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菽原方伯官湖南时，喜奖诱才俊。孙鼎臣、周寿昌、郭嵩焘等皆所识拔。及去，名流祖饯，相属于郊。有贾人李姓，以廪生援例为训导，素无因缘，亦往送焉。或嘲以诗曰：“新捐训导李明阶，手揽朝衣下轿来，赢得绮窗人笑说，老爷今日迭藩台。”
邓广文显鹤博学能诗，选沅湘耆旧诗集，搜罗文献颇赅。道光时，卿大夫犹知宏奖风流。广文交游颇广，有不逞者嘲之曰：“藩司昨日拜区区，顷接中丞片纸书。南省无如卑职者，东斋敢说宪纲乎？一联春海传家宝，两字如山镇宅符。惟有新来陶太守，揭开手本骂糊涂。”
明商辂以三元入相，予告家居，思为童子师自遣，因更名谋之他方。有富翁为幼子择师，商则应聘，既至，主人简之。同馆三人皆孝廉，尤蔑商，摒弗与侪。会主人母寿宴客，独不及商。幼子愤以告。旦日，商衣冠径至堂上，主人不得已，强饮之。商又据上坐不让，众滋不悦。一人问曰：“先生生平居上坐者几？”商屈指曰：“五。少时娶妻，饮妇翁家，上坐者一。”众皆笑。商徐曰：“领乡荐，赴鹿鸣宴，上坐者二。”众色动。又曰：“成进士，赴琼林宴，上坐者三。赴恩荣宴，上坐者四。去春天子宴朝臣，老夫领班，上坐者五。”主人起，再拜谢无状，商笑慰之。越日，辞去，爱其子慧，因使从学，后亦成进士。
有某官慕王壬秋名，屡欲造访，逢人寄声，而卒不至。余戏为诗曰：“酿花天气冷如秋，风卷芦帘客怕留，却亿去年彭太保，布鞋黏雪访壬秋。”
和珅当国时，京朝官趋之如鹜。珅每至公署，司官夹阶立伺，惟恐后期，时称“补子胡同”。有无名子《咏补子胡同》云：“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道光壬寅年，英夷犯广东，果敢侯杨芳为参赞，因夷人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遂不果用。有无名子嘲之曰：“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有某官素恶名士，尝曰：“名士名士，能辟谷乎？”余闻之，戏为诗曰：“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我有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
道、咸之间，士大夫犹知好名，有科目者耻不能古文，往往用八比法，杂案牍词语为之，时称为“京报古文”。曾文正公督两江时，人才汇集，有何太史者，记闻极博，下笔千言而无理法，曾公尝称为“土匪名士”，二语雅可作对。
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时文，事下礼部，尚书鄂尔泰议驳，遂止。顷岁以来，有议废时文而学机器者，余作《时艺论》曰：“今世学者多以时艺为小道。夫时艺之视古文，诚有莛楹之别，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则可，有政教之责者不当言也。有明以来，以此取士，一代之公卿大夫、名臣循吏，皆由此出，乌可目为小道而不讲乎？且朝廷所以悬此取士者，非真谓时艺能得人，而工时艺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任事者必有专精之志，强固之气，又明于圣人之理，详于先王之制度文为，然后充之以阅历，施展其才能，而后能泛应不穷也。应科目者，其志气期于必得，而又求理于四子，考名物于六经，苟如是矣，授之以官，使之阅历而展施焉，虽不中不远矣。国朝制艺，康、雍以前，宏厚精醇，故其时名儒辈出，理学昌明。乾、嘉之际，博大光昌，故其时才杰奋兴，百废具举。道光一朝，专尚清真，敛才就范，故其时士大夫多恪守典型，洁身勤事。咸、同以降，理法寖微，然其时考墨虽无精义，尚有才华，故一时将相，亦能任才使气，宏济艰难。至于今日，则专取圆滑之调，填砌芜烂之词，冀幸弋获，非特四子之义理、六经之典章绝不宣究，即讲章之章旨节旨、《八铭塾钞》之规矩准绳，亦复束之高阁，是国家例取不明理不读书之人以为公卿大夫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外夷之服，不亦难乎！方今国势寖衰，强邻逼伺，老成勋旧，窃窃忧之。然内不求之于人才，外不求之于吏治军政，而徒汲汲于机器轮船。予则以为强国莫先于吏治军政，而吏治军政之修莫先千求才，造就人才莫切于振兴时艺，使应试者非读书明理不得科名，则人才奋兴，吏治清而民安，民安而财阜矣。将帅得人，则兵精器利，外患自消矣。或者以为时艺空言，其于治国安边，隔膜已甚。不知法，具文也，待人而行；器，死物也，待用而利。无奉法之吏，用器之人，则机器之隔膜犹之时艺也。或者曰：时艺空而难稽，机器显而易考，此洋人所以强也。不知洋人之强在用器之得人，非仅以其器也。以外国证之，贺兰、土耳其皆有机器，不免于败亡。即以中国证之，方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郭、沈、丁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以讲求夷务之心挽回风气，以制造机器之费造就书院之生童，则人才出而内安外攘矣。”鄂议明通，此论简要，皆不变法而求实是也。
汉阳黄文琛署衡永郴桂道时，衡州民毁天主教堂，教士诉于京师，下巡抚檄道穷治，教士随至，气甚张。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见之，士民环视而诉者数千、万人。文琛手批口喻以遣之，因告教士以众怒难犯。教士惧，唯唯。文琛牒其状。巡抚惧开边衅，急遣人代之，卒与五千缗。按牒词云：
