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部总论二
《图书编》《禹贡五服图说一》
或曰：古今天下，广狭一也。禹贡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为五千里。何也，或谓尺有长短，而周尺不应半禹之尺。或谓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数；周则尽外薄所至，而经画之。此说为近。然亦不应外薄之地，与五服之地相半。考之经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则凡所谓五百里者，举一面计之也。若《周官》则曰规，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则举两面通计之也。是则禹贡所谓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谓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汉地志》，又言：东西九千馀里，南北一万三千馀里。则汉东西视《禹贡》几一倍，南北视《禹贡》几二倍。然考其所载山川，又不尽出禹迹。何也。古者圣人制数周密，其制方田之数，以御田畴广狭；制勾股之数，以御远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则自井亩径遂之直积，而为道路。川浍截然，直方无有迂曲，故中邦之地虽广而里数则径。自秦汉开阡陌，于是道里始辽远矣。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经》曰：数之法，始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故折矩以为勾，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勾股算法自禹制之。盖积矩以为方田，而勾股以测高下、浅深、远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勾股之数密，则于山川迂回之处，与道里曲折之间，以勾股之多计。弦之直而得远近之实。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汉以来，誇多务广，固尽外薄之远。其计道里，又但以人迹为数，不复论勾股弦直。故汉之九千里，大约准古六千五百里；汉三千里，准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长短之异制，又不在此数。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二也。至于禹贡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后世斥堠所到，尽在里数之内；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为北，尧都冀州。则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长，五服之地北无所展，而南有所弃，则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达。则冀北之野，生聚教训必不如后世之为穷漠。所以冀赋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后分为幽、并，其广可知兼。尧都平阳，虽曰在冀，自平阳以南，渡河至陕，于今地里，三百六十五里。正五斜七于古，盖二百六十馀里耳。则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想当时甸服之地，当亦如周室王畿之制。盖成周之制，虽规方千里以为王畿，然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方六百里总为千里尔。五服之制，其间绝长补短，计亦如此何。则周都丰镐，西至犬戎，约千馀里。而犬戎之地，自为荒服。先王之制，宾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责其从宾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则是五服之制计。古亦有因地而为长短者。盖因诸侯之情分，以为朝贡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视远，虽远而视近者。大率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圣人立为限制之经，固必有通变之义，读书者不可拘于一说，而不知圣人体用之大也。
《禹贡五服图说二》
据《禹贡·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较以两汉广轮之制，全不相侔。以谓西汉盛时，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五千里，而山川所届不出《禹贡》之域何。道里之殊绝也。遂至孔颖达之徒，有鸟道之说，谓《禹贡》之制据虚空，鸟飞径过，而言两汉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动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论，切以为不然。夫鸟道信为径过，而人迹安能有及抑尝。考之王制，古者百里当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谓汉也，是《禹贡》五千里之制，即汉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据万里而言，合以东西四正为据。当时尧都平阳，正东至东莱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张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仅可以满五服之制也。两汉九千里之制，则以辽东之海，与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辽东在东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两隅，则为尺有四寸。而赢则五服之制，举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汉制南北万五千里者，举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贡》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阳。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馀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阳不盈千里，已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东西南三方为然，北方仅满二服而已。尚何鸟道之云乎。则先儒巧傅之说，失其据矣。嗟乎。昔先哲王为天下后世之虑，何其审也。夫九州之地，四正虽近，四隅实遥，非不知举其四隅，计其道里之远，足为大也。五服之制，乃举其近，而略其远，何哉。盖不欲以一时广大之名，起后世无厌之欲，所谓贻孙谋以正也。惜乎。秦汉以还，好大之君以广斥土宇为功；而纪录之臣，又从而恢张之。是岂知尧禹之用心乎。呜呼。戒哉。
《九畿九服论一》
大司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再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职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国，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与尚书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考尧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至周人分为九服，尧之百里男邦，今为男服；百里采，今为采服；二百里武卫，今为卫服；百里蛮，今为蛮服；百里夷，今为夷服。其名虽存，其制则异，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与《尚书》特差五百里尔。以此见地域广狭，自唐虞以来，未有大异。汉儒谓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三百一十国。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国。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十三国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而附庸之国不与焉。大行人则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内。变蛮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束之耳。夷镇蕃一服，谓之蕃国，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则九州之内，只容六服。