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的任何一部传记都应该有如下反思。的确，人们可能感觉，这些反思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然而制造“理论”，就如吃喝一样，既是我的一部分，也是我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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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它的教义体系，它预示着神性的质变，以及“另一面”的历史变化过程。它以天堂的纷争，这一新神话的形式预示未来，并在创世的神话中作出了最初的暗示。在那里，造物主的敌人出现了。它外形似蛇，承诺增加有意识的知识（有好也有坏），来诱使人类违抗。第二个暗示是堕落的天使，是潜意识内容对人类世界的最早侵犯。天使是奇怪的物种：他们只能是天使，而不能成为别的东西。天使本身没有灵魂，只代表主耶稣的思想和直觉。因此，堕落的天使都是“坏”天使。《以诺书》中写道，“坏”天使身上产生了著名的“膨胀”效应，即与人通婚生出巨人种族，后者最终威胁要毁灭人类。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自大狂和独裁者那里观察到这种现象。
然而，在神话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阶段中，上帝以人的形象显现，体现了《旧约》中圣婚的观点及其完美的结局。早在基督教形成初期，道成肉身的观念就被精练为“基督与我们同在”的直觉。这样一来，整个潜意识渗透进了内心体验的精神层面，使人感触到进入他真实形体的一切。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造物主而言，这都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在那些摆脱了黑暗的人眼中，造物主已经褪去了黑暗的本质，变得尽善尽美了。
在接下来一千年的时间里，上述神话始终举足轻重，无懈可击。直到11世纪，才出现了意识进一步变化的最初迹象。从那时起，动荡与怀疑的征兆不断增多，直到20世纪末，世界性的大灾难才初现端倪。而最初的形式便是对意识的威胁。这一威胁存在于“巨大症”当中——换句话说就是意识的狂妄自大——也存在于“人类及人类行为最伟大”的断言当中。基督教神话的超然存在，即永生，消失了，“人在来世才能获得完整”的观点也随之消失了。
伴随光明而来的阴影，是造物主的另一面。这种观点在12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基督教的世界目前确实面临着邪恶的挑战，他们遇到了赤裸裸的不公、独裁、谎言、奴役及良心的压制。以上赤裸裸的恶性本应永远在俄罗斯民族身上显现，但它却在德国第一次狂暴地爆发了。肆虐的恶行足以表明20世纪人类对基督教的践踏程度。因此，人类无法通过自我克制来减少恶，也难以通过遁词将恶驱逐世界。恶，已成为既定事实。既然它存在，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它。但是，如何与恶共存，同时又避免可怕的后果？我们目前还没想到什么办法。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转变思想，重新确定方向。一旦触碰了恶，那么就产生了屈服于恶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绝不能再向任何事物屈服，就连善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屈服于善，善也会失去其道德属性。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向善屈服可能会招致麻烦。任何形式的“瘾”，都是败坏的，无论它是酗酒、吸毒，还是盲目崇拜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警惕，切勿认为善恶就是绝对的对立。人们简单地认为，善拥有绝对的、命令式的力量，而所谓的恶就应当坚决加以避免。然而在上述观点中，伦理行为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了。认识到恶的现实性，也就必然使恶具有了相对性，同样，恶也会把二者变成一个矛盾整体的两个方面。
实际上，这意味着善与恶不再如此分明。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善恶都代表了一种判断。既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就无法断言自己的判断永远正确。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就会判断失误。只有当我们不确定道德的评价标准时，伦理问题才受到这一原则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作出种种伦理决定。“善”“恶”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归为一类，毫无差别。道德判断永远存在，并一直伴随着典型的心理后果。我曾多次提到，我们过去犯过的错，以及将来要犯的错定会向我们的灵魂复仇。唯有判断的内容才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道德评判标准总是建立在确凿的道德准则之上，而道德准则却总是装作已经精准地了解了何为善，何为恶。但是，我们一旦发现道德准则的基础是那么飘忽不定，伦理判断就会变成一种主观性与创造性的行为。只有上帝应允，我们才能说服自己，相信道德准则基础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在潜意识方面，必须具有一种自发的和决定性的冲动。伦理本身，即善恶之间的抉择，并不受上述冲动的影响，因此作出决定对我们来说更加困难。我们必须经受伦理抉择的折磨。尽管看起来苛刻，但我们，应道德选择的需要，仍有自由去做众所周知的恶事，而非道义上的善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屈从善恶中的任何一方。印度哲学中“非此亦非彼”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可以毋庸置疑地背弃道德准则，而伦理选择的权利则留给了个人。这种选择本身，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在前心理学时代，人们同样面临着如此困难的选择，并将其归为“职责冲突”的范围。
然而通常来说，个体全然处于潜意识状态，以至于根本忽略了自己作出抉择的潜能。相反，他却不断地、焦急地左顾右盼，寻求外在的规则来解答困惑。除了一般性的人类缺陷，教育最应该为上述行为负责。因为后者总是传授过时的、一般性的知识，而对于个人经验的奥秘却只字不提。因此，虽然教育竭力传授理想主义信念或行为；人们却深知自己永远达不到期望；即便官员们反复灌输这些理想，他们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从未达到、也永远达不到这些高标准。更可怕的是，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教育的价值。
因此，一个人要想了解我们今天提到的“恶”，他首先就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完整的自己。他必须冷静客观地评价自己，知道自己能行多大的善事，能犯多大的罪过。还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认为一者为真实，另一者为虚幻。善恶都是他的本性，必定会在他的身上显现。如果他不想自欺欺人地生活，就必须认清这一点。
尽管今天有许多人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作好准备，在善恶共存的层面上生活。这种自知之明举足轻重，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够接近人类本性（其中包含本能）的核心。这些就是最终支配我们作出潜意识伦理抉择的先天动态因素。由于潜意识及其内容正是人类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无法作出任何终极判断。我们对他的认识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在认知的层次理解它的本质，给它合理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科学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而科学则扩大了我们的意识范围；因此，深入的自我了解也需要科学，这种科学就是心理学。毕竟，没有光学知识作为基础，谁也不可能光凭善意、动动手腕就能制造出一架望远镜或者显微镜。