“敬禀者：案奉宪台六百里排单札开：「照得湘潭、衡州焚烧天主堂一案，前将各该县奏参摘顶，勒限赔修。现据湘潭县禀报，业已赔修完竣，而衡、清两县尚未据报兴工。」行令职道，严饬赶急办理，查明禀复等因。奉此，遵查此案，职道甫经到任，即据衡、清两县耆民夏士培等以异类恣横，公恳驱逐，联名具禀。叙述详明，情词激切。职道以该民等身居田野，虽未知和戎之策，事有经权，然小民怆怀时事，念切身家，泣涕陈词，忠义愤发，亦实出于万不容已。当经职道谕以圣朝宽大，柔远怀来，凡属臣民，宜体先皇帝戢武安民之意，恪遵和约，不必遇事深求，录批榜示去后。旋据教民李心精、郭进德等具呈，援案邀请修复，又经职道饬传到案，晓以利害，切实开导。该教民等尚知感悟，均各俯首无词。随闻该教遵谕自行集费，在于原毁之地动工兴修。职道密饬查勘该堂基址，纵横不及四丈，新建房屋三重，制类民居，颇为整洁，所需工料，亦属无多，现已将次完竣，而士民并无过问者。就加体察，似觉民气已和，彼此相安无异。兹奉檄饬赔修，职道随集该二县再四筹商。惟审度情形，实有难于遵办之处，不得不就管见所及，缕晰陈之。
“伏查该教自和好颁行，内地准其传习，例禁一弛，不轨之徒群相附和，而衡、清两县向之习其教者，亦皆倚为护符，邪妄奸污，肆无顾忌。此间士民受害最酷，切齿痛恨，不啻同仇。本年四月乘考聚众，焚毁该堂，拆毁教民房屋，人逾数万，势甚汹汹，几至酿成巨祸。现虽加意抚循，民情渐谧，然究之心怀嫌怨，易启猜疑。设一旦官予赔修，则教民愈骄，百姓愈愤，势不两立，必致激成事端。矧原案勒赔之员刘令凤仪早经去任，陈令宝善交卸在迩，无论事权不属，动形掣肘，即使该令等责无可辞，窃恐今日官修，明日民毁，一经横决，收拾为难，非特重拂舆情，亦且大碍抚局。而况该教民自经职道谕饬，亦深知获罪地方，祸由自取，即甘心自愿承修，其不欲构怨士民，已可概见。兹既据自行修复，则成功不毁，自未便再事更张，转滋口实。职道忝权斯郡，调俗易风，先在絜民好恶。当此时局多艰，边衅固不可开，人心更不可失。悉心筹划，其官为赔偿，诸多碍难，曷若听其自修，可弭后患。现在衡郡办理未能与湘潭划一，系彼此情形不同，自应因地因时，量为变通，以求至当。未敢稍涉拘泥。职道为顾全中外大局起见，理合抄录原呈二纸，禀赍察核。
“衡人禀词云：为异类恣横，人道沦胥，吁恳驱禁，以除乱本事。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明季，西洋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航海阑入中国，浸淫而各省郡邑有天主堂，浸淫而不根细民习天主教，此外人入华而邪教胎祸之始。我朝革故鼎新，涤瑕荡秽，毁其堂，火其书，逐其人，凡传教习教者皆罪所不赦，载在宪章，著有律令。盏自列祖列宗，圣谕谆谆煌煌，无非欲亿兆日纳于轨物之中，而毋或越于荡平之治，法至严，意至深也。何图逆夷久沐圣主无外之化，得规广州互市之利，犹复包藏祸心，厉餍溪壑，潜至内地，术赚颛氓，刊布邪说，诪张诬罔，传教植党，到处横行，彝伦攸斁，廉耻道丧。发逆因之假耶苏教名号，揭竿而起，纵横粤、闽、黔、蜀、江、鄂、皖、豫、齐、陕，流毒半天下，不可收拾矣。至庚申八月之变，普天同愤，而逆夷亦遂明目张胆，连衡勾引，四野骚动，人情汹汹，将不知所底止。而彼教无天、无圣、无父、无祖宗、无夫妇乃至无人道，其穷凶极恶，益暴扬于天下。
“奚以明其然也？天，一而已。以主宰言，则曰上帝。以彼教变其名，则曰天主。举耶苏以考其实：耶苏生于汉哀帝之元寿二年，不知元寿以前，天又谁为之主耶？抑虚位以待耶？其敢于无天，悖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天立极，万世之圣人也，乃彼教妄作妖书，丑诋唾骂，甚至蔓入曲阜，毁坏圣林庙寝，其敢于无圣，悖二。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开辟以来，岂违斯义！耶苏为巴斗国王磔死，乃彼教即崇奉其磔死之十字架为主，凡入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木主及五祀神位而后受之，推而称其父为老兄，母为老姊，败伦灭理，颠倒纲常。其敢于无父无祖宗，悖三。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其道告端乎夫妇。风化所系，名节攸关，莫先于此。乃彼教既招引其夫，必牵诱其妇，受以媚药，诳为仙丹，使其欲火中烧，自就媟淫，一经交接，则本妇视夫如粪土，其生女不嫁，留传教主。其敢于无夫妇，悖四。上天有好生之德，乃彼教蛊迷从教妇女共器浣浴，探讨阴窍，或取黑藻，或取红丸，恣其所为，以致吸取童精，针刺脑髓，夭札婴孩，虐及黄口。又于从教之将死者，必遣同教数人往，屏其家属，念经求教，趁其人尚有气息，即剜目剖心，为外洋伪银之用，随以缯布束尸，促入棺殓。其敢于绝人道，悖五。此五悖足兼万恶，以故当日行之利木亚洲，而利木亚洲为其所夺矣；行之印度，而印度为其所并矣；行之日本，而日本为其所乱矣。执是以推，其狡焉思启，匪朝伊夕，今兹之为，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旦化为倮虫鯷人之域，獧獧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
