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这话是很能说出鲁迅的精神的。我们对鲁迅的这个精神必须加以研究。
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指的是五四当时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它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最初是“领袖”的话，后来就与敌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他们的面孔又正以“领袖”在青年学生当中出现，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鲁迅早期的进化论思想，如我们在前面所指明的，它在中国是起了反封建的作用，是启蒙作用，虽然这种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并没有想从自己的言论中得到什么个人的利益。他只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对敌作战。瞿秋白说他“诚实的愿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他自己说他是“呐喊”。这里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革命有它的必由之路，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鲁迅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在开始时对真理不能够望得见，他又切切实实地追求真理。换句话说，鲁迅最初不能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是他个人总对着中国人民的敌人瞄准。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他起了进步作用，他用来促进中国的反对封建文化，但他从来就蔑视他所认识的中国资产阶级。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又有这样的话：“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去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以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可无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这是说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与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在鲁迅思想的反映。那么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虽说鲁迅用来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作用，究竟它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呢？所以鲁迅对自己的不敢自信，起先他只说他是“呐喊”，后来在归入集体主义以前又苦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并不是偶然的，表现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不依靠资产阶级的高贵的品质。
在介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时，我们已经注意了鲁迅的话：“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造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现在我们读《热风》里的《随感录》四十一，这篇文章开始两段是：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苦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是如何的冷，鲁迅吹的真是“热风”。这篇《随感录》后面就这样说：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鲁迅说他在当时是“时常害怕”，同时他认为中国虽是“黑暗”，前面总应该有炬火，太阳总会出来，这个感情该是多么的真实！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他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里又受到了许多的鼓舞，而结果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不敢“自暴自弃”，这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忠实的自我写照。鲁迅丝毫没有那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乘机做“领袖”的野心。他始终是爱祖国，祖国就是不容易望见出路。“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这确乎是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的爱国者说的话。所以鲁迅后来归入无产阶级阵营，是他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的出路，祖国给他照见了光明的前途。
《华盖集》里有一篇《导师》，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全文是：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邱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涂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了四年，鲁迅这时还真是“不识路”，不知道前进的路是跟着共产党走。但我们研究这一篇《导师》，它反映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篇文章真是表现着鲁迅的紧急的呼吁，他告诉青年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可靠，青年知识分子“自己也未必可靠的”！这真不愧为鲁迅的一首抒情诗，是他“有记性”、积了“厚重的苦痛”而写的。
我们读了这一篇《导师》，连忙就应该记起另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二十年后写的《五四运动》。主席指示我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历史是真理的真实的见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难道不是现身说法走着革命的道路吗？我们不是应该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由知识分子走向知识分子工农化吗？在过程之中，鲁迅总保持着警惕，他确实认为自己也未必可靠，但在黑暗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直到出了太阳。这样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是我们的导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