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拓跋氏的建国 拓跋氏是鲜卑族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构成单位。拓跋族的原来居住地，是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附近。拓跋部的历史序幕掀起是在成帝拓跋毛时期，《魏书·序纪》称他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三十六国，大概是指三十六个部落而结成的部落联盟，拓跋部是三十六个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可能拓跋毛曾经被推选担任过部落联盟的酋长。这三十六个部落，是由九十九个大氏族所构成的。三十六国也好，九十九姓也好，拓跋部离开嫩江流域以后，就和他们没有多大联系了。《魏书·官氏志》所载的三十五部（加上拓跋部，为三十六部），是拓跋部南出以后重新组合；其余七十六个姓氏，也很少是原来九十九姓的后人。《魏书·官氏志》也明白指出这七十六个姓氏，是在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到了塞上以后，“余部诸姓内入者”，加以接纳，和嫩江流域时期的九十九姓，不见得有多大密切关系。
拓跋部到了宣帝拓跋推寅（第一个推寅）时期，正是东汉初年。这时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草原上出现了真空状态，鲜卑部在拓跋推寅的领导下，也开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魏书·序纪》）。这个大泽，可能是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呼伦湖。
拓跋部在呼伦湖附近住了七代。到了献帝拓跋邻统部时期，“七分国人”，把拓跋部分为八个小部落——族，命这八个部放弃呼伦湖附近的牧地，继续向南迁移。所有“迁徙策略”，多由拓跋邻来决定，鲜卑语里称肯钻研问题的人叫推寅，所以也呼拓跋邻为推寅（第二个推寅）。这个推寅据近人研究，就是参加东汉桓帝时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的西部大人推演，我个人是同意这一说法的。拓跋邻的儿子圣武帝拓跋诘汾听从了父亲的话，开始“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序纪》）。这一部落也就参加了檀石槐为首的部落联盟。
拓跋部的一支，由拓跋诘汾的长子秃发疋孤率领，从塞北迁居河西。疋孤的曾孙树机能，在晋武帝时起兵抗晋，曾攻破凉州。十六国南凉的秃发乌孤，就是这一支的后人，秃发即拓跋之异译。
拓跋氏的另一支，也就是拓跋族本支，从拓跋诘汾的次子拓跋力微时代起，就游牧于云中一带（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中古城）。因为鲜卑族、乌桓族都把头发剃去一部，而拓跋部还打着辫子，因此当时人称作“索头鲜卑”。
拓跋部在酋长拓跋诘汾迁居漠北时代，还是一个小部落。到拓跋力微时也只附属在没鹿回部大人纥豆陵氏之下。其后兼并了没鹿回部，“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魏书·序纪》）。公元258年（魏曹髦甘露三年），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开了一个由部落贵族和扈从武士所操纵的部落大会，“诸部君长皆来助祭”（《魏书·序纪》）。在这一次大会中，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拓跋力微也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地位。部内有诉讼之事，由大酋长和四部大人（由部落联盟中选出来的）商议判决，但还没有法律和监狱，拓跋部这一阶段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国家。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到了公元295年，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拓跋部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源东南），为东部；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北，为中部；猗弟猗卢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其后猗、禄官先后病死，公元308年，猗卢总摄三部，“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成为塞上一支强大的力量。时值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要依靠拓跋部的帮助来和刘、石对抗，乃在公元310年，请求晋朝封猗卢为代公；公元314年，又进封为代王，并割陉岭以北（今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地与猗卢。猗卢得很多晋人的归附，拓跋部的势力，更为强盛。猗卢再传至拓跋郁律时期，拓跋部虽仍不得逞志于中原，而向草原上发展，于是“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又数传至什翼犍。拓跋什翼犍曾为质子于石赵历十年之久，受汉文化浸润较深。公元338年在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北即代王位后，“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制法律，规定反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代国至此正式具有国家规模。什翼犍于公元340年定都于云中的盛乐宫，公元341年又于盛乐故城南八里筑盛乐新城，代国开始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定居以后，种植穄（糜子）田，农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出兵二十万击代，什翼犍大败，逃往阴山之北，部落离散；又遭高车部落四面抄掠，“不得刍牧”。什翼犍不得已退回漠南，回到云中就为其子寔君所杀，秦遂灭代。