“窃为今至计，正宜慎固海防，阑截市舶，拔本塞源，销沮戒心。而圣朝宽大，犹宏怙冒之仁；闿泽遐敷，用广怀柔之义。勉就和约，无黩武事。逆夷罔知悛艾，辄敢布散丑类，到处起建教堂，号召啸聚，凡诸犯罪论死之徒，遁入彼中，薮奸逋宄，莫敢谁何。即如天主教之在我衡州也，道光年间，即有丑徒悄诱无知愚民，私习其教，称为教门。然尔时国家功令森严，若辈犹深自秘密，不敢显然于地方相诈虞也。已而永安贼起，远近谣言大劫将临，天父天兄出世。细根其说，实出于教门之口。时值多事，法禁稍弛，匪徒渐次猖獗，教主之来，昔以微服，今舆马矣；传教之时，昔以昏夜，今白昼矣；礼拜之地，昔在乡曲，今城市矣；勾引之徒，昔皆细民，今士大夫矣。然见其汲汲如狂，亦不过以异端鄙之，初不知其为非作歹之至如此之极也。迨咸丰壬子，粤贼窜楚境，衡民一日数惊，居城者尽室行，在野者荷担待，而教门晏如也，方且贱值贮米粟，鸠工匠大兴土木，积石鼓书院侧如山，愈益以奉天主、免劫数煽惑乡愚。更出多金，倾动一时，凡平人入其教者予银十两，生监以上，予如援例报捐之数。间有衡人自贼中逃归，备述贼状，实与教门无异，而教门亦稍稍自败露，于是恍然知教门非我族类，而衡人实窃窃抱「实逼处此」之扰尖。自此而后，教门之在别省者不得尽知，而在我衡州，则怪怪奇奇，难以擢发数。姑举其昭彰在人耳目者言之：
“军兴以来，清查防堵，虽穷乡僻壤皆当奉行，而教门无一臂助者；筹饷捐输，虽僧道流寓莫不踊跃，而教门无一拔毛者。不特此也，北门有十字街，教门嫌触其忌讳，聚众毁民房，易街道，一市大哗，相持数日始罢。又教门发引，有小儿戏于道旁，扬灰如十字形，辄絷儿父兄。生员萧方规劝解，兼遭毒殴，且舁棺入儿室以瘗，邻里为醵金，顿首谢，始解。又遣其党四出鬻糖饼，设店称施药，误食之者，小儿多泄泻死，大人必发狂，思入其教。又下关有来雁塔，教门引夷目数人悄登其上，用远镜俯瞷全城内外形势，绘图以去。又素行不法之张道荣，案发收系，一投彼教，即有夷目来为扛护，官府即释不敢问。又教门有船只数十，终年往来载运，每月数回，每船木桶数百，收发于城外香水庵，而封识甚固，不知为何物。其更可骇者，去年二三月间，和议颁行之后，教门男妇群聚于天主堂，日以千计，大揭通衢，将以拆城隍庙，筑道友堂，以某日撤府县学圣位，奉十字架起；复散布流言，动称伊教大行，迂孔当废，衡民胆敢抗违，将来广东、湖北两省教主必兴问罪之师。又称劫数亦天主所造，发逆其兄弟们乃奉行天主劫运者也，衡人多充当官勇，逆天不祥，将来必遭屠戮之劫。因思我衡本四冲地，上达两广，下通两江，以今日之见见闻闻，果一旦乘间窃发，教门之在榕城、桂管者，逾岭而北，教门之在广东、江南者，泝湘而南，更有本地之教门数十户为之居停主人，赍寇兵，藉寇粮，外合里应，我衡郡生灵庸有噍类乎？又思教门奇淫左道，蔑纲常，鲜廉耻，本为圣世所必诛，王者所不赦。在我皇上俯允和议之后，彼若稍为敛迹，教门自为教门，百姓自为百姓，化日光天之下，何所不容，原可相安无事。乃至藐我王章，侮我先圣，败坏我风俗，灭绝我伦常，弁髦我官府，勾引我子弟，窥伺我城厢。我衡郡军民人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在智者见远，原深抱杞人之忧，即愚者察近，岂竟无身家之念？郁抑莫伸，铤而走险，夫是以有本年四月三日之举，则非我衡民好为多事，实教门之与衡人以大不堪而激而成之者也。
“至谓我衡人此举，当日并不禀明官府，率尔为之，诚属冒昧。然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谕，则今日之事，正雍正年间故事也。阅邸报：豫章一带百姓一不甘教匪凌辱，则今日之事，又江西之已事也。况我衡湘士民，自闻逆夷震逼京师，凡在血气之伦，已莫不茹痛含酸，卧薪尝胆，又值圆明园被毁，先皇帝北狩木兰，道路讹传不一，而教门势更枭张，语言无状，实有若辈口可得而言，吾民耳不忍得而闻者。罪大恶极，非仅仅潴其居室，足蔽其辜。近闻各大宪着落地方官曲为调停，欲将所毁之天主堂仍为修复，独不知衡民所毁，特近城之天主堂耳，四乡七属，实未暇及。在衡人方恨未尽巢穴，一旦官为修复，凶焰再张，其所以鱼肉我衡人者，将来不知更作何状？盖在教门未生事前，衡人已为偷安之局，而教门既生事之后，衡人决无两立之势。是即威以三尺，不能俯首帖耳以听命于逆夷。
“且更有说焉：众口铄金，众志成城，以是蚩蚩者激于义愤，心存君国，不惟稍泄不共戴天之恨，并可永弭肘腋反侧之忧，上纾宵旰，下敉桑梓，虽事涉专擅，而情可衷矜。倘普天之下，填东海者群衔以一石，移南山者尽出其三人，各省直大宪复能酌其地，因其时，作其气，而用之靖内奸以御外患，吾见发逆虽众，未必不顿失其声援；洋寇虽强，未必能过海口一步也。如其姑息从事，异类复滋，图目前处堂之欢，忘他日噬脐之患，则就衡郡一隅论之，固有养疽贻患之余殃；即合天下全局筹之，又岂久安长治之策也哉？恭逢大人福星照临，下车伊始，修明政治，整饬纲常，是用沥血合词，公恳作主”云云。
宝庆邹叔绩汉勋，有学行。咸丰三年，与江忠烈公忠源俱死庐州，身后著述零散。同治初，罗研生中翰辑《湖南文徵》，咨于黄海华先生，先生复书曰：“咸丰辛酉岁四月，某往摄宝庆郡事，行次界岭，得邓湘皋山长书，以邵阳有冤狱相告，而又不言其所由。湘皋时已赴永州与姚石甫廉访为西山之游，末由缄问。及到郡，邵阳令先期往隆回相验，当察问，始知叔绩以事系狱。先是东门外有无名男子缢死富户某姓山树上，诣验，吏、仵均云无伤，葬埋了案。叔绩访得乃其族子，死有他故，同其族姓来县呈控，堂讯大触令怒，遂以事不干己，诈索扛讼，哄闹官署等情革办。是夜叔绩自狱中上书自诉，明日提释详雪，复其衣顶，是秋获乡举。某有诗记事云：「黄霸初来治郡日，邹阳伏上讼冤书。惭无大厦栖巢燕，忍使圜扉泣镬鱼。旧价文章真不忝，今年榜帖竟何如。镫前狂笑冠缨落，入彀英雄雪活馀。」一时和诗，惟宋于庭老兄最佳，兵后轶其稿，今亦不能记忆矣。昨于贞兄席间语及叔绩存文无有，因举此书，幸尚在箧中，别纸录上。收入《文徵》，似不能不附载颠末，故缕缕。惟叔绩有《敩艺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共百余卷，《六国春秋》、《穀梁例》、《湘中考古录》、《蔡忠烈年谱》、《夏殷二石刻释文》，贵阳、大定、兴义、安顺四府志，分辑宝庆志若干卷，又考证《诗序》，其弟汉池成之。此辛亥岁所闻知者。嗣当有续著，可从新化学人搜求之，必有稿本。要之，叔绩忠义凛然，千秋不朽，正不必待文字而后传也。”据此，则叔绩著作尚多，惜未得见。又闻龙皞臣为刻其诗于江西，皞臣病归，以属同官赵之谦，不知竟何如也。
