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斯多噶学派在帝国传播开来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看来仿佛人类的本性曾努力从本身当中产生出这一令人惊异的学派，而这一学派又正好像是大地在日光从来照不到的地方产生出来的植物一样。
罗马人之所以有他们的一些最好的皇帝，这一点是要归功于这一学派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第一个安托尼诺斯，特别是他的义子玛尔库司・奥列留司。人们谈到这个皇帝的时候，心中暗地里感到欢喜。人们在阅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是不能不受到感动的：传记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人们对别人有最好的见解，因而对自己也就有了最好的见解。
涅尔瓦的智慧、图拉真的光荣、阿德里安的英勇、两个安托尼诺斯的美德都引起了士兵们的尊敬。但是当新的魔王们代替了他们的地位的时候，滥用军事统治权的行为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出卖了帝国的士兵杀死皇帝以便获得新的报酬。
人们说，有一个君主力图在十五年当中在他的国内消灭民政的管理，以便代之以军事的管理。对于这个意图，我不想作无益的论述：我所要说的只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而论，二百名卫士就能保卫君主生命的安全，并不需要八万人；更不必说，迫害武装的人民比之迫害没有武装的人民是更要危险的。
孔莫都斯继承了他的父亲玛尔库司・奥列留司。这个人是一个恶棍，他不仅放纵情欲，而且放任他的大臣和廷臣们为所欲为。使世人摆脱了这个家伙的人们把佩尔提纳克司安置到他的位子上面，佩尔提纳克司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但是不久他就给近卫军士兵杀死了。
他们把帝国拿来拍卖了；狄迪乌司・茹利安得到了它，因为他对士兵作了慷慨的许诺：这就引起了世人的反感，原来，尽管帝国常常受到收买，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拿它来做买卖。佩斯肯纽司・尼格尔、塞维洛司和阿尔比诺司被拥立为皇帝，而茹利安付不出他许诺下的巨额款项，结果就被他的士兵们抛弃了。
塞维洛司打垮了尼格尔和阿尔比诺司：他有一些伟大的品质；但是君主的首要的美德即温和，他却没有。
皇帝们的权力比我们今天的君主的权力更容易表现为暴君的权力。既然他们的地位是一切罗马高级官吏职位的总和，而他们是以皇帝为名的独裁官、保民官、副执政官、监察官、大僧正，并且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又是执政官，因而他们常常主持赏罚事宜。这一点使人很容易怀疑他们所判刑的人们是受了他们的迫害，因为人民通常是依照权力的大小来判断滥用权力的行为的；可是，欧洲的国王是立法者，却不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是君主，却不是法官，他们并没有会使他们遭到嫉恨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把赦免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而把惩罚的权力委托给一些特殊的官吏去执行。
像提贝留司和塞维洛司这样拼命保持自己权力的皇帝太少了：但是他们却是以最可耻的方式被统治着：前者被谢雅努司，后者被普劳提安。
苏拉所实施的悲惨的放逐习惯在皇帝当政的时期还继续发生作用。如果要放弃这种做法，君主就必须是有一些道德的人；因为他的大臣和宠臣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没收公民们的财产，于是他们就向他提起惩办的必要和仁慈的危险。
塞维洛司的放逐使尼格尔的许多士兵到帕尔提亚人那里去了；他们教给帕尔提亚人改善自己的战术，那就是不仅仅使用罗马的武器，而且还要制造这些武器。结果是使那些本来一般只满足于防守地位的民族，在这之后几乎永远是采取攻势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连串不断发生的内战中，统率欧罗巴军团的人几乎总是打败统率亚细亚军团的人。在塞维洛司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他在阿拉伯不能攻克阿特拉市，由于欧罗巴军团的哗变，他不得不利用叙利亚的军团。
自从人们实施了在行省征兵的时候起，他们就感到这一差别了；军团之间的差别就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一样，民族由于本性和教养的不同，他们作战的能力是并不完全一样的。
在行省实施的征兵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通常是从军人当中选出的皇帝几乎都是外国人，有时还是蛮族；罗马不再是全世界的主人，但是它却必须接受万民的法律。
每一个皇帝都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东西。它们或是关于品行的，或是关于风尚的，或是关于统治制度的，或是关于祭仪的：而海里欧伽巴尔甚至想把罗马的全部祭仪消灭掉，他想把罗马神殿中所有的神搬出来，以便把他自己的神放进去。
姑且不说神所选择的而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手段，单是这样一点就很足以促成基督教的确立了。因为对罗马帝国的居民来说不再有什么外来的东西，一切事物只要是皇帝愿意介绍过来，他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罗马人曾经把外国的神接受到自己的城市里来。他们是作为胜利者把它们带来的：他们在凯旋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其他战利品里面。可是当外国人自己想把这些仪式介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加以迫害了。大家还知道，罗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神的名字给予同它最相近的外国神的习惯。但是当外国的祭司们想要罗马人奉祀他们那些带着原来的名字的神的时候，他们就又不能容忍了。这一点就是基督教传播的巨大障碍。
