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胡文耕 梁存秀
一
1992年2月27日，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维也纳学派成员、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者洪谦教授溘然长逝了。这对中国哲学界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我们，作为他的晚辈和学生，感到无限悲痛，特谨撰此文，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洪谦（Hong Qian，Tscha Hung），又名洪潜，号瘦石，安徽歙县人，1909年10月21日生于安徽歙县南乡三阳坑，父亲是殷实富商，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在东南大学预科求学时，他在《学衡》上发表一篇有关王阳明的文章，为康有为所赏识。康有为约他到上海天游书院相见，并推荐他去拜梁启超为师。梁公在众臣面前面试并收为关门弟子，后又介绍他去日本帝国大学师从阳明学权威宇野哲人。在日本时，研究院助教程衡对他帮助很大，二人成为挚友。因病，半年后即回国。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预科旁听一年，梁启超和助教梁廷灿对他严加教导，成为他的恩师和畏友。
1927年，梁启超推荐他去德国耶拿随精神哲学家、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倭铿（Rudolf C．Eucken，1846—1926）习精神哲学。但在洪谦到达德国时，倭铿早已逝世。他就在耶拿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哲学，在维恩（W．Wien，1864—1928）处听物理课，也听过新康德主义者鲍赫（B．Bauch，1877—1942）和现象学家林克（P．F．Linke，1876—1955）的哲学课。因为赖兴巴赫（H．Reichenbach，1891—1953）的两本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书给他的印象极深，遂转学到柏林大学听赖兴巴赫的课。因为他对哲学有兴趣，赖兴巴赫建议他去维也纳随石里克（M．Schlick，1882—1936）学习。1928年，洪谦到了维也纳，成为石里克的学生。石里克建议他首先扎扎实实地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他听过汉恩（H．Hahn，1879—1934）的数学课，听过埃伦哈夫特（F．Ehrenhaft，1879—1952）的物理课。石里克还要他到卡尔纳普（R．Carnap，1891—1970）那里听数理逻辑，并暂时放弃一些哲学课，只听石里克的哲学课和魏斯曼（F．Waismann，1896—1959）主持的哲学讨论课。后来他也听过克拉夫特（V．Kraft，1880—1975）的哲学课。（①(2)，pp．261—278）
从1930年开始，洪谦应邀参加每星期四晚上举行的石里克小组会议，成了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在石里克小组会议上，除石里克、汉恩、卡尔纳普、魏斯曼、克拉夫特外，他还结识了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如：纽拉特（O．Neurath，1882—1945）、弗朗克（Ph．Frank，1884—1966）、费格尔（H．Feigl，1903—1988）、门格尔（K．Menger）、哥德尔（K．Gödel，1906—1978）、济塞（E．Zilsel，1891—1944）、考夫曼（F．Kaufmann，1895—1949）、拉达科维奇（Th．Radakovic，1895—1938）、奈德（H．Neider）、兰德（R．Rand，1903—1983）、布隆斯维克（Brunswich）、亨佩尔（Hempel）等。当时参加过维也纳学派会议的还有波兰的塔尔斯基（A．Tarski，1901—1983）、克韦斯蒂克（Chwistik）、雅斯科夫斯基（Jaskowski）、霍西亚松（Hosiasson）、林登鲍姆（Lindenbaum）；有英国的艾耶尔（A．J．Ayer，1910—1989）、意大利的吉莫纳特（Geymonat）、南美的林德曼（A．Lindemann）；以及纳格尔（E．Nagel）、赖兴巴赫。凯拉（E．Kaila，1890—1958）、蒯因（Quine）也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但是洪谦在会议上未和他们见过面。学派中的那些年轻成员，如塞西特（Schöchter）、斯泰因哈特夫人（Frau Steinhart）和霍利切（W．Hollitscher，1911—1986）与洪谦也很友好。尤胡斯（B．von Juhos，1901—1971）与洪谦也相识。学派中的气氛，据洪谦回忆，是很和谐的，相互之间彬彬有礼，友爱诚恳，但在哲学观点上相互争论，毫不客气。（①，pp．261—278）
1929年，新康德主义者柏格曼（H．Bergmann）的《在现代物理学中围绕因果律的斗争》一书问世，引起了西欧哲学界的激动，因为这本著作激烈地反对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根据石里克的建议，并在他的指导下洪谦以“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为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曾经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伯审阅。洪谦在论文中阐述了：“物理学中的因果性概念”、“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因果性的‘本质’”、“因果性与量子力学”、“统计规律和概率规律”、“因果秩序和时间秩序”等问题，洪谦从经验论的因果观出发，批判了康德的先验因果观以及约定论的因果观，根据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指出决定论的因果律在量子力学中失效了。但这种因果律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因果律在原则上的不可能性。（②，p．58）他进而讨论了统计规律和所谓的“概率律”、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范畴，并指出：“在自然中决不存在两类规律性，而只是存在两种分布，即因果分布与或然分布。虽然两者描述自然界中同样的事实，但只有前者能说明自然‘知识’。”（②，p．74）这篇论文从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因果性问题，这在当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1934年，他荣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石里克和他的师生关系十分亲密。他时常到石里克家中欢度节日或会见客人，例如艾耶尔、已移居美国的费格尔、物理学家海森伯和哲学家卡西勒等。
1936年6月22日，石里克被一个患神经病的纳粹学生枪杀了。以后，维也纳学派实际上已经瓦解。洪谦也于1937年初返回中国。1938年，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视为“反动哲学”而予以禁止。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也先后流亡到英、美等国，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洪谦在1937年初回到北京以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逃亡西南。1940年至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到1947年，在英国牛津新学院任研究员。回国后，1947年至1948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从1948年到1949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在这期间，洪谦先生在清华、西南联大讲授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重点讲石里克的哲学观点。同时，洪谦先后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第15期，1942）、“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想”、“维也纳学派与现象学派”（第35期，1944）；在《思想与时代丛刊》第四种《科学概论新编》（正中书局，1948）上发表了“科学与哲学”、“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等文；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维也纳学派与玄学问题”（8卷3期，1943）、“或然性的逻辑分析”（9卷1期，1944）、“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10卷1期，1946）等文；在《学原》上发表了“康德的先天论和现代科学”（1卷6期，1947）。他又在上述有关维也纳学派的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了《维也纳学派哲学》（③）一书，于194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又写了“莫里兹·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一文，在美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4期（1949年6月）上发表。（①，pp．1—30）