代国灭后，什翼犍之孙拓跋，先后流寓于独孤部与贺兰部。淝水战后，苻秦政权颠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建立后燕。公元386年拓跋也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又改国号曰魏，称登国元年。那时塞上鲜卑化的匈奴族独孤部（即屠各部）的势力颇为强大，拓跋是慕容垂的外孙，所以慕容垂支持拓跋，命其子慕容麟率兵会同拓跋消灭独孤部和另一贺兰部。拓跋氏在攻灭独孤部时，虏获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二部消灭之后，拓跋魏遂成为塞外唯一的强国。慕容垂见拓跋的势力日益雄厚，会威胁后燕的安全；同时慕容垂又想掠取拓跋的马匹畜牲来充实他的军队配备，遂命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进攻拓跋。拓跋族那时还过着“逐水草”、“无城郭”的游牧生活，听到慕容垂来攻，拓跋就远徙河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慕容宝的出兵，是在公元395年的五月；拓跋的避到河南，是在这一年的七月。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慕容宝的远征军已出师五月之久，因为达不到与拓跋军队的主力决战的目的，塞外严寒，只得撤兵。十一月九日，拓跋亲率精锐二万余骑追击慕容宝军，到达参合陂（参合陉，今内蒙古凉城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十日晨合战，慕容宝军大败，“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结果“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擒”；“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巨万计”，均落入拓跋手中。慕容宝单骑逃走，“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拓跋把俘虏到的后燕军士四五万人全都坑杀，燕军精锐至此已损失大半。公元396年，慕容垂亲率大军（这些新军是从龙城调来的，是后燕仅有的补充队伍），直扑云中，拓跋时已退守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北）。慕容垂攻破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驻平城十日，拓跋退保阴山。慕容垂因病班师，归途病死。慕容垂这次出兵，虽攻下平城，收拓跋氏部落三万余落，但始终未能搜索到拓跋军队的主力以进行决战，旋因病重班师，平城终亦不能守，后燕在军事方面的颓势，迄未能有所挽回。垂死，拓跋遂挟其优越的骑兵，长驱进入中原。
拓跋乘慕容垂新死，进兵中原，攻取晋阳、中山、邺等名都重镇，尽有今山西、河北二省之地。公元398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到了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时，灭匈奴族夏赫连氏（公元431年）、北燕冯氏（公元436年）、卢水胡北凉沮渠氏（公元439年），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对峙，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又进兵经略江淮，至瓜步，掠淮南五万余家而还。到这时候，北方的实力已经压倒南方了。
北魏道武帝以前拓跋氏世系表
北魏的社会性质 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拓跋氏在拓跋入主中原以前，还停留在氏族公社组织继续解体，奴隶使用制度发展极不成熟的阶段。在道武帝入主中原之前，拓跋氏还长期保存着氏族关系，这点可以在稳固的贵族氏族联系上，在拓跋氏自拓跋诘汾以下酋长的氏族传统中，例如兄弟轮替继承王位的兄终弟及制方面，得到确切的证实。在拓跋诘汾之前，拓跋氏的世系除宣帝推寅一人之外，盖不可尽信；而到了道武帝之后，兄终弟及制才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代替。
因为拓跋氏在鲜卑族中是比较落后的一支，他们到了拓跋建国以前，还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作战的行伍，也还以部落组织方法为根据，即凡是有着血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拓跋氏于道武帝时代开始在塞上定居划分新土地，如《魏书·外戚·贺讷传》所称“太祖（拓跋）平中原……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这时候也是受着这一部落中的氏族关系的组织方法所支配的，每一个部落占有一块一定的土地定居下来。正如恩格斯在《马克》一文中所说：“每一个部落都定居下来了，但他们的定居，决不是任意地或偶然地，而是……依据部落成员的血统关系住下来的。血缘关系较近的一个较大的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包括若干家庭的一个一个氏族，又按村落的形式定居下来”（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136页）。鲜卑的分土定居，是在北魏登国九年（公元394年）开始的，由于那时的拓跋族还是采用军事部落组织，因此，后来史官修史时，为了比附古制与汉族固有的制度起见，就把这种“分土定居”称为“屯田”，以比附汉魏的屯田。如《魏书·太祖纪》：“登国九年三月，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及乌拉特前旗东），至于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外。”又《北史·魏秦王翰传》：子仪，“道武（拓跋）……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阳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事实上北魏登国中的屯田，除了带有军事性的一点和汉、魏屯田的性质有某种类似以外，关于屯田土地上耕作者的身份，一者是氏族成员，身份极高；一者是失去自由被强迫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隶属农民，身份很低，在这一点上是应该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等量齐观的。
