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文代会筹备工作是在解放不久的北平进行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不久，国统区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陆续到达这个文化古都，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人员，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的首批大会合。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在平文艺界人士，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这一倡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经过三个多月筹备，文代会在七月二日开幕。先后与会的各民族的代表达八百二十四人(注：筹委会原定邀请的代表为753人，大会开幕后，实际到会的代表增加至824人(见《大会筹备经过》一文))，代表着大约七万多新文艺工作者以及数以万计的分散在广大城乡的旧戏曲和曲艺人员。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了贺词，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总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分别作了国统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大会听取了各方面代表的一系列报告和专题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产生了“全国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的部门协会以及戏曲改革协会、曲艺改进会等组织，至七月十九日胜利闭幕。
这次文代会是各路文艺大军的一次大会师。它既是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国民党统治区与革命根据地的两支文艺工作者队伍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3页)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五四”以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人经不住考验而被淘汰，但却不断有成批新的分子参加进来，使新文学阶伍得到发展壮大。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就不仅有历来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也有不同倾向、不同阶级、不同方面的文艺家。包括曾被新文学阵营作为对立面批判的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代表作家，后来也在现实斗争推动下投入了这个统一战线，写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在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曾使不少作家流亡到国外；而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比欢欣鼓舞，连一些多年远居国外的作家也纷纷归来。这是中国革命的骄傲，也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骄傲。周恩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曾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次空前广泛地团结、会师的盛会。
这次文代会又是我国新文艺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虽然只有三十年历史，但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许多优秀或相当优秀的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对历史发展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经历着共同的苦难和战斗，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悲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一些左翼文学家艺术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更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监狱中，牺牲在特务的手里。”(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1—42页)朱德同志在贺词中指出：“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新文艺工作者给予十分亲切而崇高的评价：“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这次文代会也是“五四”以来新文艺基本经验的一次大总结、大交流。新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方面是向世界进步文学学习，从文学内容到表现形式无不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同人民群众日益结合，同民族传统密切结合，逐步民族化、群众化的过程。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五四”文学革命；经过这场革命，中国文学才开始有了称得上是现代民主、科学的内容，才开始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才开始与世界进步文学取得共同的“语言”。然而，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历史经验证明，文学的现代化又必须与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过程相结合；只有实现这两者的结合，新文学才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才能在人民中生根，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正如《大会宣言》所说：“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因为这样，解放区许多代表在大会发言和纪念文章中所讲述的他们与人民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许多经验体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与郭沫若关于新中国文学艺术运动的总报告，都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就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加强团结，加强学习，深八工农兵，熟悉工农兵，重视普及工作，切实改造旧文艺，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任务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它们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大会决议并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尽最大努力贯彻执行。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举行的这次文代会，是文学史上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它总结、发扬了新文学三十年中积累的成绩和经验，确认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文艺界遵循的“共同纲领”，组织起一支规模宏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队伍，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将我国革命文艺推进到一个前程更为远大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