四十年代这十年，可以说是洪谦先生在学术上最活跃、论著最丰硕的十年。正如贺麟先生所说：“惟洪谦先生亲炙于石里克最久，具极大的热忱，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终身职志。他所著《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算是比较最亲切而有条理地介绍此派思想的书。”（④，p．52）确实，在这些论著中，洪谦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和科学世界观，同时发扬分析哲学的批判精神，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先天论、现象论和精神科学派、马赫的实证论哲学以及冯友兰的新理学，也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内部的争论，因而在中国哲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为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1）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和科学的世界观。洪谦指出，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活动。“科学是研究实际真理的学问，哲学则是研究实际真理意义的学问。”（③，p．32）“至于哲学之为研究意义的活动所应用的方法，即是所谓苏格拉底的语言分析的方法。”（③，p．32）“所谓哲学的问题，就是对于表达与叙述的本质的一种逻辑反省，对于语言与概念的应用的一种逻辑分析。”（③，p．21）“对于确定一个问题之为真为假或有无意义，原则上是以能否说明它的证实方法为标准。”“所以石里克说：‘问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③，p．22）“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超出科学或与科学并列，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活动’的一种学问。”（③，p．138）“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成为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所必需的不是所谓新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加入，而是我们对于它应有彻底的了解。”“一个哲学家欲建立他的‘世界观’，则非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不可。哲学不能从它的任意思辨中建立起它的‘世纪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来。”（③，p．139）
（2）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石里克将认识（erkennen）与体验（Erleben）相区分。“一切知识仅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③，p．107）“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③，p．27）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不能证实的，因而无所谓真假，没有意义，不可能成为知识理论。（③，pp．28—29）但是，维也纳学派并不主张取消形而上学。石里克说过：“形而上学的体系虽不能给我们以实际的知识，但确能给我们以生活上许多理想和精神上许多安慰。所以人称形而上学为概念的诗歌。”（③，p．116）洪谦还指出，在人生哲学方面，“石里克则是一个十足的形而上学家”。（③，p．149）他认为，人生是一种“游艺”，追求“乐趣的感觉”，追求纯真的“爱”与天赋的“善”，以接近“青春的境界”。（③，pp．149—154）所以，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要取消形而上学，而是要界定它的范围，益形显露它的本质。（③，p．183，p．192）
（3）批判康德的先天论，提出分析命题综合命题两分法。康德认为，有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因果律等，都属于先天综合判断，即一种具有先天性的实际判断。石里克根据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指出数学几何学的命题是与实际无关系的、具有先天性的分析命题。（③，p．196）而物理几何和因果律则是综合命题。欧几里德几何与广义相对论中的实际空间就不一致；因果律在量子力学中已不普遍有效。它们都是不具有先天性的实际的综合判断。（③，pp．193—205）所以，不存在先天综合判断。
（4）批判马赫的实证论。洪谦指出，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虽然继承了马赫的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的精神，但它与传统的实证论却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第一点，传统的实证论认为物体的实在，仅为一种‘感觉的复合’，它是不能根据抽象的科学概念认识的。逻辑实证论派则认为……哲学上的实在问题的对象，不在于确定物体的实在在感觉之内外，而在于分析关于物体实在的命题之逻辑意义所在：不是什么是实在或不实在的是哲学的问题，而是假如什么是实在的，那么关于这个实在的命题一定具有证实的意义才是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③，p．46）“一切科学的抽象公式因其有经所与试验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在性不亚于能感觉的对象如桌子板凳等等。所以维也纳学派中人说：‘原子不是一个逻辑的构造’，不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而是绝对实在的。”（③，p．62）
“第二点，传统实证论派认为一切科学的命题，并不包含关于实际的真理，科学也不是一种实际真理的体系。科学的主要作用，仅在于‘思维的经济原则’的完成，……但是逻辑实证论……肯定了科学为一种实际的真理体系，哲学不过是将这样的真理体系内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加以逻辑的说明：就是将它应有的明确意义确定下来，含混的歧义排弃不用。”（③，p．47）
“第三点，传统的实证论派是否定哲学的一切作用，甚至欲取消它。逻辑实证论则指出哲学确有其伟大的任务和目的，它对于科学概念明确意义的说明，是不亚于科学对于实际真理的发现……此外，……逻辑实证论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对，与传统实证论微有不同：就是它虽否定形而上学在知识理论方面的作用，可不否定它在实际生活方面的意义。”（③，p．47）
第四点，传统的实证论“仅以心理分析为其方法论的根据，而逻辑经验主义则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①，p．65）
