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加国联调查团的代表及随员诸君入关之后，报告他们在东北所经历之伤心惨目的状况，谓虽遇极熟友人，亦佯作对面不相识的样子，否则一经接谈，即有被捕之祸，并谈及三千万同胞不堪亡国惨痛的种种情形。又据此行某君所目击，日军阀是有并吞东省继侵关内的野心，实已见诸事实，且欲大举以扩大其暴行。山海关外面的八里，原仍属于河北省的临榆县，但山海关上已高悬日本所卵翼的伪国的国旗。不但如此，关内三里地方的北宁路车站上也悬着伪国旗，甚至有伪国的警察。至于北宁路两旁更是密布着日军，打靶横行，无所不可。除是瞎子，这不是很明显的已经侵略到关内来了吗？何柱国困守山海关，在关外的华军只有三十人，自关内至秦皇岛，东一堆，西一撮，听说实无丝毫抵抗的力量，日军要何时探取囊中物，即何时可以随意动手。锦州以东全利用伪国的兵，锦州以西则日军密布，如无犬养毅被刺而增内部纠纷，已打算入关一鼓而取平津，现则一俟日本本国政潮安定，仍欲实行其磨刀霍霍所准备侵略关内大计划。日军阀积极造成所谓“满洲国”以作傀儡而扰乱国际耳目，其计已售，听说将有进一步的辣手段，即在东北征兵二十五万，以十八岁以上及三十八岁以下的男子充之，由日人任军官训练统率，资以利器，一俟有了头绪，即叫傀儡溥仪将“满洲国”让给日皇的一位老弟，然后拥着溥仪以恢复“大清国”名义，进兵关内，问鼎中原，而日军则躲在后面牵线，任所欲为，实行其先征服满洲而后征服支那，沦我全族为奴的计划。为奴的况味如何，东北的同胞固已惨痛备尝，即沪上同胞，在战区中之惨亡侮辱，亦痛定思痛。虽在所谓协定之后，最近身居市长地位的吴铁城氏，带卫兵四人途经狄思威路，被日海军陆军队迫令退回，也只得垂头丧气，忍辱而退；在沪大肄业的前外次李锦纶的儿子偕女同学四人乘车赴校，途经军工路，因车中有一女生吐痰不慎，略有唾沫落于日海军陆战队兵士身上，日军即大怒迫令全体学生下车向该兵行三鞠躬礼，踌躇未行，即以枪柄殴辱，并被拘捕，诸如此类的事情，到正式为奴时都是家常便饭，总之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眼巴巴望着任人侮辱蹂躏就是了！（按吴事系根据西报所载，吴曾来函否认。特为附志）
帝国主义者之终必自掘坟墓，趋于没落，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倾向，但他们没落的时期之远近，和我们所遭牺牲之大小久暂，却全视我们被压迫者的反抗力量的奋勇坚决或畏缩苟且为转移。努力奋斗的具体策略，固须各就地位能力而竭力奔赴，撮其要端，就抗敌方面说，不外军事和经济两事为最重要。军事与政治当局当然有直接的关系，与全盘政治的布置改革筹谋亦有密切的联带关系，政府如能干肯干，民众没有话说，否则应有自取而干之的决心与办法。讲到经济方面，民众更是不论地位与能力，人人可以参加一分的力量，即下决心坚持抵制仇货到底。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师友互相勉，民众诚有这样的意志与决心，虽有奸商，无利可图，亦必匿迹。在民众方面人人可以救国抗敌的途径，只有这一件事是无论地位能力如何而均可尽力，且为敌人所最畏的一种最有效力的战器。我们如把陷全民族于为奴，和不买仇货而并无须多大的牺牲，这两件事比较一下，何去何从，应无须多所研究而即可以加以毅然决然的判断。
调查团各国代表回到平津后，曾对顾维钧氏说：“在满时备见华人之惨苦，以为关内华人亦必含辛茹苦，同情斗争，孰知一到平津，充满升平气象，一若无事者然，中国人苟不自奋发，他人何能为力？”代表帝国主义者的调查团之无能为力，我们早就看穿，不过这几句话却值得我们的注意。听说韩国革命领袖安昌浩于本月八日由日军自沪押解到韩京，乘铁甲囚车押入警所，数十万群众立街路两侧脱帽致敬，妇女及老翁多含泪观望，其惨象令人泪下，难道必须到了这时候才觉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