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理学，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在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象面前，我们显得迷惑不解、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对人性一无所知，至少，只有片面与歪曲的印象。倘若我们有自知之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可怕的“恶”就在眼前，又怎么能与它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呢？即使我们知道“恶”的存在，却仍然无法理解“它怎么会发生在这儿”。一个天真的政治家上台后骄傲地宣称自己“不想作恶”。这很对：我们并不想作恶，但恶却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有人选择逃避，而有人则与恶同流合污。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心理状况：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想象着，单凭意念就能将所谓的“恶”踩在脚下；另一些人则屈服于“恶”，而再也看不到善了。在今天，“恶”已经变成一种有形的强大力量。一半人依靠由人类推理产生的教义壮实起来，而另一半人却因缺乏与现实相当的神话羸弱下去。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令人遗憾的道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基督教停滞不前，忽略了其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在神话观点黑暗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中，有些人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拒绝倾听他人的见解；因此人们一直把乔万尼·弗洛尔、梅斯特·埃克哈特、雅各布·伯梅等人当作蒙昧主义者。而教皇庇乌斯十二世和他的教义则成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但当我提起此事时，人们居然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们恐怕还没认识到：神话如果得不到传承与发展，那么它便会消亡。
我们的神话已经默不作声，不再回答了。正如《圣经》中所写，这并不是神话的错，而是我们的错。我们不但没有进一步彰显它，反而想方设法压制它。神话的雏形有着许多可供研究的出发点，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基督曾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人为何要像蛇一样狡猾呢？而蛇的狡猾与鸽子的天真又有什么联系呢？基督又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而谁又会思考，现实中的小孩子是什么样呢？主耶稣是根据什么道德判定，骑驴荣进耶路撒冷就是正当的呢？而不久之后，他为什么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并且诅咒无花果树呢？不义管家的比喻想要说明什么道理呢？而类似《耶稣语录》的箴言“如果你明了自己的所为，你就有福了，如果你不明了，你这逾越律法之人就受到诅咒”，有何寓意？它对我们自己的困境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最后，保罗忏悔道“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作”，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不会再讨论《启示录》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预言了，因为没人相信它们，而且整个主题都让人感到尴尬。
对于诺斯替教徒曾经提过的“邪恶从何而来”的问题，基督教世界一直没有给出答案。奥利金言辞谨慎地暗示魔鬼也可能赎罪，不料却被称作异端邪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但我们却束手无策，困惑迷茫，甚至不曾想过，尽管我们急需神话，但任何神话都帮不上忙。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以及可怕的乃至恶魔般的科学成果，我们已经被隐秘的恐惧和黑暗的预言震慑住了；但是我们又无处可逃，而且确实只有极少数人得出结论：这是遗忘已久的人类灵魂的问题。
“圣灵”在使徒身上不断显现，很可能标志着神话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众使徒得以成为上帝之子，而通过使徒并在其后接受上帝召唤的，也成了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确定自己不是地球上自生的动物，而是扎根神性，获得重生的人。他们赋有形体的生命在这地球上，而内在的、无形的生命终将归于完整性的最初意象，归于永恒天父的怀抱。一切就像基督教救赎神话中描述的一样。
造物主是完整的，因此，他的儿子和造物也应该是完整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夺走神的完整性。但是鲜有人知，神的完整性崩裂开来，出现了光明与黑暗的王国。即便在耶稣出现之前，人们就已预见了上述结果，尤其体现在约伯的经历中，以及广为传颂的《以诺书》（属于前基督教时代）中。基督教出现后，这种超自然的分裂显然得到了延续：撒旦在《旧约》里还属于耶和华神亲密的随从，现在却永远与神的世界截然对立。撒旦的邪恶无法根除。因此，11世纪初魔鬼创世说兴起时，人们并不感到惊奇。堕落的天使传授给人类危险的科学艺术知识，这一点已经在天使堕落的神话中解释清楚了。而此后，魔鬼创世的论调在基督教漫长历史的后半期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古老故事的讲述者对广岛有何感想呢？
天才的雅各布·伯梅认识上帝的形象有自相矛盾的一面，从而为基督教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伯梅描绘的曼陀罗象征代表了分裂的上帝，因为内圈分成了两个背对着的半圆。
既然基督教认为，上帝完整地出现在圣父、圣子与圣灵身上，那么也应该出现在圣灵浇灌的每一块土地上，因此人人都能分享上帝及其子嗣的完整性。上帝形象的复杂对立性也随之进入人子之中，所谓复杂对立，指的并不是统一性，而是矛盾的冲突。所以，上帝形象中黑暗的一面就与普遍认为的“光明”一面截然对立起来。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矛盾对立的过程，然而本该理解此事的官方人文教师却几乎一无所知。的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时代的重要转折点，但却想象着伟大的变革只与核裂变、核聚变，或者宇宙火箭有关。人类心灵深处发生的一切却常常受到忽视。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只要上帝的形象能够展现心理学基础，只要上帝形象中深刻的二分性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进入世界政坛，那么补偿便会以统一的圆形象征形式出现，展现精神中对立双方的结合。我想提一下世界范围内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流言（最早始于1945年）。它不是基于幻觉，就是基于真实的现象。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故事中，通常会讲到宇宙飞船，它们有的来自外星球，有的甚至来自四维空间。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918年，我在调查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形状相似、明显具有普遍性的象征符号——曼陀罗符号。为了证明这一发现，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进一步收集资料，然后才首次宣布出来。曼陀罗是一种原型意象，时代见证了它的出现过程。这种圆环意象代表了本我的完整性以及精神基础的完整性。如果用神话术语来表达，就是神性在人身上显现。与伯梅提出的曼陀罗不同，现代曼陀罗所追求的是一种统一性。它是对精神分裂的一种补偿，或预示着精神分裂能够被克服。由于整个过程发生在集体潜意识当中，曼陀罗本身也因此随处显现。世界范围内有关不明飞行物的传言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它们是一种普世存在的精神性格的症状。
