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失去方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悬在了半空中，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对病人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性前提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是等待发现他们的内心会说些什么。我的目的是要事物顺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动地向我汇报他们的梦境和幻象，而我则只问问“与此相关的事有什么发生在您身上？”或“您为什么这么看？”“您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及“您对此怎么看？”之类的问题，于是对梦的解析好像从病人的回答和联想中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我避免一切理论的观点，只是帮助病人自发地理解梦的意象，并不应用什么法则和理论。
不久，我便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作为释梦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便是梦试图达到的目的。我们必须从这些事实出发。自然，这一方法导致了大量的、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便越发迫切地需要一种标准——几乎可以这样说，就是需要某种初始的方向。
大约就在此时，我体验到了一个异常清醒的时刻，清晰地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走过的路。我想道：“现在您已掌握着打开神话学大门的钥匙了，您可以自由地打开潜意识精神的所有大门了。”但在这时候，有个东西却向我低声细语：“为什么要把所有大门都打开呢？”于是，一个问题突然间涌上心头：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解释了古人的种种神话，还写了一本书，关于英雄以及人们永远生活其中的神话。但是如今，人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神话当中呢？答案可能是：基督教的神话。“你也生活在其中吗？”我问自己。说句老实话，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以何为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神话了？”“是的，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神话。”“但是，你的神话——你生活在其中的神话——又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同自己的对话开始变得不那么舒服了，于是我没再想下去。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后，在1912年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身处一间富丽堂皇的意大利凉廊中，凉廊用柱子支撑，地板和栏杆都是大理石做的。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色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美得无与伦比。桌子是用绿色石头做的，像是绿宝石。我就坐在那儿，朝外面的远方望去，因为这凉廊建在一座城堡的塔楼之上。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突然之间，一只白鸟落了下来，是只小海鸥或是只鸽子。它优雅地伏在桌子上歇息，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以免吓跑了这只漂亮的白鸟。转瞬间，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梳一头金发。她跟孩子们一起跑开了，在这城堡的柱廊间玩了起来。
我陷入了深思，琢磨着我刚刚体验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姑娘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她重新变回了鸽子却用人声向我娓娓道来：“只有在晚上的前几小时里我才能变成一个人，因为雄鸽子这时正忙着埋葬那死去的十二只鸽子。”说着她便飞向了蔚蓝的天空，而我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我变得非常激动。一只雄鸽子与十二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那绿宝石色的桌子，塔布拉·斯玛拉格丁娜的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炼金术传说里中爱马仕·托利司梅吉思托司那张绿宝石做的桌子。据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桌子，炼金术的基本教义便用希腊文刻在了这张桌子上。
我还想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等。但我却揭不开这个谜的谜底。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但是我敢肯定，这个梦暗示了潜意识的一种异常活跃的状态。但是我却没能掌握一门技术，来探究我内心活动的过程，因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一如既往地生活，并密切注意自己产生的各种幻觉。
有一个幻觉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某种东西死了，但他却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随后却发现它仍然是活人。这些幻觉进入脑海中并同时转变成梦的形式。
我身处一个靠近阿尔，像是阿尔斯冈的地区。在那里有一排雕刻精美的大理石石棺，可追溯到梅罗文加王朝时代。在梦中，我正从城中出来，看见前方有一条由长排坟墓构成的相似巷道。它们是一些带着石板的基座，死者就摆在石板上。这使我想到了教堂里埋葬用的古老墓穴，身穿盔甲的骑士们伸展着四肢躺在那里。在我的梦里，死者就这样躺着，它们身着古代服饰，双手紧握，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而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变成了木乃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第一座坟墓前望着那位死者，他生活在18世纪30年代。我很感兴趣地望着他的服饰，这时他却突然活动起来，活了过来。他松开了紧握的双手，但只是因为我望着他，他才这样做的。我感到非常不快，于是便走开了，又来到另一个尸体旁边。这具尸体属于18世纪。在他身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望着他的时候，他活了过来并动了动自己的双手。于是，我沿着这一整排的尸体走了过去，一直走到12世纪的尸体旁边——那是一具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尸体，双手紧握地躺在那里。他的形体像是用木头雕刻成的，我看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心想他肯定是死了吧。没想到突然间，我看见他左手的一只手指轻轻地动了起来。
当然，我起初持有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古代经验的种种痕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但是如此的梦境以及我对潜意识的切身体验都告诉我，这样的内容并非是死去的、过时的形式，而是属于我们有生命的存在。我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在之后的几年里。
然而，这些梦无法帮助我克服失去方向的感觉。相反，我却好像生活在持续的内心压力之下。这种感觉时不时地变得异常强烈，以致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某种精神障碍。因此，我曾两次彻彻底底地回顾了一生的所有细节，尤其注重童年时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生活中可能有某种我搞不懂的东西，而这很有可能是导致我精神障碍的原因。但这种回顾除了重新承认自己的无知外，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时我对自己说道：“既然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我就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因此，我便有意识地让自己服从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
