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富内斯那封邀请信，以及后来那位医生说的话，都是些什么鬼话？坦白说，所有这些，我丝毫也不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四个钟头前，也就是早晨七点钟时，我收到富内斯的一封请柬，内容如下：
尊敬的朋友：
若无不便，今晚务请移尊舍下。如有时间，我将先行趋府拜望。顺致
亲切问候！
路易斯·玛丽亚·富内斯
这使我开始感到奇怪。据我所知，若没有重大原因，没有人会在早晨七点钟请人当晚去赴一次费人猜测的约会。富内斯要我去干什么呢？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的家我也只去过一次。顺便说一句，他倒是有两个十分标致的妹妹。
所以，我极想了解富内斯其人。一小时过后，就在我出门时，阿耶斯塔赖因医生来了，他也是我上国立学校时的同学；总之，我和他的关系，跟与富内斯的关系同样疏远。
此君对我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才说：
“听我说，杜兰，您一定很明白，我这时候来见您，绝不是为了跟您说废话，对不对？”
“看来是对的。”我只好这么回答。
“明白了。既然如此，请允许我问个问题，只问一个。凡有冒失之处，我马上加以解释。您允许吗？”
“请便。”我率直回答他，虽然我同时显得很警惕。
这时，阿耶斯塔赖因微笑着（如同他们那种人之间的相互微笑）问了我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您对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有某种爱慕之情吗？”
哈哈！这才说到了关键问题！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是路易斯·玛丽亚·富内斯的妹妹，一切都出在玛丽亚身上！可是，我几乎不认识这个女子呀！因此毫不奇怪，我就像看疯子一样，看着这个医生。
“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我重复说，“丝毫没有爱慕之情。我几乎不认识她。而现在……”
“别忙，请允许我说下去。”他打断我的话，“我对你说，这肯定是件相当严肃的事……您能不能坦白告诉我，你们两人之间有何瓜葛？”
“您疯了！”我终于对他说，“什么瓜葛也没有，绝对没有！我差不多不认识她，我再对您说，我不相信她会记得见过我。我跟她只说过一分钟，至多两三分钟话，而且是在她家里，仅此而已。所以，我第十次对你说，我对她绝没有特殊的爱慕之心。”
“奇怪，太奇怪了……”此君喃喃低语，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开始讨厌这位医生了，尽管他很杰出，也确是如此，竟闯进与阿司匹林毫不相干的领域。
“我认为，现在我有权……”
可是，他又打断我的话：
“对，您有充分权利……您愿意等到今天晚上吗？也许三言两语您就能明白全部底细，绝不是开玩笑……我们谈到的这位女子病得很重，都快死了……您明白点儿了吗？”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完这句话。
我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回答他。
“我也不明白。”他耸耸肩膀说，“所以我才对您说，这是件很严肃的事……今天晚上我们终究会知道点儿什么。您去吗？您是推不掉的。”
“我去。”我对他说，这次轮到我耸耸肩膀了。
就因为这件事，我一整天都像个傻子那样问自己，富内斯的妹妹几乎不认识我，我也差不多不认识她，她生重病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我从富内斯家回来了。这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出奇的一件事。轮回转生、招魂术、心灵感应，还有精神世界的其他荒唐事，比起这件将我牵扯进去的荒唐事来，都算不了什么。这是一桩小事，却让人发疯。请看事实。
我去了富内斯家。路易斯·玛丽亚带我到书房。我们都尽力像两个傻子那样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就这么着回避对方的目光。阿耶斯塔赖因终于进来了，路易斯·玛丽亚随即出去，出去时在桌上给我留下一包香烟，因为我带的烟已经抽完。于是，我的老同学便扼要地对我讲了如下的事：
“四五天前的夜里，玛丽亚·埃尔维拉在家会客之后感到不适，据她母亲的看法，问题出在当天下午她用很凉的水洗澡。当天夜里她确实觉得很累了，头疼得厉害。第二天早上，她病情加重，发烧了。这天夜间，由一切症状看，她患了脑膜炎。同时，病人感到痛苦、焦虑，无法平息。据说，她说胡话所反映的心理活动，从第一夜起就围绕着一件事，只是一件事，可是这件事却耗损着她的全部生命。”阿耶斯塔赖因继续说，“这是她在发烧到四十一度时产生的一种摆脱不了的烦恼，这是一个简单的烦心事。病人不停地盯着房门，可是谁也不叫。她精神紧张，这种致命的无言焦虑，使她愈见衰弱，昨天起我和我的同事就想缓解这种症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可知道，她在昏睡时叫的是谁的名字？”他最后问道。
“不知道……”我回答，同时觉得我的心率突然变了。
“叫的是您。”他对我说，同时向我要火点香烟。
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们都沉默了片刻。
“您还不明白吗？”他终于说。