分析疗法只要使“阴影”产生意识，就会引起分裂并使对立双方处于紧张状态，而对立双方反过来会在统一性中寻求补偿。这种调整是通过象征符号而实现的。不论我们认真对待对立双方，还是对立双方认真对待我们，对立双方的矛盾都会使我们的精神濒临崩溃边缘。“没有第三种曼陀罗”的逻辑印证了其自身的价值，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解决方法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只有此时，它才具有说服力。人们才会感到“天恩降临”。既然解决方法从对立双方的冲突与对抗中产生，那么，它便成为意识与潜意识因素深不可测的结合。因此，解决方法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一枚裂开两半却又能严丝合缝拼接在一起的硬币。它代表了意识与潜意识联合协作的结果，并以曼陀罗的形式获得了与上帝相似的形象；曼陀罗大概是表述完整性概念的最简单模式，它在人类思想中自发产生，代表了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与妥协。对立双方的冲突最初只是纯粹的个人本性，而后来人们很快洞察到，主观冲突只是对立双方普遍冲突中的个例。我们的精神结构是依据宇宙的结构建立起来的，而宏观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极其微小与最为主观的精神范围内。正因为如此，上帝的形象总是投射出其强大对立物的内心体验。内心体验在具体事物中形成最初动力，此后便一直保持着神圣的意义，或者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神秘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想象力便从具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试图勾勒表象背后无形物质的形象。在这里，我想到了曼陀罗最基本的形式：圆形，以及此圆最基本的（最具精神性的）等分法：四等分，或者二等分。
内心体验既能帮助人类，也能毁灭人类。人无法掌握、理解、统治它们；也无法摆脱或逃离它们，因而在人类看来，它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力量。认识到内心体验并非来自意识人格，人类便将它们称为神力、魔鬼或上帝。而科学则用了“潜意识”这个术语，相当于承认自己对内心体验一无所知。这是因为科学毫不了解精神实质，而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又恰恰是精神。所以，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确定神力、魔鬼或上帝这类术语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确认，那种存在于精神之外，又与客观体验相关的奇异感，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自己将会经历某些陌生的东西，就像知道自己不会“制造”梦境或创造灵感，是它们自然而然到来的一样。以上述方式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可以说源自神力、魔鬼、上帝或是潜意识。前面的三个术语包含着并唤起了神秘性的情感特质，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最后一个术语——潜意识——却很平凡，因此也更接近现实。潜意识包含了经验领域，也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平凡现实。然而这个用语太过中性与理性，因此无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想象力的发展。毕竟，“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打上了为科学服务的烙印，比起饱受争议进而滋生狂热的先验观念，潜意识更适合平和客观的观察。
因此，我更倾向于“潜意识”这个术语，即便知道自己同样可以用“上帝”或“魔鬼”等词来表达思想。当我真正使用这些神话语言时，才意识到它们只不过是潜意识的同义词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力”“魔鬼”“上帝”和“潜意识”这四个术语的了解都差不多。人们只相信自己会更了解前三者，而为了某些目的，信仰远比科学概念更有益、更有效。“魔鬼”和“上帝”两个概念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可以使对立物更加客观，也就是说将对立物人格化了。二者的情感特质赋予了它们生命与有效性。爱与恨、惧怕与敬畏登上了对抗的舞台，开始上演一出戏剧。原本用来“展示”的东西却变成了“表演”。完整的人受到了挑战，并与自己的全部真相展开斗争。只有此时，人才变得完整，“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以“人”的形象进入人类现实，并与之发生联系。通过内在的“道成肉身”的方式，“上帝”取代了人的自我，却变成了外在的人；这一点，与耶稣的说法相一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在这一点上，神话术语的缺点完全暴露了出来。在基督教中，上帝通常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仁慈怜爱的天父形象，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如果这样的上帝想变成人，他就需要不可思议地放空自己，以便缩小到人类的极微尺寸中。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然难以理解，为何人的框架没有被道成肉身的神撑裂。因此，神学思想家感觉有必要赋予耶稣超越常人的才能。而最重要的是，由于耶稣没有受到原罪的玷污，他至少应该是个神话人物，或者半神。在基督教中，上帝的形象若要化成经验主义的人，就必然会引发矛盾。
神话最终必须严肃对待一神论并抛弃二神论。虽然官方对二神论大加批判，它却仍然延续至今，并使永世黑暗的敌对势力，与全能的上帝一起登上了宝座。在神话体系中，必须使尼古拉斯库萨提出的哲学对立复合体以及雅各布·伯梅提出的道德矛盾心理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做，“唯一的上帝”才能获得他本该拥有的对立双方的完整性与综合性。事实上，象征符号依其特有的性质，能够将对立双方结合起来，使其不再产生分歧或发生冲突，而是相互补充、赋予生命以意义。以上情形一旦发生，自然之神或造物之神形象中的矛盾性就容易理解了。反过来，人们可以将“上帝必须道成肉身”这一神话（基督教的本质）理解为人类以创造性的方式面对对立双方，以及对立双方在完整人格里的综合性。造物之神形象中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可以作为炼丹术士的“对立面统一”和“神秘的结合”，在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得到调解。在自我的经验里，得到调解的不再是“上帝”和“人”这样的对立面，而是上帝形象中的对立面。这便是神圣宗教仪式的含义，通过这种仪式，人可以献祭给上帝，光明能够从黑暗中显现，造物者意识到自己的创造，而人则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这便是目标。它可以使人有意义地进行创造，同时又赋予创造以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标变成了一种在我生命中慢慢形成的解释性神话。这是一个值得我承认与尊重的目标，因而令我相当满意。
人类因为有了思考的能力，才得以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人类通过思考证明了大自然高度重视意识的发展。通过意识，通过承认世界的存在进而证实造物者的存在，人类拥有了大自然。正是因为产生了有意识的思考，世界才会充满各种现象。如果造物者意识到了自己，他就不需要有意识的造物，不需要有目的产物，即极为间接的创造方法了。通过间接的创造，无数物种与生物历经了数百万年才得以发展起来。自然历史告诉我们，各个物种在亿万年毁灭与自我毁灭的时间里，经历了偶然而随机的转化。人类的生物史与政治史阐述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只不过表现得更为微妙罢了。但是在思想史方面，情况却大有不同。在这方面，思考着的意识的奇迹介入了第二种宇宙进化论。意识举足轻重，因此人们不禁怀疑，意义的要素掩藏在所有怪异而毫无意义的生物混沌体中；而在拥有不同智力的热血动物身上，人们开始了证明意识的征途——意识似乎是在偶然间、不经意间、毫无预示地被发现了，但又由于某种黑暗的冲动被感知到、摸索到了。
