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提贝留司的是卡里古拉。在提到这个皇帝的时候，人们说，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奴隶和更坏的主人了：这两种东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使人们在无限强大的统治权面前感到很大震动的心情，同样地使人们在自己得到这种权力时，也感到同样强烈的震动。
卡里古拉恢复了提贝留司所取消的民会，他还取消了提贝留司任凭一己的好恶而颁布的有关大逆罪的法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坏的君主的统治的开始常常和好的君主的统治的结尾一样，因为对于在他前面的统治者的行为，他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因此他们所能做的都是别人出于美德才做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受惠不浅，却也大遭其殃。
人们是不是得到了好处呢？卡里古拉取消了对大逆罪的控告。可是他却用军事手段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杀死了；受到这样待遇的不仅仅是皇帝所不高兴的几个元老而已；他的宝剑就悬在元老院的上面，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把整个元老院一网打尽。
皇帝的这种恐怖的暴政是从罗马人的一般的精神状态当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他们突然受到了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而且他们在统治和被奴役中间又几乎找不到一种中间的东西，以致他们没有温和的风尚作为接受这一改变的准备：他们的气质仍旧是严峻的。罗马人所受到的待遇就和他们本身对待被征服的敌人一样，他们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苏拉进入罗马的时候，和他进入雅典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他使用了同样的国际法。在国家不知不觉地受到奴役的时候，即使没有法律，它们也还受到风俗习惯的统治呢。
剑斗士比赛接连不断地举行，这一点就使罗马人变得极其残酷：人们可以看到，由于格老狄乌斯常常亲自出席这样的比赛，他就越发变得喜欢流血的事件了。格老狄乌斯本是一个秉性温和的人，但他仍然做出了这么许多残暴不仁的事情，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和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罗马人习惯于像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那样地处理人类的本性，因而他们根本不能认识到我们称为人道的那种美德。如果不是习惯于对人类中这一部分可怜的人经常加以惩罚的话，那么我们的殖民地居民的那种残酷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人们在平时的状态之下都是残酷的话，又如何能向他们期望温和和自然的正义呢？
在翻阅皇帝们的历史时，人们感到难以卒读的是：竟有无数的人被处死，就是为了要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在近代的历史中，我们就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那样，这当然是由于他们的性情比较温和，也是由于一种较有抑制作用的宗教；此外，现在也不再有那些搜刮了全世界的财富的元老家族可供剥夺。我们的为数不多的财富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好处，即我们的这一些财富比较有了保障：原来我们的这些财富是不值得使人们费那么大的气力来剥夺的。
人们称为平民 （plebs）的罗马人民甚至不憎恨那些最坏的皇帝。自从他们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战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一个民族。他们认为只有奴隶才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他们所领到的配给的粮食又使他们忽视土地的耕种：他们所习惯的是各种比赛和观览。当他们不再有保民官可以听从，不再有他们应当选出的高级官吏的时候，这些空洞乏味的东西对他们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而闲散无所事事又增加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爱好。因此，正是由于卡里古拉、尼禄、孔莫都斯、卡拉卡拉的疯狂，这才使人民对他们的死亡感到惋惜。因为凡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也都十分喜欢，他们用一切办法使人民从这些娱乐中得到满足，他们甚至参加这些娱乐；他们不惜把整个帝国的财富花在这样的事情上。当这些财富被耗尽的时候，人民便毫无惋惜之意地看着所有豪族的财富被剥夺，他们享受暴政的果实；他们单纯地在这上面得到享受，因为由于自己的卑贱，他们感到安全。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是憎恨有财产的人的。他们知道，有财产的人是不会赞同他们的行为的；他们因循规蹈矩的公民的公开反对或沉默而感到愤怒，他们又在贱民们的喝彩声中陶醉起来，结果他们就以为社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统治，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挑剔这种社会的缺点。