人们应该称卡拉卡拉为人类的毁灭者，而不应该称他为暴君。卡里古拉、尼禄和多米先只限于在罗马为非作歹；但卡拉卡拉却使整个世界陷到水深火热之中了。
为了累积自己的极大的财富，塞维洛司在他长时期的统治期间横征暴敛，并且放逐了反对党的人们。
卡拉卡拉在刚刚统治的时候，他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盖塔，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在士兵面前遮盖自己的罪过，因为这些士兵是爱戴盖塔的，他们说他们是向塞维洛司的两个儿子而不是对一个儿子宣誓的。
君主们所搜刮的这些财富最后的结果几乎永远是十分悲惨的。为这笔财产所眩惑的继承者于是就腐化堕落了；如果它们不毁坏他们的心术的话，它们也要毁坏他们的智慧。他立刻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大搞一通，不过他的这种权力是靠机会的，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种权力是不自然的，它与其说是自然增强的，毋宁说是人为地吹嘘起来的。
卡拉卡拉增加了士兵的饷银。玛克里努司写信给元老院说，增加的这笔钱多到七千万德拉克玛。显而易见，玛克里努司所列举的数字是夸大了。我们拿我们士兵的饷银同其他全国性的开支比较一下，如果我们也是按照罗马人的同样比例的话，那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数目是很大的。
应当看一看罗马士兵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我们从欧洛修司的著作看到，多米先把士兵的饷银增加了四分之一。从塔西佗 [22] 著作中一个士兵的话里我们看到，到奥古斯都死的时候，饷银是十两铜。在苏埃多尼乌斯的著作里我们看到，恺撒把他当时的饷银增加了一倍。普利尼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饷银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样看来，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候，饷银大概就是六两铜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是五两铜，在恺撒时期是十两，在多米先时期是十三两又三分之一。在这里我还打算再谈一谈。
当罗马共和国的家业还不大，每年作战而每年又取得战利品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应付军饷的开支的。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当它已经把手伸到意大利的境外，而且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维持一支巨大军队的时候，它不举债就无法应付军饷了。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饷银又减到五两铜；在这样一个时候减低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时大部分公民都以接受饷银为耻，他们是愿意自费服务的。
佩尔赛的财库和不断送到罗马来的其他许多国王的财库使罗马停止了租税的征收。在公家和个人都很富足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增加每月五两铜的饷银，这种做法是很高明的。
尽管这份饷银有一部分是用粮食、衣服、武器来计算的，但它仍然是够用的，因为只有有财产的公民才服军役。
马利乌斯把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编入了军队，后来的人也追随了他的榜样，结果恺撒就不得不增加士兵的饷银了。
在恺撒死后，这样的增加还在继续着，因而在希尔求司和庞撒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不得不把租税恢复起来了。
多米先把饷银增加了四分之一，他这种软弱的表现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国家来说，不幸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产生了奢华的风气，而是在于人们因此超出了他们按常理所应有的最低生活要求。最后，卡拉卡拉又作了新的增加，结果帝国竟至陷入这样的一种地步，它没有士兵就无法维持，但是有了士兵仍然无法维持。
卡拉卡拉为了冲淡由于他杀死自己的兄弟而造成的恐怖感，就把他的被杀死的兄弟列入诸神的行列。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玛克里努司对卡拉卡拉的做法也完全一样；玛克里努司把卡拉卡拉杀死之后，为了缓和近卫军士兵的情绪（原来卡拉卡拉对近卫军士兵非常慷慨，因此他的死亡使他们感到绝望），就给卡拉卡拉修建一座神殿，并且为了奉祀他而设置祭司（flaminlum）。
这种做法就使人们后来对他没有很大的恶感，使元老院不敢非难他，而他也就没有像孔莫都斯那样被当作暴君。其实，孔莫都斯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比卡拉卡拉更应当受到这种待遇。
阿德里安和塞维洛司这两个伟大的皇帝，一个树立了军纪，另一个却使军纪松弛了。效果对原因的反应是十分灵敏的。在阿德里安之后统治的人们是幸福和平静的；但在塞维洛司之后，却是一片恐怖了。
卡拉卡拉对士兵十分慷慨大度。他很好地遵从了他父亲在临死时给他的忠告，那就是使士兵们富足起来，别的人则可以不管。
不过这一政策只不过对一个人的统治有利。因为他的继承者既然不能维持同样大规模的开支，很快地就会被军队所杀死：因此人们总是看到贤明的皇帝被士兵杀死，而邪恶的皇帝则死于阴谋，或者死于元老院的决定。