我没有想象过，在自己思考人类及其神话的意义时，已经道出了最后的真理；但是我想，这就是在我们双鱼座永世结束时所能说的话，也许还必须从水瓶座的永世进行思考，这是紧邻双鱼而具有人形的星座。这是由两条头尾相接的鱼所组成的对立统一体。水瓶座似乎代表着自我。他以威严的姿态把瓶中之物倒入南鱼口中，而南鱼座象征着小孩子，是一种仍无意识的内容。在意识的内容中，潜意识的内容将会出现，经过两千多年的又一个永世，一种由摩羯座符号彰显特征的未来将会产生：这是摩羯星，即羊鱼座的畸形变体，它象征着山脉和深海，是一同生长的不同动物成分构成的两极。这奇怪的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造物主的原始形象，以对抗人类（希腊语称之为Anthropors）。面对上述问题，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我能够应用一些经验性的数据，它们指的是我其他朋友的潜意识产物或历史文献。洞见如果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即便苦思冥想也只会毫无意义。只有当我们拥有了类似于水瓶座时期的客观资料，这种苦思冥想才具有意义。
我们不知道，走向意识的过程还有多远，或者它会指向何方。在创世的故事里它是一种新的成分，没有类似物可供参考，因此我们并不了解其中蕴含了何种潜力，也不知道人类的发展前景。人类的命运是否也会像其他繁盛一时但却灭绝的物种一样？对此，生物学拿不出任何理由，证明这种现象不会发生。
当我们构想出一种世界观，足以证明人在宇宙存在的意义时，运用神话表述的愿望便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种世界观来自我们心灵的完整性，来自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合作。无意义性抑制了人生的完整性，因此与疾病无异。人生的意义可以使许多事物甚至一切事物达到永恒。科学永远无法取代神话，而神话也不能从任何形式的科学中产生。原因并不在于“上帝”是一种神话，而是在于上帝揭示了人类神圣的生命。神话不是由我们发现，而是借“上帝的话”向我们讲述。“上帝的话”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却无法分辨它是否与上帝相同，或者到底有多大的不同。“上帝的话”应该为人所知，有人情味儿。除非它自发地面对我们，并使我们肩负种种义务。它并不受我们意志的武断行为的影响。我们无法解释灵感，主要觉得它不是我们自己推理的结果，而来自其他地方。如果我们恰巧做了一个具有预见性的梦，我们怎能将它归之自己的力量呢？说到底，我们经常一无所知，直到一段时间过后，才知道这个梦代表着一种预见性，或预料到在遥远处发生的事。
“上帝的话”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忍受着它，因为我们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上帝是一个对立复合体，所以它最充分的意义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真假、善恶都有同样的可能性。神话是会模棱两可的，就像德尔菲的预言或者梦境一样。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批判理性；但同样，我们必须抱有希望，相信本能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这种情况说明，上帝正在帮助我们反对他自己，就像约伯很久以前认识到的一样。能够通过万物表达出来的“另一意志”产生自人类，包括人类的思想、语言、形象甚至他的局限性。因此，当他开始以笨拙的心理学词汇思考的时候，就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万物之本，断定万物皆来自他的意志以及他本身。他像孩童一般幼稚，装作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及内在属性。然而，由于他意识薄弱，又对潜意识产生恐惧，他受到了致命的妨碍。因此，他根本无法区分推理得来的结论以及从另一个源头自发产生的结论。他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又不能将自己认定为一种现象。他于存在中发现了这种现象，而且无论如何，他都等同于这种现象。最初，一切都强加到他身上，发生在他身上，他竭尽全力，最后才成功地征服并守住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
只有当他找到通往自由之路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开始便赋予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的、本能的基础。这种开始决然不只是他的过去；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基础与他共存，并与周遭的物质世界一样，对他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这些事实以压倒性的力量从内而外向他发起攻击。他将它们归之于神圣的观点，借助神话来描述它们的作用，并将这一神话解释成“上帝的话”，也就是来自“另一边”的神秘灵感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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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增强人所重视的个性化感觉，再没有比个人发誓保守秘密的方式更好了。社会结构从一开始，便显露了对神秘组织的渴望。当有依据的秘密还未真正存在的时候，秘密的宗教仪式便创造出来，只允许那些有特权的创始人参加。“玫瑰十字会”以及其他许多社团的形式都是如此。最讽刺的是，在这些假冒的秘密中，存在着这些创始人完全不了解的真正的秘密，比如说，那些主要从炼丹术传统中借鉴“秘密”的社团就是如此。
从原始的层面而言，招摇浮夸的秘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共享的秘密起着凝聚整个部落的作用。在部落中，秘密在补偿个体性格的凝聚力方面，起到了不小的帮助，这种个性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起，不断重新陷入原始的潜意识同一性里。个体意识到了自己独特的本性。因此，这一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一种漫长而毫无希望的教育过程。因为即便个体加入某些神秘组织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从根本上，他们也要遵守群体的同一性法则，虽然从他们的角度而言，群体的社会性有所不同。
秘密结社是通往个性化道路的中间阶段。个体仍然依靠集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与众不同与独立自主实际上是个体的任务。所有集体的同一性，例如成为各种组织的成员、支持各种“主义”等都会影响任务的完成。这种集体同一性就像是瘸子的拐杖，胆小鬼的盾牌，懒汉的温床，逃避责任者的保护伞；但它同样又是穷人和弱者的荫蔽，海难幸存者的母港，孤儿温馨的家，是失意游子与疲惫朝圣者的希望之地，是迷途羔羊的羊圈，是哺乳养育的母亲。因此，中间阶段并非陷阱；相反，在长远的未来，它将是个体生存的唯一形式，因为在今天看来，个人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匿名的威胁。今天，集体组织依然是最根本的，以至于许多人都笃信它将是最终的目标；而在自主性的道路上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这种行为往往则显得狂妄自大、异想天开或愚蠢至极。
尽管如此，一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自己必须踏上通往更广阔王国的道路。也有可能他被赋予了各种形式的装扮、形象、状态以及生活方式，但却找不到自己特别需要的东西。结果他只好独自前行，与自己为伴。他将充当自己的团体，组成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倾向，而它们则不需要沿着相同的方向行进。实际上，他将与自己争执不下，并为了共同行动，艰难地将自我多重性统一起来。即使表面上受到了中间阶段社会形式的保护，然而对于内心的多样性，他却无法防范。统一性在他内部的瓦解可能致使他放弃希望，与周遭的环境同化了。