（5）批判现象论和精神科学派。洪谦批判了现象学派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和谢勒（M．Scheler，1874—1928）的“物的先天论”，认为它是同语反复的纯粹形式法则。（③，pp．172—180）他也批判了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等人的精神科学（或历史科学、文化科学）观。狄尔泰等人认为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是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独立的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知识。洪谦则从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观出发，认为：“科学之为知识理论的体系，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其本质而言，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③，p．127）称精神科学“为自然科学范围内的一种学科则可”，“认其为一种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的，或对立的科学则不可。”（③，p．131）
（6）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1943年，冯友兰在《哲学评论》（八卷一、二两期）上发表了“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一文，把人类知识分为四种：（i）数学、逻辑，（ii）形而上学，（iii）科学，（iv）历史。他还指出，一切似是而非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已被“现代批评形而上学最有力的维也纳学派”“取消”了，但他的只包含形式命题、一片空灵、不肯定实际的新理学，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它的本质因之“益形显露”。
洪谦首先不同意冯友兰把形而上学纳入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③，p．184），并指出：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命题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有水之所以为水”，在原则上就是一些对于事实无所叙述、无所传达的“重复叙述的问题”。（③，p．188）
洪谦认为，传统形而上学“虽不能成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但在人生哲学方面则具有深厚的意义和特殊的作用”，所以不能加以“取消”。而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因为是空洞的重言式，在人生哲学方面也无深厚意义，反不如传统形而上学之富有诗意，足以感动人之心情，因而有较大的被“取消”的可能。（③，p．191）
洪谦的这个批评是1944年11月11日在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第二次讨论会上的一个讲演，当即引起冯友兰的答辩。金岳霖、沈有鼎也发言，替冯友兰解围。这是逻辑经验论和冯友兰的新理学的一次公开交锋，是中国当代哲学史上一场很有趣的辩论。（④，pp．55—56）
（7）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内部关于知识基础论的争论。维也纳学派虽然在坚持科学经验论、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等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若干问题上，特别是知识基础和真理论等问题上，学派内部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以石里克、魏斯曼为一方的“右翼”和以纽拉特、汉恩、弗朗克和卡尔纳普为一方的“左翼”之间的争论。洪谦在1949年发表的“莫里兹·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一文中，评述了石里克与纽拉特、卡尔纳普的争论。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把忠实地表征了纯粹事实的“原始记录语句”（如“在某时某地某人看到如此这般”）作为人类知识的绝对确实的基础。石里克认为：原始记录语句本身实际上是经验的，它们同其他各种科学语句一样具有不确实性。把原始记录语句从总的科学构架中单独挑选出来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要想在原始记录语句中找到科学知识的基础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只有观察者个人所作出的“确证”（Konstatierungen，affirmation）（如“现在这里是蓝色”）才是绝对确实、无可怀疑的。石里克认为：“科学的最终基础问题就会自动地转变成知识与实在的坚实联系问题。……这些绝对固定的联系的特殊面貌，就是确证；它们是仅有的非假说性的综合命题。”（⑤，pp．386—387）他接着写道：“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科学知识的基础。知识和它们的接触仅仅发生于这些稍纵即逝的闪光的场合。知识从这些闪光获得了营养与力量，而又在这些闪光中消失。这些闪光和燃烧的时刻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所有的知识之光来自它们。哲学家在寻求一切知识的基础时所实际探求的正是这种光芒的源泉。”（⑤，pp．386—387）洪谦认为，这就是石里克对待原始记录语句的立场，也是对待“物理主义”的立场。（①，p．26）澳门东亚大学周柏乔先生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蒯因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对卡尔纳普的原始记录语句和还原论作了批判，而洪谦在1949年介绍的石里克的思想，实是“这个想法的先驱者”。（⑥）
在这里，我们想把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和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作个对比。二者都是以向本国读者介绍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为宗旨。但前者是向缺乏分析哲学传统的东方中国作介绍；后者是向有经验论和分析哲学传统的英语国家作介绍。前者比较忠实与全面；后者更多地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前者自1945年出版以后，长期未能再版，直至四十多年后的1989年才得以再版，并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3)；后者自1936年出版以后，一再重印、再版，至今不仅是英语世界中一本畅销的基本哲学读物，而且已译成多种文字（包括1981年出版的中文版），在全世界流传。由于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二者的命运是多么不同啊！
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洪谦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主任。1951年受陆志韦之聘请，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直到1965年。此后，他仍任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洪谦没有发表什么著作和文章。1957年3月，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他与教研室同仁们联合编写的《哲学史简编》（⑦）出版了。本书以不大的篇幅，把西方的哲学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的哲学史作了简明系统的介绍，突出了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成为当时广泛流传的一本哲学史的通俗读物和基本教材。同年6月他又发表“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⑧）一文，建议领导“放弃重‘中’轻‘外’的思想”，强调了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不应当简单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主要学派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时代腐败、反动透顶的东西’排斥于研究领域之外”，他在写到这一点的时候，肯定是想到维也纳学派的。他还提出了补充西方的图书、期刊和培养新生力量的建议。