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所谓“文字之狱”者，其端实始于宋。小人中伤君子，求其罪而不可得，则吹求及于文字，巧合傅会，使人主不由不信，而其人亦无以自白。此风既开，迁谪之人，虽欲啸歌吟咏，享文字上之自由，亦不可得矣。文忠一生尤罹此苦。其至友文同（字与可，梓潼人，与公为中表兄弟。）至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十四字为谆嘱也。
盖自安石秉政，变更成法，文忠心不谓然，口不敢言，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谗人见之，取其文字，日夜罗织，欲置之死，文忠不知也。元丰二年七月，知湖州时，中丞李定、御史何大正、舒亶，上疏论文忠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指与王诜往来事），逮赴御史台狱。诏定与大正等杂治之，定等媒蘖，以为诽谤诬慢，有四可杀。
太皇太后曹氏方病，闻之，急语神宗宽其狱，帝曰：“谨受教。”吴克申救甚力，帝亦怜之。安石之兄安礼从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禄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
当日锻炼成罪，所据为铁案者，以文忠到湖州《谢表》其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谤讪。又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指为讥青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指为刺课士。“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指为斥盐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指为非盐禁。“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指谓有不臣之心。人言可畏，一至于此。
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诸人之意，盖又欲藉此以陷群贤。帝不从，但贬文忠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弟辙及诜皆坐谪贬，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坐罚铜。
方狱之急也，长子迈主送食，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迈谨守逾月，会有事他往，托所亲代，误进鱼羹。文忠大骇，知不免，赋诗与弟诀，有“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流入禁中。神宗读之，凄然感动，遂得曲赦，以诗得罪者，终以诗免死也。
【批评】
反对东坡者，锻炼周纳，体无完肤，固是过当。东坡下笔时，亦不免恃才狂放，至与人以可乘之隙。吾固不欲轻恕何、舒诸人，而借题托讽，以文为戏，则亦非明哲保身之道。（王应麟亦谓：“东坡文章好讥刺。”又宋人小说称：“东坡在元祐时，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标目，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相与论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归舍，方却巾舒带，辄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神宗始终怜爱东坡，逮狱时，密遣小黄门至狱视之。不然者，恐已毙于狱吏之手矣。王诜亦贵戚中之贤者，方东坡自湖赴狱，亲朋皆绝与交通，道出广陵，诜往见之，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文字书问，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诜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熙宁中，有宣州汪辅之者，以职方郎中为广南转运使，时蔡确为御史，摭其《谢上表》“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二句，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卒，此以文字罗织之始。后确在安州，尝游车盖亭（今湖北安陆县西北），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其语，上之，以为讥讪，确遂流窜新州而死。请君入瓮，天道好还，人苦不自知耳。元祐群小皆以此术诬东坡，竞传衣钵。元符、崇观之间，其术益炽，流入南渡，韩、史辈概以此术排善类，桧贼一言不合，辄致士大夫死非命，至不可计，皆讽御史所为也。朱元晦亦受此害，当忧患时，其见文忠手翰，无不叹赏宝重。论议一变者，多缘自蹈世患而后知公之所以为难，盖托公自伤而已。
后世有所谓的“文字狱”，它的发端其实就源于北宋。小人想毁谤中伤君子，苦于寻求不到罪状，便对君子所作文章诗歌吹毛求疵，牵强附会，让皇帝不由得不相信，而那被中伤的君子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这个风气一开，被贬谪的官员即使想吟诗作文，享受文字上的自由乐趣，也不能够了。苏轼一生尤其遭受这种苦难。他的好朋友文同（字与可，梓潼人，与苏轼是中表兄弟)甚至用“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这十四个字谆谆告诫他。