正如秘密协会的创始人已经摆脱了同一的集体性一样，独自前行的个人也需要一种秘密，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不能将之透露。这样一种秘密增强了他独自为个人目标奋斗的力量。许多个体无法忍受这种孤独。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因此只能对他人和自己躲躲闪闪，没有能力真正认真地对待人生。那么最后放弃个人目标追求集体的统一性已经成为一种定式，而上述过程却得到了他们所处环境中所有观点、信仰与理想的鼓励。另外，任何理性的论点都无法战胜环境。只有一种不能泄露的秘密才能防止不可避免的倒退——那是一种他害怕泄露，却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秘密，因此看起来应该归于疯狂的想法。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这种秘密，使人卷入他无法对之负责的观点和行动中来。他行为的驱动力既不是任性，也不是狂妄，而是出于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注定将以一种野蛮的方式临到他头上，也许在他生命中第一次向他显示某种异己之物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是最私人范畴内的主宰，然而异己之物却比他更有力量。雅各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与天使摔跤，结果自己的髋骨错了位，但是他的斗争却防止了一次谋杀。在幸运的日子里，人们坚信雅各的故事，没有一丝怀疑。如果当代的雅各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得到的大概会是别有用意的笑容。他也不愿去讲这些事情，特别是当他想针对耶和华信使的本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此一来，他便会发现，无论自己愿意与否，都拥有一种无法与他人讨论的秘密，会变成一个偏离集体的异类。除非他终生都能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不然的话，他思想上的保守终究会大白于天下。但是想要两者兼顾，既适应于所在群体，同时又追求个人目标，凡是这样的人都会变成精神病患者。现代的这位雅各，大概会为自己掩盖天使是强者的事实，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天使是瘸着脚离开的。
因此，在自身魔鬼的驱逐下，人类终于跨越了中间阶段的界限，真正进入“杳无人迹无法涉足的区域”中了，在这里，没有路标指示方向，也没有荫蔽在头上遮风挡雨。当他遇到了未曾预想的情形，例如职责冲突时，连指导他的方法都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发生在无人区的情形，只有在以上冲突发生时才能保持长久，在冲突被察觉之际便迅速消失了。我不能斥责那些抬脚就走的人，然而他却在自己的懦弱和胆怯中寻找美德，这一点是我无法认同的。由于我轻蔑的态度不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也可以说，对于这样的屈服让步，我找不到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
但一个面对职责冲突的人如果能够完全亲自处置问题，而且还是在一个日夜等待审判他的法官面前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位。只要因为他卷入了无休无止的内心审判，他自己既是辩护律师，又是无情的审判人，而又没有世俗或精神上的法官使他安然入梦，那么现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存在着一种无法加以讨论的真正秘密了。若不是他早已对法官的判决厌烦至极，他绝不会使自己卷入这场冲突当中，因为这种冲突总是以一种更高尚的责任感为前提。正是这种特质，才妨碍了拥有它的人接受集体性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转变成为秘密宣判的内心世界。
上述情况一旦发生，个体的精神便会获得更加重大的意义。这种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众所周知而又受到社会限定的自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更体现在它是度量个人价值的标尺。没有任何事物会像对立物造成的内心冲突那样促进意识的发展。如果原告的起诉书中出现了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实，被告就必须找到目前尚不为人知的论据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内心世界里，而通过这一事实，外部世界要么变得贫乏，要么获得释放。另一方面，内心世界已经上升到作出伦理判决法庭地位，因而重要性大大增加。然而，曾经态度明确的自我却失去了单单作为原告的特权，它必须还要学会扮演被告的角色。自我变得自相矛盾，含混不清，而且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开始意识到一种超越它本身的极性。
并不是每一种责任冲突，甚至可能连一种都没有，真正得到了“解决”，但是人们却可以争论它、衡量它，或者直到世界末日才将它抵消。无论早晚，判决就在那里，像是某种捷径的产物。实际生活不可能悬在一种永恒的矛盾状态中。对立双方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不会消失，甚至在采取行动之前的片刻屈服之时也不会消失。它们不断对人格统一性发起威胁，并且一再用其二分法使生活变得混乱不堪。
一旦深入了解这种状态的危险与痛苦，人们很可能决定待在家里，再也不离开他那安全的窝和温暖的茧，因为这些东西就能保证他不受到内心压力的压迫。对于不必离开父母的人而言，这自然是最安全的。然而有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被迫走上了个性化的道路。这样一来，他们很快便会认识到人性中积极和消极的两面。
就像一切能量都来自对立状态，精神也拥有其内在极性，这是它保持活力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赫拉克利特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而言，极性固有地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与这种难以抵抗的力量相对的，则是自我脆弱的统一性，在借助无数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这种统一性经历了千年的时间才得以产生。“自我有可能产生”的观点来自一种事实，即所有对立双方都要寻求获得一种平衡的状态。它发生在由冷热、高低等碰撞所产生的能量交换中。潜藏在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中的能量存在于生命之前，因此在最初阶段，它是潜意识的。当它慢慢接近意识时，它最先投射在神力、众神以及魔鬼等形象里，而这些形象的守护神似乎成为能量的重要来源；而事实上，只要人们接受了这些超自然现象，它们就能成为能量的来源。但是随着这些形象不断消逝并丧失力量、自我，即经验性的人，似乎拥有了能量的源泉。一方面，自我竭力想抓住、占有甚至想象他确实占有了这种能量；而另一方面，自我却被能量所占有。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人们将意识的内容看作精神存在的唯一形式时，这种古怪的情况才会发生。哪里存在这种情况，哪里就无法制止由于投射而产生的自命不凡。但是潜意识精神的存在一旦获得了认可，那么投射的内容便可以纳入先于意识存在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形式之中。它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进而得以保存，而自命不凡却得以避免。先于意识存在并决定着意识命运的原型，以其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以意识物的先验结构的形式出现。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它们都不能代表存在于自身之内的事物，相反，它们代表的是种种表达方式，使事物能够得到感知与设想。当然，不单单是这些原型控制着各种感知的特殊性。它们代表某一观念的集体性成分。作为本能的一种属性，它们也享有动态特征，并最终拥有一种特定的能量，以引起并促使行为或动机的固定模式；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它们具有一种占有性或强迫性的力量（神秘性）。它们以魔鬼的身份孕育而来，因此十分符合其本性。
