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医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农，注于黄帝，行于万世，合于无穷，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孔安国序《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盖五典者，三坟之末也，非无大道，但专明治世之道；三坟者，五典之本也，非无常道，但以大道为体，常道为用，天下之能事毕矣。然而玄机奥妙，圣意幽微，浩浩乎不可测，使之习者，虽贤智明哲之士，亦非轻易可得而悟矣。
洎乎周代，老氏以精大道，专为道教；孔子以精常道，专为儒教。由是儒、道二门之教着矣。归其祖，则三坟之教一焉。儒、道二教之书，比之三坟之经，则言象义理，昭然可据，而各得其一意也。故诸子百家，多为着述，所宗之者，庶博知焉。
呜呼！余之医教，自黄帝之后，二千五百有余年，汉末之魏，有南阳太守张机仲景，恤于生民多被伤寒之疾，损害横夭，因而辄考古经，以述《伤寒卒病方论》一十六卷，使后之学人，有可根据。然虽所论未备诸病，仍为要道，若能以意推之，则思过半矣，且所述者众，所习者多，故自仲景至今，甫仅千岁，凡着述医书，过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坟之书者，大圣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文亦玄奥，以致今之学者，尚为难焉。故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
况仲景之书，复经晋王叔和撰次遗方，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编集进上。虽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广其法术，杂于旧说，亦有可取。其间或失仲景本意，未符古圣之经，愈令后人学之难也。况仲景之世四升，乃唐、宋之一升，四两为之一两；向者人能胜毒，及多 咀，汤剂有异今时之法。故今人未知其然，而妄谓时世之异，以为无用，而多不习焉。惟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论，而兼诸书之说，编集作《活人书》二十卷。其门多，其方众，其言直，其类辨，使后学人，易为寻检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而其间亦有未合圣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阴阳变化之道，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似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己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之知，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
嗟夫！医之妙用，尚在三坟，观夫后所着述者，必欲利于后人，非但矜炫而已，皆仁人之心也，非不肖者所敢当。其间互有得失者，由乎言本求其象，象本求其意，意必合其道，故非圣人，而道未全者，或尽其善也鲜矣。岂欲自涉非道而乱圣经，以惑人志哉。
自古如祖圣伏羲画卦，非圣人孰能明其意二万余言？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而周公述爻，后五百余年，孔子以作《十翼》，而《易》书方完然。后易为推究，所习者众，而注说者多。其间或所见不同而互有得失者，未及于圣，窃窥道教故也。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故相须以用而无相失，盖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以求其华实之茂者，未之有也。
故《经》曰：“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仙经》曰：“大道不可以筹算，道不在数故也。可以筹算者，天地之数也。若得天地之数，则大道在其中矣。”经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又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又云：“至数之机，迫迮而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又云：“治不法天之纪，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兴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由是观之，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今详《内经素问》，虽已校正改误音释，往往尚有失古圣之意者，于俗闻之，未必不曰，尔何人也，敢言古昔圣贤之非？嗟夫！圣人之所为，自然合于规矩，无不中其理者也！虽有贤哲，而不得自然之理，亦岂能尽善而无失乎？况经秦火之残文，世本稀少。故自仲景之后，有缺“第七”一卷，天下至今无复得其本。然虽存者，布行于世，后之传写镂板，重重差误，不可胜举。以其玄奥而俗莫能明，故虽舛讹，而孰知之！故近代敕勒孙奇，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孙兆改误，其序有言曰：“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
及夫唐王冰次注序云：“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