同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读《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一些理解”一文（⑨），指出这个假说实际上是牛顿力学与笛卡尔的发展观点的调和。在同年第3期《哲学研究》，洪谦发表了“介绍马赫的哲学思想”一文。该文考察了马赫的《力学发展史》、《感觉的分析》、《认识和谬误》三部著作，介绍了（1）马赫的生平及其影响，（2）马赫哲学观点形成的基础，（3）马赫的要素一元论，（4）因果关系还是函数关系，（5）思维经济原则，和（6）唯意志论，对马赫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和实事求是的评述，肯定了他的科学贡献，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巨大影响，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①，pp．165—202）洪谦在该文的开头就指出：1895年维也纳大学为马赫设立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1902年由玻尔茨曼、1922年由石里克担任），是形成当代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基础。（①，p．165）
1958年3月，洪谦又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评介”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了休谟的纯粹经验论和怀疑主义对近代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是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的理论基础之一。然后对《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作了简明中肯的评述（⑩）。
1957年夏天到1958年，中国大陆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所谓的“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带来的自由争鸣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洪谦的思想从此沉入苦闷之中，情绪极为低落。在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江隆基的帮助下度过了“反右”这道关。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为了培养哲学系的学生，为了给学生提供系统的西方哲学史的原始资料，洪谦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和翻译工作中去了，但他始终坚持阅读国外的哲学期刊和文献，追踪着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新发展。
在洪谦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出版了一整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希腊罗马哲学》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1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1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尚在编译过程之中。因为洪谦先生一贯提倡，学西方哲学一定要学好外文，精读原著，掌握第一手材料，而当时学生很难得到外文原著，只好用这套《原著选辑》来取代。这套选辑最先是用作北大哲学系学生学习的参考资料，以后经过补充修订，于1957年后，陆续出版，成为我国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基本学习资料。
六十年代初，洪谦又主编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初版）。其中收集了当代西方哲学中九个主要流派，即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二十三个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成为我国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参考材料。近年来，洪谦又主编了此书的修订本，改名《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增加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三个流派，把逻辑经验论扩展为分析哲学（内含逻辑实在论、逻辑经验论、整体论、语言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历史社会学派共六个流派）。代表人物由23个增加到49个，分两卷出版。在1991年底，他刚刚看毕清样，遗憾的是，此书尚未正式出版，他就与世长辞了。
“文革”期间，洪谦也逃脱不了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受批判、抄家等厄运。后来，可能是由于国外的一些维也纳学派成员、一些国际知名的哲学家写信给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洪谦的安全表示关注，当时领导北大的工、军宣队才只让洪谦等老专家定时参加学习，未让他们下乡到“五七”干校锻炼改造。197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洪谦、唐钺、宗白华等共同选译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中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关的部分，作为学习参考之用。1975年，在商务印书馆作为节译本出版。该节译本译成之后，洪谦和唐钺根据翻译时对《感觉的分析》的理解，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译者前言”；但是，当时北大哲学系领导人鉴于他们写的前言不合“四人帮”所谓的“党性”原则，着人将其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写了一篇前言。“文革”以后，洪谦根据读者的要求，与唐钺、梁志学（即梁存秀）合作，将全书翻译出版，并去掉了节译本的“前言”。此书于1986年在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⑪）
当回顾从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时，洪谦先生常遗憾地对我们说：“缺乏必要的研究资料，没有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缺乏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三十年中我没有做多少研究工作，许多时间都白白浪费了。”
四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也一度比较宽松。洪谦在最近十多年，又重新焕发了他学术研究的青春。从七十年代末直到他1992年逝世，洪谦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直到1987年）。从1979年起，他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也曾兼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1980、1982、1984）和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1986）。他还是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81—1992）、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名誉院长（1987—1992）。1984年，他又荣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荣誉哲学博士。
