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宗旨，前既述之；考禅所由来，相传菩提达摩传入中土。然征诸史乘，菩提达摩事迹不明；即其大体，今尚揣想不出也。
达摩传禅之说，以《高僧传》所载为最古；相传达摩为南天竺之婆罗门种（禅宗概谓为香至王之子，刹帝利种也）。宋代始由南海履中土，后北度至魏地；所至传禅；自称年百五十余岁。兹述达摩之说于下：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惟二种，谓理行也。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有谓“达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者。且此二入四行之说，载在禅宗诸书，文句稍异。其说明理入之处，以“不随他教”之他字，易作文字；虽仅一字，颇足注意；确为后世所修改无疑。当达摩之时，禅教虽相违，尚不若后世所言之歧；观前所述“借教悟宗”一语，可以明其故矣。
据禅宗所云：达摩受法于般若多罗（不如密多罗弟子）；初学小乘禅观于佛陀跋陀；时佛陀跋陀门下有二弟子：曰佛大先；曰佛大胜多；佛大先因般若多罗之教，转习大乘；佛大胜多之后分六派（六派，即有相宗、无相宗、慧定宗、戒行宗、无得宗、寂静宗）；达摩之力，终悉伏之。按诸书所载传法系统，其说纷歧，不易确定；据《觉贤（即佛陀跋陀罗）传》，佛大先乃觉贤之师，据《出三藏记》佛大先之嗣法者，达摩多罗也。佛大先之前，有佛陀跋陀其人，为诸书所不载；又般若多罗为何如人？除《禅宗》以外之书，亦无所考。《出三藏记》称列于弗若密多罗之次者，有婆罗多罗、不若多罗、佛（马＋犬）先、达摩多罗诸人：《达摩多罗禅经》所举，仅及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乃至不若密罗诸人；无般若多罗之名；此亦须研究者（此上所述，其以不若多罗为般若多罗乎？若然，则未免捏造；盖不若、般若，梵语固全异也。
达摩履中土年代，自古异说；有谓在梁武帝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九月者（《景德传·灯录》之说）。考普通八年（527年）三月，改元大通；传法正宗记谓在普通元年（520年）九月。《续高僧传》有“初达宋境南越”之说；则是达摩之来，早在宋代。若然，则梁武帝与达摩生不同时，何来问答？此亦应确为考订者也。
《高僧传·慧览传》曰：“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续高僧传·僧副传》曰：“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副之殁在普通五年（524年）；《续高僧传》列副之名于菩提达摩前；此则其所受教之达摩，信其非菩提达摩也。菩提流支传称北魏孝明帝时（与梁武帝同时），波斯国菩提达摩来，自称一百五十余岁云。同时北魏又有达摩菩提译《涅槃论》一卷；此人与禅宗之菩提达摩无关（相传达摩多罗禅经乃佛大先与佛陀跋陀罗集达摩之说而成者。其妄据前说可明）。世称《少室六门集》为达摩所著；但除二入四行之外，无一可名为达摩之说者（少室六门，即第一门心经颂、第二门破相论、第三门二种入、即二入四行，第四门安心法门、第五门悟性门、第六门血脉论）。要之罗什时所传之禅，乃从教悟入之禅；达摩所传之禅，乃不立文字之禅；方法虽不同，而其为般若则一。惟其不立文字；故自来传述达摩之事迹，多不足征信；其说亦难确指；乃无可疑之事实也。梁武帝时，如有名之保志（《高僧传》作保志，其它诸书多作宝志）。暨所称之传大士（即传翕）。其言行所传，多涉怪诞；但保志之大乘赞不二颂，传翕之心王铭，颇有特异之风：此盖佛教空宗之系统。及老、庄之学，与南方风气所酿成者。达摩不立文字，为南禅之起源；保志、传翕亦其流亚欤？
如前所述：罗什既传空宗，同时盛译禅经；其禅经中影响最大者，《坐禅三昧经》也。《坐禅三昧经》中有言曰：