当一个完全依靠士兵的暴君一任他治下的公民遭受士兵的欺凌和掠夺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会延续到他下一代去的。因为士兵们在民间胡作非为，他们甚至会使自己失掉自己的饷银。因此就需要考虑到重新建立军纪的问题，不过想这样做的人总是要以付出他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当卡拉卡拉由于玛克里努司的阴谋而被杀死的时候，由于丧失了极度慷慨的国王而感到绝望的士兵们就推选了海里欧伽巴尔为皇帝。当海里欧伽巴尔只是耽于淫乐，完全不管他们，一任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他而把他杀死了。同样地他们又杀死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想恢复军纪并说要惩罚他们。
这样看来，一个暴君与其说想保证自己生命的安全，毋宁说想取得犯任何罪行的权力，因此他死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幸的优点，那就是他的继承者想做得好一些，可是仍旧是这样地在他之后死掉了。
在亚历山大之后，玛克西米努司当选为皇帝，这是第一个蛮族出身的皇帝。这个人以身材高大和体力强壮闻名。
他和他的儿子都是被他们的士兵杀死的。前两个戈尔地亚努司死在非洲。玛克西姆司、巴尔比诺司和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是被杀死的。杀死了年轻的戈尔地亚努司的菲利普自己和他的儿子也被杀死了。代替他当选为皇帝的戴求司又由于伽路司的叛变而丧命了。
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称为罗马帝国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不正规的共和国罢了。这种共和国有点像阿尔及尔的贵族政体，因为在那里拥有统治大权的军队决定立废人们称为戴伊（dey）的长官。可能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规则，即军事统治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君主制的，毋宁说是共和制的。
人们不要认为士兵只是用他们的不服从和哗变来参与管理；皇帝们对士兵所作的演说在性质上归根到底岂不是同当日执政官和保民官对人民所作的演说一样吗？尽管军队没有一个专门集会的地点，尽管他们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尽管他们并非总是冷静的，而是考虑的少行动的多，但他们岂不是全权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吗？一个皇帝如果不是一个残暴的、为了士兵的特殊利益而选出来的政府的大臣，那他又是什么呢？
当军队选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的近卫军长官菲利普参加治理的时候，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就要求把充分的权力授给他，但是他却没有得到这个权力；他向士兵发表演说，要他们两个人有同等的权力，可是他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恳求把恺撒的头衔送给他，这一点也被拒绝了。他想担任近卫军长官，这个请求也遭到了驳斥；最后他请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军队利用自己的最高大权，作出了这些不同的决定。
罗马人起初所不知道的蛮族后来竟成了罗马人的累赘，他们终于在罗马人眼中成为可怕的人物。由于极不平常的情况，罗马竟如此彻底地消灭了一切民族，以致在它本身被征服的时候，仿佛土地为了摧毁它而产生出新人物来。
大国的统治者一般是很少有邻国可以作为他们的野心目标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邻居，他们也早就用武力把它们吞并了。因此，这种国家的疆界就是海洋、山岳和大片的沙漠，而这些地方的贫困竟保证了它们的不受威胁。因此罗马人就让日耳曼人留在他们的森林里，让北方各民族留在他们的冰天雪地里；于是在那里保存下来，甚至又形成了一些民族，这些民族最后却把罗马人自己都征服了。
在伽路司的统治时期，后来变得更加著名的许许多多的民族蹂躏了欧洲。波斯人在侵略了叙利亚之后却离开了他们征服的领土，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存他们的掳获物。
过去从北方来的蛮族大群现在不再出现了。罗马人的暴力使南方各民族退到北方去了。当抵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住的时候，他们就留在那里不动，而当这支力量削弱的时候，他们就四面八方地扩散开来了。在几个世纪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查理大帝的征服和他的暴政使南方的各个民族再一次退到北方去：但是这个帝国一经削弱，他们就再一次从北方迁居到南方。如果在今天一个君主对欧洲进行了同样蹂躏的话，则被击退到北方并且寄居在世界边缘地带的各民族也就会坚持地留在那里，直到他们第三次泛滥欧洲并把它征服的时候。
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争夺王位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相互残杀而死的，他们每个人的统治时期都十分短暂，而且他们都是被称为暴君的。
在瓦列里安被波斯人俘虏之后，他的儿子伽利安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任凭蛮族到处流窜；结果帝国处在同大约一百年后的西方相同的情况。如果不是幸而有一些使它免于覆亡的情况凑合到一处，那时它早就垮台了。
罗马人的同盟者帕尔米拉的国王欧迪那托司把侵略了几乎整个亚细亚的波斯人赶跑了。罗马城从它的公民当中集合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打退了想劫掠它的蛮族。乘着六千只船渡海前来的一支人数极多的西徐亚的军队由于海上的船祸、穷困、饥饿和本身的庞大而毁灭了。在伽利安被杀死之后统治的是格老狄乌斯、奥列里安、塔西佗和普洛布司，这四个人十分幸运，他们竟然依次统治下去，并且把行将灭亡的帝国挽救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