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受人攻击之点有二：
一曰粉饰。古代文学于写实以外原有表象形容一格，然与后世之粉饰迥异。大抵后人既不能实写，又不善形容，乃以似是而非之旁衬名词来相涂附，此种风气启自六朝，盛于唐代，宋四六及清人普通文字多属此类。其流弊所及，非独四六为然，作散文者亦摇笔即来，日趋套滥。返观汉魏，无此格也。夫语言为事实之表象，礼俗既异，语词自殊。今乃贺人生日必曰悬弧令辰，友朋饯行必曰东门祖道。坐不席地，岂有危坐之仪；簪无所施，宁有抽簪之论。他如称道尹曰观察，称京师曰长安，号伶人为黎园，目妓女为教坊。凡兹冗滥之词，殆属更仆难数。倘使沿用成习，非特于文有累，且致文格不高！然风尚所被，不限庸流，即贤者亦所不免，盖其由来渐矣。此今日为文首宜屏弃者也。
二曰游戏笔墨。夫涉笔成趣，文士固可自娱，但不宜垂范后世。以其既不雅驯，且复华而不实也。尤西堂各体文字率用词曲笔墨，故皆含游戏气味。李笠翁、蒋心余辈尤而效之，益多嬉笑玩世之作。试观《烟霞万古楼文集》所录，其文何尝无才，但究非文章正格，故毫无价值可言。凡学为文章，与其推崇天才，勿宁信赖学力。庸流所奉为才子派者，实不足为楷式也。
今日研习各体文章，轻滑之作固不足道，而过于蹇涩亦非所宜。蹇涩之弊，大抵由于好高立异，不屑俯循常轨，每遇适可而止之处辄以深代浅，以难代易。逮养成习惯，不期而然，虽异轻滑，亦难引人兴趣，其弊一也；口吻蹇碍，不能诵读，其弊二也；意欲明而文转晦，其弊三也；全用单字堆砌，毫无气脉贯注，死而不活，其弊四也。夫有韵之文宜用四言，施诸别体，即难免上述之弊。试观出土汉碑多用四字句，然与蔡中郎所作相较，则音节文气优劣立辨。故过求蹇涩，亦为文之大戒也。七八年前，余尝好为此体，为文力求艰深，遂致文气变坏。欲矫一时之弊，而贻害于后人者已非浅鲜。今观外间蹈此弊者不一而足，文求艰深，意反晦而不明，矫枉过正，殊有害而无益也。文之艰深平易各有所宜：扬子云之《太玄》固艰深，而《十二州箴》及《赵充国颂》何尝不平易？司马相如之《子虚》、《上林》固艰深，而《难蜀父老》、《谏羽猎疏》何尝不晓畅？刘子政文虽篇篇明白，然亦间有诘屈聱牙者。惟班孟坚、蔡伯喈之文几无一篇不和雅可诵，洵上乘也。故知文贵称情而施，不容一概相量。如韩昌黎之《石鼎联句》已觉艰深，若必如樊宗师之《绛守居园记》，则文章尚有何用？凡学为文章者，务求文质得中，深浅适当。炼句损之又损，摛藻惟经典是则，扫除陈言，归于雅驯，庶几诸弊可祛，而文入正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