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积重难返之势，骤夺其所好，世所惊疑，今且浅而商之。明药性始于神农本经，论病情始于灵枢素问，以药治病，始于伊尹汤液。迨汉仲景出，集伊圣及上古相传之经方，著伤寒论及金匮玉函经二书，谓又有小品一书，今失传。方诸举业家，与四子书无异，而犹有疑之者，岂四子之书，亦不可读乎。则以读仲师书为第一劝。
仲师书，文义古奥难读，即刘、张、朱、李四家，虽尊仲圣之名，鲜有发挥。更有庸妄者，颠倒是非，谓仲师专工于伤寒，其桂枝麻黄，只行于西北，宜于冬月。以芎苏羌独荆防等剂，为感冒切用之品，以补中归脾八珍六味等方，为杂病平稳之方。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热为阴虚，多寒为阳虚，自夸为挈领提纲之道，究竟伪术相师，能愈一大病乎。夜气犹存，举平生所治之证，悉心自问，当亦知所变计也。则以知过必改，为第二劝。
经方效如桴鼓，非若后世，以地黄补阴，以人参补阳，以香砂调气，以归芎调血，笼统浮泛，待病气衰而自愈也。内经云，一剂知，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不必尽剂，一二剂之间。后世如薛立斋医案云，服三十余剂，及白剂效。李士材云，备参五斤，期于三月奏效。此岂果服药之效哉，乃病气衰而自愈，若辈贪天之功而为己力也。余阅其案，深悯病人之困于药，甚于桎梏也。则以经方之疗效神速为第三劝。
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为主。试看桂枝汤，和平解肌，无一非养液之品。即麻黄汤，轻清走表，不加姜之辛热，枣之甘壅。从外治，外不伤营气，亦是养液之意。故统治一剂，分为三服，不必尽剂可愈，愈后亦无他病。近医芎苏羌独荆防苍芷，苦燥辛烈，大伤阴气，最陋。是吾闽习气，谓二陈汤为发汗平稳之剂，方中如陈皮之耗气，半夏之耗液，茯苓渗利太早，皆所以涸其汗源，留邪生热以致变成烦燥大渴，谵语神混等症，所谓庸医误人者此也。至于金匮一百四十三方，大旨是调以甘药四字。后世之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及四物八珍十全归脾逍遥等剂，颇得甘调之意，而偏驳不驯，板实不灵，又不可不知。则明经方之有利无害，为第四劝。
仲师为医中圣人，非至愚孰敢侮圣，所疑者其方也，方中无见证治证之品，且铢量升斗畏其大剂，不敢轻试，不知本草乱于宋元诸家，而极于明之李时珍。能读本经，洞达药性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备极神妙。况古人升斗权衡，三代至汉，较之今日，仅十之三，每剂分三服，一服亦不过七八钱，与两零而已，较之时方之重者，乃更轻。今以古今之马子折算，又为之浅浅解释，俾知经方，道本中庸，人与知能，为第五劝。
先入为主，人之通患也。桂枝汤小柴胡汤，无论伤寒杂病，阳经阴经，凡营卫不和者，得桂枝而如神。邪气不能从枢而外转者，得柴胡而如神。今人惑于活人，春夏忌桂之说，又惑于前医，邪在太阳，误用柴胡，方致引入少阳之说。及李时珍虚人不可多用。张景岳制五柴饮，列于散阵，遂致应用不用，误人无算。而不知二药神农列之上平，久服可以却病延年。今之信各家，而不信神农，诚可怪也。闽医习见余用桂枝汤，万一无失，此数年来，自三钱亦至用八九钱而效者。咸知颂予创始之德。至于柴胡，不过四钱而已。而浙江江苏，每用必以鳖血拌蒸，最多不过二钱，皆先入之说误之也。不知长沙方，柴胡用至八两，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缓必须重用也。本经崇原云，柴胡出于银州者佳，今市中另有一种柴胡，不知何草之根，害人不浅。推之细辛五味，用不过一钱，大枣不过二枚，生姜不过二片，种种陋习，皆违经旨。吾愿同事者，先迸去市中狗人恶习，而以愈达愈上，为第六劝。
起死回生，医之道也。如医家束手，病家待毙，察其为杂法所误。先于病家说明，壁其方资，愈不受谢。照仲师法四逆白通以回阳，承气白虎以存阴，助其枢转，运其针机，藏腑调和，统归胃气，危机拯救，不靠人参。有其任，亦可救十之二三。余自临证三十余年，知经方之权夺造化，为第七劝。
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见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为第八劝。
医门之仲师，即儒家之宣圣，凡有阐扬圣训者，则尊之，其悖者则砭之。障川东流，功在吾辈。如四家中刘河间杂书偏苦寒，尚有见道之处。朱丹溪，虽未究源头，却无支杂之处。张子和瑕瑜参半。最下是李东垣，树论以脾胃为主，立中以补中为先，徇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尝考医论中，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术，邪说流传，至今不息。正与仲师养津液，及调以甘药之法相反，不可不知。至于李时珍王宇泰之杂，李士材之浅，薛立斋之庸，赵养葵之妄，张景岳之陈远公冯梦瞻之浮夸影响，不使一字寓目方可入于精微之奥。坊刻汪讱菴等本，虽云耳杂，却有一二道得著处。但于仲师方末，杂引陶节菴诸辈臆说，不无朱紫之乱。入门时姑参其说，终为乡愿矣。则以专一不杂，为第九劝。
亚圣有云，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今医学各成门户，所藉乎明先圣之功，溯委穷源，不绝于口，则陷溺未及久，颖慧过人者，自必悔而就学，道不孤矣。若言之过激，则怨而生谤。位置太高，则畏而思避，踽踽独行，济人有几。凡我同人务宜推诚相与，诚能动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则以有言无隐，和气可亲，为第十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