“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茫然喃喃低语，茫然得像个年轻人，在剧院大门口看见一流的女演员在半明半暗的汽车里，正为这个年轻人打开车门……可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便问医生，这种情况应当作何解释。
“解释？没有解释。没有丝毫可解释的。这件事您还想知道什么？唔，好吧……如果您一定要一种解释，那就请设想一下，在一片土地上，跟在任何地方一样，有一百万粒、两百万粒不同的种子。发生了地震，像恶魔一样把那里整个翻一遍，弄碎其余的种子，却让其中一粒种子存活下来，不管是落在地上还是落入地下而且发出芽来，长成一棵挺秀的植物……您觉得这种解释够吗？我恐怕连一句话都不能多说了。您几乎不认识她，病人也差不多对您没有更多的认识，为什么恰好是您成为她神志不清的脑子里特别关注的那粒种子呢？这是您要知道的情况吗？”
“当然……”我看着他那始终充满疑问的目光答道。看到自己先是成为她脑海里胡思乱想的没来由的主体，后来又成为她的治疗剂，我不禁感到浑身发冷。
这时路易斯·玛丽亚进来了。
“家母请您去。”他对医生说，同时对我转过身来，面带勉强的微笑说：
“阿耶斯塔赖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您了吗？……要是别人，这件事准会让他气疯的……”
这个“别人”，该有个说法。富内斯一家，尤其是这个开始使我成为如此可笑的一部分的家庭，非常骄傲。我料想，这是由于他们有显赫的祖辈，也由于他们广有财富——我觉得这一点更加可能。正因如此，他们对美丽幼女爱情幻想的对象不是判定随便哪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是属意于我，卡洛斯·杜兰工程师，才勉强感到满意。因此，这位名门闺秀对我这种非比寻常的垂青，我打心里感谢她。
“真是罕见……”路易斯·玛丽亚又开始说，同时不高兴地把桌上的火柴拨来拨去。过了片刻，他脸上又堆起勉强的微笑：
“陪我们一会儿，您没有什么不便吧？您都知道了，对吗？……我想，是阿耶斯塔赖因回来了。”
进来的果然是这位老兄。
“她又发作了……”他只是看着路易斯·玛丽亚摇摇头。这时，路易斯·玛丽亚面带当夜第三次强装出来的微笑，转身对我说：
“咱们去看看，好吗？”
“很愿意。”我对他说。我们便去了。
医生默不作声地进去，路易斯·玛丽亚跟在他后面，最后进去的是我，我们都保持一些间隔。首先使我不快的是卧室里光线昏暗，尽管早该料到这种情况。路易斯·玛丽亚的母亲和另一个妹妹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同时对我的致意只是略为点头作答，我认为我不应有更多表示。我觉得她们两人都很高。我看了看床上，看见冰袋下边有两只睁大的眼睛在看我。我看了看医生，心里犹豫不决，但是他对我使了一个难以觉察的眼色，我便走近那张床。
我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在慢慢走近那双使我们相爱的眼睛时，对这双眼睛有了某种印象。我走近时，这双眼睛的目光渐渐充满幸福感，当我向这双眼睛俯下身去，它们便发出炯炯的闪光，连眼梢的余光也是如此，在三十七度正常体温的情侣中，这种表情是永远也看不到的。
她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但是由于嘴唇发干，说话十分困难，我什么也没听清。我认为，我准是像个傻子那样微笑着（但愿有人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那时她向我伸出手臂。她的意图很明确，是要我拉住她的手。
“请这儿坐。”她低声说。
路易斯·玛丽亚把椅子挪到床前，我坐下了。
请看，有哪个人处于比这更奇怪更荒唐的境地。
我坐在最前边，因为我已经成为主角，握着一只发烧的和由于完全误会的爱情而发烫的手。医生站在对面。路易斯·玛丽亚坐在床尾。他的母亲和妹妹坐在后边，靠在椅背上。他们都没有说话，皱紧眉头看着我们。
该怎么办？该说什么？这正是大家都要考虑的问题。至于病人，不时地不盯我的眼睛，而十分不安地逐个扫视在场的人的脸，她认不得他们，便又把视线投在我身上，流露出无比的幸福。
我们这样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半小时，也许更长得多。我一度想把手抽回，可是病人却把手握得更紧。
“别松手……”她低声说，同时想把头摆得更舒服些。大家走上前，拉了拉床单，换过冰袋，她的眼睛再次坚定不移地盯着幸福。不过，她时而又把眼睛不安地移开，去扫视那些陌生的脸。有两三次，我特地看了看医生；医生却低下眼睑，示意我等着。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因为睡意似乎突然降临，病人闭上眼睛，很快就入睡了。
除了那另一个妹妹，大家都走出卧室，她坐到我坐过的那张椅子上。要说点什么很不容易——至少我是如此。那位母亲终于悲伤而勉强地微笑着对我说：
“有更可怕的事儿吗，没有吧？真叫人难过！”
可怕啊，太可怕了！他们觉得可怕的不是那种病，而是那种处境。我已经看出，他们一家对我十分客气周到。首先是哥哥，其次是母亲……阿耶斯塔赖因离开我们片刻，回来时对病人的状况十分满意；她睡着了，睡得从未见过的那么安静。母亲看着别处，我看着医生：我大概可以走了？当然可以。我就告辞了。
我睡得很不好，做了许多梦，梦中尽是与我平日生活毫无关系的事。睡眠不好的过错在于富内斯一家，其中有路易斯·玛丽亚、母亲、妹妹、医生以及他们的旁系亲戚。因为，如果把当时境况很具体地说说，那就会是：
有个十九岁的姑娘，无疑长得很美，她几乎不认识我，我对她也完全无动于衷。这个姑娘就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另外，有个年轻家伙（若要说明，他是个工程师），他不记得曾经连续两次想到过那位有关的姑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和正常的。