第一件浮上表面的事也许是我十岁、十一岁时的童年记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玩积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用积木搭建小房子和小城堡，用瓶子装饰门窗和拱顶。没过多久我就用一般的石头建房，用泥作砂浆。这些建筑使我心醉神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令我诧异的是，伴随这一记忆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情感。“哈哈，”我自言自语道，“这些东西还有生命力呢。那个小男孩的形象就在眼前，他还具有我所缺乏的创造性的生命。不过我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捷径，通向这种创造力呢？”因为作为成年人而言，我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搭建一座桥梁，跨越现在的我和十一岁时的我，跨越两者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然而如果我想要与孩童时期重新建立联系的话，我只能回到那个时期，过上孩子的生活，玩着幼稚的游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一时刻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只是经过思想上无穷无尽的抵抗，带着一种屈从的感情，我才最后作了让步。因为认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之外真的无计可施，这实在是一种既痛苦又丢脸的体验。
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收集适用的石子，它们有些是从湖边捡来的，有些则是从湖里捞起来的。然后我便开始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例如，别墅、城堡、整个村庄等。它们中间仍然少一座教堂，于是我建造了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在其顶部有一个六角形圆顶。一座教堂还要有个祭坛，但在建造时我却有些迟疑。
就在我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完成任务时，有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沿着湖边散步并在岸上的砾石中捡石子。突然间，我看见了一颗红色的石子，是块四个面儿的菱形石，高约一英寸半。它原本是块碎石，由于湖水的冲刷而被打磨成了现在的模样——一件纯属偶然的产物。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那祭坛！我把它放在圆顶的正下方，就在此时，我又回想起童年梦境里位于地下室的男性生殖器。这联想给了我一种满足感。
只要天气情况允许，我就在每天午饭之后继续进行建造游戏。一吃完饭，我就马上玩了起来，一直玩到有病人来就诊，要是傍晚治疗工作结束得早，我就又回去建房子。在这一活动的整个期间，我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晰，也能够把握住隐隐约约出现在我脑中的种种幻觉了。
我自然会想，自己正在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便自问道：“说实在的，你现在干了些什么呢？你正在建造一个小城镇，你好像是在举行祭礼！”虽然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内心十分笃定，我正走在发现自己神话的路上，因为建筑游戏仅仅是个开端，它释放出了一股股的幻觉，后来我把它们仔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具有连贯性，在我的晚年生活中，每当我想穿越一堵阻挡前路的墙，我便会画一幅画或雕刻一块石头。后来证明，所有类似的体验，对于难以深入想法和工作来说，像是一种“入门礼”。今年和去年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例如《未发现的自我》《飞碟：一个现代的神话》和《心理学看良知》等，都是从妻子去世后我做的石雕中获得的启发。生命将尽、死亡以及死亡给我的领悟，猛烈地使我与本我分离开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重新站稳脚跟，而与石头的接触帮了我不少忙。
临近1913年秋天的时候，我感到身上的压力仿佛正在外移，好像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周围的气氛在我看来确实比先前沉闷了不少。就像压迫感并不仅仅产生于心理状态，而是产生于具体的现实，并且在我身上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10月份，当我孤独地行进在旅途中时，一种势不可当的幻觉突然将我俘虏，我看见了一场大洪水，淹没了北海和阿尔卑斯山北部及地势低洼地带的所有土地。当汹涌的洪水奔向瑞士时，我看到连绵的山脉变得越来越高，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正在上演。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漂浮水中的文明残片、成千上万具淹死的尸体。随后，一片汪洋变成了血海。这一幻觉持续了大概有一小时。我感到既迷惑又恶心，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幻觉再次浮现眼前，那场面甚至比上次更加生动形象，血海也显得更加突出。于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话了：“好好瞧一瞧，这景象完全真实并将继续下去。对此你不必怀疑。”那年冬天，有人问我对未来的世界政治局势作何看法。我答道，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但是我看见了血流成河的景象。
我问自己，这些幻觉是否指明了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是实际上，我却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于是我得出结论，这只与我本人有关，我确定自己正在面临精神病的威胁。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战争。
此后不久，即在1914年春末夏初，我一连三次做了同样的一个梦，那时正值仲夏，一股北极的寒流南下袭来，冰封了大地。比如，我看见整个洛林地区及其运河全都冻得死死的，人们四散而逃，整个地区一片荒芜。寒霜冻死了所有活着的绿色植物。这个梦是在1914年4月和5月做的，最后做这个梦的时间是6月。
在第三次梦中，令人生畏的严寒再次从天而降，然而与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个梦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严寒中出现了一棵只长叶不结果的树（我想这是我的生命之树），在寒霜的作用下，树叶变成了甘甜的葡萄，而葡萄丰富的汁水还有治愈疾病的功效。我摘下一串葡萄，送给一大群等待着的人。
1914年7月末，英国医学协会邀请我出席在亚伯丁举行的学术大会，并作题为“潜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我作好了要出事的准备，因为这样的幻觉和梦境都是命中注定的。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欠佳，感到种种恐惧正对我穷追不舍，我竟得在这样的时刻就潜意识的重要性作学术报告，那仿佛就是命运的召唤！
