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的作者自己署名为“洪都百炼生”；他的真姓名是刘鄂，字铁云。罗振玉先生的《五十日梦痕录》里有一篇《刘铁云传》，记叙他的事实和人品都很详细；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这篇转录在这里：
罗振玉的《刘铁云传》
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铁云，振奇人也，后流新疆以死。铁云交予久，其平生事实，不忍没之，附记其略于此。
君名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顾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予与君同寓淮安；君长予数岁。予少时固已识君，然每于衢路闻君足音，辄逡巡避去，不欲与君接也。是时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谓规行矩步者，不与近。已乃大悔，闭户敛迹者岁余。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爵。则又弃而习贾；尽倾其资，乃复归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河决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绩，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梦熊）而请归读书。中丞益异之。时方测绘三省黄河图，命君充提调官。河图成，时河患移山东，吾乡张勤果公（矅）方抚岱方。吴公为扬誉，勤果乃檄君往东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移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草《治河七说》，上之。幕中文士力谋所以阻之，苦无以难其说。
时予方家居，与君不相闻也；忧当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论五千余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诸施君，揭之报纸，以警当世。君之兄见而大韪之，录副寄君。君见予文，则大喜，乃以所为《治河七说》者邮君之兄以诒予，且附书日：“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论文章渊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为何代人，乌能读扬、马之文哉？”时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岁甲午（一八九四），中东之役起，君方丁内艰归淮安，予与君相见，与君预测兵事。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捣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之，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之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即服阕，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书日：“篙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书日：“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之不审。于是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
庚子（一九〇〇）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时君方受廪于欧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远害规君。君虽韪之，不能改也。联军入都城，两官西幸。都人苦饥，道馑相望。君乃挟资入国门，议振恤。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当君说晋抚胡中丞奏开晋铁时，君名佐欧人，而与订条约，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及晋抚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罢晋抚，由总署改约。欧人乘机重贿当道，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晋矿之开乃真为国病矣。
……至于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豪侈不能自洁之故，亦才为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难，有才而不能用，执政之过也。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吾又焉能不为君疚哉？书毕，为之长叹。
我们读了这篇传，可以想象刘鄂先生的为人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当河南初发现甲骨文字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不信龟甲兽骨能在地中保存几千年之久。刘先生是最早赏识甲骨文字的一位学者。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罗振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学的大师；他也是因为刘先生的介绍方才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大进步是刘先生不及见的了。
刘鄂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对于治河的主张。罗先生说他，在郑州河工上“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我们读《老残游记》中描写黄河与河工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张是从实地观察得来的。罗《传》中记刘先生在张矅幕府中辩论治河的两段也可以和《老残游记》相参证。张曜即是《游记》中的庄宫保。第三回中老残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主张，说：
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矅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
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
（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鄂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
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老残游记》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爵”；老残也会“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鄂，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鄂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禀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老残游记》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得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
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划，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
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鄂“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