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一条河流缓缓地、无声地冲刷着堤岸，而终于在一瞬间把它冲垮并把它所防护的田地遮盖住一样，奥古斯都时代的主权是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的，但在提贝留司时代，它却猛烈地打乱了一切。
在罗马有一种尊严法（loi de majesté），这种法律是针对着想危害罗马人民的人们的。提贝留司利用了这个法律，不过他不是用这个法律来对付原来规定的对象，而是用来对付他所憎恶的或不信任的一切人。受这个法律所管束的不单单是行动，而且有言语、表情甚至思想，因为在两个朋友之间相互倾诉的由衷之言是只能被视为思想的。在宴会上面于是不再有自由，亲戚之间也不再相互信任，奴隶中间也不再存在着忠诚。君主的伪善和阴郁感染了所有的人。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
没有比在法律的借口之下和装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出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不幸的人们正是在他们自己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
任何一个暴君都从来不缺少施行残暴统治的工具，提贝留司身边就总是有一批准备把他所怀疑的一切人判罪的法官。从共和国时候起，元老院这样一个机构从来不审理私人的事务，但它却由于人民的委托，审理联盟者受控的案件。提贝留司则要它审判一切他认为对他所犯下的大逆罪。这一机构因而犯下了难以形容的罪行：元老们争先恐后地作奴颜婢膝的表示；在谢雅努司的庇护之下，最显贵的元老就干着告密人的勾当。
我觉得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当时在元老院中如此盛行的这种奴才作风。在恺撒打败共和派之后，他在元老院中的朋友和敌人就同样地拼命取消法律对他的权力的一切限制，并且把过分的荣誉加到他的头上：一些人是力图取得他的好感，另一些人则想使他受到嫉妒。狄奥尼西乌斯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人甚至建议他可以占有他所喜欢的任何妇女。这一点就使他丝毫不怀疑元老院，结果他自己也就被杀死在那里了。可是这一点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在后来的皇帝的统治时期，从来没有一种没有前例的和可以引起愤慨的谄媚。
在罗马为一个人所统治的时期以前，罗马的首要人物拥有巨额的财富，他们为了取得这些财富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在皇帝们的统治时期，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这些财富：元老们不再拥有把大量的财富毫不吝惜地送给他们的那些大门客。当任命各个行省的副执政官（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太守）的时候，他们的一切收入都要交给皇帝。尽管失去了取得财富的来源，一切开销却还保持着；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要有足够的钱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就只有靠皇帝的恩典了。
奥古斯都取消了人民的公布法律和审判叛国罪的权力；但是他把选举高级官吏的权力给了人民，至少他作出了这样的姿态。提贝留司害怕这样多的人民的集会，因此他又把这样一项特权取消，而把它交给元老院，这就是说，交给他自己。但是人们很不容易相信，人民的权力的这种失坠把担任高级官吏的人们贬低到何等程度。当人民处理重要的职位时，拼命追求高级职位的高级官吏们不惜使用各种各样的卑劣手腕；不过这一切都被一种壮丽的外表掩盖着，因为他们为人民举行娱乐或宴会，或是把金钱和粮食分赠给他们：尽管动机是卑劣的，但是手段却总还有一些高贵之处，因为大人物总是应当用慷慨的赠与来取得人民的好感的。但是当人民不再有任何东西可给，而君主以元老院的名义掌握了一切职位的时候，人们就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请求和取得它们了：取得它们的必不可缺的手段是谄媚、卑鄙行径、犯罪。
然而，还看不出提贝留司有贬低元老院的意思：对于元老院这个机构的奴颜婢膝的倾向他是不满意的；在他一生中，他都不断地表示出对于这种情况的厌恶；但是他和大多数的人一样，他想把矛盾的事物融合到一起；他的总的政策和他个人的嗜欲根本是不一致的。他希望有一个自由的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尊重他的统治；但是他又希望有这样一个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使他的恐惧、他的嫉妒、他的憎恨得到满意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家接连不断地向一个普通人让步。
我们已经说过，在过去，人民曾从贵族手里争得从自己人当中任命高级官吏的权力，这些高级官吏当然会保护人民，使他们不受人们会加到他们身上的欺凌和不正当的侵害。为了使他们能够行使这一权力，他们被宣布为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还规定，如果任何人用行动或是用言语侮辱了保民官，这个人立刻就要被处死刑。但皇帝们既被授以保民官的权力，这样他们也就得到了保民官的特权；而以此为根据，许许多多人就被处死了，那些告密者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干他们的勾当了。普利尼 [21] 说过，凡是不能加上其他罪名的人都可被控以大逆罪，因而任何人也就都可以被加上这样的罪名了。
不过我以为，在控告大逆罪的事件中，有一些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荒谬可笑。我还不能够想象提贝留司把大逆罪加到一个人的头上，就因为这个人把皇帝的像和自己的房子一同卖掉；我也不能想象多米先下令处死一个妇女，就因为这个妇女在他的像前脱衣服；或者他下令处死一个公民，就因为这个公民在自己屋子里的墙上描绘了全部土地，如果这些行动在罗马人的心中引起同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相同概念的话。我以为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部分是由于罗马政府的变化，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是重大的。我是从下述的一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国家，尽管那里规定禁止为某一个人的健康而干杯，大家都不会把这样的国家看成是一种暴政。
我不应当放过任何可以使我们认识罗马人民的精神的东西。罗马人民是如此习惯于服从，如此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幸福完全有赖于他们的统治者，乃至在盖尔玛尼科司死后，他们表示出这样强烈的哀悼、悔恨和失望的情绪，而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不再会达到这种程度的。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如此强烈、持久和不可抑制的悲哀，而这种感情绝不是造作的，因为全体人民是不会装模作样，不会谄媚，不会欺骗的。
罗马人民几乎是清一色地由被释放的奴隶或是由不从事手艺而仰仗着国家的钱养活的人所构成的，他们不再参加国事的管理，因而只能感到自己的无能了。他们感到很大的烦恼，就和感到自己的软弱而灰心丧气的儿童和妇女一样。他们的情况很糟糕，他们把自己的恐惧和期望都放到盖尔玛尼科司一个人身上；既然这个人被除掉了，他们当然就会感到绝望了。
对这些不幸感到最害怕的却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自己的贫困处境本应心中毫无牵挂，本应和安多洛玛克一道喊出：“愿上帝使我害怕吧”（Plût a Dieu que je craignisse！）。今天在那波里有五万人，这些人只是以野菜为食并且穿着褴褛的衣服。可是世界上这些最不幸的人们，却因为维苏威火山冒了很少的一点烟便吓得失魂丧魄：他们竟糊涂到害怕自己成为不幸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