鲜卑族氏族成员“分土定居”以后，其居住地区，大概都在都城平城以及平城的四围。因此，北魏王朝就在鲜卑族氏族成员居住的地区，“置八部帅”，也称“八部大夫”。“八部大夫”的职责是“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魏书·食货志》）。八部帅的监临地区，当时也称为“八国”[1]。
和鲜卑族氏族成员分土定居同时或稍后，拓跋氏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又从中原地区及当时蒙古草原上迁来大批被征服各族的人民，如《北史·魏道武帝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鲜卑慕容氏）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七月，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而旋。……八月甲寅，帝临白登山，观降人，数军实，置新人于大宁（在今河北怀安东南），给农器，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泰常三年（公元418年）三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北史·魏太武帝纪》：“神二年（公元429年）四月，车驾北伐……蠕蠕（柔然）……绝迹西走。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沽源东南滦河），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除了“高车以类粗犷，不任役使，故得别为部落”（《魏书·高车传》），仍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分土定居”以外，大部分汉族和其他各族的移民，被强制徙居于东起濡源，经大宁，越代郡、阴馆（今山西山阴西南），西至五原、阴山、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的塞上。他们除了需要供给六镇的屯戍军队以足够粮食以外，还须补充六镇一定的兵源。
自从“分土定居”下来之后，鲜卑族在它的村落里居住越久，他们与被他们所征服的汉族和其他各族移民也越来越融合的话，则诚如恩格斯所说：“联系的血族性质就愈消失，而地域的性质便愈巩固。”过去鲜卑族氏族成员在他们新划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后，还是以“姓族”来分别的；到了道武帝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已经因为“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辨其宗党，品举人才”（《魏书·官氏志》）。“宗”固然还含有血族的性质，“党”已经是地域的性质了。也就是说，氏族组织到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变为地域组织了。
拓跋氏氏族组织变为地域组织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由游牧经济生活转入农业经济生活的过程。
拓跋部在道武帝时代，还滞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随着拓跋氏军事上的胜利，奴隶的数字大为增加，在每次战役胜利以后获得战俘，自道武帝开始，就用来赏赐部落氏族贵族和扈从武士。如《魏书·官氏志》载：“天赐元年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典师”就是奴隶总管的别名。赏赐的奴隶，有的以户计[2]，有的以口数[3]，总的说来，奴隶的数字是在直线上升。但是拓跋氏所统临的是封建制度已经确立的中原地区，因此，形成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客观条件就不能存在。奴隶主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只得被迫而退让给封建主。本来没有土地的奴隶主就不多，而拓跋氏所统治地区内的奴隶主，又大都是从部落贵族和最显贵的扈从武士们转化来的，他们早已由圈占土地等等手段，夺取到大量土地，变成隶属农民的剥削者，以封建贵族的身份，打进封建剥削阶级的人群里去了。由于他们身份的转化，他们所拥有的奴隶，自然也就会逐渐变成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所以到了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元宏定官制时，就没有设立管理奴隶的“典师”，却在王公侯伯子男等爵的封地上，设置“大农”之官。《魏书·官氏志》：“〔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元宏）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元恪）初班行之，以为永制。……王公国大农……从第七品上阶；……侯伯国大农……从第八品；……子男国大农……从第九品。”这里的“大农”也就是为封建贵族管理其土地上耕作者的官吏，这不是说明北魏政权到了太和末年，一部分奴隶劳动的形态，是已经在开始逐渐地改变了吗？