在8月1日这天，世界大战爆发了。现在我的任务明确了：我要竭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还要搞清楚自己的体验与人类普遍的体验到底巧合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的第一个职责便是探究自己的心灵深处。我把建筑游戏期间浮现在脑海的种种幻觉记了下来，从此开始了探究过程。比起任何其他事来说，这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觉纷纷涌现，我尽力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并想方设法去理解这些怪异的事情。我束手无策地站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前，那里的一切都显得既复杂又难以理解。我正生活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中，我经常感到，硕大的石块正翻滚着向我砸来。雷鸣闪电接踵而至。我必须要有野兽的力量才能经受得起这些狂风暴雨。暴风雨也曾击倒过其他人——包括尼采、荷尔德林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但是我身上却有股恶魔般的力量，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要弄清楚，我经历的所有幻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我经受潜意识的猛烈冲击时，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我正在服从一种更高的意志，这种感觉一直支撑着我，直到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常常精神紧绷，因此我只好做些瑜伽锻炼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由于我的目的是想知道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我一直练习瑜伽，直到足以平复心境，继续开展我对潜意识的工作为止。我一旦感觉自己平静了下来，便放弃了对情感的束缚，并开始让种种意象和内心的声音开口说话。而印度人练瑜伽却恰恰相反，是为了完全忘却大量的心灵内容和意象。
当我能够把各种感情转化为意象的时候——也就是说，发现了掩藏在情感背后的意象后——我内心便会平和安宁下来。如果我刻意将意象隐藏在情感中的话，我很有可能被他们撕得粉碎。我只有一次机会将他们逐一分离开来；但在这种情形下，我将彻彻底底地变成一个精神病人，最终被他们毁灭。我的一个实验结论是：找到潜藏在情感后面的特定意象，对治疗是极为有利的。
我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幻觉记录下来，并认真地分析导致这些幻觉产生的精神条件。但我只能通过笨拙的语言做到这一点：起初，我经常用“夸张的语言”阐述我观察到的事物，因为这与原型的风格相呼应。原型的表达辞藻华丽而空洞无物。这种风格使我感到尴尬，它刺激着我的神经，就像有人在灰泥墙面上向下刮指甲，或像在石板上磨刀一样。但是既然我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除了用潜意识本身所选定的风格记录下一切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有时候，我仿佛在用自己的耳朵听它说话，用自己的嘴巴感知它的存在，用自己的舌头编写词语一样；我时不时地便会听见自己在大声嘟囔。在意识的局限下，万物都沸腾活跃了起来。
从一开始起，我就把自愿正视潜意识设想为一种科学实验，这一实验是我本人进行的，而且我对它的结果饶有兴趣。今天，我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场在我身上进行的实验。对我来说，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应对我负面的感受。那时我正自愿地服从于自己难以真正赞同的情感，而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当时记下的幻觉都是些胡言乱语，而且我对它们极为反感。因为只要我不明白它们的含义，它们便成为崇高与荒谬的邪恶混合体。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受住它们，但是我却受到了命运的挑战。直到自己拼尽了全力，才从迷宫里走了出来。
为了抓住“暗地里”活跃在我身上的幻觉，我知道我必须让自己深入其中。对此，我不仅极其反感，还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恐惧。因为我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从而变成幻觉的牺牲品——而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然而经过漫长的犹豫之后，我终于明白，除了深入幻觉之中，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不去冒这个险，他们的权力便会凌驾在我之上。因为我坚信，医生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更无法希望病人去做。这便是我试图冒险的有力动机。有帮手帮他们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帮手——也就是我自己——帮不了他们，除非他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掌握他们的幻觉材料；而且目前，这个帮手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价值令人怀疑的理论偏见罢了。我不但为了自己，还为了自己的病人献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正是这一想法帮我度过了好几个关键的阶段。
正值1913年基督降临之时——准确地说是12月12日——我下定决心采取决定性一步。这时我正坐在桌子旁边，反复思考着自己的恐惧。然后，我让自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突然之间，地面仿佛真的在我脚下裂开了，于是我便落入了黑暗的深渊。我的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在并不太深的地方，我的脚猛地一下踩到了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我大大地舒了口气，虽然自己还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如深沉暮色般的黑暗。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阴森森的洞穴入口，洞里面站着一个侏儒，皮肤呈皮革色，就跟木乃伊似的。我从他身边挤了过去，由狭窄的入口走进了洞内，然后蹚过没膝的冰水来到洞穴的另一边，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我发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红色水晶石。我两手抓住石头把它搬了起来，一个空穴出现在眼前。起初我什么也分辨不清，然而没过多久，空穴当中开始流水。一具尸体从水中流了过去，这是个年轻人，满头金发，还有一处伤口。跟着尸体漂来的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圣甲虫，然后从深水中冉冉升起一轮朝阳。阳光照得我头晕目眩，于是我想把石头放回洞口，但此时一股液体却满溢出来。竟然是血水。一大股浓稠血水喷涌而出，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我感觉，这血似乎无穷无尽地继续喷涌，时间长得令人难以忍受。最后，血水终于停止了喷涌，而这幻觉也跟着消失了。
我被这一幻觉惊吓得不知所措。我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关英雄与太阳的神话，是一出死亡与复活的戏剧，而埃及圣甲虫则象征着重生。在幻觉的结尾，本来应该是新一天的黎明，但代之而来的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喷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反常的现象。然后我开始回想那年秋天产生过的所有血的幻觉，于是便放弃了进一步理解的一切尝试。
六天之后（1913年12月18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与一个皮肤棕黑、不具名的圣人身处一座人迹罕至、风景优美的石山上。此时黎明未至，但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群星忽隐忽现。随后，我听到了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在群山中回荡，于是我知道我们必须要杀了他。我们拿起了来复枪，在一条狭窄的岩石小道埋伏起来。
齐格弗里德出现在山峰之巅，沐浴着朝阳的第一道金光。他驾着一辆用死人骨头制成的战车，猛冲下陡峭的山坡。在他拐弯的时候，我们朝他开枪，于是他便中枪倒地而死。
毁灭了如此伟大又如此之美的一件东西，我内心充满了厌恶和懊悔，于是拔腿就跑，生怕这一谋杀被人发现。但此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知道这将冲掉死者的一切痕迹。我已经摆脱了被发现的危险，生活仍然继续，但一种难以忍受的罪恶感挥之不去。
从梦中醒来之后，我在心里反复琢磨着这一幻象，但却始终未得其意。因此我想再次入睡，但心中的一个声音却对我说：“你一定得弄清楚这个梦，必须马上行动！”内心的紧迫感越发强烈，直到可怕时刻的来临，我听到这个声音在说：“你要是搞不清楚这个梦，你就必须开枪自尽！”恰巧在我这晚上用的桌子抽屉里就放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这可把我吓坏了。然后我再次陷入了深思，突然间，梦的意义浮现脑际。“这不正是在世界上演的问题吗？”我想，齐格弗里德代表德国人渴望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英勇地、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有志者事竟成啊！”我也早想这么干了。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梦表明了英雄齐格弗里德所代表的态度，但它再也不适用于我了，因此这种态度必将被消灭。