可是，这位姑娘正好病了，得的是脑膜炎之类的病，在发烧的谵妄中受到爱情的折磨。她爱的是一个表兄弟，是一个他们朋友的兄弟，是一个她很熟悉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吗？都不是，先生，她爱上了我。
这不是太愚蠢了吗？于是，我决定要把这个想法告知这个神圣家庭最先来我家的人。
当然，当然！不出所料，那天中午，阿耶斯塔赖因来访。我不禁向他问起病人及其脑膜炎的情况。
“脑膜炎吗？”他对我说，“天晓得是不是！起初很像，昨晚也像……今天我们已经觉得，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过，”我提出不同看法，“毕竟是一种脑子的毛病……”
“脊椎也显然有……点儿小损伤，谁知道伤在哪儿……您也懂点儿医学？”
“略知皮毛……”
“好吧，她患有弛张热，我们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这种病发展迅速，会致人死亡……现在她的热度在下降，像钟表一样，每秒钟都有进展……”
“那么，谵妄的症状还存在吗？”我着重问道。
“当然！所有的症状都存在……对了，今天晚上我们等您。”
现在轮到按我的方式行医了。我对他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特殊物质已经发挥了治疗作用，不想再去了。
阿耶斯塔赖因盯着我说：
“为什么？您出什么事啦？”
“没事，然而我真的认为没有必要去那儿……请告诉我：您认不认为这是一种丢人现眼的可笑境况？”
“不是这么回事儿……”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扮演的是个愚蠢的角色……您不明白就怪了！”
“我明白得很……不过，我觉得您这么说，好像是（您别生气）自尊心的问题。”
“说得太妙了！”我跳了起来，“自尊心！你们怎么没想到别的！像个傻子那样坐在她眉头紧锁的全体亲人面前，让她整夜握住我的手，你们竟认为这是什么自尊心问题；你们自己对付去吧，我有别的事要办。”
看来，阿耶斯塔赖因明白我前面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不再坚持，直到辞别都没有再提这件事。
这件事一切都很顺当。不十分顺当的是，十分钟前我刚刚收到医生的一封短简，其内容如下：
杜兰友：
您虽有一肚子怨气，今天晚上我们仍然需要您。请再当一次氯醛、巴比妥，这类催眠药会使她的神经少受刺激，务请光临。
我刚说过，糟糕的是上述这封短信。我是有理由的，因为从今天早上起，我就一直在等这封信……
连续七夜（从十一时到凌晨一时，是病人热度下降和谵妄症状减轻的时候），我一直守在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床边，我们挨得很近，好像真的是一对恋人。她像头一夜那样，有时把手伸给我，有时又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一字一字地呼唤我的名字。我确实知道，她在这种状态下是深深爱我的；然而，我并不是不知道，她在神志清醒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我的存在都丝毫不会关心。这只能认为是一个罕见的心理病例，小说家也许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至于我，我只能说，这种双重的感情生活，强有力地打动了我的心。情况是这样的：也许我还没有说过，玛丽亚·埃尔维拉有一双世上最动人的眼睛。不错，头一夜我从她的眼神中，仅仅看到自己作为无害药物所起的可笑的作用。第二夜，我感到自己并非真正不起作用。第三夜，我没费什么事就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而原先只是假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因发烧而形成的这种活生生的和如梦似幻的爱情，把她的心和我的心连在一起了。
怎么办？我十分明白，整个这段爱情是暂时的，到了白天，她就不知道我是谁了；而我自己，见到她病体康复时，也许就不爱她了。但是，这些爱的梦想，虽然是在发烧四十度的症状下持续两小时，在白天却使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十分担心，世上是否有那么个女子，我在大白天爱上了，晚上也不会使我的爱情化为镜花水月……我爱的只是一个影子，我却痛苦地想到，有朝一日阿耶斯塔赖因会认为他的病人已经脱离危险，因而不再需要我了。
对于热恋中的人（不管爱的是不是影子）来说，即使完全出于热切的同情而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也是冷酷无情的。
阿耶斯塔赖因刚刚出去。他对我说过，病人在继续见好，如果他的判断无误，这几天里我总有一天不用到玛丽亚·埃尔维拉那里去了。
“是的，老同学。”他对我说，“您就不用可笑地去守夜，不用精神恋爱，也不用皱眉头了……记住啦？”
我脸上大概没有显出十分高兴的神色，因为狡黠的医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道：
“我们要换个方式给您补偿……这半个月来，富内斯一家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忘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忘了关于您的事儿，恐怕也是不奇怪的……咱们今天马上上他们家去吃晚饭。顺便说说，要是没有您这么个好心人和前一段日子所发生的爱情，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了结……您说呢？”
