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汉尼拔讲的机警话十分少，而那种有利于法比乌司和玛尔开路司，而不利于他自己的机警话尤其少。我遗憾地看到，李维给古代的那些巨人添花添彩：而我所希望看到的，毋宁说是他应该像荷马那样，不是给他们涂脂抹粉，而是深知怎样使他们行动。
无论如何应当使汉尼拔所说过的那些话是理智的。如果在听到他的弟弟失败的消息时，他竟会承认他因而预见到迦太基的毁灭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更合适的东西足以使信赖他的各民族对他感到绝望，使指望在战后取得巨大奖赏的一支军队更加灰心丧气的了。
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在西西里、在萨地尼亚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失利的，而敌人却在不断加强起来，因此汉尼拔不得不转入防御的战争。这一点使罗马人想到要把战争转到非洲去；于是斯奇比奥就在那里登陆了。他在那里取得的胜利使迦太基人不得不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来，而汉尼拔在被迫把他多次征服的土地让给罗马人的时候，他痛心得哭起来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汉尼拔做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统帅所能做的一切；由于不能使斯奇比奥和他缔结和约，他就进行了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命运好像故意跟他的才能、他的经验和他的清醒的理智过不去似的。
迦太基不是从敌人而是从主人那里接受了和约的；它不得不在五十年当中付出一万塔兰特的赔款，交出人质，交出自己的船只和象，并且非得到罗马人的允许不得对任何人作战；而为了永远使迦太基感到屈辱，罗马加强了迦太基的宿敌玛西尼撒的力量。
在迦太基失势之后，罗马几乎只不过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了，但是它取得的胜利却是巨大的；恰恰相反，先前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却是很小的。
在那时，仿佛存在着两个各不相关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作战；在另一个世界里则是亚历山大死后一直未停的混乱：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西方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虽然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普和汉尼拔缔结了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对迦太基人只提供了很少援助的这个国王，对罗马人只不过表示了一种无用的恶意。
当人们看到两个伟大的民族相互间进行长期的和顽强的战争时，那个只想在旁边作一个安静的旁观者的人常常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政治家；因为在两大民族中间，胜利的一方会立刻再发动新的战争，而一个全国皆兵的国家又会和只有公民的那些民族开战的。
在当时，这样的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由于罗马人刚刚制服了迦太基人，他们便进而向一些新的民族进攻，这样，他们便出现于各个地方以便把它们一一占有。
在东方能够和罗马人相抗衡的国家只有四个：希腊、马其顿王国、叙利亚和埃及。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头两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因为罗马最初征服的正是这两个国家。
在希腊，当时有三个大民族：埃托利亚人、阿凯安人和贝奥西亚人；这都是自由城市的联盟，它们都有人民大会，有公推的长官。埃托利亚人是好战的、勇敢的、鲁莽的、贪欲的，他们说的话、他们起的誓永远是不算数的，最后，他们在陆地上作战，就和海盗在海上打劫的行径一模一样。阿凯安人则经常受到相邻民族或行动乖戾的防御者的烦扰。贝奥西亚人在所有希腊人当中是最迟钝的，他们极少参加公共的事务：他们单单为了一时的善恶之感而行动，却缺乏足够的理智，让演说家能够很容易地就把他们激动起来。而使人感到异乎寻常的却是，他们的共和国竟然保持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拉栖代孟人保存了自己的威力，这就是说，保存了使他们拥有莱喀古士的制度的那种好战的精神。帖撒利亚人就某种方式来说，是被马其顿人所奴役了的。伊里利亚的国王们已经被罗马人打得稀烂了。阿卡奈人和阿塔玛尼人则时而被马其顿的军队、时而被埃托利亚的军队所蹂躏。雅典人自己没有兵力，也没有同盟者，他们使世人吃惊的不过是他们对国王的谄媚态度而已；人们到德谟斯提尼斯 [14] 发过言的那个讲坛上，不过是建议最卑劣和最可耻的法令而已。
而且希腊由于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力量，由于它那众多的城市、士兵的数量，还由于它的政治制度、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法律，而成为一支绝对不能小看的力量；它爱好战争，精通战术：假如它结合成为一体，那它将是无敌的。
希腊曾严重地为第一个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尔的行动所震撼，但是它并未被征服；而未能决意放弃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马其顿国王们却始终拼命想奴役它。
马其顿的四周几乎都是无法穿越的山。那里的民族十分适于作战，他们是勇敢的、服从的、勤劳的、永远不知疲倦的；应当承认他们是从气候取得这些品质的，因为即使在今天，这些地方的居民仍然是土耳其人的帝国的最好的士兵。
希腊是仰仗着某种均势而维持着的：拉栖代孟人一般是埃托利亚人的同盟者，而马其顿人则是阿凯安人的同盟者。但是在罗马人来到之后，这样的全部均势就被破坏了。