在这件事以后，我感受到了无法抗拒的怜悯之情，就像我自己被枪杀了一样：这是我隐秘地把自己等同于齐格弗里德的迹象，以及一个人被迫牺牲理想和意识态度时所感受到的悲伤。我们要抛弃这种同一性和英雄理想主义，因为有些事情比自我的意志更加崇高，面对它们，一个人必须恭顺服从。
到目前为止，这些想法已经足够了，于是我再次进入了梦乡。
那个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圣人一直伴随着我，实际上是他主动提议杀人，他便是那原始影子的体现。那场雨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决了。虽然当时除了这几点暗示外，我无法了解这个梦的更多的含义，但我身上却释放出了一股股新的力量，帮助我得出了有关潜意识试验的结论。
为了紧紧把握住这些幻觉，我常常想象自己走在一段陡峭的下坡路上。我甚至还作了多次尝试，想查个水落石出。比如说，第一次尝试达到了约一千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却发现自己处于宇宙深渊的边缘。就像踏上通往月球的旅程，又像是落入了空空如也的空间。最初出现了一个火山口的意象，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片死人的国土。在一块陡峭的岩石附近，我看见了两个人，一个是白胡子老头，另一个则是年轻漂亮的姑娘。我鼓足勇气走上前去，专心致志地听他们对我讲述，好像他们是活人似的。老人解释说他就是以利亚，这使我大吃一惊。但更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那个盲人姑娘，因为她竟然自称是萨洛米！多么奇怪的夫妻啊，萨洛米和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向我保证，他和萨洛米永永远远是夫妻，这完全使我惊愕了……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条黑蛇，它明显展示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我紧紧靠近以利亚，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三者当中最理智的人，也是智力最清晰的人。对于萨洛米，我仍心存疑虑。以利亚与我长谈一番，然而我却不理解他的话。
我很自然地提醒自己，父亲曾经就是一个牧师，以便竭力为出现在我幻觉中的两个《圣经》人物寻找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但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因为那老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萨洛米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人为什么会在一起？直到多年以后，当我比现在更加博学的时候，老人和年轻姑娘之间的联系才显得完全自然。
在这样的梦境里，人们频频遇见由年轻姑娘陪伴的老者，而这种夫妇的例子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中找到。因而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传统，西蒙·马格斯会随身带着一个从妓院里挑来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海伦，而人们认为她就是特洛伊战争中海伦的化身。克林索与昆德丽、老子与舞女等都属于这一类。
我曾经提到过，我的幻觉中除了以利亚和萨洛米之外还有第三个形象：那条黑蛇。在各种神话中，蛇往往代表着英雄。神话中数不胜数的故事都证明了两者间的相似性。比如说，英雄具有蛇一样的眼睛，或者说英雄死后变成了一条蛇，被敬为蛇，再或者英雄的母亲是蛇，等等。因此，在我的幻觉中：蛇的出现暗示着一个英雄神话。
萨洛米则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她眼瞎是因为她不明白事物的含义。以利亚则是智慧年长的先知形象，他代表了智力和知识的因素，而萨洛米所代表的则是性欲的要素。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逻各斯（理性）与厄洛斯（性爱）的体现。但这样的定义未免过于理念化。暂时让这两个形象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也就是以事件和经验的原貌出现，对我来说反而更有意义。
这一幻觉出现后不久，另一个形象又从潜意识中跑了出来。他由以利亚的形象发展而来，我称他为腓利门。腓利门是个异教徒，他带了一种含有诺斯替教派色彩的埃及－希腊气氛。他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我下面这个梦里。
梦中出现了一片像大海那般蔚蓝的天空，天上飘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扁平的棕色土块。土块好像正在散裂开似的，于是透过这些土块，湛蓝的海水便清晰可见。但这湛蓝的海水其实是蔚蓝的天空。突然间，一个带着翅膀的人从右方翱翔过。能看出来这是一位长着牛角的老者。他拿着穿成一串的四把钥匙，紧紧握着其中一把，好像要打开一把锁似的。他长着翠鸟般的羽翼，颜色也跟翠鸟的一样。
我不太明白这梦中的意象，于是把它画了下来以便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我正埋头画画的那几天，我竟然在自家靠湖边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翠鸟！我惊愕不已，因为翠鸟在苏黎世一代极为罕见，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发现过一只死了的翠鸟。这只翠鸟死了没多久——至多只有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未见什么外伤。
我幻觉中出现的腓利门及其他形象使我恍然顿悟：心灵中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我创造的，而是他们创造了自我并拥有了生命。腓利门代表了一种并非我自己的力量。我在幻觉中与他交谈，而他却说一些我意识不到的东西，因为我清楚地观察到，说话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他们是由我创造的一样。但在他看来，思想却像森林里的动物，或像房间里的人们，或像天空中的鸟儿，他接着说：“如果您看到了房间里的人们，您便不会认为是您创造了他们，或认为您应该为他们负责。”正是他，教会了我精神上的客观性，即精神的现实性。通过他，我自己与我思考对象之间的区别变得清晰了。他以一种客观的方式面对我，于是我明白了，自己身上有着某种东西会说些我不知道也不想说的事，说些甚至反对我的东西。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腓利门代表了更高级的洞察力。对我来说他是个神秘的形象。有时候他显得很真实，像个活生生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漫步，对我来说他就是印度人所说的古鲁（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
每当一种新化身的轮廓出现时，我便觉得这几乎是一种个人的失败。它意味着：“这是直到现在你还不懂的另一种东西！”恐惧爬上了眉梢，这样一连串的形象可能会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也可能在无知的无底深渊迷失自己。我的自我感到贬了值——尽管我在世俗事物上的成功可能会打消我的疑虑。在我的黑暗里（“把我们头脑里可怕的黑暗清除掉。”——《曙光乍现》），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古鲁，希望有某个人掌握了更广博的知识，更高超的能力，好帮助我理清想象力自觉创造的东西。腓利门承担了这一任务，在这方面，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必须得承认他是我的招魂师。而且实际上，他向我传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十五年后，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印度老者前来看望我，他是甘地的朋友，而我们就印度的教育谈了起来——特别谈论了有关宗教导师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我迟疑地问他，能否透露一点他宗教导师的人品和性格，对此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回答道：“可以，没问题，他就是商羯罗查尔雅。”
