后果，就自大的情况而言，就是使病人无法了解自己，从而阻碍他的发展。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对他人不公平，这本身就具有后果：不仅在于使自己与他人时有冲突，还在于使自己疏远所有人。然而，这只会加深他的神经症。因为病人的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神经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他的神经症，所以分析师除了关注别无选择。
* * *
[1]威廉·詹姆斯，《记忆与学习》，朗曼格林书局，1934年。
[2]铃木大拙，《禅宗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方佛教协会（东京）出版，1938年。
[3]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见前引，第八章，病态依赖。
[4]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见前引。在“业缘”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对这些心理规律缺乏认识，作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