如果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事物本性的任何一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构想加以改变，那么他便过于轻信这些言辞了。无论我们赋予它们什么名字，真实的情况都不会改变，受影响的只是我们自己罢了。要是有人把“上帝”设想成“纯粹的空无”，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与高级原理的事实产生任何关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与之前别无二致；改变名称根本不会从现实中移除任何东西。如果新名称暗含着否定的意义，我们最多不过是对现实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而已。另一方面，赋予未知事物积极名称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相对应地采取肯定的态度。因此，如果我们把“上帝”说成一种“原型”，那么就完全涉及不到他的真正性质，而只是让人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精神的那个部分占据了一席之地；精神先于意识而存在，因此不能认为上帝是意识创造的。我们既没有使上帝变得更加遥远，也没有消除它，而是使他离我们更近，让我们更容易体验而已。后面一种情况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人们很容易将无法体验到的事物怀疑成为不存在的事物。这种怀疑很诱人，以至于所谓信仰上帝的人，在我重建原始潜意识精神的意图中只看到了无神论思想。或者说，如果不是无神论，那就是诺斯替教了——或者是任何思想，但愿不像潜意识那样的精神现实就好。如果潜意识确实是别的东西，那它一定由我们有意识的精神的早期进化阶段组成。人及其全部的光荣是在“创世”的第六天创造出来的，其间并没有任何准备阶段。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太过简单过时，无法使我们满足。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大体一致。但对于精神，过时的观念却仍然固执地存在着：没有什么东西先于精神存在，精神是一张白板，自产生之际便得到新生，它将自己想象成什么样子，便成为什么样子。
意识是一种系统发生与个体发生的附属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才最终为人们掌握。就像躯体拥有几百万年的解剖学史前历史一样，精神系统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就像人体的每一部分至今仍代表着这种进化结果并随处显现其早期阶段的迹象一样，可以说在精神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意识从一种动物式的状态开始了它的进化过程，这种状态在我们看来是潜意识的，而同样的演变过程会在每一个小孩子身上得到重复。小孩子的精神在潜意识的状态里只不过是白板一块：精神已经以一种可辨知的个人方式发挥着作用，此外还具备了所有人类特有的本能及其高级功能的先验基础。
在这复杂的基础之上，自我产生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基础一直支撑着自我的发展。而当它不再起作用时，接踵而至的便是停滞与死亡。精神的生命和现实性意义非凡。与它相比，甚至外部世界都落到了次要地位，因为如果缺少了把握和操纵它的内生型冲动，世界还会有什么意义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任何有意识的意志都无法取代生命本能。这种本能，作为一种强制力、意念或者命令，从内而外来到我们身上，而且如果将它命名为“个人的魔鬼”，我们至少算是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远古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这样做了）。如果我们采用原型的概念，想要更近距离地确定魔鬼抓住我们的那一点时，我们并没有废止任何东西，只不过更接近生命的起源罢了。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灵魂的医生），我很自然便会信奉这种观点，因为对于如何帮助我的病人重获健康的基础，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知道自己需要旁征博引大量知识。总的来说，医学毕竟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医学的进步，并不是通过发现某种单一的治疗技巧，进而极大简化治疗方法来实现的。相反，它逐渐演变成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而这决然不在于它对一切有可能的领域有所借鉴。因此，我并不想证明有什么东西适用于另一些原理；我只想在自己的领域合理利用这些知识。当然，我有责任说明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以及应用的结果。因为当人们把一个领域的知识转移到另外的领域之中并加以应用后，一些新的事物便会应运而生。X光如果没有应用于医学领域，而只是作为物理学家的财产，那么我们了解的知识就会大大减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放射性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危险的后果，这会引起外科医生的兴趣，却不一定能引起物理学家的兴趣，因为物理学家运用放射的方法和目的都与医生不同。当医生指出某些不可见光有何种有害或有益的特性时，物理学家并不会认为医生侵犯了他的领地。
比如说，如果我把历史学或神学的真知灼见应用到心理疗法上来，它们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限定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因为在那些领域里，它们会有其他目的。
在精神的动力学里潜藏着一种极性。广义而言，这一事实意味着对立双方的整个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宗教哲学问题，已经被纳入了心理学的讨论范围之内。宗教哲学方面的问题丧失了它们在其领域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按照心理学问题的方式来讨论的；也就是说，不再从宗教或哲学真理的角度看待它们，而是检验它们在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及意义。如果抛开它们所谓的“独立真理”不谈，从经验的角度，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都是精神现象，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们自称对自己进行的辩护与心理学方法相一致，而后者并不认为这种宣称是不合理的，反而特别小心地对待它。心理学不允许作出诸如“只是宗教的”或者“只是哲学上的”这样的判断，尽管我们早就习惯别人，特别是神学家指责某些事情“只是哲学的”了。
凡是能够设想的表述都来自精神。与其他事物相比，精神像是一个建立在对立面基础之上，有赖于两极之间能量交流的动态过程。“原则的增加不应超出需要的范围”，这是一条普遍的逻辑法则。因此，既然从能量角度作出的解释已经证明是阐述自然科学的普遍可信原则，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必须把自己限定在这一原则当中。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可以提出其他的观点；此外，精神及其内容所具有的对立性或极性也已经得到了心理体验的证实。
现在，如果精神的动态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寻求逾越精神极性界限的所有表述，例如有关形而上学真实性的表述，如果声称自己拥有任何一种真实性的话，它必定是自相矛盾的。
精神无法超越自己，也无法建立任何真理。因为它的极性决定了其表述的相对性。精神无论在哪里宣布了绝对真理，比如“上帝是运动”或“上帝是唯一”，它就必定会落入这个或那个对立面当中去。因为这两种表述同样可以这样称：“上帝是静止”或“上帝是一切”。由于片面性，精神分崩离析并失去了认知能力，变成了一种不具反应性的（因为没有反映能力）系列精神状态，而每种状态都幻想自己拥有合理性，因为它看不到，或者还未看到其他的状态。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而只是指出，人们经常会逾越界限。确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都在持续地运动。”随后提出的论点是对立面，而在二者之间则产生了第三个在此前无法感知的缓解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再次证明了自己对立的特性，并且丝毫没有超越自己的范围。