“我说，”我回答他，“对于富内斯一家邀请我吃饭的盛情，我差不多要考虑谢绝。”
阿耶斯塔赖因放声大笑起来。
“别逗我了！……我对您再说一遍，他们那时候真是无所适从……”
“可是，他们只是为了给小姐找鸦片、吗啡之类镇静剂，对不对？为了这一点，他们才没有忘记我！”
我这个老同学郑重其事、目不转睛看着我说：
“老同学，您知道我在想什么？”
“讲吧。”
“您可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幸福？”
“或者说是最走运的人。现在明白了吧？”
说完盯着我看。“咳！”我心里想，“或者说我是个傻子——这是最有可能的事；或者说，这个医生值得我拥抱，要抱得他口袋里的体温计被挤碎。这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知道的事，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多，也许，也许……不过，我还是当傻子更稳妥。”
“幸福？……”我又说，“是由于您用您的脑膜炎制造出来的那种荒唐爱情吗？”
阿耶斯塔赖因又盯着我看，不过，这次我却从眼里看出一丝模糊不清的苦涩。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您这个最了不起的傻子……”他低声说着，便挽起我的手臂出门。
在路上（我们去过阿吉拉酒店，去喝苦艾酒），他十分坦率地向我解释了三件事：第一件，由于病人在谵妄状态中极度激动，又十分虚弱，我守在她身边是绝对必要的；第二件，富内斯一家一下子就认准了，尽管这么做有偷偷摸摸之嫌，不很合适，但他们看得很清楚，这种爱情太不自然了；第三件，富内斯一家坦然相信我的教养，是要我知道（十分清楚地知道），我面对病人以及病人面对我所具有的治疗意义。
“尤其是最后一件，是吗？”我像是发表评论似的补充说，“这一席谈话的目的无非是：我绝对不要认为，玛丽亚·埃尔维拉对我会有丝毫真正的倾心。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医生耸耸肩膀，“您要是处于他们的地位……”
这个好人说得有理。因为，唯一可能的是，她……
昨晚我在富内斯家吃饭。这顿饭吃得不太愉快，虽然路易斯·玛丽亚待我还算诚恳。我想说，他母亲待我也一样，可是，尽管她极力要让我吃得愉快，显然她只不过把我看作是她女儿在某几个小时里万分喜爱的外人而已。她心存疑忌，我们不应该责怪她。此外，她和她女儿还要轮流去看护病人。病人今天平平安安过了一天，十五天来第一次过得这么好，晚上她的热度没有大幅度上升。应阿耶斯塔赖因之请，我一直待到午夜一点钟，虽然如此，我没看上病人一眼就回家了。明白吗？整整一天没有见到她！要是上帝赐福，今天夜里她该发烧到四十度，八十度，一百二十度，发烧到随便多少度……
果然如此！好人阿耶斯塔赖因写来了这么一行字：
又发谵妄，请即来。
无论多么谨慎的人，上述一切情况就足以使之失去理智。现在请看事实：
昨夜，当我进卧室时，玛丽亚·埃尔维拉又像第一次那样把手臂伸给我。她左面颊朝下很舒服地躺着，两眼盯着我。我不知道她的眼睛在向我说什么；可能是要把她沉浸在无限幸福中的生命和心灵，全部交给我。她的嘴在对我说些什么，我不得不俯身去听。
“我很幸福。”她说着笑了。
过了片刻，她的眼睛又在叫我，我又俯下身去。
“以后……”她吃力地低声说，同时慢慢闭上眼睛。我认为，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念头一闪即逝。不过，她眼睛里又充满了那种光芒——那种使目光在幸福的闪光中显得迷惘的放肆光芒。这次我听得很清楚，听见她当面清清楚楚问我：
“等我病好了，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
确是正中下怀的疯话！“以后”！等我“不再”说胡话了！要么是房子里的人都疯了，要么是我内心深处对“以后”有过不间断的思考，因而从心里发出了回响。她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她到底患过脑膜炎没有？她是否说过胡话？所以，我的玛丽亚·埃尔维拉……
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什么；我料想，不管我说了什么，要是她家的人听见了，全都会发火的。幸而我只是低声回答了几句；她也只是微笑着低声说了几句……就进入了梦乡。
回到家里，我心潮起伏，一时冲动得狂蹦乱跳，还发出幸福的呼喊。我们之中有谁敢发誓说不曾有过同感呢？为了弄个明白，事情应该这样提出：这个谵妄病人由于某种心理失常，“只是”在谵妄发作时爱上某君。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幸的是这位某君没有尽力使自己仅仅局限于起药物作用。于是，这个病人在身患脑膜炎和神志不清（确凿是神志不清）的状况下，低声对我们的朋友说：
“等我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
这种情况，我把它叫作一个微不足道的疯癫病例，这是明确无误的。昨夜回到家里，我一度以为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在发烧时幻想自己是清醒的。谁在梦中会认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显然没有比这种解释更简单的了。
可是，在这虚假的爱情场景中看到两只大大的眼睛时，我们充满了幸福感，那两只眼睛也充满了不可能是骗人的爱情；当这双眼睛冷漠而又惊奇地扫过家人的脸上，最终怀着欣喜若狂的幸福感落到你身上时，尽管她处于谵妄状态中，你就有权通宵渴望那份爱情——或者我们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渴望得到玛丽亚·埃尔维拉·富内斯的那份爱情。