“您难道指的是评论《吠陀经》的那个死了好几百年的人？”我问道。
“没错，我指的就是他。”他回复了我的惊讶。
“那您指的是一种精神？”我问道。
“当然是他的精神。”他表示同意。
这时候，我想到了腓利门。
“还有幽灵宗教导师呢，”他接着说道，“大多数都是活着的，但总有些人让鬼魂当导师。”
这一消息既启发了我，又消除了我的疑虑。所以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脱离尘世，而只是体验到了另一种东西，它只能发生在付出相似努力的人身上。
后来，出现了另一个我称之为“灵魂”的形象，腓利门因此变得有相对性了。在古埃及，“国王的灵魂”就是他尘世的形态，也就是具体化的灵魂。在我的幻觉里，灵魂来自下方，来自大地，像是从深井中冒出来的。我把他的形象画了下来，通过他尘世的形态表现他，将他画成了一幅隐士雕像，底座是石头，而上半部分由青铜制成。在画面的上方出现了一只翠鸟的翅膀，翅膀和灵魂的头之间飘浮着一团发光的星云。灵魂带有一种恶魔般的表情——也可以说是麦菲斯特的表情。他用一只手握着一座彩色宝塔或一个圣骨匣般的东西，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支铁笔，在圣骨匣上刻画着。他正说道：“就是我把众神埋在了金子和宝石之中。”
腓利门的一只脚瘸了，但他却是个有翅膀的精灵，而灵魂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地魔或是金属之魔。腓利门是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是“含义”。另一方面，灵魂却像希腊炼金术中的安斯罗帕瑞恩一样是个自然之灵——而在那时，我对炼金术仍然不太熟悉。是灵魂使这一切变得真实，但他也会使平静的精神即“含义”变得模糊不清，或用美这一“永恒的映像”取而代之。
久而久之，通过对炼丹术的研究，我便可以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了。
在我写下这些幻觉的时候，我再次问自己：“我到底正在干些什么呢？可以肯定，这与科学毫不相关，那它又是什么呢？”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道：“它是艺术。”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写的东西会与艺术有关。然后我便想道：“也许我的潜意识正在形成一个并非是我的人格，但它又坚持要通过表达展现出来。”我敢肯定，这声音来自一个女人。我认得出，这是一个女病人的声音，是个才华横溢的精神病患者，曾经热烈地移情于我。她已然变成我心中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了。
显然，我在研究的并不是科学。那么除了艺术之外它还可能是什么呢？科学和艺术仿佛成了世界上仅有的选择。这便是一个女人的思维方式。
我着重强调地对这个声音说道，我的幻觉与艺术无关，然后我的内心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可是再没有声音传来，于是我又继续记录。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袭击，又出现了那断然的声音：“那就是艺术。”这一次，我紧紧抓住她对她说：“不，这不是艺术！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然后我便准备与她展开争论。可是争论并没有出现，我便想：“我心里的女人”并没有我具有的语言中枢。于是我建议她使用我的语言中枢。她这样做了，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一个女人竟在我的心中搅扰我，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定她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还开始沉思为什么要赋予灵魂“女性意向”的名字。为什么把它设想成女性的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内心中的女性形象在男性的潜意识中是扮演着一种典型的或是原型性的角色，因此我便称她为“女性意向”。在女性潜意识中对应的形象，我称之为“男性意向”。
起初，女性意向的消极方面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有点被她震慑住了，那感觉就像房间里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随后，我突发奇想：写下所有分析材料实际上就是在给女性意象写信，也就是有意识的自我以不同的观点给另一部分的我写信。我获得的是性质非同寻常又出乎意料的评论。我像是个分析鬼魂和女人的病人！每天晚上，我非常自觉地写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写，我就没办法让女性意向明白我的种种幻觉了。同样，我把它们写出来，女性意象就不会趁机把他们编织成阴谋了。然而想和做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为了尽可能忠实于我自己的意愿，我遵循了一句古希腊格言“只有给予，才能索取”，把一切仔仔细细地记了下来。
在我正写着的时候，古怪的现象便过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慢慢地，我才学会了区分我自己和这种干扰。当情感上庸俗和乏味的东西涌上心头时，我便会告诉自己：“没错，我曾经如此思考，如此感受，但我现在可以不用这种方式思考和感受了。我不必永远接受自己的平庸，因为丢这种脸实在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使这些潜意识的内容人格化，从而使自己与它们区分开来，同时又使它们与潜意识产生关系。这是剥夺它们权利的技巧。将它们人格化并不太难，因为它们总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一种自身独立的身份。它们这种自主性最不令人舒服的地方就是叫人迁就它。然而，潜意识以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却给了我们控制它的最佳手段。
我认为女性意向所说的话充满了诡诈。如果将潜意识的幻觉比作艺术，那它们只带有视觉感知而不会使人信服，就像我在观看电影一样。我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这时，女性意向可能很容易地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受误解的艺术家，而我所谓的艺术天分就赋予了我忽视现实的权利。如果我听从了它的诱导，她很有可能在某天对我说：“您是不是想象自己忙于研究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就是艺术？其实根本不是。”因此，女性意向，即潜意识喉舌的这种暗讽，就能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归根结底，意识终归是决定性因素，它可以理解潜意识的表现形式并对其表明某种立场。
但女性意向也有积极的一面。正是她将潜意识的种种意象传达给了有意识的思想，这也是我特别看重她的地方。几十年来，每当我的情绪受到打扰或某种东西积聚在潜意识中时，我便总是向女性意向请教。这时，我便会问她：“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看见了什么？请告诉我，我很想知道。”在某种不情愿和抗拒之后，她便会定期产生一种意象。意象一出现，不安和压迫的感觉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些情感上的全部能量转化成对这意象的好奇与着迷。我与女性意向谈论她传达给我的意象，因为我必须要像对待梦境一样倾尽所能理解它们。
时至今日，我不必再同女性意向对话了，因为这样的情感已经消失了。但如果这些情感确实存在，我依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它们。今天，我直接地意识到了女性意向的想法，因为我已经学会接受并理解潜意识的内容。我知道面对这些内心意象时，自己应该如何行动。我可以从梦境中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因此就不需要一个媒介来传达了。
起初，我把这些幻觉写进了“黑皮书”中，后来又把它们转移到“红皮书”里，还画了些插图（大多是关于曼陀罗的）作为装饰。在“红皮书”里，我试图从审美的角度阐述我的幻觉，但一直没能完成。我意识到自己仍未找到恰切的语言，只能把它转化成某种别的东西。因此我便及时地放弃了这种审美的倾向，而是先经历一个严格的理解过程。我知道，许多幻觉都需要脚下坚实的土地，所以我首先就要完全回到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意味着科学的理解。我必须从潜意识赋予我的洞见中得出具体的结论——而这一任务将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我这个精神病医生，在我几乎每一步的实验中，碰到的都是同样的精神性材料，而它们又是精神病人发现的，关于精神病方面的，这当然很是讽刺。这是相当困扰精神病人的潜意识意象，然而它又是神话想象的本体，自我们的理性时代之后就已经消失殆尽了。尽管这种想象力无处不在，但却是人类所惧怕和禁忌的，因此踏上这条通往潜意识深处的、变幻莫测的道路，甚至就像开始了一个危险的实验或一场未知的冒险。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误会之路和模棱两可之路。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现在让我鼓起勇气，打开人类脚步从未畏缩不前的大门。”《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里所提到的一种连接，从哲学上的炼金术和诺斯替教派开始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存在。尽管鲜为人知、含糊不清又充满危险，它却是驶向世界另一端的发现之旅。