既然马其顿的国王们无法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最小的挫败对他们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而且他们很难强大起来，因为他们的计划永远是隐瞒不住的，人们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望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的。如果他们在由他们的同盟者发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话，则同盟者本身就会把这种胜利看成是应当立刻挽回的灾难。
但是马其顿的国王通常都是机警的国王。有一些国家，它们的政策方针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而以后也一直不变，不过马其顿王国并不是这一类的国家。他们不断地接受各种军事危险和外交事务方面的教训，不断地牵连到希腊的一切纠纷里去，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取各城市的领导人物，向各族人民夸耀自己，把利益分开或是结合起来；最后，他们还经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菲利普开始统治的时候，由于他的中和稳健而赢得了希腊人的爱戴和信任，但是他突然改变了；正当他由于政策和野心的理由而必须表现得公正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暴君。尽管相隔得很远，他却看到了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在有利于他的同盟者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并和埃托利亚人取得和解。因此，他想把整个希腊和他自己结合起来以便阻止外国人到希腊来取得立足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相反的，他却用小规模的侵略激使它反对自己；在涉及自己的存在问题时，他总是喜欢纠缠在琐屑的利益上面，结果他就因为三四次不好的行动，而使全体希腊人痛恨他、憎恶他。
埃托利亚人对他最有反感；而罗马人便利用了埃托利亚人痛恨他的机会，或毋宁说利用了他们的狂热，同他们结成同盟，开入希腊，并把它武装起来反对菲利普。
这个国王在奇诺赛法里一役中被战败了；这次的胜利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埃托利亚人的勇敢。菲利普惊惶失措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竟然答应缔结这样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与其说给他以和平，毋宁说要他放弃自己的兵力：他要把他的卫戍部队从整个希腊撤出，要交出他的船只，还必须在十年当中付出一千塔兰特。
波利比乌斯以他惯常具有的清醒头脑把罗马人的战阵同亚历山大之后一切国王所承受下来的马其顿人的战阵作了比较。他使我们看到了枪兵方阵和军团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罗马的战阵是比较好的。如果从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来判断的话，则波利比乌斯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情况大大地促使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处于危急的地位，这就是，汉尼拔从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士兵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武装起来；但是希腊人既未改变他们的武器，也未改变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他们曾用来取得十分巨大的战果的那些习惯。
罗马人在对付菲利普时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所进行的全面征服的一切步骤中最大的一个。为了确保希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的埃托利亚人的地位。而且他们更下命令，要属于菲利普或是其他国王的每一个希腊城市，今后都依照它们自己的法律来治理。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共和国不可能是独立的。希腊人心里傻欢喜了一番并相信他们实际上是自由了，因为罗马人已经宣布他们自由了。
想象自己已经成了希腊的主人的埃托利亚人，一旦看到什么事都要听任主子的摆布，就陷于绝望的境地了；既然他们总是欢喜采取极端的决定，于是他们便想用一些狂乱的行径来纠正另一些狂乱的行径，他们把叙利亚的国王安条库斯召到希腊来，就同当初他们把罗马人召来一样。
叙利亚的国王们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当中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拥有大流士的几乎全部领土，只有埃及不算在内；但是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奠立了叙利亚帝国的塞琉古在他晚年的时候摧毁了李西玛克的王国。在这种混乱的时期里，许多省里发生了叛乱：形成了培尔伽姆、卡帕多齐亚和比提尼亚等王国。但是这些胆怯的小国家总是认为它们先前的主子所受的屈辱对它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幸运。
由于叙利亚的国王们总是以极其嫉妒的眼光来看待埃及王国的幸福，因此他们总是考虑到如何征服它的问题。这一点所引起的后果是：既然忽视了东方，他们在那里便失去了许多省份，并使另一些省份对他们也很不服从。
最后，叙利亚的国王们领有上亚细亚和下亚细亚；但是过去的经验使人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当首都和主要的兵力是在下亚细亚诸省的时候，那么上亚细亚各省就保不住；而当帝国的重心是在上亚细亚各省的时候，则下亚细亚各省又无法加以固守了。波斯帝国和叙利亚帝国最强大的时期正是帕尔提亚帝国的时期，但帕尔提亚帝国拥有的省份，不过是前两个帝国的省份的一部分。如果居鲁士不去征服吕底亚王国，如果塞琉古留在巴比伦而把沿海各省留给安提冈的继承者们，那么波斯帝国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而塞琉古帝国对罗马人来说也是不可战胜的了。为了控制人类的野心，大自然给各国定出了某种界限。当罗马人越过了这种界限的时候，帕尔提亚人几乎总是能够把他们歼灭掉，而当帕尔提亚人胆敢踏过这个界限时，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仍然退回；而在今天，当土耳其人超越了这样的界限时，他们也是不得不退回去的。