拓跋氏以滞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的部落，君临了封建关系已经确立的中原地区，所建国家成为一种复杂的结合体，它包含着一些经济发展不同的地区，但是无论如何，从拓跋氏君临中原地区起，拓跋部内封建的阶层正在战胜其他社会阶层，而逐渐取得主宰的地位。道武帝入主中原以后，一开始就采取田租户调的方式，向中原地区小农农村的小生产者进行剥削[4]；同时，中原所盛行的“部曲”、“佃客”与世家大族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依附关系，也还正在发展，这说明中原的封建经济关系，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因拓跋氏进入中原所带进来的一些落后因素的搀入而逆转。而拓跋部的内部自从“分土定居”之后，由于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部落内的阶级分化更为急遽。如拓跋族中丘穆陵氏、步六孤氏、贺赖氏、独孤氏、贺楼氏、勿忸于氏、太洛稽氏、尉迟氏等八姓子弟，多半是“勋著当世，位尽王公”（《魏书·官氏志》），受赐到大量隶户，以后又逐渐转变为封建贵族。这一转变，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尤其显著。至于拓跋部的一部分贫困的氏族成员，开初固然还被称为“八国良家”（《魏书·官氏志》），“国之肺腑”（《北齐书·魏兰根传》），而且他们还曾共同成为北魏军事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的，现在由于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他们过去向政府缴纳的贡税[5]，也逐渐变成了田租户调的剥削形式；而且繁重的力役，又大都压在他们的肩上。如《魏书·太祖纪》所载：天赐三年六月，“发五百里内男丁筑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径涂洞达。三十日罢。”同时，由于他们戍防“六镇”，兵役已经成为他们破产的主要因素。这样，他们的身份地位日益低落，因而他们都沦落到封建隶属的人群里去了。这些人，以后在北魏末年都参加了起义，那就是六镇与河北人民大起义。
由此可见，拓跋部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在历史发展上还是处于一种特殊阶段而出现的先封建社会。孝文帝的变法，就是想洗刷先封建因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一种改革。
* * *
[1] 《魏书·官氏志》：初，安帝（拓跋越，按《序纪》作成帝毛，是。）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拓跋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又命疏属曰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
《魏书·食货志》：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今山西大同市），西及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南极阴馆（今山西山阴西南），北尽参合（今山西阳高东北），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云州：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居庸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山西灵丘东南隘门山，《水经注》：“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包头市西），地方千里，以为甸服。
《魏书·官氏志》：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
《魏书·官氏志》：天赐元年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辨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
《魏书·官氏志》：天赐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取八国良家，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民中年长有器望者充之。
[2] 《魏书·王建传》：登国（公元386—396年）初……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千”是“十”之讹，自宋本已然）户。
《魏书·安同传》：登国初，太祖……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二十口。
以上魏道武帝时。
《魏书·李先传》：太宗……赐隶户二十二。
《魏书·王洛儿传》：太宗……赐僮隶五十户。
《魏书·外戚·姚黄眉传》：太宗……赐隶户二百。
以上魏明元帝时。
《魏书·宿石传》：父沓干，世祖时……从驾讨和龙，以功赐奴婢十七户。
《魏书·奚斤传》：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
《魏书·司马楚之传》：从征凉州，以功赐隶户一百。
《魏书·陈建传》：世祖……赐户二十。
《魏书·李顺传》：世祖赐奴婢十五户。
以上魏太武帝时。
《魏书·刘尼传》：显祖即位……赐别户三十。
以上魏献文帝时。
拓跋氏又把被征服的部落有时整个罚充营户，如：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
《魏书·高祖纪》：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
[3] 《魏书·王建传》：登国初……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
《魏书·太祖纪》：登国五年三月……帝西征……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
《魏书·宿石传》：赫连屈孑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二年（公元399年），文陈父子归阙，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赐奴婢数十口。
《魏书·长孙肥传》：肥前后征讨……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赏赐奴婢数百口，畜物以千计。