特别是当我正在研究幻觉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支撑点，而我的家庭和职业工作，可以说就是这个支撑点。在现实世界里过着正常的生活，并以此抗衡怪异的内心世界，这对我来说何其重要。我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我可以随时回归的大本营。它们使我坚信，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普通人。潜意识的内容原本可以把我逼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我家住在库斯纳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号。我还掌握知识：我获得了一所瑞士大学颁发的医科学位证书，我必须要帮助自己的病人——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旋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因为除了思想中的内心世界，他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偶然地控制了他，甚至比他控制内心世界的力量还要强大。他被连根拔起，在大地的上空飘荡，因此他不得不以浮夸和虚构的方法行事。但对我来说，这种虚构则是可怕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我的目的就是今生今世。无论我如何沉醉、如何扬扬得意，我向来知道，自己正在体验的一切终究会指向我的现实生活。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充实生活的意义。我的口号是：就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的本领吧！（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因此，我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带给我愉悦的现实，而且保证了我正常的存在。
渐渐地，一种内心变化的轮廓开始在我身上显现。
1916年，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赋予某种东西以具体的形态。内心强迫自己系统地阐述表达，有可能是腓利门所说的话。这就产生出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和其中所用的特殊语言。
布道词的头几句就显出一种惶恐不安，但我却不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我的周围充斥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空气里充满了鬼魂。随后，我的屋子也像闹鬼了一样。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白衣人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跟她姐姐不一样，说夜里睡觉时被子有两次都给无缘无故地扯掉了。就在同一天晚上，我九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梦。第二天早上，他就吵着向妈妈要蜡笔，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此时却用蜡笔画出了昨晚的梦境，并起名为“渔夫之画”。画的中央流淌着一条河，河岸边站着一个手握钓竿的渔夫。他的头顶处有一根烟囱，只见火苗跳跃，烟气袅袅。渔夫已经钓到了一条鱼。而就在此时，魔鬼正从河流另一边的高空中飞来，一把偷走了鱼，还受到渔夫一顿咒骂。然而渔夫抬头一看，却发现上空盘旋着一位天使，对他说：“不准你动魔鬼一根毫毛，他抓走的只不过是一条恶鱼！”这便是儿子画的画，画画的当天正是星期六。
大约在星期天下午五点钟，大门上的铃铛丁零丁零响个不停，就跟发了疯似的。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忙活，从厨房可以看到大门外那空旷的场地。大家立刻起身去看看谁来了，但一个人影也没看到。我当时正坐在门铃旁边，不但听到了铃响，还看到了它在微微颤动。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气氛沉闷极了，我是说真的！然后我便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屋子塞得满满当当，好像一下子进来了一群人，全都让鬼魂挤满了。它们密密麻麻地一直挤到门口，空气沉闷得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自己也是浑身上下颤抖个不停，心里纳闷：“上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它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在那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便是《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开头的话。
然后，我便下笔如有神，才过了三个晚上，这篇文章便写成了。只要我一拿起笔来，这群鬼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房间安静下来，空气也清新了。闹鬼的事至此结束了。
我们应该以其本来的面目，或者说看起来应该有的面目来看待这一体验。毫无疑问，它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而这种思想状态，非常有利于解释灵学现象。它是一个潜意识的星群，我认为其怪异的气氛就是原型的内在引导力量。“它到处走动，它是在空中飞舞！”当然，理智总喜欢妄称自己能通过物理和科学知识进行解释，或者干脆把这整个事件一笔勾销，说它违反了科学法则。但是，如有从不违反法则，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枯燥乏味啊！
就在这次经历前不久，我记录下了灵魂飞跃肉体的幻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灵魂，即女性意向，确立起了与潜意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与所有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潜意识相当于死者的神话世界，对应着先人的世界。因此，若是有人产生了灵魂消失的幻觉，这就意味着灵魂退居于潜意识之中或者说撤退到了死者的王国。在那里，灵魂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活力，使先人的痕迹也就是集体性的内容呈现可见的形式。它像是一种媒介，使死者有机会自我显现。因此在我的灵魂消失后不久，“死者的灵魂”便出现在我面前，也就有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这篇文章。这就是所谓“丢魂”的例子——原始人也会经常遇到这一现象。
从那时起，死者作为尚未回答、尚未解决和尚未救赎的声音，显得越发清楚了；既然命中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和需要我满足的要求并非来自外部世界，因此它们必须来自内心的世界。与死者的对话形成了一种预言，需要我向世人传达潜意识的概念：一种有序的格局以及对潜意识基本内容的解释。
今天，当我回顾一切的时候，当我思考幻觉研究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那情形仿佛一种信息势不可当地降临到我身上一样。这些意象中的事物不仅关系到我自己，还关系到其他许多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了，也无权再属于我自己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生命开始属于芸芸众生。当时的科学里并没有我所关心的或正在找寻的知识。我本人还需经历原始的体验，还需尽力把体验结出的种子，种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他们仍然是未经证实的主观假设。正在这时，我才将自己献身于为精神服务之中。我对它爱恨交加，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宝。我把自己托付给精神，而这便成了我能够忍受自我存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唯一方式。