戊午科场之狱，柏葰实未与知。先是科场法弛，贻赠关节，视为故常。有刑部主事罗鸿禩，因中表李某，通房官浦安。葰奴靳祥，慧黠知文，葰年老，事多委之。安乃更嘱祥。既而罗卷拟副榜，祥取他中卷易之。事甚秘，无知之者。及磨勘，罗卷讹字至三百余。磨勘官某，惧不敢发，出以语人，事渐流播。御史孟传金奏之。上遣内侍至礼部取罗卷视之，大怒，因召罗至南书房更试，丈题《不亦说乎》，诗题《鹦鹉前头不敢言》。命端华、肃顺监试，陈孚恩阅卷，文谬劣，因斥罗，复勘诸中卷，下刑部穷治。靳祥自杀，葰、安、鸿禩皆论死，验实死徒者复十余人，株连系狱者数十人。故事：大臣当死，临刑众官为乞恩，往往得宥。及是，众邀肃顺俱前。肃顺怨葰，已取旨监斩，因佯诺，升车而去，至菜市，见葰车，迎笑曰：“七哥来早。”即升座促刑。葰官京朝久，门生故吏甚多，畏肃顺，无敢送者，独阜宁裴荫森白衣冠往送，顺亦不问也。葰素宽谨，又为肃顺所陷，人多冤之。胜保自军中上疏，至有“罗网弥天，衣冠扫地”之语。然中卷讹字多至数百，考官不知，是竟不寓目矣，恶得无罪乎？又有平龄者，荡子也，于端华、肃顺最狎，是科亦中第七名，逮治，瘐死，莫能穷诘。
同治初，御史某劾侍郎刘崐党肃顺，崐坐免。崐实不知肃顺。先数年，御史父尚书某招饮，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相遇于戏园，崐发愤骂御史，且质尚书前事，御史惭噤，欲引去，崐奋起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众环救乃解。久之，事颇上闻。皇太后察崐无他，复起用崐。或戏为联曰：“许御史为国忘亲，捐归党籍；刘侍郎因祸得福，打复原官。”
嘉定张修府，性刚狷，笃学工诗，官永顺府知府，有惠政，为忌者所轧，意常悒悒。偶巡下县，宿村店，晚闻木鸣，作《木鸣行》曰：“鬼火烟青蛮雾黑，老木阴森作人立。空山风雨愁呻吟，瘦猿孤啼怪鸱泣。或言下有陈死人，魂归宰社千年春。又疑木客解吟趣，把臂山魈夜深语。奇石能言毫乌鸣，反常为妖理则平。穷乡兵燹葬残劫，嗷嗷如助哀鸿声。俗耳惊疑纵寻斧，爨下劳薪行及汝。木兮木兮慎勿声，劲节坚心自终古。”又《答野人献雉》云：“惭愧中牟政，桑间有异禽。重烦修士贽，难慰野人忱。缯缴逃无地，文明晦已深。春风听朝雊，中泽和哀音。”
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敝，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谩。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疾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及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久之，吏恶其害己也，争为蜚语撼上官，而绅士所为又不能尽如前日，于是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同治末，有某前辈寓长沙，致书某方伯论其误，略曰：“三代以前，君去民近。汉唐以后，官犹去民近。元明以来，官民之分愈严，上下之情愈隔，故治愈弗良。张、骆二公参用绅士，实有深意。今或惧其凌僭，莫如择贤。绅果贤，必不轻官；官果贤，必不至为绅所轻。不贤愚之察而官绅之分，抑亦误矣。且足下知绅之所以轻官乎？为守令者，不知朝廷设官之所以为民；为佐贰者，不知朝廷设官之所以佐守令以为民。呵殿而出，堂皇而居，自以为一方之尊莫我若也。而乡曲之民投以暮夜之金，则粲然启齿，曰杖而杖，曰囚而囚。彼见乎朝廷命吏可以私动如是也，有不自语而心焉鄢之者乎？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一。尊贤敬士，先王之教也；见危授命，人臣之义也。今之为吏则不然，鞭挞庠序以立威，扶植丁胥以网利，笙歌醉饱，安而忘危，一旦变生仓卒，则翻然挟资财挈妻子以求活草间，甚或借士民之力以保身家，又盗其财而冒其功。烽火才消，猜疑顿起。人非木石，谁不寒心！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二。仕路日艰，士大夫罕以节气为重，且夫赫赫隆隆者，辄卑礼哀辞求其援引，甚至结为师生，誓为父子。一旦致身通显，则又愧其从前，而思有以自异，于是貌为恭顺，阴肆挤排，潜弯射羿之功，以掩钻弥之迹。朝秦暮楚，道路知其居心。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三。由是观之，木朽而蛀生，堤疏而水溃。绅士之敢于轻官者，实官有以自取也。”方伯不听。