通王畿仅四千里。尚书之五服，何以谓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谓之九千。盖尚书比周礼以直计之。按安国释五千之说，以为两面相距，此乃汉儒之说王制。汉儒所以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则四千五百里尔。以王畿九服直计之，凡五千五百里，则六服在内，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纯不属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国之法绳之。书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则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诸侯之助祭，洛诰称诸侯之和会，康王之诰陈诸侯之听命，止言五服尔。然此特言九州之制，而成周封国之制，可得闻欤。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礼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职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三百里则七伯，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百里则百男，凡五等也。与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汉儒纷纷，或以为附庸，或以为斥大土宇，或以为开方里数，或以为夏商周异制。儒者常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礼自有明文第说者，不察尔。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盖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对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周礼》则不然，诸公之地，以封疆言；则五百里至诸男之地，以封疆言；则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侯伯封疆，虽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虽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县，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禄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数，而实封乃其所食之禄也。以封疆言，则五等。以食禄言，则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欤。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泽、宫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税。而王食其贡，如九贡致邦国之用，山师川师致山林川泽珍异之物是也。公之地，王与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郑氏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如司勋，凡颁赏地三之一食。郑氏谓王食其一，二入于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观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则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马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则是制军亦三等与。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则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则作服亦三等。司仪摈相之礼，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岂于食禄之制不然乎。
《九畿九服论二》
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极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枢。握衡于其中近，而太微天市远。而二十八宿旋绕于其外。自天言之，经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极言之，其于垣宿，若有内外远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于天枢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知天则知王畿九服之制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统，言万里者，亦大略计九州之广轮焉。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亦大略计王畿之广轮焉。耳后，人遂谓古人尺步长短异制，古今里数多寡不齐；勾股算法，鸟道径通，纷纷沓起，皆执一之论也。禹贡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王制谓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今古地舆，截南补北，其势不甚辽绝。而汉制万里，亦自日南，以及漠北言之耳。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为方六百里，亦总以千里言耳。果可执方以求之，四隅相距整齐，无参错耶。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师。而究其实焉，周都丰镐，西去犬戎不过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谓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国，必求地中，谓以土圭测日景，而揆中焉。郑氏遂谓，阳城天地之中。故周公营洛，然洛去阳城亦甚远矣。曷不遂都阳城，而都洛耶。《周礼》体国经野，辨方正位。故图因其文，画王畿千里，王宫乡遂都鄙。甸稍县畺，为九畿之制。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卫、蛮、夷、镇、蕃九服，远近亦不同。即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氏服之，邦国是也。《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万国亦举成数言耳。王者疆理天下，封建邦国以藩卫。王室亲诸侯，所以比天下也。惟封建，所以亲比天下；故九服远近既殊，则朝贡疏数亦因以异，岂以其远而绝之哉。观穆王责犬戎以宾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则犬戎距周都止千里，而即为荒服。可见五服又不专以远近论也。苟拘泥一说，不特夷、镇、蕃服在。行人总谓蕃国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汴几何，亦谓之徐夷、淮夷耶。内华外夷，大防必峻，而夷夏参错，封疆何能以必齐乎。封建之制，孟子谓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分土维三，想夏殷之制同，而成周因之。乃谓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封有功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于诸侯者为附庸。王制云：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故后儒因《周礼》王制皆与孟子异，而诸说牵合缪甚。独叶氏谓，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周礼》所谓公五百里，以及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皆以封疆言。如公之封疆，虽五百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侯、伯、子、男皆以是为差，似乎近之。然亦附会之说也。孟子言周公、太公封于齐鲁，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又云：今鲁方百里者五，岂鲁本四百里。今五百里，在所损耶。滕，侯国也。至文公时，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其所以壤地褊小，必为齐楚所侵夺矣。果于原封，侵其三百五十里，故谓之为小国耶。孔子亦谓安见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与孟子同。即如天子地方千里耳，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王畿都鄙，尽为卿大夫、士之采邑。公五百里，其国已半乎。王畿，天子六卿采邑之地。已当乎六侯，而又加以大夫士焉。是富有四海，反不足敌一国耶。名山大川，每周回数百里。九畿九服，谅难昼一。姑即徐雍二州，其广狭相悬，在九州可知。谓九州州二百一十国也，果地无广狭，封国无多寡，其整齐有如是哉。且曰：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此谓春秋战国时可也。若天王大一统，使小国事天子矣；又事大国焉，在小国恐不胜其事也。抑岂比大国比小国，而天子封建独比大国，如此而象乎。水地之比欤，想诸侯恶其害己，故去其籍。今所传《周礼》，必战国时制典籍，而汉儒增损之者。是故，论三代以前，当一依五经、孔孟之言，以为准。庶众言不得以淆之。况王者之制，莫大乎封建，乃执胶固之见以齐乎。各国之封疆，是论天文，必欲各垣各宿之星，多寡不爽也，有是理哉。
