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下雪的日子里，维克托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莫斯科。弗拉基米罗芙娜不愿意厂里的化验工作中断，就留在了喀山，虽然维克托已经在奔走，设法把她安置在卡尔波夫研究院。
这些天是很奇怪的——心里又高兴又惶惶不安。似乎德国人依然很可怕，很强大，他们正准备新的猛烈的进攻。
战争似乎还未见转机。但是人们想回莫斯科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政府开始组织一些单位复员回莫斯科，也是合乎情理的了。
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出战争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不过，首都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天里依然显得冷清，凄凉。
人行道上肮脏的雪堆像一座座小山。郊区的街巷间，一条条小道像乡间小径一样，连接着从居民家门口到电车站与商店的通路。很多窗子里伸出冒烟的罗马尼亚式铁烟囱，墙上覆盖了一层熏得黄黄的冰凌。
身穿小皮袄、头上裹围巾的莫斯科人显得很土气，很像乡下人。
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维克托坐在货车车厢里的行李上，打量着坐在旁边的娜佳阴沉的脸，问道：
“怎么，小姐，你在喀山想象的莫斯科不是这种样子吧？”
娜佳因为爸爸摸到了她的心思，很生气，就什么也没有回答。
维克托就给她讲解起来：
“人类不懂得，他们建起的城市并不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一部分。人类为了保护文明，必须驱除野狼，清除冰雪，铲除杂草，因此就不能放下武器、铁锹和扫帚。如果他们马虎大意，闲散一两年，那可就糟了，野狼会从森林里跑出来，杂草到处生长，城市会被冰雪堵塞，到处是灰尘。已经有多少大城市被尘土、积雪和荒草淹没了啊。”
维克托很希望跟捞外快的司机一起坐在驾驶室里的柳德米拉也能听到他的高论，就把身子探到车厢拦板外面，对着开了一半的小窗孔问道：
“柳德米拉，你坐得舒服吗？”
娜佳说：
“不过是扫院子的人没有扫雪，这跟毁灭文化有什么关系？”
“你这傻孩子，”维克托说，“你看看这一堆堆的冰。”
汽车很猛烈地颠簸了一下，车厢里所有的箱子和包裹一下子蹦了起来，维克托和娜佳也跟着蹦了一下。他们对看了一下，笑了起来。
奇怪，很奇怪。他何曾想到，在战争的痛苦年月里，在喀山逃难的时候，他会取得他最大、最重要的成就？
他们在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似乎只能感到得意和兴奋，也许只有怀念安娜·谢苗诺芙娜、托里亚、玛露霞，怀念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牺牲者的痛苦心情，会和归来的喜悦心情交织在一起，填满人的心灵。
然而，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火车里，维克托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火。他生气的是，柳德米拉老是睡觉，也不看看窗外她儿子保卫过的土地。她在睡梦中大声打呼噜。一名伤兵从车厢里走过，听到她的呼噜声，说：“哎哟，打得真带劲儿！”
他很生娜佳的气：妈妈专拣她吃剩的东西吃，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在包里挑选烤得最好的饼子。在火车里她学会了对爸爸使用一种戏弄和嘲笑的腔调。维克托听到她在旁边一个单间里说：“我爸是个老大的音乐迷，自己也能胡乱弹一弹钢琴。”
同车厢的人谈莫斯科的下水道和暖气设备，谈到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不必按莫斯科的转帐单付钱，无需像没有公房住的人那样付房租，还谈到往莫斯科带什么样的食品比较合算。维克托听到谈生活问题就生气，可是他也谈了房屋管理和自来水问题，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又想到在莫斯科登记领取供应品的问题，又想到电话是不是已经被拆除了。
一个很凶恶的女列车员在打扫车厢的时候，从座位下面扫出维克托扔的一根鸡骨头，就说：
“哼，简直是猪，还自以为是有文化的人呢。”
在穆罗姆，维克托和娜佳在站台上散步，从两个身穿羊羔皮领子大衣的年轻人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人说：
“大英雄疏散回来啦。”
另一个解释说：
“大英雄要赶回去领取保卫莫斯科奖章呢。”