我竭力刻画精神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要去暗示只有精神才会存在。我只想表达，就感知和认知来说，我们的视野难以逾越精神的范围。科学不言而喻地证明了，非精神性的超验物体的确存在。但科学也明白，要想把握上述物体的真实性质有多么困难，特别是在缺乏感官或感官失灵的状态下，以及恰当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或者还未创造出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而当我们的感官和人造器官都无法证实真实物体存在的时候，把握物体真实性质的困难就更为巨大了，因此，人们不得不断言根本不存在真实之物。就个人而言，我绝不会得出如此草率的结论，因为我从不倾向性地认为感官能够感知所有形式的存在。因此，我甚至冒险假设，原型结构（最卓越的精神事件）的现象可以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于一种可能形式完全不同却又具有部分精神性的形式之上。由于缺乏经验材料，我对这种人们通常叫作精神的存在形式既不了解，也不理解。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非物质性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只要各种原型在我身上发生作用，即便我对它们的真实性质一无所知，它们对我来说都是真切而实际的。当然，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各种原型，也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本质。无论它怎样阐述自己，都不会超越自己的范围。所有的解读以及所有能够解读的都是精神性的，以至于我们绝望地困于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了。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这张面纱之下存在着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难以理解的绝对物质。甚至或特别有理由假设在精神现象中甚至或特别是在对之无法作出确凿的论述。有关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表述，只有在专业领域才是真实可信的；一旦超出了这些领域，它们便只是妄自尊大的假设罢了。
从客观角度而言，尽管某些论断禁止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凭空得出，但显然，某些论断在没有客观理由的情况下也能得出。这里体现的便是精神动力的道理，也就是通常称为主观的纯个人事务的那种道理。但是，我们很可能会犯分辨不清的错误，比如这种表述是否真的仅仅来自孤立的事物？还是仅仅受到个人动机的激发？抑或是来自一种通常发生的、以集体方式呈现的动态类型？依据以上情况，我们不应将这种表述归为主观范畴，而应归为心理学的客观范畴，因为某些个体发现他们在受到内心冲动的驱使之后才作出同一种表述，或者认为很有必要持有某些观点。既然原型并不只是一种不活跃的形式，而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充满了特有的能量，那么我们很可能将它作为这种陈述的动因加以理解。换句话说，作出表述的并不是个体，而是通过个体讲话的原型。如果这些表述受到压制或者置之不理，那么医学经验以及常识便会证明精神疾病即将产生。这些疾病要么会以神经症样症状出现，要么就以集体妄想的形式出现。
原型性表述建立于本能的前提之上，而与理性毫不相关。它们既没有理性基础，也无法通过理性论断来消除。它们永远是世界景象的一部分，莱维·布律尔恰如其分地将它们称作“集体表象”。当然，自我以及自我意志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我的意愿却以其毫无察觉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受到原型过程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只要我们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接触宗教，那么原型过程的实际考虑就是宗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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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事实本身不得不令我引起注意：除了反映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同样广阔的领域（如果不是更广阔的话），理性理解和表象的推理方式在此却难以找到任何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个领域就是厄洛斯的王国。在远古时代里，当人们恰当理解了上述事情的时候，厄洛斯便以天神的形象出现，而它的神性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因此无论用什么方式，人们都无法理解它、呈现它。我也像前人尝试的那样，冒险试探这个魔鬼。它的活动范围上至一望无际的天堂，下抵黑暗地狱的深渊；但是一个任务面前（寻找足以表达“爱”所拥有的无数自相矛盾的语言）我却打了退堂鼓。厄洛斯是宇宙进化论的支持者，是所有高等意识的创造者。有时候我认为保罗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很可能成为一切认知以及神性精髓的首要条件。不管有识之士如何阐述“上帝就是爱”，这句话却证实了神的对立复合体。在我的医疗实践及生活经历中，我曾无数次面对爱的神秘，但却一直无法解释爱到底是什么。像约伯一样，“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约伯记》第四十章，第4节）。在这句话里，神是最伟大、最遥远、最崇高的；而约伯则是最渺小、最迫近、最卑微的，我们不能只讨论其中一面，而放弃另一面。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解释这种自相矛盾。不管人们说了什么，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他全部的含义。在谈论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时，不是说得过多，就是说得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富有意义。爱“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7节）。这句话毋庸赘言便道出了一切。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宇宙之“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打上了引号是因为，我并不想以欲望、偏爱、喜欢、希望及其他类似感情的含义使用“爱”这个字眼，而是将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事物，一种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人是“爱”的一部分，从而无法把握“爱”这个整体，而完全受“爱”的摆布。人可以赞同“爱”或者反抗“爱”，但人却总是困于其中，受其掌控。人依赖“爱”并靠它来维系自己。爱既是他的光明又是他的黑暗，他看不到爱的目的。“爱是永不止息”——无论他是用“天使的话语”还是用严谨的科学来表述，都追溯了生命最深远的源泉。人类可以赋予“爱”无数的名称，但最终他仍然会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欺骗之中。如果人类尚有一丝智慧，他便会就此放弃，给未知之物起一个更加模糊的名字，也就是将它称作上帝。这种命名承认了人类的征服、缺憾以及依赖，但它同时又证明了，人类可以在真理和谬误之间自由选择。
结 语
人们说我是位智者或圣人，我是始终不同意的。一个人曾经从一条溪流中舀取了一帽子的水，这才能有多少呢？我并不是那溪流，而是站在溪流中的人，什么也没做。其他人也站在同样的溪流中，大部分人发现他们需要做点什么。而我却什么也没做。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必须注意到樱桃长在花柄上的人。我站着静观其变，赞美大自然的奇妙。
有一个美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大学生，他走上前去对拉比说：“在古代，曾有人见过上帝的样子。为什么现在的人再也看不见了？”拉比答道：“因为现在没有人能把腰弯得那么低了。”
为了从溪流中舀水，一个人必须把腰弯得稍微低一点点。
我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对我来说，那面“间隔墙”是透明的。这便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却发现这些墙严严实实的，因此他们看不见墙后的东西就以为什么东西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觉察到暗处正在发生的过程，这赋予了我一种内心的确定性。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感觉毫不确定，因此无法得出结论——或者即使得出了结论，他们也不敢相信。不知是什么东西令我开始觉察到了生命之流。很可能是潜意识本身吧，或者也许是我早年时所做的梦吧。它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我的方向。