《历代郡县沿革论》
昔尧遭洪水畴土居民，始别九州。舜肇州十有二说者，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盖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或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与周礼所谓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者不同。盖唐虞所谓州，画土以命牧伯也。《周礼》所谓州，限民以施教法也。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凡县百里，郡二十五里。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较诸《周礼》所谓四甸为县，五鄙为县者，又不同。按大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方里；而井积至四甸，则方二千里。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自五家为邻，积至五鄙，则二千五百家。盖周制所谓县因地设官也，《周礼》所谓县因田授民也。楚子尝县陈矣，以国为县，其大可知也。孔孟所称叶公费惠公之属特一县尹耳。下王一等，至僭称公，则其大又可知也。秦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于是郡始大而县反小。汉复十二州。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一夷狄，置交趾、朔方，独不称州。明帝王不相沿袭，盖或以羁縻视之，不可知。云交趾统七郡，治苍梧广信。孝献皇帝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盖普天之下，可谓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乎。诏报听，许拜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使持节，并七郡皆给鼓吹。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其后交州徙治番禺，建安十五年复分为广州。晋始有使持节，都督荆、扬、交、广诸军事之制，是谓军府。梁又开督府于交、广。隋制，州皆置都督府。唐因之，又置总管府。盖府以领军得名，如帅府、幕府、岭南五府之例。其以名郡，则自宋始。宋制，州有节度，重镇始升为府。元制，凡府州皆为路，路有总管府。明兴，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统府，府统州，州统县。有州不属府，而属布政司者；亦有县不属府者；因道路远近相时制宜故也。由是言之，州始于陶唐。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三国鼎分，迄于南北割据，置州始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为一。宋始有府，犹与州并肩不相统。然郡之名，至是遂废，盖府即郡也。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州盖与县等。或有反不及县者矣。
《古今地名沿革总论》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实艰。而地名同异，古今溷淆，尤为难辨。盖其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而郡邑之名，又复非古。岁代滋久，史传互见。或沿其地而异其名，或袭其名而迁其地，或迁其地而革其名。此舆地之所以难考也。抑尝讨之河东一名也，有兖州之河东，有并州之河东。
〈注〉黄河旧道，三代以前，自宋卫州之黎阳县近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东路诸州，在河之东，即古兖州之域。故《周礼·职方》：河东曰兖州。爰自周定王时，黄河旧道渐堙。秦汉以还，河堤履坏，乘上游之势决而东下。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东之名乃移并州。战国以来，子史中所谓河东之地，皆指宋朝河东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
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凉州之河西。
黄河源自昆崙，傍积石北流馀二千里，至于宋银夏之交，稍渐而东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兴军路鄜坊、丹延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间鄯、凉、甘、肃诸州，亦在河西。战国之际所称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间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汉以来，所称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凉州之域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边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国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
黄河大势如覆斗之状，而关中正在斗间。而中原适当如衡。故宋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绥、银、胜、夏诸州，亦在河南，即边境之河南也。河北东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国之河北也。而阴山瀚海之间，有秦长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称止在中土。秦汉而下，夺匈奴南牧之地，列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南。自是河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陈隋以前，河北之称，止在中国。李唐之初，夷突奔之地悉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如春秋传中所称河南河北之地，皆指边境外裔而言，与前史至不相侔。若此之类，不可不察也。
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两汉河南之称，惟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属县，兼郑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内之称，则指一州而言，即宋东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称，则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兖、豫四州之境，奄黄河以南皆是也。宋为东、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
故周之河内，异乎汉之河内。
《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即宋河北东西路地。汉之河内乃古郡，宋怀、卫二州是已。
汉之河东，异乎唐之河东。
汉河东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晋、绛、解五州。唐河东道，乃宋河东路也。
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
宋宿、亳二州，自开国以来，至于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属淮南。
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东。
宋朝河北东路之地，三代以前属河东。
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东，有在京西。