在这一时期，洪谦积极开展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除了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哲学家外，他还多次出国访问。1980年，他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并访问了维也纳大学和牛津大学王后学院。1982年他到维也纳参加国际石里克—纽拉特哲学讨论会，并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三一学院。1984年他又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并到维也纳大学接受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他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作报告、座谈，活动十分紧张，但他感到十分愉快。1988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有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学者共同参加的首次“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讨论会”，随后又到香港大学作学术访问。1991年秋，他本拟应邀再度赴香港作学术访问，但因护照过期，来不及重办，决定推迟到1992年成行。焉知他在1992年初就一病不起，再也不能进行这次学术访问了。
这十多年，可以说是继四十年代以后洪先生学术成果最丰硕的第二个高峰期，为了系统介绍逻辑经验论，特别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变化，洪谦教授主编出版了《逻辑经验主义》两卷本，上卷于1982年出版，下卷于1984年出版，1989年又以合订本出版。（⑫）在这个译文集中，洪先生根据维也纳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特别是着眼于六十年代以来所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选译，并把这些问题分为五个大类：（1）哲学的语意分析，（2）逻辑和语言，（3）因果问题和概率性，（4）心—身问题，（5）伦理学问题。在编译过程中，为了收集资料，他得到了在世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和朋友费格尔、亨佩尔、乌尔默（K．Ulmer）、施太格缪勒（W．Stegmüller，1923—1991）、内斯（A．Ness）、克拉夫特夫人、石里克夫人的帮助，亨佩尔和施太格缪勒还对选题提了补充意见，从而使这一文集的选材具有很高的水准。顺便提一下，在洪谦的关心与指导下，他的学生陈维杭已于七十年代末翻译了石里克的《自然哲学》一书。此书于198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新形势下，洪谦长期被压抑的创作热情焕发出来了。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观感”（《哲学研究》1980年第2期），“克拉夫特哲学简述”（《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论文集》，维也纳，1981年），“欧行哲学见闻”（《现代外国哲学论集》，三联书店，1981年），“莫里兹·石里克和逻辑经验论”（《格拉茨哲学研究》（Vol．16/17，1982），“谈谈马赫”（《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论确证”（荷兰《综合》，1985年第3期，中译文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个人的见解”，在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5期），“逻辑经验主义概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7年），“‘哲学家马赫’译后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艾耶尔和维也纳学派”（载美国《在世哲学家丛书》第21卷《A．J．艾耶尔的哲学》一书，L．E．Hahn编，即将出版），“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89年），“评石里克的《哲学诸问题及其相互关联》”（英国《理性》杂志，1989年第6期），“悼念费格尔”（《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悼念艾耶尔”（《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以上文章，除“莫里兹·石里克和逻辑经验论”一文外，全部收入洪谦的《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⑬），这是洪先生的学生高宣扬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的第十七卷，由香港三联书店在1990年出版。在这之后，洪先生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艾耶尔和逻辑经验主义”（⑭），发表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上，另一篇“鲁道夫·卡尔纳普”（⑮），是1991年为纪念卡尔纳普诞辰100周年而作，将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
他在上述著作中主要论述了下述问题：
（1）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渊源、它在三十年代的兴起和在世界传播的条件。
洪谦认为，维也纳学派之所以在奥地利兴起，它的历史渊源主要是：（i）经验论传统，从英国的洛克、休谟到法国的孔德，以及奥地利的F．布伦坦诺和其学派（包含B．波尔察诺、A．迈农、A．马尔蒂、E．胡塞尔等）到马赫的实证论；（①，pp．31—32，pp．47—48）（ii）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即相对论的创立和量子物理学的新发展；（①，p．64）（iii）逻辑演算的确立：弗雷格（G．Frege）的《算学的基础》（1884）之开始受到重视，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的出版；（iv）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1918）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2）的影响。洪谦指出：“没有这些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则任何形式的新实证主义或新经验主义，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逻辑经验主义，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①，p．64）
维也纳学派所掀起的这个哲学运动之所以能在30年代的欧洲迅速发展起来并向英美传播，洪谦认为，这“主要应归因于以赖兴巴赫为首的‘柏林学派’的呼应和波兰的华沙学派的声援”。（①，p．64）他还特别强调了华沙学派的塔尔斯基对维也纳学派，尤其是对卡尔纳普的影响。（①，p．269）“在英国，艾耶尔、魏斯曼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①，p．64）在美国，卡尔纳普、弗朗克和费格尔等人继续宣扬和发展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并将它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自然主义联系起来。”（①，p．64）
（2）介绍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并评述他们的哲学观点。
（i）石里克：石里克是维也纳学派的奠基人，也是洪谦的恩师。洪谦在这一时期，写了四篇论文专门介绍评述石里克及其哲学观点。他除了再次阐述他四十年代论著中的观点以外，还着重论述了维特根斯坦对石里克的影响以及他们二人的哲学差别，（①，pp．87—98）深化了关于“确证”、知识基础和真理论的讨论，（①，pp．99—112）并探讨了石里克关于心物问题的一元论观点，即所谓精神与神经同一论。对于石里克来说，“物理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不是两个独立的实在序列，而是同一个实在的两种类型的概念—构造。”但洪谦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①，pp．161—162；⑬，pp．198—201）