自从王安石当政以来，旧的法律改变，苏轼心里不认同，嘴上却不敢说出来，便依靠诗人以诗讽刺的传统写出讽刺诗，希望会对国家有些益处。那些爱进谗言的小人看见苏轼这些诗，挑选出其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日日夜夜罗织罪状，想将苏轼置于死地，苏轼本人却并不知情。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中丞李定和御史何大正、舒亶，一起上书说苏轼自从熙宁以来所做的文章，里面怨恨诽谤皇帝，勾结皇亲国戚（指苏轼跟王诜往来一事），因此将苏轼逮捕，投进御史台的监狱。皇帝下诏让李定和何大正等人会审苏轼，李定等人引申傅会苏轼的诗文，认为苏轼诽谤、污蔑、轻慢，有四条罪状，每一条都是死罪。
太皇太后曹氏这时正生病，听说这件事，急忙让神宗皇帝宽恕苏轼的罪行，神宗皇帝说：“我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吴克申坚持营救苏轼，皇帝也不忍心了。王安石的哥哥王安礼缓缓启奏皇帝说：“从古至今凡是气量大度的君主，不会因为臣子的言语而治罪，苏轼因为自恃才华，狂妄自大，认为高官厚禄如同探囊取物，可如今竟然如此庸庸碌碌，心里不免有些怨气。如今一旦将他治罪，恐怕后代的人们会说陛下您不能容纳有才的人士。”皇帝说：“我本来就不打算对他重罚，听了你这段话，给你个面子饶恕他，你只管去吧，千万别泄露了我们的谈话。苏轼现在正引起众人的怨恨，我怕那些人会因为这个迫害你。”
当时用来罗织苏轼的罪名作为铁案的材料是苏轼到湖州上任所呈给皇帝的《湖州谢表》，里面说：“我愚昧不识时务，难以跟随新进的改革家；老来没什么作为，或许能管理普通百姓。”“生事”二字被指为诽谤朝廷。苏轼又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讥讽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被指为讽刺新科举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指为指斥盐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被指为非难盐禁。“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被指为有大逆不道的心思。人心的可怕，竟然到这步田地。
舒亶又说：“驸马都尉王诜等人，公开与苏轼相互勾结，结为朋党，比如盛侨、周邠等人自然不值一提，可像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都是能讲说先王之言的人物，竟然也藏着如此不轨的心思，难道可以放过不予处置吗？”那起小人的意思，还想借着苏轼事件要将一群贤能的人士一网打尽。皇帝没有听从他们的谗言，只是将苏轼贬谪到黄州作为团练副使，本州安顿。弟弟苏辙以及王诜都受牵连遭贬谪，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个人全部因牵连而受罚。
当案情紧急的时候，苏轼的大儿子苏迈负责给父亲送饭，两人约定好：“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一旦事情严重，就撤掉蔬菜和肉食而送鱼。”苏迈谨记约定，过了一个月，因为有事情去往别的地方，托付亲近的人代送，那人误送了鱼羹。苏轼非常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便写诗跟弟弟诀别。其中有句子说“魂飞汤火命如鸡”，诗传到了皇宫里。神宗皇帝读到这句，悲伤感动，于是宽恕了苏轼。因为诗得罪的人，最终因为诗而免死。
【评论】
反对苏轼的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将他批判得体无完肤，自然是非常不恰当。而苏轼写文章下笔的时候也不免仗着才华狂妄自负，以至于送给别人以可乘的机会。我本不想轻易饶恕何大正、舒亶等人，可是借着题目作文讽刺，以文章做游戏，却也并非聪明贤哲之人保全之道。（王应麟也说：“苏轼写文章爱好讽刺人。”又有宋代人笔记小说记载：“东坡先生在元祐年间，仗着才华过人轻慢戏弄公卿大夫，每人都被他起了外号，唯独对于司马光不敢有所轻慢。某一天，苏轼跟司马光互相辩论免役法、差役法，两人言语不合。等到苏轼打道回府，一边脱巾子解腰带，一边连连呼喊：‘司马牛！司马牛！’”）
神宗皇帝始终喜爱苏东坡，苏轼被逮捕入狱之时，秘密派遣小太监到监狱去探视。要不然，恐怕苏轼早就死在狱卒的手里了吧！王诜也是皇亲国戚里的贤者，当苏轼从湖州被押往御史台监狱之际，亲朋好友全部跟他断绝来往，路过扬州，王诜去见他，御史台的狱卒不允许两人见面。有人对王诜说：“您跟苏轼相交很久，那些往来的书信文章，应该要全部焚毁，不可有留存，不然将要获罪。”王诜说：“欺瞒皇帝，辜负好友，这是我不忍心做的事情，如果因为忠义而分担罪责，我心甘情愿。”
熙宁年间，有个宣州人叫汪辅之，从职方郎中转任广南转运使，当时蔡确做御史，摘取汪辅之《谢上表》里面的两句话“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说他有讥讽朝廷的嫌疑，因而被降职为虔州知州而死在任上，这就是用文字罗织罪名的开始。后来蔡确在安州，曾经游赏车盖亭（在今天湖北安陆县西北），写了十首诗。主管汉阳军的吴处厚寻出其中的文字做出解释，呈递给皇帝，认为蔡确诽谤朝政，蔡确因而被贬谪到新州，也死在任上。就像周兴最终被自己设计的酷刑整死，做多了缺德事，上天也会降下报应，就怕那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元祐年间那群小人都用文字狱的手段诬陷苏轼，代代竞相传授经验。元符、崇观年间，这手段越发无所不至，一直蔓延到南宋，韩侂胄、史弥远等人一概用这个方法排挤好人；秦桧只要有士大夫跟他一言不合，就将士大夫至于死地，死于非命的人数以至于计算不过来，这全是他们暗地指示御史们干的。朱熹也曾受过这等祸害，当他在忧患之际，看见苏轼的手稿，无不赞叹欣赏作为珍宝看待的。对苏轼的评价发生改观，多源于朱熹亲自品味了世间的苦难以后才懂得了苏轼的难能可贵，大约朱熹也是借着东坡抒发自己的感伤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