在卡纳什车站，火车在迎面开来的一列装运犯人的军车旁边停下来。押车兵在军车旁边走来走去，犯人们将一张张苍白的脸贴在小小的、装了铁栏杆的窗户上，叫喊着：“抽烟……”，“给点儿黄烟吧……”押车兵骂着，把犯人从窗口赶开去。
黄昏时候，维克托走到索科洛夫夫妇所在的车厢里。玛利亚头上裹着花头巾，正在铺床，让丈夫睡下铺，自己睡上铺。她很担心丈夫是不是舒服，维克托问她什么，她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她甚至都没有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索科洛夫打着呵欠，说是车厢里太闷，弄得他一点精神也没有了。维克托看到索科洛夫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表示高兴，而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感到特别生气。
维克托说：
“我这辈子头一次看到，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自己睡下铺。”
他说这话用的是很气愤的口气，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这种情况为什么使他这样生气。
“我们一直是这样，”玛利亚说，“他在上铺总感到气闷，我倒是无所谓。”她吻了吻索科洛夫的鬓角。
“好啦，我走了。”维克托说。索科洛夫夫妇没有挽留他，他又很生气。
夜里车厢里很闷。想起喀山，想起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想起和马季亚罗夫谈的话，想起在大学里的小小的房间……过去维克托上索科洛夫家去，议论政治的时候，玛利亚的眼睛多么亲切，多么动情啊。不像今天在车厢里这样漠然，这样疏远。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睡在下面，下面又舒服又凉爽。这算什么道理？”他在心里说。
他一向认为玛利亚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是最好的女人，又温柔，又善良。现在他生她的气了，就在心里想道：“就像是一只红鼻子母兔。索科洛夫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又懦弱，又拘谨，同时又自负得不得了，城府很深，又爱记仇。是的，实在够她受的。”
他怎么也睡不着，试着想想即将和朋友们，和契贝任见面的情形——很多人已经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了嘛。他见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胜利归来的啊。古列维奇和契贝任会对他说什么呢？
他想，能够详详细细地掌握新的试验装备性能的马尔科夫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到莫斯科来，他不来还不能开始工作。糟糕的是，索科洛夫和我都是瘸子：只能动脑子，不能动手……
唉，好一个胜利者，胜利者！
但是这些想法懒懒地接续着，渐渐断了。
他眼前出现了叫喊着“要抽烟”，“给点儿黄烟”的人们，出现了管他叫“大英雄”的两个年轻人。波斯托耶夫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索科洛夫说了说年轻物理学家兰杰斯曼的研究情况，波斯托耶夫就说：“兰杰斯曼又算什么，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第一流发现才真正能震动世界呢。”他把索科洛夫抱住，又说：“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咱们是苏联人。”
电话还通吗，煤气还有吗？难道一百多年前的人在躲避拿破仑之后回莫斯科的时候，也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汽车在楼房大门口停下来。于是维克托一家人又看到了自家的一套住房的四个窗户，窗玻璃上还保留着去年夏天贴的蓝色纸条，又看到了大门，看到人行道边的菩提树，看到“牛奶店”的招牌、房管处门上的牌子。
“电梯恐怕还没有开，”柳德米拉说，并且转脸朝着司机问道，“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送到三楼？”
司机回答说：
“怎么不行，可以。不过，您要给我一些面包，算是脚力。”
把汽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留下娜佳看东西，维克托和妻子朝楼上走去。他们慢慢地朝上走，感到很惊奇，因为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那包了黑漆布的门、那熟悉的邮箱都是老样子。多么奇怪啊，街道、房屋，几乎已经忘记的许多东西都没有消失，这不是，这一切又出现在眼前，人又置身其中了。