做梦，做梦，做梦！过去两个月了，有时我觉得还在做梦。当发烧使她对家里最亲近人的面孔都反感时，感谢上帝，她把手和裸露到肘部的手臂对之伸去的那个人是不是我呢？在长时间的无数分分秒秒中，使玛丽亚·埃尔维拉受爱情困扰的目光平静下来的人是不是我呢？
是的，就是我。但是，这件事儿已经成为过去，已经结束，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已经不复存在，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
过了二十天，我又见到了她。她已经康复，我同他们一家一起吃晚饭。饭局开始时，一家人显然都尽力试探着提到病人在谵妄发作时说过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话，我尽可能给予合作，因为在过去二十天里，我一点没有思考到在这头一次会面中应该谨言慎行。
不过，一切都尽如人意。
“我们让您受累了，您休息过来了吗？”那位母亲笑着对我说。
“啊，小事一桩！……”我也笑着说，“我还愿意再受一次累呢……”
玛丽亚·埃尔维拉这次也笑了。
“您愿意，我可不愿意，我向您保证！”
母亲忧愁不安地看着她说：
“我可怜的闺女！一想起你说过的那些胡话……总算结束了。”她转过身子，亲切地对我说，“您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人了，我向您保证，路易斯·玛丽亚会十分敬重您。”
路易斯·玛丽亚把手放在我肩上，还递给我一支烟。
“抽烟，抽烟，请别介意。”
“可是，路易斯·玛丽亚，”母亲半真半假地责备他说，“听你的话，谁都会认为我们在欺骗杜兰！”
“不会的，妈妈；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对；不过，杜兰理解我。”
我理解路易斯·玛丽亚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想打断这种有点儿乏味的表面亲切的谈话。可是，我丝毫不想因此感谢他。
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不引人注意地把眼睛盯住玛丽亚·埃尔维拉。她终于在我面前了，身体健康，十分健康。我热切地期待过这个时刻，但又极其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我爱过的是一个影子，更确切地说，我爱过的是一双眼睛和三十厘米长的手臂，其余的则是一块长长的白斑。而且从那样的昏暗中，如同从沉默的花蕾中，站起的一个女子，她光彩照人，清新平淡无奇而又快乐，但她并不认识我。她看我有如在看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说到什么，或者评论一个绝妙的警句时，她必定会注视他片刻。不过，仅此而已；既没有往事的丝毫痕迹，也没有假装不理睬我的意思，我曾为此费心费力。对她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家伙——我们即使不说陌生家伙，也该说是陌生人。看见她时，便想到那次使我记忆犹新的恩宠，那天夜里同样是现已变得毫无意义的那双眼睛，离我很近，看着我对我说：
“等我病好了……你还爱我吗？”
消逝了的幸福磷火，已被热情之火封存在拥挤匣子似的发烧头脑里，又何必去搜寻它的亮光呢？忘了她吧……我虽有这样的愿望，却恰恰做不到。
后来在客厅里，我找到利用路易斯·玛丽亚来隔开的方法，那就是让他站在玛丽亚·埃尔维拉和我中间；这样我就可以借与路易斯·玛丽亚交谈的机会，把视线自然而然地投向更远的地方，从而得以不受谴责地注视她。她的身姿何等超凡脱俗，从头顶的秀发到脚跟，都会勾魂摄魄。她穿过客厅向内室走去时，她的裙子拍打着鞋子的漆皮面，每一下都把我的心像纸片那样给卷走了。
她笑吟吟地回来了，挨着我身边走过，勉强微笑着，因为我站在她经过的地方；而我还像傻子似的继续梦想她会突然停在我身旁，不是把一只手，而是把双手按住我的两鬓说：
“好啦，现在你已经看见我康复了，还爱我吗？”
咳！我沮丧得要命地告辞了，匆匆握了握她那冰凉而又亲切的手。
不过，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那就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可能不记得她在发烧的那些日子里的感受了。我承认这一点。不过，从事后的追述里，她对发生过的事情该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她对我绝不可能毫无兴趣。至于魅力（上帝饶恕！），那她爱怎说都可以。可是说到兴趣，是她连续想望了二十个夜晚的男人，那就不能说没兴趣了。所以，她对我完全无动于衷是没有道理的。证实这一点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可能给我带来前途未卜的幸福吗？依我看，毫无可能。玛丽亚·埃尔维拉的这种表示，正是提防我对此提出可能的要求；这就是一切。
这是没有道理的。让她死去活来地爱我，那完全可以。可是，让我去要求兑现记载在脑膜炎病例上的爱情诺言，见鬼！那绝对不行。
上午九点钟。绝对不是合适的就寝时间，可我就这么睡下了。我在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家跳完舞，就去了巴勒莫处，然后去了酒吧。完全是独自一人。现在，我躺到床上。
