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们因薪水积欠多月，由教授会议决于六月六日全体总请假，继为顾全学生学业计，容纳学生代表请求，特于七日起忍痛复课，一面续与学校当局交涉。罢教所遗的损失，直接受其影响者为莘莘学子，在不知责任为何事的学校当局，大可觉得无关痛痒，所以诸教授之毅然忍痛复课，其维持教育之苦衷，深得我们的同情。至因索欠而出于总请假，在表面上似颇简单，但细读该校教授《全体总请假宣言》，其中却有一段纠纷，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与研究者。
“去岁以还，本校因经费来源艰窘，薪水积欠三月，沪难既起，前本校校长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先生忽藉口辞职关系，命会计组主任现兼任教部总务司长张修柟先生挪移学校各种专款数万圆。发校长及总办公处职员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全额薪金。会计组有册可稽者，计朱前校长领二千〇二十五圆，前法学院长现代理校务刘光华先生及前秘书长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郭心崧先生各领一干二百圆……总计几达三万圆。其挪移之专款，自教职员之存薪（即学校已发而教职员尚未支取者）与学生之讲义费实险费外，尚有为同人等所不忍言而又不得不言者，则为同人等之水灾捐款。去岁同人等领九十月薪时，各扣水灾捐款十分之一，合计约达万圆。据会计组宣布，当时因款项不足，捐款皆系虚扣，然救灾急于救火，续有款项，自应尽先缴送国府收赈机关，乃朱前校长以下职员薪金已领至今岁一月，而同人等去岁九十月所扣捐款，至今犹未缴送……同人等及全校助教各院系及图书馆职员，于沪战初起声中，仅各得十一月份之二十圆而已……”末了他们提出两种要求：“（一）请朱前校长与刘代校务在三日内将挪用之同人去岁九十月水灾捐款送至收赈机关；（二）请朱前校长与刘代校务在七月五日前分期发清彼等在四个月前已领之一月份以前之欠薪。”最后还有几句在骨子里异常严厉的话，即“办学者是否可以优先领薪，是否可以挪用水灾捐款，挪用水灾捐款者是否可以掌司国家之教育，政府自有权衡，社会自有公论，非同人之所欲议也”。
“朱前校长”和“刘代校务”平日之为人如何，记者愧无所知，但依此《宣言》中所申述，既是“会计组有册可稽”，且暗中克扣水灾捐款，收赈机关是否看见过有此一笔款项，都属公开的事实，则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下断语曰：不顾全校同人死活而先窃巨款下腰包，这显然是自私自利的趁火打劫的行为；忍心克扣“急于救火”的水灾捐款以饱私囊，这更是全不知人世间有羞耻的穿窬行为。我们对于朱刘等个人不屑责，但这种风气实可谓是全国黑暗方面的缩影，此种劣根性如无铲除净尽之日，即为民族日趋堕落深渊的征象，虽无外患，亦将永无翻身的日子！言念及此，不胜杞忧，故敢不揣冒昧，为全国有心人进一言。
凡有关一种事业，推而至于有关全国安危的领袖及其集团，必先具有为全体幸福而宁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始足以引起心悦诚服的信仰，造成共同努力的决心，维持继续奋斗的勇气，否则必致腐烂崩溃，完全灭绝而后止。即以建设成绩震惊世界的苏俄政制而论，固靠他们的政治集团有极严密的组织，但全国人民能共同节衣缩食以努力于五年计划之完成者，亦靠他们的领袖，干部，及其党员不辞含辛茹苦，为全国倡，虽以自认反对苏俄制度之艾迪博士，在他所著的《苏俄的真相》一书中对此点亦不得不承认。我国政治集团往往一事无成而先自成一特殊享用的剥削阶级，其惟一能事即在剥削劳苦大众的膏血以自肥。军事方面的大小领袖，更以克扣军饷为常事，听说中央军事最高当局某要人最近深刻感觉十九路军兵士之所以能共生死，即在军官平日未在克扣军饷上做工夫，而为常事中的例外。
就常理说，大学校应该是养成领袖的处所，但我们所需要的将来领袖，既无需自私自利趁火打劫的领袖，更无需克扣灾款行同穿窬的领袖，是要养成公尔忘私自我牺牲以利大众的领袖，但今日“掌司国家之教育者”所示的模范与所留的观感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