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心学之误原亦很明了， 实行一种学术的大国亡国了，这种思想无论如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宋明理学心学之误之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儒学佛教化、内向化转向的下场，这么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记住吗？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伤疤仍在，痛却不见得有了。今看任公斯文，实为近代儒家内反思儒学较深者。国有高士，斯族之福也。
宋明理学心学的内向化转向已经达到变态的地步。理学在朱子那里还只是形式上的借用佛道的本体论，但到了王阳明的心学，儒学已经完全佛教化了，它还和禅宗有什么区别？这当然是封建统治者所乐见的。内向化转向失去了原始儒学的刚健活力，只重修、悟更是耗尽了民族心力，教训何其惨痛！
理学、心学固然保住了儒学的800年正统地位，但我们一讲理学，蒙古就笑了；我们一讲心学，满人就笑了；今天讲心学讲禅意，笑的是谁呢？
宋明儒学是在佛道的压力下互相同化产生的，今天国学是在现代科学压力下遇到的困境。如今再以面对佛老的方式面对“近代科学”之挑战/压力，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而遗笑大方吗？
后代儒生对“智”无能力开新出近代科学，只好把智用到了仁上，如何因智成圣，就成了智的主要消耗用途，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这个路子。“格物”是为成“仁”，到王阳明那里，物也懒得格了，干脆格心，格感性。这种把理性用到感性上的路子，现在看来是笑话；所谓“人心唯危”，智总要有个消耗的路子，这深深地反映了人类在探寻进程中的无奈。
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礼治的相对基础作用会有所降低，加之今有近代科学，则智有所着落，人名可符其实矣，仁智可各得其所哉。”
斯国历二千年之之封建统治、固权驭民之术已是十分纯熟。先后有分封、酷法、外戚、藩镇、军队、暴民之乱，后世吸收经验皆已有成功化解“内乱”之术。故至于宋，则王朝再也不会亡于内，只会亡于外。明亦然。慈禧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此话自有其深刻见解及充分信心，皇家是宁亡于外不亡于内。斯文之弱斯民之苦皇权之固宋明之学与有力焉，此固斯文之大悲哀处。
近时学界一直不大看得起清代学术，认为只是考据、词章之学。我原不大重视清代学术，看得也少，但近日得梁任公《近代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始知颜习斋，惊于其见之深。任公之行识近代无人可及，任公极推崇颜氏，此书亦有其大贡献在。（第十章）
颜氏生于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其时学者激于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必有大苦楚在，亦必深刻反思宋明学问之敝，颜氏之学可谓扫除宋明之敝、返回孔孟本意最彻底者。若颜氏之学得行于时，则斯文斯国必无清未之危耻。然斯学虽必有大功于国人，但亦必危清皇家之统治，皇家又怎能用之。
以曾国藩之智勇岂能不知宋明之敝、颜氏之功。然曾氏外示固守宋学，示拙而已。于斯族无益却大益其家，智乎愚乎？皇家以宋明之学为取士之道，学人亦以此为谋食之途，则清之蹈宋明之覆辙必矣。
宋明积敝太深，今日犹然。本不得不为文深入驳之，今知有颜氏之学，可以省去好多力气，亦可知儒家学者在有清一代还有担当者在，很开心。然我还没看到颜氏原书，不过任公之文甚好，不必我再作赘评。
现附一段任公文于下：“习斋、恕谷抱这种宏愿，想要转移学风，别造一个新社会。到今日二百年了，到底转移了没有？哎！何止没有转移，只怕病根还深几层哩。若长此下去吗？那么，习斋有一番不祥的预言，待我写来。他（习斋）说：
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存学编》卷四
呜呼！今日的读书人听啊，自命知识阶级的人听啊，满天下小百姓厌恶我们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厉害，我们还在那里做梦。习斋说“未知几之何向”？依我看，“灭文”之几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
清初学者之见，今之学者观此言作何感想，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