不过，在睡意到来之前，我得先抽完这盒香烟。原因是昨晚我同玛丽亚·埃尔维拉跳舞了。跳舞之后，我们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眼珠子上的这些小点，”她对我说，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放小吃的桌旁，“还没有消退，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我生病前没有这些小点。”
刚刚提醒她这一细节的，恰好是我们桌上邻座的一位女客。这么一提醒，她的眼睛显得更亮了。
我刚一开口回答，就发现事情不妙；可是，已经迟了……
“是呀，”我察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我记得以前您没有这些小点……”
说着我便把目光转到另一边去。玛丽亚·埃尔维拉却笑着说：
“对呀，您应该比谁都清楚。”
啊！我只觉得压在我胸口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终于可以谈这件事了！
“这一点我信。”我回答，“我并不知道是否比谁都清楚……可也对，在说到的那个时候，我确是比谁都清楚！”
我停下话头，开始把声音压得很低。
“对呀！” 玛丽亚·埃尔维拉笑了。她一本正经地把眼睛移开，抬眼看着那一对对经过我们身边的舞伴。
过了一会儿，我料想她早已完全忘了我们刚才的谈话，而我却十分苦恼。可是她没有低下眼睛，仿佛使她感兴趣的永远是那些放电影般不停地一晃而过的面孔；过了一会儿她侧身说：
“您那时好像是我的恋人。”
“您说得非常对。”我对她说，“好像是您的恋人。”
于是，她正视着我，“不……”
她不作声了。“不……不什么？把话说完啊。”
“为什么？是句蠢话。”
“没关系，说完它。”
她放声笑起来说：
“为什么？总之……您没想到这不是什么好像吗？”
“这是没来由的侮辱。”我回答她，“当我好像是……您的恋人时，我是第一个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的人。”
“得了！……”她低声说。可我呢，她那句讽刺性的“得了”说出之后，疯狂的魔鬼使我提出一个也许永远不该提出的问题：
“玛丽亚·埃尔维拉，请告诉我，”我俯身说，“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对那段可笑的经历，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她十分严肃地看着我，似乎有意透着高傲，同时还很专注，好像我们当时正准备倾听无论如何都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快的事情。
“是什么事？”她说。
“是我生活在您身边时的那段经历……”我十分明白地向她指明。
“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吧，您看我一眼……”
“就是看您一眼，也想不起来！……”她哈哈大笑。
“不，不是那件事！……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您早已经看够我了……我想对您说的是：您想不起来曾经对我说过什么……两三句话，就这些……在您发烧的最后一夜。”
玛丽亚·埃尔维拉皱了好一会儿眉头，然后把眉毛挑得比正常的更高。她注视着我，摇摇头。
“不，想不起来……”
“哎！”我不作声了。
过了片刻。我斜瞥一眼，看见她仍在看我。
“什么？”她喃喃低语。
“什么……什么？”我重复说。
“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也记不起来了……”
“不，您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
“您一定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算了！”我又挪近她，“如果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既然一切都是发烧造成的幻觉，那么在谵妄状态中对我说没说过什么，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但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不想回答这件事，只满足于多看我一会儿，然后稍稍耸了耸肩膀就把视线移开了。
“咱们去吧。”她突然对我说，“我想跳这一曲圆舞。”
“巧了，”我站起来说，“我们跳圆舞的那个梦，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她没有回答我。我们向大厅走去时，她似乎在用眼睛寻找一位平日跳圆舞的伙伴。
“使您感到不快的是跳圆舞的那个梦？”她突然对我说，目光仍在扫视大厅。
“是一种谵妄的圆舞……与这个毫无关系。”这次是我耸了耸肩膀。
我以为，那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再谈下去了。不过，虽然玛丽亚·埃尔维拉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似乎也没找到她想找的理想伙伴。因此，她踌躇着面带勉强的微笑（这种无可回避的勉强的微笑，突出了整个那次经历）对我说：
“您要是愿意，那就和您的恋人……跳这一曲圆舞吧。”
“……跟好像的恋人跳。我不多说一个字。”我边说边伸手搂她的腰。
又过了一个月。现在我觉得，那位母亲、安赫莉卡和路易斯·玛丽亚都充满了诗一般的神秘感！那位母亲当然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与之尔汝相称并且可以热情亲吻的人；她的妹妹见过她赤裸的身体。至于路易斯·玛丽亚，他走进屋里，当她背对着他坐着时，可以伸手抚摸她的下巴。三个人显然都很幸福，然而他们却不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幸福。