淮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间名淮
西。如汉封刘交为楚王，王淮西，则宋京东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战，遂平淮西，则宋西北路之地。
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
江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间名江西。而《魏志》武帝既称，江西遂空，则宋淮南东路之地也。《晋纪》称石勒陷江西，壁垒百馀，则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称钟傅据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称江左，有称江右。
金陵居长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据金陵而言，则江南居左。四渎之流皆自西而东，天下之形势亦然。以中原而言，则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两称之。
山东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
前史有山水之称者，皆据华而言之，则其所谓在华山之东也，其地正当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则所称山东之地，专指河北而言也。
陕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为秦国，战国称关中，楚汉之际谓之三秦，两汉又名山西，宋列为陕西路。而前史又从而称显之，曰四塞之国，曰陆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虽异，实则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谓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者也。尝考历代州郡之名，多有异同。于古之国号，如书称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卫侯燬灭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陈，即今之陈州也。楚师灭陈，即今之陈州也。齐师灭莱，即今之莱州也。楚子围郑，即今郑州之新郑县也。齐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县也。若此类未易概举，盖履其地，不敢没其名也。然而迁徙不常考证，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吴师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馀三百里。
秦师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国，今在西京偃师县之〈阙〉氏镇，去滑州馀四百里。
楚人灭舒，近于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国，今在庐州之舒城县，去舒州馀三百里。
楚人灭黄，近于今之黄州而非也。
古黄国，今在邢州定城县，去黄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于今之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临淮县之徐城镇，去徐州垂五百里。
传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于今之瓜州而非也。
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
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
西亳今在偃师，南亳在榖熟县，北亳在考城县。
有东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
东虢在郑州荥阳县，西虢在凤翔府虢县，南虢在南陵军升陆县。
有东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
东楚，今苏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荆州府。
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县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际，乡亭邑聚之名，见于经传者，不啻千数；而存于今者，百无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历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钟离、酸枣、长葛诸城，才十数而止耳。其馀或名同于古，则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
《左传》王与虢公酒泉之邑，实在于河南。而西汉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开匈奴之地，实在河西。
古之丹阳在荆南，而今之丹阳在江东。
《左传》称楚子邑于丹阳，今在荆南府枝江县内。今丹阳郡，乃润州也。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吴楚之境也。古之澶渊在河南，今之澶渊在河北，而皆宋、卫之郊。
《春秋》：诸侯会于澶渊，实宋古都所谓澶渊聚者，即其地正属今之幽州。而今之澶渊郡，乃河北东路之都督府。
古之南阳，在河北。今之南阳，在河南。而皆晋地也。
《左传》：晋于是始启南阳，即今之怀州也。而今之南阳郡，乃京西南路之郑州也。
古之东阳在淮北，今之东阳在浙西。而皆吴地也。
汉尝以彰郡东阳郡行封，今浙西在吴亦有东阳。
夫地理更乎历代，必至混殽。验其名，初无异同。考其实，则为甚异观者，于此几何而不误哉。愚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实艰。而地名异同，尤为难辨者也。
《明舆图四极》
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南滨海，北连沙漠。道路纡萦，各万馀里。
据一统图京师在东北之境，南京在东南之境。南京之东南为浙江，浙江之东南为福建。南京之西南则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则为湖广。转而东南，则为广东。广东之西少北，是为广西。广西之西北，则为贵州。其西南则为云南。而贵州西北，则四川也。此四藩者，总在南方。河南在京师之西南，乃天地之中。㨿一统图，湖广承天襄阳之间，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京师东南为山东，西为山西，其西南为陕西。此数四者，总在北方。其九边则辽东、蓟州，皆在京师之东，而蓟州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师之西，而宣府为近。榆林、固原，皆在陕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宁夏在河套过河而西。宁夏之西转南，则甘肃也。统天下地方所至，东则山东，登莱、扬州之通海，苏州之太仓，浙江之定海，福建之兴泉，皆滨大海。而日本、琉球，则居东南海中。由东转南，则广东之潮、琼。由南而西，则苏门荅剌、安南诸国。而云南、孟定等府，亦滨海。居于海中者，则西洋等国也。正西则云南之丽江，极西则星宿海、昆崙山、黄河、黑水诸处。更西不可详矣。由西而北，则西域诸国。吐鲁番所居，而大碛、阴山、瀚海在焉，所谓沙漠者也。又西北数千里，有铁门关，过此则不可详矣。东北则由京师出居庸关，自北而东，过白浪山，扺女直。过黑松林，以达北海。大抵中国之势，南临大海，北接长城，西北多山，东南多水，此其概也。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盖以朔方、大宁、交趾及开平、兴和、元菟、乐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时，土地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如洛阳为王城。皋蛮氏、陆浑氏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舒郡，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矣。故应镛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盖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惟西与北，尚未底于海耳。然视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绝漠之险，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居之处。其有与无，固不足为轻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