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之特长，有评论与记事相混者，即所谓夹叙夹议也。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通篇记事，并无评论，而是非曲直即存于记事之中。余如《封禅》、《平准》两书，句句叙事，亦即句句评论。故夹叙夹议之文以《史记》最为擅长。《汉书》《食货》、《郊祀》两志及《王莽》诸传，并为孟坚聚精会神之作，观其叙议相参，实堪与史迁伯仲。至于史传以外之文，如应劭《风俗通》之类，事实评论亦互相关联，未有舍记事而专为评论者。唐宋以降，盛行议论之文，徒聘空言，不顾事实，求其能如《史记》于记事中自见是非曲直者盖寡。明清而还，斯体益昌。论史但求翻新，议政惟骛高远，文变迂腐，意并空疏：其弊皆由评论与事实不相比附也。夫记事与评论之不宜分判，殆犹形影之不能相离。倘能融合二者，相因相成，则既免词费，且增含蓄，较诸反复申明，犹可包孕无遗，岂非行文之能事乎？试观蔡伯喈所作碑文，但形容事实，不加赞美，而其揄扬已溢于事实之表，赞美与事实融合无间，故文章绝妙。降及六朝，此法渐致乖失。如庾子山《哀江南赋》借古物以比附事实，固甚恰当，但于叙事之际不著功罪，及订论功罪，复赘他语，此汉人所未有也。至于后代四六，先用典故比附事实，事实之后更加赞美，则词费文繁，去古益远矣。东汉章奏议论之文，率皆平平叙记，而是非曲直自可了然。虽无后人反复申明、慷慨激昂之致，而得失利害溢于言表，斯并得力于夹叙夹议功夫耳。
如上所云，事实与评论既不可分，而纪传之外别有论赞、碑文之末复加铭词者，其故何耶？不知论赞铭词旨在总括文意，而与文之繁简无关。古代笔纸缺乏，抄写匪易，口传心受，必须约其文词且须整齐有韵，始便记诵。若累牍连篇，殆非尽人所能晓喻。故论赞即贯串纪传之大意，铭词乃综括碑文之事实，非于碑传本事之外别有增益也。唐宋论文者，以为铭之叙事乃补碑文所未足，不可与碑相犯。此由见《史记·乐毅传赞》全异本文，遂谓赞非总括大意，乃补传之不足；由此引申，更谓铭补碑阙，亦须另增新事耳。不知赞之本义，原与序同，序以总括书之大纲，赞以约述传之事实。（汉人赞、序不分，《离骚经》序亦或作赞。孔子赞《易》，乃作《系辞》，欲撮举《易》之大意而总括之也。）《史记》中如《乐毅传赞》者，仅寥寥数篇，并非正格。至于《蔡中郎集》如《胡广碑》等皆一人数篇，而其铭词绝无奇峰突起、不与碑文附丽者。他如《隶释》、《隶续》及《两汉金石记》、《金石萃编》等所载汉碑，亦莫不皆然。盖碑详铭约，约碑之详以为铭，广铭之约即为碑；亦犹史书约纪传而为论赞，恢扩论赞仍成纪传也。（唐韩愈《平淮西碑》亦总括事实于铭词者。）
又汉人石刻，铭后往往附有乱词，此体开自《楚辞》、汉赋，所以结束全文也。用乱者，一则以意义未尽，一则以意义虽尽而须数语作结始为完足。降及三国六朝，此体久废。今若为碑铭，似宜恢复乱词，以为全篇事迹或哀思之结穴焉。
总之古人为文，繁简义各有当。揆厥所由，《史记》、《汉书》开示法门甚多，兹不暇一一列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