至于我，坐卧不宁地给自己算命，不断把香烟叼到嘴上，心里问：她爱我吗？她不爱我吗？
参加过佩尼亚家的舞会以后，我与她有过多次交往——当然是每周三在她家里。
她交往的仍是那些朋友，她对他们全都笑脸相迎，凡是他们要与她笑闹，她都巧妙周旋。不过，她总是想方设法使我不离开她的视野。当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可是，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的目光总是盯着别人。
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不，不合情理。因此，一个月来我如鲠在喉，像患了重喉炎般难受。
但是，昨夜我得到片刻安宁。那是星期三。阿耶斯塔赖因正与我交谈，玛丽亚·埃尔维拉越过围着她说笑的那些人的肩膀，向我们投来一瞥，这一瞥把她光彩照人的形象带进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谈起她，还短暂地提到那段旧事。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埃尔维拉来到我们面前。
“你们在谈什么呀？”
“谈了许多事情，首先谈到您。”医生回答。
“啊，我早就料到了……”她挪过一把罗马式扶手椅坐下，架起二郎腿，上身前倾，把脸托在手上。
“说下去，我听着。”
“我对杜兰说，”阿耶斯塔赖因说，“像您生病时发生的那种情况，虽很罕见，但还是有过一些。一位英国作家（我记不得是谁了）提到过一个病例，只是它比您的例子要幸福得多。”
“幸福得多？为什么？”
“因为那个病例没有发烧，两个人是在梦中相爱。而您这个病例中，在恋爱的人只有您……”
我曾经说过，我觉得阿耶斯塔赖因对我的态度，总是那么拐弯抹角。即使我当时没有明说我的心事，一定是我不仅仅用眼神表现出来的急切愿望让他感觉到了。他准是有了这种感悟，这才笑着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们在这儿讲和吧。”
“坏家伙！”他走远了，我低声说。
“为什么？他对您怎么啦？”
“告诉我，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他爱过您吗？”
“谁，是阿耶斯塔赖因吗？”
“对，是他。”
起初，她犹犹豫豫地看着我；后来，严肃地正眼看着我答道：
“爱过。”
“唔！我早料到了！……至少他很走运……”我低声说，感到十分痛苦。
“为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使劲耸了耸肩膀，便朝一旁看去。她随着我也朝一旁看去。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她执着地问，这是一个女人完完全全爱上一个男人才会有的过分执着和漫不经心。现在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一条腿继续站着，另一条腿跪在扶手椅上，嘴里嚼着一片纸（我根本不知道这片纸是哪里来的），而且看着我，两条眉毛难以觉察地上下跳动。
“为什么？”我终于回答，“因为他很走运，至少不用在别人床边充当可笑的傀儡，而且可以正经地谈话，用不着看别人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似的上下跳动眉毛……您现在明白了吧？”
玛丽亚·埃尔维拉沉思着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嘴上仍然叼着那片纸。
“对不对？”我固执地问，不过心脏却在狂跳不已。
她又摇摇头说：
“不，不对……”
“玛丽亚·埃尔维拉！”安赫莉卡在远处叫她。
大家都知道，兄弟姐妹的叫声往往十分不合时宜。不过，从来还没有一声兄弟姐妹的叫声像这次这么不合时宜，如同兜头泼来的一瓢冰水。
玛丽亚·埃尔维拉扔掉纸片，把跪着的那条腿放下来。
“我走了。”她笑着对我说，她的笑容是我在面对她与人笑闹时早已熟悉了的。
“等一会儿！”我对她说。
“一会儿也不等！”她一边回答，一边走开，还摇着手。
我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除非咽下那张湿漉漉的小纸片，或者把嘴埋在她的膝盖压出的坑里，并把那扶手椅往墙上撞，还有就是因痛恨自己愚蠢而向一面镜子撞去。尤其是我特别生自己的气，气得痛苦不堪。这是男子汉的直觉！这是受屈辱的男人的心理！这个头号娇美女子的膝盖印还留在那儿，满不在乎地嘲笑这一切。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爱她爱得发狂，却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也爱我，这是更痛苦的事。此外，我还做梦，做许多梦，梦见的都是如下的情景：我们挽着手走过一个大厅，她穿一身白衣服，我像一团模糊的黑影跟在她身旁。大厅里全是上了岁数的人，都坐在那里看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个舞厅。他们都在说我们是脑膜炎及其影子。我惊醒过来，接着又做起梦来：那是个每天死于时疫的人常来的舞厅。玛丽亚·埃尔维拉穿的那件白衣服是件裹尸布，我仍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影子，不过现在头上有一支体温计。我们永远是脑膜炎及其影子。
对这一类幻梦我该怎么办？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到欧洲去，到北美去，到可以忘掉她的任何地方去。