有一次，托里亚不愿等电梯，跑上三楼，从上面对着维克托叫喊：“哈，我已经到家了！”
维克托对妻子说：
“咱们在楼梯口歇一会儿，你都喘不上气来了。”
“天啊，”柳德米拉说，“这楼梯脏成什么样子啦。明天我就找房管处，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人打扫打扫。”
终于他们夫妻两人站到自己的家门口了。
“也许，你想亲手开开门吧？”维克托问。
“不，不，你开吧，你是户主嘛。”
他们走进房里，没有脱大衣，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遍。她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拿起电话筒，吹了吹，说：
“电话还能打通！”
然后她走到厨房里，说：
“也有自来水，这么说，卫生间还能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了试煤气炉开关，煤气是关着的。
天啊，天啊，一切都还在。敌人被挡住了。他们回到自己家里来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个星期六，好像就是昨天。好像一切都没变，好像一切都变了！是另外一些人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情，另外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这样平淡无味？为什么已经逝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样美好，那样幸福？为什么要这样操心明天的事——凭票供应，户口登记，用电限额，电梯开不开，订报纸？……到夜里又可以在自己的床上听熟悉的钟声了。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忽然想起他在夏天来莫斯科的情形，想起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俊俏的尼娜，空酒瓶现在还放在厨房里的水槽旁边呢。
他想起他看过诺维科夫上校带来的妈妈的信之后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突然上契里亚宾斯克的情形。他就是在这儿吻尼娜的，她有一只发卡掉下来，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心慌起来，担心那只发卡现在出现在地板上，也说不定，尼娜把口红和香粉盒忘在这里了。
但是这时候，司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把箱子放下来，打量了一下房间，问道：
“整个这一套房都是你们家住的吗？”
“是的。”维克托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我们家六口人才住八平米呢，”司机说，“我老婆在白天趁大家都去干活儿的时候睡觉，夜里她就在椅子上坐着。”
维克托走到窗前，看到娜佳站在汽车旁堆行李的地方，又蹦又跳，还用嘴呵着手指头。
好娜佳，可怜的女儿，这就是你的家。
司机把装食物的口袋和装被褥的大布袋扛进来，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卷起烟卷儿。看样子，他当真关心居住问题，一再地和维克托谈起卫生设备和区房管局的人贪污受贿。这时厨房里的锅子响了几声。
“这就烧饭啦。”司机说，并且朝维克托挤了挤眼睛。维克托又朝窗外看了看。
“这就好了，好了，”司机说，“可是等到在斯大林格勒打垮了德国佬，大家都从疏散的地方回来，房子就更不够住了。不久前我们有一个工人受过两次伤以后回到工厂里，不用说，房子被炸毁了，他带着一家人住到没人住的地下室里，老婆怀着孩子，两个孩子都害肺病。地下室里灌进了水，水到了膝盖以上。他们把木板铺在板凳上，从床上到桌子边，从桌子边到炉边，都从木板上走。于是他到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党委会、区委会都找过，也给斯大林写过信。都答应解决，答应只是答应。一天夜里他带上老婆、孩子和破烂东西住进五楼一个房间，是区苏维埃的机动房间。房间有八点四三平方米。这一下子事情闹大了！检察长把他传了去：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去，要么判五年徒刑，两个孩子交保育院。这一来，他怎么办？他在战争中得过五颗勋章，现在他把五颗勋章扎在胸膛上，扎进肉里，就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在车间里上了吊。大伙儿发现了，马上把绳子割断。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这一来，马上给他发了住房证，他目前还在医院里呢，不过总算他走运，房间虽小，可是好歹有了个窝儿。结果还不坏。”