“汝于摩诃衍中不能了，但着言声；摩诃衍中诸法实相，实相不可破，无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诃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时甚微细，有明眼人能见，指示不见者；此不见人，但视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语言，痴人何以但视我指，指为月缘，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音非实相，但假言表实理；汝更着言声，暗于实相。”
此种譬喻，非必始于《圆觉》、《楞严》二经；殆罗什译禅经以来，其门徒所久传之譬喻；妙在于言语之外，彻见真性，而为南人所素喜者（《圆觉经》有“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之语。《楞严经》亦有相同之语）。亦即空宗禅发达之端绪也。是则南方禅风，道生、慧观，亦已开其端矣。
道生有顿悟成佛之言。《高僧传》曾载之，兹引之于下：
“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人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
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八字，详细之解释不传；但自前言推之，亦可得其大要。此说不独唱自道生，其同门之慧观，亦主张之；虽为一般佛教者所反对，但同时有一学说，最占势力，即《高僧传》所载“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之说也。此说，道生、慧观之弟子，各自传授，奉为圭臬者也。证之左列高僧传所言，可以知其故矣。
道生之殁，在宋元嘉年间；其后二三年，宋文帝偶述顿悟成佛说（道生之说）；僧弼等起而反对之；文帝曰：“若道生在，当不屈于汝等。”（《高僧传》以此问答在太祖武帝时，自年代上考之道生示寂，在元嘉十一年（434年）；太祖时道生尚存，太祖或系文帝之误，僧弼，罗什弟子也。居彭城寺，为文帝所重。）当是时，道猷（道生弟子）亦继承顿悟成佛义者；文帝问慧观，习得顿悟义者何人？慧观以生公弟子道猷答之；文帝敕临川郡，遗道猷赴建康；道猷既至，帝乃大集义学僧与之论难；道猷力屈之；因道猷得道生真传，故高僧传称为“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并云“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抚几称快”；观此：则当时辩论状况，可概见矣。同时有法珍者，不知何人之弟子；与道猷同居新安寺；创“使顿悟渐悟，义各有宗”之说。龙光寺（亦道生所居）有宝林者。与其弟子法宝，皆祖述道生之义。盖道生之义，以《涅槃经》之阐提成佛，及顿悟不受报，为其特色；即谓此二人祖述顿悟义亦可。
慧观有著作一篇，题曰《论顿悟渐悟义》；其弟子法瑗附和之；适文帝访求通此义者，乃召法瑗于宫中使说之。何尚之闻之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昙斌（宋末元徽年间殁）亦申顿悟渐悟之旨。因人主偶然之好尚，顿悟渐悟之义，遂赖之以传；而渐及于齐、梁之世矣。
兹就保志、传翕之事略言之；保志（金城人，俗姓朱氏），僧俭弟子也；专习禅业；宋初祝发，常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帛一二匹；步行市中。奇迹甚多，颇涉怪诞；似不见重于宋、齐两朝间；梁武帝特皈依焉。入寂后葬遗骨于钟山；就墓迹建开善寺；即梁之三大法师智藏所居者也。传翕（字玄风，号善慧，婺州义乌人）躬耕松山，修佛道；梁大通六年奉召来建康。相传与武帝问答：帝尝请讲金刚经；翕才升座，以尺叩案即下；一日戴冠，着法衣，靸履，参宫中；帝见之，谓曰：今日为僧装耶？则默然指其冠；又问曰：然则道士耶？即指其履；又问曰：俗人耶？则指法衣而还。其心王铭文辞简要，可推杰作。今之轮藏，亦其所建，知名于世（传翕有二子，普建、普成，今之轮藏，多设此三人之像）。