（ii）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是哲学中的“伟大的形式化家”。从1928年起，洪谦在维也纳听过他的数理逻辑课。参加了他主持的关于罗素的《数学哲学导论》和弗雷格的《算学的基础》的讨论课，并建立了私人的友谊和交往。一直到“文革”前夕，他们仍保持书信联系。1991年，是卡尔纳普的一百周年诞辰，洪谦写了《鲁道夫·卡尔纳普》一文，而这也是洪先生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文章简要叙述了卡尔纳普的生平，谈到了弗雷格、罗素、塔尔斯基对他的巨大影响，介绍了卡尔纳普早期的构造论、逻辑句法理论以及后来的语义学理论，介绍了他在美国时研究的概率论和归纳逻辑。洪谦还指出卡尔纳普在政治上和维也纳学派多数成员一样，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反对专制独裁，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社会平等，民主自由。”（⑮）他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也曾去南美某国营救一位受政治迫害的黑人哲学家。（⑮）
（iii）艾耶尔：为纪念艾耶尔的七十寿辰（1990年），洪谦于1988年写了“艾耶尔和维也纳学派”（①，pp．113—114）一文。以后，为了悼念艾耶尔逝世（1989），洪谦又写了“悼念艾耶尔”（①，pp．226—229）与“艾耶尔和逻辑实证主义”。（⑭）在这几篇文章中，洪谦介绍了艾耶尔的生平，并指出他是一个“反偶像论者”，他力图把剑桥的语言分析学派的观点和维也纳学派的观点相结合，写出了《语言、真理和逻辑》这一部把逻辑实证论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名著。艾耶尔对石里克的证实原则持批评态度，并在卡尔纳普的确认原则的影响下，提出了证实原则的两层性，主张放弃“强的证实性原则”，而单纯以“弱的证实原则”作为检验命题真假的标准。可是艾耶尔的这个尝试却被丘奇（A．Church）所驳倒。（①，pp．117—120）在反形而上学问题上，艾耶尔把石里克与马赫相等同，并说形而上学和文学都是“胡说”（talk nonsense），对此，洪谦表示了不同意见。
在“知识基础”和真理问题上，艾耶尔先对石里克的“确证命题”持反对态度。但后来又改变了这种态度。他也反对真理的融贯论，而赞成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论。至于精神—身体问题，艾耶尔既不同意石里克的心物平行论，也不同意纽拉特、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而趋向于回到英国的经验论。（⑭，pp．65—67）
（iv）费格尔：费格尔是石里克最宠爱的学生之一，维也纳学派早期成员，1930年去美国，是该学派成员中移居美国最早的一个。洪谦曾在石里克的寓所中见过他。1988年费格尔逝世，洪谦在“悼念费格尔”一文（①，pp．221—224）中指出：“在美国期间，费格尔首先和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哲学学派如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行为学派从某些方面或问题取得联系，结成联盟，以期减少对于这个从西欧输入的哲学运动的‘生疏感’。”（①，pp．221—222）洪谦在论述了费格尔在美国传播逻辑实证论的贡献之后，又指出：“费格尔最喜爱的哲学问题，是心—身问题。……费格尔从科学新成就出发以及应用逻辑的分析方法论，竭尽毕生精力，提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同一论’。”在这个问题上，费格尔和石里克是比较一致的。但洪谦并不十分赞同。1988年胡文耕在写《信息、脑与意识》一书时，曾向洪谦先生求教。洪先生即把他珍藏的费格尔的《“心的”与“物的”》（The “Mental”and the “Physical”）（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67年修订版）借给他作参考。胡文耕对心—身问题的见解，有别于费格尔的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对费格尔的“精神—身体同一论”有所批评，对此，洪先生表示满意，并予以鼓励。
（v）克拉夫特：克拉夫特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洪谦在维也纳大学时，和林德曼一起听过他的课多年，以后，洪谦同他保持频繁的书信来往。1980年，洪谦发表了“克拉夫特哲学简述”（①，pp．79—86），指出，克拉夫特的哲学观点，与其说是逻辑实证论的，不如说是批判理性主义的。文章在简略地介绍了克拉夫特的生平、学术著作之后，评述了克拉夫特的“经验理性主义”、“演绎经验主义”、“构成实在论”和“理性的自然主义”。洪谦还着重指出，克拉夫特晚年致力于维也纳学派的“复兴事业”。
（vi）纽拉特：洪谦虽然没有专文评介纽拉特，但他在东京的讲演中，有一节专门评介纽拉特。其中指出：纽拉特“性格幽默，精力充沛，善于行动，头脑里永远充满着思想和计划。没有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就没有维也纳学派，没有马赫学会，没有世界性的统一科学运动，就不会有在布拉格、哥尼斯堡、哥本哈根、巴黎和剑桥关于科学哲学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就我所知，维也纳学派的基点：《科学观丛书》和《统一科学》的小册子也是经由纽拉特的组织才得以出版的。1938年后，纽拉特接管了《认识》杂志，并改名为《统一科学杂志》，我可以说，没有纽拉特，就没有逻辑实证主义在那个时期的国际性传播和发展”。（①，p．42）洪谦接着指出：“纽拉特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践家，还是一位富于创见的理论家，一位当代西方知名的哲学家。他与卡尔纳普一起提出和发展了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理论。纽拉特的物理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唯物主义——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外乎物理对象和物理事件。……物理学语言能够为全部经验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服务。”“纽拉特的物理主义还主张，那些以精神术语表达的假说只有当它们能被翻译成物理语言时，才能成为经验的假说。”（①，pp．42—43）但是，洪谦也指出：“对物理主义严格而明确的表述，人们是在卡尔纳普那里找到的。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对纽拉特在哲学命题及其论证上缺乏严格性和准确性都深感遗憾。”（①，p．43）
（vii）此外，1984年，洪谦在和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的奥地利R．哈勒教授的谈话中，还介绍了他对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如：魏斯曼、考夫曼、哥德尔、拉达科维奇、弗朗克、济塞、尤胡斯、霍利切等人的印象。这些都已记载在哈勒所写的“洪谦教授访问记”中，是有关维也纳学派的可贵史料。（①，pp．261—278）
（3）对批判的回应。近几十年来，逻辑经验论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有的甚至宣称：“逻辑实证主义死了。”对于这些批判和论断，洪谦也作出了他的回应。
（i）对波普尔的批评的回应。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曾宣称，作已置逻辑实证主义于死地。1988年，洪谦在东京的讲演中，对此作出了回应：“一位像世界驰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把‘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谋杀’引为自豪，这在哲学史上确是罕见的。但是我相信，波普尔的谋杀实际上没有得逞。”这是因为波普尔的武器证伪理论并不锐利。“自然规律的普遍命题……既不能通过某个或某些基本命题得到证实，也不能被它们所证伪。……在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感性中，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只能作为特例来看待。”（①，pp．43—44）这里，顺便要提到，洪谦过去并不认识波普尔。只是在1980年访问英国时和他会见，友好地交谈了三小时，并没有展开面对面的争论。（①，p．258）