《魏书·张济传》：太祖……赏赐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十”是“千”之讹）口。
《魏书·李先传》：太祖……大破蠕蠕，赏先奴婢三口、牛羊五十头。
以上魏道武帝时。
《魏书·世祖纪》：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车驾西讨赫连昌……以昌宫人及牲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赍将士各有差。
《魏书·世祖纪》：神三年（公元430年）……获……〔赫连〕定车旗，簿其牲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
《魏书·世祖纪》：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九月……屠其城……同恶斩数千人，虏其妻子，班赐将士。
《魏书·卢鲁元传》：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
《魏书·广平王连传》：子潭，世祖……赐马百匹、僮仆数十人。
《魏书·豆代田传》：世祖……赐奴婢十五口。
《魏书·世祖纪》：正平元年（公元451年）三月，车驾至自南伐……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牲口各有差。
《宋书·索虏传》：虏又破邵陵县，残杀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
以上魏太武帝时。
《魏书·高宗纪》：兴安二年（公元453年），诛河间民为盗贼者，男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
以上魏文成帝时。
《魏书·慕容白曜传》：〔皇兴〕二年（公元468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曜……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
《魏书·陆俟传》：子馥，显祖……赐绢五百匹、奴婢十口。
以上魏献文帝时。
《魏书·恩幸·王叡传》：子椿，僮仆千余。
《魏书·阉官·王遇传》：遇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
《魏书·阉官·抱嶷传》：嶷前后赐赏奴婢牛马数百千，他物称是。……老寿（嶷先以从弟老寿为后）死后……奴婢尚六七百人。
《魏书·阉官·张宗之传》：诸中官皆世衰，唯赵黑及宗之后，家僮数百，通于士流。
以上魏孝文帝变法前。
[4] 《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克邺，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二年八月，除州郡民租赋之半。
《魏书·太宗纪》：神瑞二年（公元415年）三月，诏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四月……车驾北巡。……六月丁卯，幸赤城……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复田租之半。……秋七月，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泰常二年（公元417年）十有一月……复诸州租税。……三年三月……以范阳去年水，复其租税。……八月，雁门河内大雨水，复其租税。九月甲寅，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四年四月……南巡，幸雁门，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五月己亥，车驾还宫，复所过一年租赋。……八月辛未，东巡。……甲申，车驾还宫，所过复一年田租。……七年秋九月……东幸幽州……十月，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
《魏书·世祖纪》：始光四年十有二月，行幸中山……癸卯，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神三年十有一月……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延和三年二月……诏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十有二月甲申，诏曰：“……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资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三年二月，行幸幽州……还幸上谷，遂至代，所过复田租之半。太平真君四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
《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公元463年）十月，以定、相二州霜杀稼，免民田租。
《魏书·显祖纪》：和平六年六月，诏曰：“……今兵革不起，畜积有余，诸有杂调，一以与民。”
《魏书·食货志》：天安、皇兴（公元466—470年）间……刘（宋明帝）淮北青、冀、徐、兖、司五州告乱请降。……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九月，诏以州镇十一水，丐民田租，开仓赈恤。……三年秋七月，诏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是岁，州镇十一水旱，丐民田租，开仓赈恤。……四年……州镇十三大饥，丐民田租，开仓赈之。……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八月，以长安二蚕多死，丐民岁赋之半。
《魏书·食货志》：先是（太和八年以前）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
[5] 《魏书·食货志》：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膳府。
《北史·魏明元帝纪》：泰常六年（公元421年）三月乙亥，制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