卡里古拉在自己的残酷行为方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诡辩者；由于他同样地传了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衣钵，他就说如果执政官们为纪念阿克求姆之役的胜利而庆祝的时候，他就要惩罚他们；如果他们不庆祝这一天的话，他还是要惩罚他们；在德路西拉死的时候，他命令把德路西拉奉祀为神明，但以哭泣为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她已经是一个神了，不过不哭泣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因为她是元首的姊妹。
在这里应当提一提人间万事万物的流转无常。在罗马史上，人们看到这样多次的征战，看到这样多的流血，看到这样多被毁灭的民族，看到这样多伟大的事业，看到这样多次的凯旋，这样多英明、谨慎、坚决、勇敢的政策，征服全世界的计划是考虑得这样周密，执行得这样顺利，结束得又是这样圆满，可是结果又如何呢？结果不过是供五六个魔鬼用来过好日子罢了！怎么着！难道元老院消灭了这样多的国王，最后就是为着在以后受本国最混蛋的几个公民的最可耻的奴役？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所作的决定把自己毁掉！人们提高自己的权力难道就是为了更快地被推翻！人们拼命加强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为了在后来看到一些侥幸的人物把它利用来反对自己罢了！
卡里古拉被杀死之后，元老院便集会想建立一种统治形式。正当元老院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士兵进入宫殿企图进行劫掠。他们在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吓得发抖的人，这个人就是格老狄乌斯，他们就向他欢呼，把他拥戴为皇帝了。
格老狄乌斯最后消灭了旧秩序：原来他把审判权给予自己的官吏。马利乌斯和苏拉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的目的不外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权力要属于谁，是属于元老还是属于骑士？可是低能的家伙一高兴就把二者的这种权力全给取消了：使全世界燃起了战火的一个争论就是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收场了！
在共和国之后进行统治的君主，没有人比他的权力更加专制了：因为他拥有人民的全部权力，而人民则是不能限制自己的。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欧洲的君主当中，丹麦的国王要算是最专制的。
人民被贬低的程度并不次于元老院和骑士。我们已经看到，直到皇帝的统治时期，人民是如此的好战，以致在城里征集起来的军队刚刚列成战阵，就一直冲向敌人那里去了。在维蒂利乌斯和维司巴西安的内战里，成为野心家的掠夺品并且充满了怯懦的公民的罗马，是在迫近那里的第一批士兵的面前战抖的。
皇帝们所处的地位也并不更好一些：既然并不是只有一支军队才有权敢于拥戴一位皇帝，只要是一支军队选出某一个人来当皇帝，那么这个人就会和其他被推出来的人发生冲突，而那些人也立刻就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竞争者。
这样看来，正如共和国疆域的广大对共和国政府成为致命因素一样，帝国疆域的广大又成了皇帝们生命的致命因素。如果他们需要保卫的只是一小块土地的话，那他们只要有一支主力军便够了，而且这支军队既然把他推戴出来，那他们是会尊重他们亲手造成的结果的。
士兵是依附于恺撒一家的，因为他保证了他们因革命而取得的一切权益。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罗马的显贵家族全部被恺撒的家族所消灭，而恺撒的家族本身也灭亡了（在尼禄身上）。人们曾不断推翻的民政权没有能力和军权保持均衡：每一支军队都想推戴自己的皇帝。
这里我们且拿各个时代作个比较。当提贝留司开始统治的时候，他岂不是从元老院得到很多好处吗？他知道，伊里利亚和日耳曼尼亚的军队发生了哗变；他于是满足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认为元老院是可以处理其他的要求的，于是他把元老院的代表派到他们那里去。那些不再害怕权力的人，他们仍然是可以尊敬权威的。当人们告诉士兵们说，皇帝的孩子和元老院的代表在罗马的军队中要冒着何等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便后悔起来，甚至对自己加以惩罚。但是当元老院完全被贬低下去的时候，它的事例便不能感动任何人了。奥托在对士兵们发表的演说中谈到元老院的崇高时并不发生效力；维蒂利乌斯把最显贵的元老派出去和维司巴西安缔结和约也无济于事。把早已被剥夺的那种尊敬立刻都还给国家的各个阶层是根本不可能了。军队把这些使节看成不过是他们已经抛弃的一个主人的最卑劣的奴隶罢了。
在罗马人中间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习惯，这就是凯旋者应当给每一个士兵几个狄那留。这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在内战的时候，人们增加了赏赐。还有一个时候，是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钱分给士兵；然而在这种悲惨的时期里，就把从公民身上拿来的钱分配了。即使是在没有军事胜利品的时候，士兵仍然要求分东西。这种分配只是在战争之后进行的。尼禄在平时也进行这种分配。士兵们也习惯于这样的做法了。因此他们对伽尔巴就颇有怨言，因为伽尔巴对他们说过，他只知道选择士兵，却不知道收买士兵。