上述禅宗之所由来，不过举其一端耳。自安世高以来，禅既传于中土，所谓修习禅业，自佛教传来之初，已推行之矣；况竺法护道安辈出而鼓吹之耶？至于大乘禅、小乘禅、习禅、如来禅（祖师禅）等，乃后世禅学者所设之名目；隋唐以前，决不设此种严密之区别。揆之事实，罗什之坐禅三昧经，虽与大乘无甚差别；但此中之大部分，世已指为小乘之禅。达摩多罗禅经谓为大乘禅，可称允当；非仅以其为慧远之言而遽信也（《禅要秘密治病经（沮渠京声译）·序》曰：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佛陀斯那，即佛大先也）。就其内容言之，其似大乘之处，能确指否乎？要之此时代所谓大乘小乘，半系形容之词；必于书中区别何者为大乘？何者为小乘？殊觉匪易；且译者构思之际，欲设上列之区别。实际上亦有所不能。故以安世高之禅为小乘禅；罗什之禅为大乘禅；不过就今日思想，区别之而已。其实修习禅业者，古时极多，无甚差异；《高僧传》为修禅者立传，始于西晋末叶；其在西晋以前，未必无修禅业者，惜后世无传耳。
修习禅业者，系统不明之人居多；且非著名之人，兹概从略，而仅就觉贤之禅述之。传觉贤之禅最有声者，当推智严、玄高。智严昔自罽宾伴觉贤返国；觉贤自长安赴南方；智严与之分散，往山东修禅；刘裕（宋太祖）受东晋之命，灭姚秦于长安；旋师时道经山东，得晤智严；其详情载在《高僧传》曰：“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徐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王恢甚高之；请与偕行，三人坚谢；强之，二人乃推荐智严；智严不得已，遂随刘裕入建康；住始兴寺；严性乐静避嚣，王恢乃于东郊更建枳园寺居之；其余二人，留山东精舍者，当是觉贤弟子，惜其名不传。
当觉贤之居长安石羊寺也；玄高（参照第五章）即于其时为其弟子，传受禅法；后往西秦，隐居麦（上艹下积）山，与其徒百余人，专务修禅；会西秦有二僧，恶其德望，构谗言于国王，欲害之；玄高避往河北之林阳堂山；有徒三百人。玄高之居麦（上艹下积）山也；昙弘同修禅业，与之相亲：后昙弘布禅岷蜀；闻玄高得罪，冒栈道之险，诣西秦主申其清白。玄高得免罪返都，后赴后凉游化，魏武政入后凉，请高同还平城，使为太子晃师：终遇法难而死。玄高之徒数百，上首者百余人；玄绍（秦州陇西人）尤着。觉贤禅法盛行于北方；据此事实，可以证明矣。
觉贤入寂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后五十年，有佛陀禅师（世呼为少林寺祖师三藏佛陀禅师），来北魏弘禅（孝文帝时）。《续高僧传习禅篇》载有此事云：“佛陀来自天竺；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为佛陀建寺于嵩岳少室山使居之；即少林寺也。”《魏书》亦云：“为西域沙门跋陀建少林寺，公给衣供；世谓达摩面壁之少林寺，即此。”佛陀传载其弟子有道房、慧光，慧光即造四分律之光统律师也：光统律师年十二时，献技于洛阳市街；众人竞异而观之；佛陀见之，曰：此儿有道业，遂拔为弟子；后观慧光为人，知其不可独学经论，乃使研究戒律；于是慧光遂从道覆律师传受戒律焉。
传佛陀禅师之禅者，当首推道房；但其传不详耳。道房弟子曰僧稠禅师，为北齐文宣帝所皈依；僧稠初随道房，后从道明禅师（不详其为何许人），受十六特胜法（十六特胜法云者，分欲、色、无色、三界之定，而为十六种之谓也）。其间视为主要者，则由《涅槃经·圣行品》。修四念处之观法；积功而至最后，始证深定；九日间入定不起，既由定出，情想澄然；亲向佛陀禅师，呈其所证；师曰：“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以深要。由是陟历诸山，修行禅学；声名渐高；北魏孝明孝武之世，屡被征召，固辞不赴。北齐文宣帝召之再三，始赴邺都，帝亲出而迎之，受菩萨戒法，断酒禁肉，放舍鹰鹞，谕天下禁屠杀。稠留宫中四十余日，辞归，欲还其大冥山旧居；帝以大冥山咨谒不便，为建云门寺（在邺城西南八十里）。当是时，齐国境内，至欲禁禅法以外之佛教；僧稠力谏之，乃止；由此可知是时禅法之盛矣。僧稠弟子曰昙询；昙询弟子曰静林、道愿、慧力；自后系统不明（世仅传佛陀禅师之名，其名为何，不可得而知。《魏书》作跋陀。《高僧传》或作佛陀，或作跋陀）。
传禅学者，除《续高僧传》所列者外，尚不乏人；因非禅宗要人，故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