可以说，我从未切断过自己与那些初期经验的联系。我所有的作品，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来自始于1912年（大约50年前）的初识幻觉与梦境。我晚年生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包含在它们之中，虽然最初的形式只是情感与意象。
我的科学知识是使我得以摆脱那种混乱状态的唯一手段。否则，这些材料便会使我陷入荆棘丛中难以脱身，或像原始森林里的匍匐植物一样将我活活勒死。我谨小慎微地去尝试理解每个单独的意象，我的精神库存中的每一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科学地分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地方。我们允许意象出现，可能还会对它们惊讶不已，但是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无须费心地理解它们，更不用从中得出伦理结论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做法会对潜意识产生消极的影响。
只要对意象稍加理解便可浅尝辄止的想法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意象的洞察必须转化成一种伦理责任。否则，自己将会成为权力原则的牺牲品，招致种种危险的后果，不仅对他人来说，对洞察者本人而言甚至都是毁灭性的。潜意识的意象使人肩负了重大的责任：不理解意象的含义或者逃避伦理职责都会使他自己和他的生活四分五裂，痛苦不堪。
在我全神贯注地研究潜意识意象的那段时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作为无俸讲师，我已在那里执教八年了（自1905年开始）。我对于潜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已使我的智力活动停滞不前。写完了《潜意识心理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三年之久。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赶上知识界的发展速度了，再也无法谈论令我心醉神迷的事情了。把潜意识的材料公之于世，却差点使我成了哑巴。我既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也无法赋予潜意识材料具体的形式。在大学授课时，我有些暴露自己，认为自己首先要找到一个耳目一新的方向，才能继续把课讲下去。如果我的智力状况就已经是疑云重重，那么继续教授年轻学生着实会误人子弟。
因此我觉得自己正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就继续我的教学生涯，继续走在这条坦途之上；要么就遵循内心人格的法则，听从一种更加理性的安排，朝着我那古怪的任务，朝着我对潜意识所做的实验奋力前行。但是，直到我作出这一抉择之前，我都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故意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上即将发生某件伟大的事情，而且我对此事深信不疑，感到它从永恒性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我知道它会充实我的生活，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
说到底，能不能当上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不得不放弃这一教职确实令我有些困扰；在很多方面，我无法将自己局限于通常为人理解的材料上，对此我感到遗憾。有时我突然会有反抗命运的举动。不过这种情绪都是转瞬即逝的，也不算什么。相反，另一件事情却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内心人格的渴望和诉求，这种痛楚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已经反反复复地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不仅仅是在放弃教学生涯时才体验到的。的确，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了。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相当暴躁；但每当这种强烈的情感达到高潮时，它便会突然转向，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宇宙般的宁静。在这种时候，我便觉得已经远离尘世，而刚刚还令我激动不已的东西，仿佛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了。
我决定放弃教学生涯，并参与到无人（包括我自己）能够理解的事物中。这样的做法使我落入了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我踱来踱去，左思右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因为他们只会产生误解。我发现，意象的内外部世界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方式令人最为痛心。我仍然看不到现在已经理解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我看到的只是“内”、“外”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明白，只要我能成功地证明精神体验的内容真实存在，这种真实性不仅仅针对我的个人体验，而且适用于集体性的体验，我就能找到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然而，这个工作是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后来在科学工作上，我试图证明这一点，并倾尽所能为亲朋好友介绍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成功，否则便会陷入绝对孤立的境地。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我才逐渐开始走出黑暗。有两件事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一件事，是有一个女人执意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我与她断绝了关系；第二件事，也是主要的一件事，发生在1918至1919年之间，那时我开始理解曼陀罗的绘画了。写完《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之后，我画了第一幅曼陀罗的画。当然，我那时并不理解它的含义。
在1918－1919年间，我作为英军战区战俘监管上校驻扎在厄堡。在那里，我每天早上都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小的圆形图，也就是一个曼陀罗，它似乎相当于我那时候的内心状态。在这些图画的帮助下，我能够每天观察自己的精神变化。比如说，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唯美主义夫人的来信，她在信中依然固执地认为，我潜意识中产生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所以应该被当作艺术。这封信把我惹急了。它一点也不愚蠢，因而具有危险的说服力。说到底，现代的艺术家寻求在潜意识当中进行艺术创作。掩藏在这一论点后面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激起了我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不敢确信自己正在产生的幻觉确实是自发的和自然的，而根本不是我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我还远没有克服意识里的偏执和狂妄。因为意识更愿意相信，任何一个在中途产生的高尚灵感都归因于个人的高尚，而自卑的反应只是出于偶然，甚至源自陌生的来源。由于自身感到了这种刺激和失调，第二天我便画出了一幅有所改变的曼陀罗：边缘处有一部分断开了，破坏了图画的对称性。
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陀罗：“成形、变形、永恒心灵的永恒创造。”而这便是自性，也就是人格的完整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性便是协调的，但自性却无法容忍自欺欺人。