伽尔巴、奥托、维蒂利乌斯一转眼就过去了。维司巴西安和他们一样，也是由士兵推选出来的。在他的全部统治时期里，他所想的只是如何把帝国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帝国曾连续为六个同样残酷的暴君所统治，他们几乎都是凶恶的，常常又都是低能的，除此之外，他们又都是浪费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继他之后统治的提吐司使罗马人民松了一口气。多米先却又是一个比他以前的一切统治者更加残酷或至少更加无情的新怪物；他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更加卑怯。
他最亲近的被释放的奴隶，而根据某些人的说法，甚至他的妻子，看到不管是在他表示的友谊中还是憎恨中他都同样使人觉得可怕，而且他的怀疑和他的加罪于人的行为又是没有止境的，于是他们就同他疏远了。在对他施行打击之前，他们想物色一个继承者，于是就选择了一个可敬的老人涅尔瓦。
涅尔瓦又认图拉真为义子，在历史上这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君主了。生在他所治理的国家里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对罗马人民来说，没有更加幸运和更加光荣的人物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统帅，他所有的是一颗使他做好事的善良的心，使他看到最好的事物的有见识的头脑，崇高、伟大、美好的灵魂；他的所有这一切美德，相互之间并没有不协调的情况：他又是最能尊崇人类的本性和表现神性的一个人。
他实现了恺撒的计划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对帕尔提亚人的战争。任何其他的人都会在这一征伐面前屈服的，因为在这一征伐中，危险永远是明显地摆在眼前，而后备的资源又是遥远的；在这一征伐中，必须取得绝对的胜利，而且即使在胜利之后，也无法保证本身的安全。
困难是在于两个帝国的地位和两个民族的作战的方法。本来可以穿过阿尔明尼亚开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处。但那里是一片多山的和难以通行的地区，辎重也无法运到那里去；结果军队还没有到美地亚就有一半被歼灭了。本来可以穿过尼西比司，向南方更低的地区行进。但是那里有一片把两个帝国分割开来的可怕的沙漠。人们还可以走更低的地方，穿过美索布达米亚地区进行：但那就只得使军队穿过部分未经耕种、部分为水所淹没的地区了。由于在那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从北向南流的，因而如果不离开这两条河流，就不可能深入内地，而在离开河流之后，又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至于这两个民族的作战方法，则罗马人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步兵，他们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强的、最能坚持的，又是最有纪律的。
帕尔提亚人根本没有步兵，但是他们有一支精良的骑兵。他们离得远远地作战，不叫罗马人的武器挨上。投枪很难刺中他们，他们的武器是弓和可怕的箭。他们与其说是对陆军作战，毋宁说是围攻陆军。要想追击他们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逃跑也就是作战，他们是按照敌人接近自己的程度而退却的，而他们只把卫戍部队留在他们要防守的地方。当人们攻取这些防守的地方的时候，就非得把它们摧毁不可。他们故意把敌军附近的全部地方放起火来，为的是连草也不留给对方。最后，他们的作战方式几乎和今天同样地方的人们的作战方式一样。
其次，被率领去参加这一战争的伊里利亚的和日耳曼尼亚的军团却不适于进行这一战争：在自己的国家里习惯吃很多东西的士兵，几乎都死掉了。
因此，摆脱罗马人的桎梏这样一种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到的事情，帕尔提亚人却做到了。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而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
阿德里安放弃了图拉真所征服的土地，他把自己的领土限制在幼发拉底河这个界限。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之后，罗马人不过只失掉了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这就和海洋一样，海洋只有在自己后退的时候，才缩小自己的面积。
阿德里安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人们在罗马人的圣书中读到，当塔尔奎纽斯想修建卡庇托留姆的时候，他发现最适当的地方已经被许多其他神的神像占去了：他于是自行占卜，看它们是不是愿意把地盘让给朱庇特。它们全都同意了，例外的只有玛尔斯神、青春神和边界神特尔姆。于是便有了宗教上的三种意见：玛尔斯的人民不把他们所占领的地方让给任何人；罗马的青春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最后，罗马人的边界神永远不会后退：然而在阿德里安当政的时期，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