（ii）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批评的回应。从60年代开始，美国的历史社会学派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代表了从科学史角度研究科学哲学的趋向，对逻辑实证论展开了批判，有巨大的影响。但洪谦对此评价不高。他在“欧行哲学见闻”中写道：“库恩（Th．S．Kuhn）和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我所知，不仅在牛津、剑桥，就是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哲学界都不大受欢迎，而且有人认为‘这种思潮在一定的意义下是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种倒退’。”（①，p．257）洪先生有一次对梁存秀说，逻辑经验论者为了分析科学的结构，尽量把问题简化，仍有巨大的困难。历史社会学派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联系起来考虑，更难以分析澄清了。洪先生似乎认为，分析方法与历史方法是一种互斥互补的关系。尽管如此，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还是把历史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文章选入，列在分析哲学部分之内。
（iii）对蒯因的批评的回应。洪谦对整体论者蒯因对逻辑经验论的批判比较重视。他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译文集）就收集了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作为“附录”。（⑫，pp．673—679）对于蒯因批判还原论教条，洪谦是赞同的。他曾指出：“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提出的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统一科学运动和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矛盾的。其主要矛盾之点在于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把心理学还原为神经生理学，两者最后还原为物理学的困难方面，虽然科学界对于它们之间未来的还原可能性并不完全否定，但是认为这种还原可能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对这个统一科学运动威胁尤大的是突现进化论（theory of emergent evolution）的发展。依据这种理论，生命或心灵都有其特种的新的实在形式，这种形式是不能从任何自然规律和科学理论中推演出来或预测到的。……因此，很久以来，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已经把这个统一科学运动看作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了。”（①，p．73）
但是，对于蒯因反对分析—综合两分法这个教条，洪谦是不赞同的。他写道：“逻辑经验主义者自诩根据‘分析—综合’的两分法解决了实证主义哲学的难题，同时还把它当作“彻底经验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怀特（M．White）和蒯因（W．Quine）对这种两分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此，卡尔纳普、费格尔和魏斯曼坚决表示不能同意，并加以辩驳和否定。的确，这一点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否则，它的整个思想体系就会动摇了。”（①，p．69）
（4）关于逻辑经验论的现状。洪谦不同意逻辑经验主义已经死了。他1986年在东京的讲演中的估价是：“今天，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已不像五十年前那样时兴了，然而人们不能否认它仍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有影响的学派。”（①，p．31）他接着指出：
“自然，在今天，那样一种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中心（如五十年前以石里克为首在维也纳，或三十七年以前以卡尔纳普和赖兴巴赫为首在洛杉矶，或其后以费格尔为首在明尼苏达）已不复存在了。然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却依然活跃于当代西方国家的许多哲学派别中，例如，英国：艾耶尔在伦敦，麦吉尼斯（B．F．McGuiness）和蒯因顿（A．Quinton）在牛津；美国：费格尔在明尼苏达，亨佩尔在普林斯顿；奥地利：哈勒在格拉茨，维恩加登在萨尔茨堡；联邦德国：施太格缪勒在慕尼黑；意大利：吉莫纳特在都灵；挪威：内斯在奥斯陆；荷兰：穆德（H．L．Mulder）在阿姆斯特丹；等等。”（①，p．44）
洪谦也指出了逻辑经验论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和变革，“主要在于如下方面：意义概念的提出，从句法分析转向语义分析的过渡，可证实性定义的改变，可能性概念的提出和归纳逻辑的建立，对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理论的保留和疏远，还有对于经验主义的调整、限定和修正。”（①，p．45）
洪谦还指出，近年来，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费格尔、亨佩尔、克拉夫特、艾耶尔等编辑出版了《精确科学丛书》，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1974）的英译本就是其中的一册。穆德、科恩（R．S．Cohen）和麦吉尼斯主编的《维也纳学派丛书》，已出版了近二十本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以及马赫和玻尔茨曼的著作的英译本。哈勒和麦吉尼斯等还计划出版一种名为《回到石里克》的丛书。有人谈到“当前是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复兴的时代”，洪谦认为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是，洪谦也看到了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哲学的一大弱点。1981年，他在“欧行哲学见闻”中指出：“毋庸讳言，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流派，从维也纳学派开始，就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就没有把伦理学摆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的确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部分。例如，康德哲学有其三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此，无怪乎罗素曾经慨乎言之，‘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哲学，仅有方法论’。”（①，pp．247—248）
（5）对基础论和真理论的思考。从洪谦近十多年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知识基础问题和真理问题。洪谦在“论确证”（①，pp．99—111）和“评石里克的《哲学诸问题及其相互关联》”等文章中，在批判了卡尔纳普、纽拉特等的原始记录语句和还原论之后，也批评了石里克把“确证”作为知识的基础。洪谦指出：“石里克的确证或观察陈述都是比陈述更加赤裸裸得多的经验，与其说它属于逻辑和语法的领域，不如说属于心理学的领域。一切关于它的‘绝对确定性’的说法都只能从心理学方面，而不是从逻辑语法方面去理解。”（①，p．105）“石里克试图在确凿无疑的经验和不证自明的感知中为科学找到一个牢固的基础，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心理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对此他自己早年也曾严厉批评过，我也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确凿无疑的经验和不证自明的感知显然都是十分主观的，心理上的，正像石里克本人也曾实际上主张过的一样。”（①，p．106）既然原始记录语句和确证都不能作为知识的基础，那么，洪谦先生自己的观点究竟怎样呢？他没有明说。在他逝世前卧病的时候，周柏乔寄给他一篇文章“洪谦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学见解”⑥指出：“洪教授的评论提醒了经验主义者不要随意浪费精力去寻找知识的基础，因为这可能不是他们的任务。”（⑥，p．2）洪谦先生看了，十分高兴，认为周柏乔把握了他的思想。在范岱年、胡文耕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谈到这一点，并表示他是反基础论的，并说在这方面他还有几篇文章好写，而且基本上已构思好了。希望病好后立即动笔。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他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他未能把这几篇文章写出来。在真理论方面，洪谦先生认为石里克正当地指责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真理贯融论（这个理论把经验真理的标准仅仅建立在记录句子的相容性的基础之上）背离了经验论，同时又被迫回到了约定论。然而，他的真理符合论，即把与实在（实为“感觉材料”）的一致当作真理的基础的理论，是否会导致“唯我论和感觉经验论呢”？（①，p．161）看来，对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逻辑经验论者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明确的意见。