我所画的曼陀罗图是关于自性状况的密码，它们每天都以崭新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在这些密码里，我看到自性——也就是我的整体存在——在活跃地工作着。可以肯定地说，起初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理解它们；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我便像保存昂贵珍珠一样保存着它们。我明显地感到，它们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它们获得了一个有关自性的、活生生的观念。我觉得，自性就像是和我一样的单体，而且还是我的世界。曼陀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单体，并相当于精神的微观世界性。
我已经记不清这个时期到底画了多少幅曼陀罗了。应该有很多很多吧。在我画着它们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不断浮现脑海：这样一个过程正在走向何方？它的目的在哪里？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擅自选择一个在我看来显得没有价值的目标。实际情况已经向我证明，我必须放弃自我处于更高地位的想法。我本来还想坚持，但最终还是突然地放弃了。我本想继续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这项工作在《变化和象征》中就已经开始了。这仍然是我的目标——但是我绝不能再考虑它了！此时我正被迫经历潜意识这一过程。我必须让自己夹杂在这股洪流中不断前进，根本不知道它要把我引向何方。然而当我开始画曼陀罗时，我终于明白了，我走过的所有道路，我采取的所有步骤，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回到一点，也就是说回到了中心点。我逐渐地明白过来，曼陀罗就是中心。它代表了所有的道路，是通向中心，通向个性化的道路。
在1918－1920年间，我开始明白，精神发展的目标就是自性。没有直线性的演变，只有自性曲折的发展。均衡性最多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才会存在。随后，一切便朝向这个中心点发展。这一顿悟使我稳定下来，慢慢地，我又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和。我知道，在找到表达自性的曼陀罗之后，我便获得了代表终极性的东西。也许某人会知道得更多，但那个人却不是我。
几年之后（1927年），一个梦境使我证实了自己关于这个中心及自性的想法。我可以用一幅名为《永恒之窗》的曼陀罗的画来表达它的本质。这幅画后来在《金花的秘密》中得以重现。一年之后，我又画了第二张曼陀罗，画中央呈现了一座金色的城堡。完成后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幅画有如此浓厚的中国味？”无论形式还是选色，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外观上没有什么中国画的特征，但我依然觉得很有中国味，这便是它带给我的感受。此后不久，我碰巧收到了理查德·威廉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题为“金花的秘密”的道教炼金术条约草稿，他还请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立刻如饥似渴地把这草稿读完，我做梦也没想到，文中证实了我关于曼陀罗和中心曲折性的观点。这成为打破我孤立状态的第一件事。我逐渐地认识到了一种认同，我终于可以与某事某人建立联系了。
回想起这一巧合，这一“同步性”时，我不禁在这幅我认为很有中国味的画下面写道：“此画作于1928年，展现了一座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廉寄于我一篇中文文章，论述了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
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梦：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肮脏灰暗的城市。那时正值阴雨连连的黑暗冬夜。这个城市就是利物浦。伴随着几个——也就是六七个——瑞士人，我穿过了好几条黑黢黢的街道。我感觉我们正从港口走来，而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却在悬崖之上。于是我们爬上了悬崖。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市场在正下方，你可以经过托藤嘉申（“死者之巷”）一路上行通往上方的高地，然后再穿越彼得广场和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由昏暗街灯照明的大广场，这是众多街道汇聚之地。城市的各个街区呈辐射状环绕广场分布。广场中央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则是一座小岛。在雨、雾、烟和昏暗黑夜的共同作用下，周围的一切变得朦朦胧胧，但小岛却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岛上只生长着一株木兰，树上开满了红硕的花朵。这棵树仿佛就矗立在阳光之中，同时还是光源。友人们开始评论这恶劣的天气，显然没注意到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位瑞士人，对他定居于此感到吃惊不已。繁花盛开的树之美和阳光灿烂的小岛令我心醉神迷，我想：“我很清楚他为何在此定居。”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对于梦中的一个细节，我还得添上一点补充性的评论：城市单独的街区绕中心点辐射布局。这个点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小方块，更大更亮的街灯为其招兵，俨然构成了小岛的小小复制品。我猜那“另一个瑞士人”就居住在其中一个二级中心点附近。
这个梦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时至今日，灰黄的雨衣和上面闪烁的水光依然浮现眼前。一切都那么忧郁，不是黑色的就是灰蒙蒙的——正如我当时所思所感。但是我却产生了一种超脱尘世之美的幻觉，这便是我得以生存的原因。利物浦是“生命之池”。“利物”一词在古人看来，是“生命之根”的意思——是它“创造了生命”。
随梦境而来的还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知道，在梦中已经揭示出了目标。人无法走出这个中心。它便是目标，它便是一切的源头。这个梦使我明白，自性就是方向与意义的原则和原型。其治疗作用便在其中。对我来说，这一顿悟暗示了通往中心进而实现目标的方法，也产生了关于我个人神话的第一个细微迹象。
做过这个梦以后，我就不再画曼陀罗了。此梦描绘了意识发展全过程的高潮。它使我心满意足，因为它描绘了我心境的整幅图景。我已确信，自己正忙于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仍然对它缺乏了解，我的同事中也没人清楚。此梦给了我清晰的思路，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我生命中的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幻觉，我很可能就失去了方向，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但是梦境已经帮我清楚地解释了其中的含义。当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时，我就知道自己正在陷入那未知的世界。说到底，我对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朝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的选择，以及梦境的出现，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整整四十五年，在科学工作的框架中，提炼当时所经历所记录的事情。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目标就是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但是随后，我触碰到了这股岩浆流，于是它的热量和火焰重塑了我的生活。这就是促使我进行研究的基本事物，而我的作品或多或少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将这一炽亮的物体融入当代世界的图景之中。
追寻内心意向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所有根本性的事物都在那些时日得到了确定。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只不过是补充详述了一些从潜意识中喷薄而出，起初还淹没了我的材料。这，便是可供终生研究的“原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