对暗中发生的过程的认识很早就定格了我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说，这种关系无论在我童年时期还是在今天可谓依然如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长大成人了，感觉仍然孤独，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但却总喜欢暗示一些别人显然毫不了解或在很大程度上不想知道的事情。孤独并非因为形单影只，而是由于我无法将自认为重要的事情同他人交流，还总是持有某些别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种孤独感始于早期梦中的体验，在我研究潜意识时达到了高潮。一个人如果比别人懂得多，他就变得孤独起来。但孤独并不一定伤害友谊，因为孤独的人对友谊最为敏感，只有当每个个体记住了自己的个性，并保持与众不同的时候，友谊才能开花结果。
拥有一种秘密，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感非常重要。它使生活充满了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未曾体验它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人必须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世界；有事情发生了，自己也体验到了，但却无法解释个中原因；而且并不是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被预见。世界不乏出乎意料和难以置信之事。只有此时，生活才会完整。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无穷的、无法把握的。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自己的观点上有所进展。我身上有个魔鬼，它的存在在最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打败了我，我有时表现得冷酷无情，而这正是因为我处于魔鬼的掌控之中。不管得到什么东西之后，我都绝不会停止继续探索的脚步。我必须加速追赶自己的幻觉。与我同时代的人猜不透我的幻觉，因此只看到一个匆匆赶路的傻瓜；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冒犯过许多人，因为一发现他们不理解我，我认为事情就算完了。不过我还是要继续前进。除了我的病人之外，我对其他人没有耐心。我必须要服从内心的法则，它强加于我，使我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当然了，我并不是总要服从它。一个人做事如果前后矛盾，又怎样立足于世呢？
只要有人与我的内心世界相关，我就会不断陪伴在其身边，与其亲密无间；到后来，我也有可能与他们分道扬镳，因为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有些人甚至已经与我无话可说，但他们却依然存在着。许多人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活跃的人性，但它们只有在心理学的魔圈之内才能显现，下一秒，当聚光灯投射到别处时，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可以对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然而一旦我完全了解了他们，那种魔力便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我树敌不少。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没有多少权力来掌控自己的生命。他并不自由。他被魔鬼追赶，是魔鬼的俘虏。
一股强大的势力
将我们的心可耻地夺去，
因为天神个个要人献祭：
谁若拒绝上供，
谁便永无善终。
荷尔德林如是说。
缺乏自由，一直是我巨大的遗憾。我常常感觉自己奔赴沙场，说道：“我亲爱的战友，你们现在倒下了，但我却必须继续前进。”因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要将我们的心可耻地夺去”。我喜欢您，我的确爱您，但我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唉，我何尝不为此而伤心。可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止步不前。魔鬼掌管着万物，因而人能安然度过危难。那受到祝福的“前后矛盾”确保我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即使它与我的“不忠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或许能说，在更高的程度上，我比他人更需要人类，也更不需要人类。当魔鬼起作用时，一个人不是靠得太近，都是相距太远。只有当魔鬼静止不动时，一个人才能达到中庸。
这个具有创造力的魔鬼残忍地摆布着我。我精心计划的很普通的事情经常会落得个最坏的结局——尽管没有一直发生在所有事上。我认为，通过补偿的方式，自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我用祖父烟叶罐里的烟叶填满了我的烟斗，我还保存着他的铁头登山杖；杖上方有一只羚羊角，当时他作为首批客人之一造访了蓬特雷西纳新开设的疗养地，铁头登山杖就是从那里带回来的。
我对人生的历程颇为满意，这种充实的生活使我获益良多。我怎能期望如此大的收获呢？然而我身上却不断发生着出乎意料的事情。如果我变得与以往不同，那么很多事情也可能有所不同了。但是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正是我自己。很多事情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但并非永远都对我大有裨益。然而几乎一切事情都在命中注定自然而然地发展。我后悔由于自己的固执而做了许多蠢事。但如果没有这种固执的气质，我就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是既失望又欣慰。我对人们失望，也对自己失望。我从人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惊奇不已的事情，取得的成就也超过了自己的期望值。我无法作出任何终结的判断，因为人类和生命的现象实在太广阔了。我越发老迈，懂的事情就越少，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洞察也就越少。
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失望、欣慰。我既沮丧消沉，又欣喜若狂。我集所有的情感于一身，再也无以复加。我没法作出有无价值的终极判断；对于我和我的一生，我没有评价的权利。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够确信不疑。对任何事，我也确实没有明确的信念。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且我认为自己是跟随着他人前行的。我存在于某种未知事物的基础之上。尽管世事难料，我却感到一切存在中都隐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而持之以恒则是我的存在方式。
我们出生在一个既野蛮残忍又圣洁美丽的世界。我们的气质决定了哪种成分更为重要，哪种成分更有意义。如果无意义性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生命的意义将伴随着我们每一步的发展日益消逝。但事实——或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就像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样，这两者或许都是正确的：本来我们就无法说得清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我却怀抱着众望，认定有意义的生命必将占据上风并赢得胜利。
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这句名言恰恰表达了我于耄耋之年的所思所想。老子代表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体察到了生命的有价与无价。在生命的尽头，他渴望回归本我，回归到永远不可知的意义中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的原型无疑是不朽的真理。这种类型出现在理智的每一个阶段，无论年迈的农夫，还是如老子般伟大的哲人，它们的特征却总是相同的。这就是耄耋之年，这就是生命的极限。然而我心中却充溢着许许多多：植物、动物、云朵、昼夜以及人类的永恒。我越是怀疑自己，我与万物密切相连的感觉就越发强烈。实际上在我看来，那长时间使我与世隔绝的疏离感，仿佛已经转移到我的内心世界，向我揭示了对自己出乎意料的陌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