洪谦教授近十多年的工作，受到国际哲学界高度的评价。在1984年授予他维也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马特尔院长盛赞他“在哲学上，尤其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英国哲学期刊《理性》认为当今没有几个哲学家比洪谦教授更有资格评论石里克的著作（1989年6月号第105页）。《在世哲学家丛书》第21卷《艾耶尔的哲学》一书主编L．E．汉恩在1991年11月1日给洪先生的信中，谈到洪谦为该书写的文章，是这部书的一个强项。东京大学认为洪谦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有深刻的认识。洪谦逝世后，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都及时发表了长篇讣告。这些都表明了洪谦在国际哲学界的巨大声望。
五
洪谦先生终生献身于学术工作，致力于逻辑经验论哲学的研究和发扬。他的仪表宁静安详，学风严谨扎实。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笔耕言教，培养和影响了中国大陆两三代哲学工作者，为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人谦虚谨慎。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我知我无所知”（苏格拉底），所以他孜孜不倦地、永无止境地进行着探索研究。他本来十分崇拜石里克。后来他读到了石里克的“箴言”：“追随别人的人，大多依赖别人”，就更注意独立的思考和发扬批判精神，并以此来教育后人。1989年秋，北京大学领导要庆祝他的八十寿辰，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不喜欢形式主义的排场和不切实际的颂扬。他喜欢的是严肃认真而又自由活泼的学术讨论。在他逝世前不久，港澳的学者告诉他准备出一卷纪念他八十五寿辰的论文集，他欣然同意了，并着手考虑推荐论文集的作者。遗憾的是，他现在已不再能够指导并参加这个论文集的写作，不能亲自看到这个文集的出版了。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维也纳学派丛书》的编委、洪谦先生生前的好友R．S．科恩（Cohen）在他的“辩证唯物论与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一文中，比较了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指出二者有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它们都拒绝超自然的说明和种种先验的学说，都希望依靠科学和理性，建立一个合理、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们也各有所长：辩证唯物论重视对人类社会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重视变革社会的实践，而逻辑经验论奠基于研究自然秩序的物理理论，重视静态的、形式的逻辑推理。二者都是当代思潮的重要部分，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迪。（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哲学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对波普尔、拉卡托斯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历史社会学派介绍较多，影响较大，而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的基础性的逻辑经验论学说及其公认观点，则重视研究不够。人们常说，搞科学哲学研究，你可以反对逻辑经验论，但不能忽视逻辑经验论。认真地批判地研究逻辑经验论，发展我国的科学哲学，这可能是对洪谦先生最恰当的纪念吧。
参考文献
①洪谦：《逻辑经验主义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②Tscha Hung，Das Kausalproblem in der heutigen Physik（Dissertation），维也纳大学，打印稿，1934。
③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④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
⑤M．Schlick，Philosophical Papers，Vol．II（1925—1939），Dordrecht，Reidel，1979．
⑥周柏乔：“洪谦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学见解”，《哲学研究》，1992年第4期。
⑦洪潜、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崑：《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⑧洪谦：“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第7版。
⑨洪谦：“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读《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一些理解”，《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⑩洪潜：“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评介”，《光明日报》，1958年3月9日第6版。
⑪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唐钺、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⑫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译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⑬Tscha Hung，“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16/17，1982．
⑭洪谦：“艾耶尔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⑮洪谦：“鲁道夫·卡尔纳普”，手稿，1991年。
⑯R．S．Cohen，“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arnap's Logical Empiricism”，载P．A．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Open Court Pub．Co．，1963，pp．99—158．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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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洪师母何玉贞女士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借给我们洪先生的若干文稿。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注
(2) 书名代码，书名见文末的“参考文献”，下同。
(3) 据台湾东吴大学高宣扬教授的来信，台湾学术界也准备出版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