司机刚说完他的故事，娜佳就走了进来。
“要是东西被偷了，谁负责任？”司机问。
娜佳耸了耸肩膀，就一面呵着冻僵的手指头，在几个房间里转悠起来。
娜佳一走进房间来，就惹爸爸生气了。“你哪怕把领子放下来也好。”维克托说。
但是娜佳没有理睬，却朝着厨房叫道：
“妈妈，我饿死啦！”
这一天柳德米拉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干劲儿，维克托简直觉得，她如果把这股劲头儿用在军事上，德国佬一定会从莫斯科后退一百公里。
管道工接通了暖气，管道完全正常，虽然不怎么热。找煤气工人却很不容易。柳德米拉打电话给煤气管道主任，管道主任从抢修队派来一名工人。柳德米拉把所有的煤气炉都点着了，把烙铁放上去，虽然火力不大，但是坐在房里可以不穿大衣了。在司机、管道工、煤气工忙活过一阵子之后，装面包的口袋就轻飘飘的了。
柳德米拉做家务事一直忙到很晚时候。她把破布缠到刷子上，把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土都扫干净了。又把吊灯架上的灰土揩干净了，把干枯了的花拿到黑黑的过道里，清扫出很多垃圾、旧纸、破布；娜佳也一面嘟哝着，帮着提出去三桶脏水。
柳德米拉把厨房和餐室里的家什都洗了一遍，维克托也在她的指挥下擦洗碟子、叉子和刀子，茶具却不放心让他擦洗。她又开始擦洗浴室，在炉子上炼油，挑拣从喀山带来的土豆。
维克托给索科洛夫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玛利亚，她说：
“我叫他睡了，一路上他很疲乏，不过，如果有什么急事，我把他叫醒。”
“不，不，我没有事，只是想和他聊聊。”维克托说。
“我觉得太幸福啦，”玛利亚说，“一个劲儿想哭呢。”
“上我们家来玩儿吧，”维克托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今天哪儿行啊，”玛利亚笑着说，“柳德米拉有多少事儿，我也有多少事儿。”
她问了问用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方面的事，他忽然很不礼貌地说：
“我马上把柳德米拉叫来，让她来和您谈自来水问题。”马上又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不来，真遗憾，实在遗憾，要不然咱们可以念念福楼拜的长诗《马克斯和莫里茨》了。”
但是她没有理睬他的玩笑，说：
“我等一会儿再给您打电话。柳德米拉收拾房间有多么忙，我也有多么忙。”
维克托明白，她听到他的不礼貌的腔调生气了。他忽然很想上喀山去。
人究竟有多么奇怪啊？维克托打电话找波斯托耶夫，他们家的电话却打不通。他打电话找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邻居接电话说，古列维奇上索科里尼基妹妹家去了。他打电话找契贝任，却没有人接电话。
忽然电话铃响起来，有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要娜佳接电话，但是这时候娜佳倒垃圾桶去了。
“是谁找她？”维克托一本正经地问。
“没要紧事儿，是一个熟人。”
“维克托，别在电话里闲扯吧，来帮我把柜子搬一搬。”柳德米拉喊道。
“我跟谁闲扯？在莫斯科还没人跟我闲扯呢，”维克托说，“你最好还是给我弄点儿吃的。索科洛夫已经吃过饭，睡觉了。”
似乎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更乱了：到处堆着衣服，从橱子里拿出来的家什摆在地板上；又是锅子，又是盆，又是口袋，想在各个房间里和走廊里走走，却走不通。
维克托以为柳德米拉开头会有一段时间不上托里亚的屋里去，他估计错了。她的眼里流露着操心的神气，脸红红的，她说：
“维克托，你把这只中国花瓶放到托里亚的屋里，放到书橱上，我洗干净了。”
电话铃又响了，他听到娜佳说：
“你好……我哪儿也没有去，刚才我妈叫我倒垃圾去了。”
柳德米拉催促他说：
“维克托，帮帮我吧，别睡觉，还有这么多事情！”
女人有多么强大的本能，这种本能多么顽强又多么单纯。
到晚上，一切整理就绪了，房间里暖和了，又呈现出战前原有的样子。
晚饭是在厨房里吃的。柳德米拉烙了饼，又用下午烧的米饭当馅做了馅饼。
“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维克托问娜佳。
“噢，是一个男孩子，”娜佳回答说，并且笑了起来，“他打电话已经打了四天了，终于打通了。”
“你怎么，是在和他通信吗？事先告诉他了你要回来吗？”柳德米拉问道。
娜佳气得皱了皱眉头，一个肩膀动了动。
“可是，哪怕有一只狗给我打打电话也好啊。”维克托说。
夜里，维克托醒了。柳德米拉穿着内衣站在开着的托里亚的房间门前说：
“你瞧，我的托里亚，我一下子都收拾好了，你的屋里也收拾好了，就跟没有打仗一样，我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