叙利亚和埃及国王的治下有两类臣民：一类是征服别人的各民族，一类是被征服的各民族。第一类民族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出身，因而他们是很难统治的；他们完全没有那种使人们产生摆脱桎梏的愿望的独立精神，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不能忍耐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们产生改换主人的愿望。
不过叙利亚王国的主要弱点却来自宫廷，因为在那里统治着的是大流士的继承者，而不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宫廷里，到处看到的是奢华、虚荣和柔弱，这些坏风气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亚细亚的宫廷。坏风气也传染到了人民和士兵的身上，甚至传染到了罗马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对安条库斯作战时，已是他们腐化堕落的时代了。
当取得了巨大功业的安条库斯发动反对罗马人的战争时，叙利亚王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在行动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人们在处理一般事物时所具有的那种正常的判断力。汉尼拔希望重新发动意大利的战争，因此他的意思是把菲利普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或是使他保守中立。但是安条库斯对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他只率领他的一小部分兵力来到希腊；他只是沉湎在享乐之中，仿佛他只想旁观战争，却不想参加战争似的。他被打败之后就逃到了亚细亚，他与其说是被战胜，毋宁说是被吓倒了。
在这一次战争中，被罗马人像洪流那样冲跑的，菲利普竭尽全力为罗马人服务，成了罗马人取得胜利的工具。想对埃托利亚进行报复和蹂躏的迫切愿望，被答应让他减少贡物和给他留几个城市的诺言，他对安条库斯的嫉妒，以及最后若干小的动机，都使他要这样做。既然他不敢有摆脱桎梏的想法，因此他就只能设法不使这种桎梏过于无法忍受罢了。
安条库斯对局势竟然作出了这样不明智的判断，他以为罗马人会使他在亚细亚平安无事。但是罗马人还是跟踪而来了：他再一次被打败，并且惶恐万状地同意缔结一项最为可耻的条约，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王都未曾干过的事情。
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事物比在今天统治着的国王所作的决定更有气度了，原来他宁可把自己埋葬在他自己宝座的碎片之下，也不愿意接受有失一位国王的尊严的建议：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处于比不幸给予他的遭遇更加不堪的地位；而且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勇气可以巩固王冠的地位，但可耻的行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能够作战的国王，这样的人物是常见的。然而知道如何进行战争，既善于利用命运又善于等待命运，具有在作战前反复地考虑，但在一旦开战之后便能毫无畏惧这种识见的国王，那就十分稀少了。
在安条库斯失势以后，剩下的就只有小国了，但这里并没有把埃及计算在内，而埃及由于本身的地位，本身土壤的肥沃，本身的商业、居民人数，本身海上和陆上的兵力，却仍然会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是埃及国王的残酷，他们的胆怯，他们的贪欲，他们的低能，他们那种骇人听闻的纵欲行为，使他们受到自己的臣民的深恶痛绝，以致在大部分的时期中，如果不是有罗马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早就垮台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乃是关于埃及王位的一项基本法律，即姊妹和兄弟可以同样地继承王位，而为了维持统治时的统一，兄弟一般是可以同姊妹结婚的。因此在政治方面，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这样的王位继承制度更加危险的事物了：因为任何家庭小纠纷都会变成全国范围的骚动，二者中间一方稍感不满，立刻会发动起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来反对另一方，人数众多的贱民总是准备着归附想首先闹事的那一个国王的。此外，奇列涅和塞浦路斯王国通常是在这一王朝的、对一切具有同样权利的其他国王的手里，结果就几乎总是有正在统治着的国王和企图取得王位的人，因此这些在位国王的地位就总是不稳固的，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地位既然不稳固，在对外方面自然也不会有力量了。
埃及国王的实力，和亚细亚其他国王的实力一样，在于他们的希腊的辅助军队。希腊人是具有爱自由、爱荣誉、爱光荣的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之外，他们还不断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他们的主要城市里举行比赛，比赛的优胜者当着全希腊的面接受花冠；因此这便引起了普遍的竞争。不过既然在那个时代人们是用武器作战，而成功有赖于使用武器的人们的气力和技艺，因而人们便不能怀疑，受过这样的训练的人们比起那不分青红皂白地集合起来并不加选择地被率领去参加战争的蛮族大群来具有巨大的优点，大流士的军队正是这种蛮族大群的一个好例子。
罗马人为了剥夺国王们的这样的军队，从而不声不响地取消他们的主要力量，结果做了这样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一点一点地在希腊城市中制订这样一个惯例，即不经罗马人的同意，希腊人不得缔结任何联盟，不得援助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开战。其次，在罗马人和国王们缔结的条约中，罗马人禁止国王们在罗马人的同盟者中间征兵。这一点便使他们只能保有本民族的军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