贵州苗乱，始于咸丰四年黄平抗粮。不数年，六府皆陷，黔东、湘西无宁日。湖南援黔之师岁出，率收复空城，张功要赏。骆秉章为巡抚时，诸将尚能保境。久之，贼益强，边将益软且弛。自兆琛为将，驻军黔境，贼鼓众深入，掠沅、靖州郡。师经其垒，大呼曰：“兆公少休，吾且往掠湖南。”归则又呼曰：“敬谢兆公。”琛闭壁不敢出。于是湘中大震，民数惊，仕宦者视为畏途。同治六年，景东刘崐为巡抚，始劾罢琛，并斥诸将，专任席宝田。宝田，东安人，诚鸷善用兵，知苗驻寨为固，乃专攻其寨，寨坚不可拔，经数月乃克一寨。于是论者皆谓宝田迂滞不足任，且苗叛已久，道险瘴深，终不可克，不如罢兵。崐不听，持之愈坚。宝田既得苗寨，就营之，分兵雕击。出入五年，克苗寨数百。降者戮其渠，攻而后降者即不受，尽屠之。苗死亡略尽。张秀梅独与百余人窜山谷间，食尽，诣军前降。会崐以蜚语去官，某官代署巡抚，所奏报甚秘，人莫能知。明年四月，诏以湘军力战擒张秀梅有功，实授某为巡抚，众官升赏有差。龙汝霖《坚白斋集》中《喜闻官军平苗疆》诗曰：“槃瓠天南极，由来反侧频。俗饶巫觋贵，土狭獠獞贫。铜鼓边声肃，花橦贡布驯。屯田老充国，辛苦靖烟尘[谓傅公鼐]。”其二曰：“卵育繁殊俗，羁縻蚀太和。六年劳斧锇，百战失牂牁。蛮市遗音少，黔山野哭多。莫矜铜柱略，健将走廉颇。”其三曰：“祸福天人倚，循良治乱司。帝为剪鹑首，王竟斩龟兹。榷货军糈乏，橐弓士卒疑。安边定谁寄，满目是疮痍。”其四曰：“莽暴溪峝骨，穷荒寸寸开。指麾收九姓，谈笑望三台。霾曀阴阳沴，禨祥草木胎。忧危勤补阙，天意倘能回。”
郭侍郎嵩焘学问极博，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详究海外形势。咸丰时，随郡王僧格林沁备夷天津。王筑炮台于两岸，长数里，厚数丈。台置炮三千具，大者万斤，小者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栅海口，护以铁锚，贯以铁绳。及夷人至，遗书论和，王怒不许。嵩焘曰：“战未必胜，不如姑与之和，徐谋自强。”王不听。嵩焘知边祸且亟，再三言，至于涕泣，王终不听。越数日，夷人以书来曰：“急去尔栅，我将以某日时至。”及期，王与将佐登台观之。夷以三舟来，去栅里许，自相旋绕。时顷，栅皆浮起。观者大惊，急发炮，子下如雹，海水腾沸，遂沉其舟，夷人引去。明年复来，遂有北塘之败。后十余年，边事益棘，朝廷思前事，复召嵩焘，以礼部侍郎出使英国。至伦敦，上书李相曰：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尘钧鉴。此间政教风俗，博大深厚，似其气象方日加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同治四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愚，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修造火轮车相劝勉，且谓中国富强实基于此。其始亦相与疑阻，即以初抵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来车运，用马二万余，虑妨其生计也，追车路开通，用马乃至六七万，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止出一道，相距数十里以下来就火轮车者，用马愈多也。去冬道上海，见格致书院藏一火轮车道图，由印度直通云南，一出临安以东趋广州，一出楚雄以北趋四川以达汉口，又由广州循岭以出湖南而会于汉口，乃由南京至镇江，东出上海，又东出宁波，北出天津以达京师。见之怪咋，谓云南甫通商，即筹及火轮车路也。及来伦敦，得此图，知已出自十余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无不至也。印度火轮车才及阿萨密，其通中国，分山南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依拉袜底河，南道绕出缅甸，折而东北，以会于依拉袜底河，而达蛮允。大率云南通商一二年后，两处铁路，所必兴修者。日本公使见语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发出之，彼为其难，吾为其易，岂宜更自坐废？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各国所心羡也。闻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嵩焘赧然，无以为答。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同异得失。与西洋通商千余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强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自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亿世之长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议论，噤不得发。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昵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脧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瘳矣。