为什么留下来呢？是为了重新开始以往的经历，像个小丑那样独自折磨自己；或者是为了我们感到相亲相近时，每次都要彼此背离？啊，不！让我们结束这种状态吧。我不知道，我这种感情上背离的计划，对她能有什么好处（确是感情上的！虽然我并不情愿）；但是，留下来将是可笑和愚蠢的，也再没有什么必要去取悦玛丽亚·埃尔维拉了。
我本可以在这里写下一些与我刚刚记述的多少有点儿不同的事情，然而，我宁愿简述一下最近一天我见到玛丽亚·埃尔维拉所经历的事情。
不知道是为了逞强，为了向自己挑战，还是出于企图自杀者的绝无可能的希望，我在动身的前一天下午去向富内斯一家辞行。船票在我口袋里已经揣了十天——由此可见，我是缺乏自信的。
当时玛丽亚·埃尔维拉身体不适，无非是嗓子疼或偏头痛之类的小病，但症状却很明显。我到前厅去了一会儿，去问候她。她见到我有点儿意外，不过她还是有时间匆匆照了一下镜子。她神色萎靡，嘴唇苍白，眼窝深陷。但是，因为我即将离开她，倒觉得她一切如常，甚至更美了。
我简单地告诉她我要走了，并且祝愿她无限幸福。
起初她没明白我的话。
“您要走？去哪儿？”
“去北美……我刚才对您说过。”
“啊！”她低声说，十分明显地抿了抿嘴。但是，立刻不安地看着我。
“您病了？”
“哪儿啊！……不全是……我是不舒服。”
“啊！”她又低声说。她眼睛大睁，透过玻璃窗望着窗外，好像陷入了沉思。
此外，外面在下雨，前厅不明亮。
她朝我转过身来。“您为什么要走？”她问我。
“嗯！”我笑了，“说来话长，太长了……总之，我要走了。”
玛丽亚·埃尔维拉的眼睛仍然盯着我，她那关切、专注的神情变得忧伤了。我们了结了吧，我心中暗想。我上前对她说：
“好了，玛丽亚·埃尔维拉……”
她缓缓把手伸给我，那是一只因偏头痛而变得又凉又湿的手。
“走之前，”她对我说，“您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要走吗？”
她的嗓音已经放低了。我的心狂跳不已，而她就像那天晚上一样，闪电似的从我面前笑哈哈地走开去，还摇着手说：“不，我已经满足了。”……啊，不，我也满足了！那次事情让我受够了！
“我之所以要走，”我明明白白对她说，“是因为我在这儿感到痛苦、可笑和羞耻！您现在满意了吧？”
我仍然握着她的手。她把手抽回，慢慢转过身去，从谱架上抽出乐谱，把它放到钢琴上，全部动作都显得缓慢有分寸，而且又面带着勉强和痛苦的笑意看着我说：
“如果我……求您别走呢？”
“可是，求上帝赐福！”我大声说，“难道您没有发现，这些事情一直在把我折磨得要死吗？我受够了痛苦，也诅咒够了自己的幸福！从这些事情里我们得到了什么，您又得到了什么？没有，够了！”我上前一步又说，“您知道您在生病的最后一夜对我说的话吗？您要我说出来吗？要不要？”
她一动不动，两眼大睁。
“要，您说吧……”
“那好！在那个该死的夜里，我听见您清清楚楚地对我说的话是这样的：‘等——我——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我知道，您当时在说胡话……可是，您现在要我怎么办？就因为我像傻子似的爱上您，您就要我留在这里，留在您身边，用您的方式把我活活整死？……这也是明摆的事，对不对？哎，我向您肯定地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的，那简直不是生活！”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全身无力，觉得说完以上的话以后，我也就永远崩溃了。
可是，该有个结局了，我便转过身去。她就在我身边，在她眼里（这次像是在一道幸福的闪光中），在她眸子里，我看到原以为早已熄灭了的满含幸福的光芒，它们正在熠熠生辉，正在陶醉，正在抽泣。
“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我觉得我是在呼喊，“我亲爱的恋人！我的心肝宝贝！”
得胜的、专心专意的、幸福的她，落下了痛苦结束后静默无声的泪水，终于将她的头舒适地靠在我的胸口上。
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难道有比这一切更简单的事情吗？我遭受过痛苦，很可能还痛苦得哭泣过，吼叫过；我应当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么写的。然而，这一切都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而且，更加久远的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段经历中最有趣的事）她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把头支在铅笔上，正在读我写的东西。当然，她对我的许多看法提出异议。然而，为了尊重我这部无拘无束的、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作为通情达理的好妻子，表示了容忍。此外，她和我一样，认为分几次创作的这部故事，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共同感受过和经历过的生活。可以说，这部出自一个工程师之手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
这时玛丽亚·埃尔维拉打断我，对我说最后一行字写得不真实；她认为我的故事不仅写得好，而且是非常好。她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不容我分辩，并且看着我，我不知道我们相距是否超过五厘米。
“是吗？”她低声说，更确切地说她是柔声地说。
“可以把‘柔声地说’写上吗？”我问她。
“写上，我是在柔声地，是在柔声地！”说着给了我一个吻。
我还能补充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