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 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侯圣人而不惑者也。泰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义。若我称中国之英雄，其知之极明，而行之极断者，其惟管子乎？吾于其初定谋时见之，吾于其将返国时见之。
当管、鲍、召三人之议奉傅问题也，管子与召忽，盖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记之曰：
召忽日：“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日：“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程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程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嘻，读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坚强若是耶？何其论理学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齐国极大，纠极轻而齐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孔子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经大圣之论定，而后世有疑于管子此举者，可以涣然冰释矣。
（《大匡篇》）鲁伐齐纳子纠，桓公自首先入，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于是劫鲁使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日：“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日：“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日：“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日：“然则可得乎？”鲍叔日：“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日：“然则夷吾受乎？”鲍叔对日：“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日：“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日：“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其于君，不如其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
（《小匡篇》）桓公自首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日：“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桴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日：“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日：“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
观此则管子之人格可以见矣。中国人爱国心颇弱，苟不得志于宗国，往往北走胡南走越，为敌国伥以毒同类。春秋战国间，爱国之义，比后世犹稍为昌明矣。然以伍员、商鞅之贤，犹不免于此，若后世中行说张元、张弘范辈，更无论矣！管子虽知死：不受鲁政，此千古国民之模范也：管子之心事，‘唯鲍叔能道之：“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呜呼！何其有味乎言之也！至其所论管子五事，则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为负责任之政治家，为能立法之政治家,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举于是见焉。虽寥寥数语，而管子之人格备矣！管子曰“知我鲍子”，岂其虚哉？
（《大匡篇》）施伯劝鲁君致政于管仲以弱齐，不受则杀之以说于齐。鲁未及致政，而鲍叔至，请管仲、召忽。鲁将杀焉，鲍叔进日：“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寡君愿生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鲁君遂束缚管仲、召忽。管仲谓召忽日：“子惧乎？’’召忽曰：“何惧？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管、鲍、召者，齐国之三杰也，其爱国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齐境乃死焉，亦管仲不受鲁政之意也。管仲之能定社稷 ,霸诸侯，彼自信之，鲍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观此而知伟人之素养，及其信于朋友之有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