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一二鸮张无识之士大夫，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今且下移于群不逞之顽民，无有能考览史事，体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末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礼，历考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保邦治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欲复为陈论。而见闻所及，有不敢不陈之中堂者：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昨见有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技艺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数十年中无忧构兵，直可以理势决者。考求伦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读书，通知兵法，而后入选。遣医士相其血脉胆气筋骨坚强，而后教之跳跃。次第尽枪炮技艺之能事，乃编入伍。其根柢厚矣！此岂中国所能行者！一身之技，无能及远，正虑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傻，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趋向也。此间有斯谛文森者，年七十余，各国铁路多所创造，尤勤勤焉劝中国之急为之。谨将所拟节略上呈。抑嵩焘之意，以为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使中国人通晓其法。埃及国隶阿非利加，其修造铁路，先遣人赴英国练习，而后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钧示，以凭与李丹崖会商办理。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其浅而易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若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时，不过曰吏效其职、民输其情而已，其道固无以加此也。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面为之，无所凿毁。至于机器开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质愈深愈佳。中国开煤务旁通，洋人开煤务深入，同一开采，浅深一也，有何妨碍？即以湖南地产言之，铁矿多在宝庆，煤矿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为独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乡煤产无处无之，功名爵禄，尤称极盛。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者。何不近据事实，徵之中国百姓，自为之而自利之？无故群起而阻难，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啖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吴淞铁路买地为之，竟无术可以阻遏，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传》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先知先觉之任，必朝廷大臣为之，是以政教明则士大夫之议论自息，亦在朝廷断行之而已。
“至于国家根本大计，度今之时，量今之力，有难以一二举行者。而切要者数端，无关根本大计，而要为诸政之所从出。不先务此，虽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图功，亦终归于无济。
“一曰禁止鸦片烟。原鸦片烟之禁，实自雍正时。其始供药品而已，赖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间无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气始炽。嵩焘少时，尚未闻此。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戕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亦为导乱之原。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习而安之！窃以为鸦片烟之害不除，诸事一无可为，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简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用劝导之术，而以刑罚济其穷。其用法亦惟动其廉耻之心，而激使自立。宽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绝，不致稍有贻患。嵩焘前摺已详言之，无可易者。此一事也。
“一曰开垦江浙荒土。初闻洋人惟务商贾之利，于农田不甚经营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专务富民，所税茶酒及烟数者而已，余皆无税。岁计商贾赢余而估其所获之利，约八十分取一，略于中国之户税所得。宝星及他表记泐之用器有税，畜犬以上有税，并加入常税之内。其岁入有常，三百磅以下不税。国家经制所入，一取之地税，其勤地力至矣。往见陈文恭公巡抚陕西、河南，专意农事，兴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种，诸法悉备，可为知本计者。江浙经乱后，距今十二三年，荒岁之田未垦者仍多。百姓惮于疏辟之勤而自惜其力，州县苦于奏销之累而并没其名，荒者听其芜莱，垦者亦相为隐匿。宜亦户部所应经营，督抚所应劝导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氐羌数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长，赐以印缓。吐谷浑徙浩亹河，郭元振请即其所置之。边要密迩，义取羁縻，无所顾惜。至于汉建校尉，唐置都护，远逾万里，近或数千，降胡杂虏，囚叛袭封，以为故事，无足比论。惟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势不能筑葱岭为长城以遮遏之。浩罕诸部立国最久，乘喀什噶尔之乱袭据其地，犹慑中国之威，而思托为附庸。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嵩焘谓当俯顺其心，与为约誓，令缴还各城，但得一镇守乌鲁木齐之大臣，信义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无事。若徒将兵力攻之，旷日持久，耗费无已。幸而克捷，而浩罕诸部近在肘腋，构兵纵掠，终岁骚动，殆未知所以善其后也。夫经国者务筹久远，主兵者惟取进攻，是以弃地之议，不能出之将帅也，惟恃朝廷权衡缓急轻重，秉成算以宣示机宜，而后将帅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远人之心，使知俯首而听约束。故以谓威妥玛之代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
“一曰伊犁一城宜与俄罗斯约，以垂久远。英俄两国，势足相敌，而英人务拓地以兴利，俄人务袭土以开疆，无端乘乱据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窃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尚多烦议论。西洋公法，无乘乱据人土地之例，势且要求兵费，许以收赎，而非有臣款足厌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责其减价而赎之我，而责其准所赎价交易而鬻之彼。如日本库页一荒岛，犹欲全据之，必不肯轻易退还伊犁明矣。与其含糊悬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与定约，划疆分界，可保数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地，与之互易，亦尚有名可据。此又一事也。
“一曰停止各省厘捐。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在粤东陈复厘捐情形，援古证今，自谓能得其要领。然凡为厘捐，以筹饷也，原非国家经制。军务告竣十余年，讫今不议停止，则非事矣。且法久则弊生。各省本无急需，相与视为闲款，不甚措意，是以办理日久，收数日微。骤有军务，筹划饷糈，踵事循章，习以故常，将更无可施力，尤两敝之道也。前岁因滇案，议停租界厘捐，是专为洋人免厘，何异驱鱼而致之渊，驱雀而纳之丛，不独有失民商之心，其伤国体实甚。意谓宜及时停免各省厘捐。租界免厘一节，自应删除，并与立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丝，及凡物产之在其地者，应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捐同免。此皆可据理以求胜者。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骤减至二两五钱。曾与赫总税司言之，渠意亦谓如此。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设法另议，无并土税不准完纳之理。中国自有之利，操纵宜出之朝廷，蒙于此事极有不安于心者。此又一事也。
“嵩焘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见，例得上闻，怀欲陈之久矣，徒念京师蒙被口语，侧身天地，至无所容，朝廷亦不能不采纳人言，加之贱简，又甫出洋，屡见参案，更不敢有所陈论，自取愆尤。独念中堂为国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关，宜廑盛虑。区区所陈，准时度势，略举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简而易，非徒为高远难行之言，以自快其议论者。往与宝相论今时洋务：中堂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次之，亦稍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平生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者也。惟中堂采择上陈，推而行之，所以裨国家必多矣。”
光绪三年，山西、河南、直隶、陕西皆大旱。自秋至春不雨，饿死者数百万计。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疏曰：“比以灾荒不雨，皇太后皇上下诏自责，哀痛恳切，稍有人心者，读之皆为感泣。顾臣伏思：皇上幼冲，两宫听政，虽权衡自上，而翊赞则在枢臣。凡用人行政诸大端，必质商榷而后行，枢臣曰可，则旨以为可，枢臣曰否，则旨以为否。盖今日之朝政，固无不自政府出矣。去年晋豫固属巨灾，其余水旱风蝗，被灾者将近十省，总由宫无善政，以致天降奇灾。及成灾以后，疆吏讳灾而养祸，部臣屯膏而殃民。试问内外诸臣之进退，枢臣岂得无援引保护于其间，能尽诿之于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灾则策免三公，三公亦自请罢斥。今新疆平则枢臣受赏，腹省灾而枢臣独不受罚，且坐视宫廷下诏罪己，尚不引咎自陈，请予处分。又不于拟旨时恳请切责，灾诿诸天，过诿诸上，于心忍乎？窃谓枢臣亦非必有心误国也，但外虽勤职，中少血诚，各省之年谷丰则听其丰，荒则听其荒；各省之人民生则听其生，死则听其死；各省之疆吏贤则听其贤，否则听其否；行下之诏令奉则听其奉，违则听其违；部臣之议奏准则听其准，驳则听其驳。不知痛痒，委诸自然，时局之坏，实由于此。今山西死亡过半，骨肉相食，析骸而炊；河南市鬻人肉，行旅断绝，盗贼蠢动；畿辅赤地数百里，道瑾相望，流民数万哄集京师辇毂之下，奸民乘乱结队撄物。此何堪设想！万一饥民聚为明季之流贼，微特枢臣等谋国不臧，即自谋亦拙矣。伏恳训谕枢臣，责以忘私忘家，认真改过，庶可上格天心。不然，虽宫廷万分焦劳刻责，而臣下泄沓如故，则感格仍恐无期也。”
百菊溪龄总督两江时，司道以下，多朋饮妓船，酣嬉无度。百心恶之，而不欲显发，乃召一尉谓曰：“某所有妓船，为我驱之。”尉踧踖不敢应。百曰：“投鼠忌器乎？以我命往，何妨？”尉请檄，百曰：“无须也，持汝版来。”即援笔书绝句曰：“宛转歌喉一串珠，好风吹送莫愁湖，缘何打桨匆匆去，煮鹤焚琴是老夫。”尉持版往，众官踉跄而散。非特处置妥贴，亦见老辈风流。
淮阳贺生，本旧家子，美丰姿，工词翰，幼聘中表女，以兵燹流徒，不复相闻。贺落魄，寓雁门僧寺。一目雪霁，有驺从入庙者，询知为陕西李镇军。既夫人亦至，侍婢三数人，一人特慧丽，贺目注神移不能去。顷之，闻夫人呼雪鸿诣殿爇香。窃喜，伺于栏下，往来遥尾之，玩其足迹，画地为诗云：“玉梅花下影姗姗，仙步凌风自往还。一点灵犀通不得，只留香印在人间。”适总镇过，见诗，疑之，顾问贺，贺不承，固诘，乃以情告。李虽将，颇晓风雅，因与论诗，益奇之，请为记室，且许以婢赠。贺敬诺，偕至官署，李妆币而嫁之。婚夕，展邦族，则固所聘中表也，喜极，相持而恸。李闻亦喜，遂女雪鸿。后贺成进士，官知府。李夫妇老无子，贺孝事焉。
张船山检讨问陶，美丰仪，能诗工书画。秀水金筠泉孝继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世丽妹，为执箕帚。无锡马云题灿赠张诗，亦有“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之语。张作诗谢两人曰：“飞来奇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又：“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
光绪初，经筵讲官张佩纶、何金寿、宝廷等相继上疏，极论时事，于是京师有“但听讲官讲，不闻言官言”之谣。近年以来，台谏亦多敢言者。孝贞显皇后陵工派员监办，首选枢臣之子，时论哗然。御史邵积诚奏曰：“六部司员，例定学习三年，始行奏留，所以别人才、严去取也。历年各部司员学习期满，从未咨回一人，已足见堂官之奉行故事，然犹未有不俟奏留，便得要差，如工部捐纳郎中王庆钧者。该司员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之子，光绪五年由捐纳到部，约计甫及两年。此次孝贞显皇后大事，辄派充帮总办差使。帮总办名目虽次于总办，而将来保举之优，与总办同。自派之后，时论哗然。不曰堂官瞻徇情面，则曰该员巧事钻营。夫大臣任子为郎，原冀练习渐深，以储任使。若初登仕籍，即倚借声势，不次干进，觊取优保，则寒畯之士积劳积资，皆将短气。此风一开，臣恐六部司员以讲求声气为捷径，而反以学习部务为具文也。臣虽未识王庆钧之为人，然闻其在部当差，依倚门荫，侈然自盈，是其器识之浮浅，仍不离少年纨袴之所为。纵使敏给过人，亦当量为裁抑，以资造就。今学习未负，遽畀要差，岂一部百十人中竟无一二如王庆钧之才者？曹司壅滞若斯，而破格率在贵近之子弟，无怪人言之啧啧也。近来大臣彼此徇庇，已成积习，牢不可破。此次工部所派各总办，尚有宝鋆之子景丰、景廉之侄素麟在内，但其资格较深，臣办不敢过事吹求。如王庆钧之到部未久，尤为众口所訾謷。王文韶在枢臣中从政甚新，时事多艰，宜思所以副深思而餍众望。伊子既招物议，岂竟毫无见闻？请饬下工部堂官将王庆钧撤去差使，俾令专心学习部务，以抑躁进，而示大公，亦保全王文韶之道也。”
《礼运》：“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观此，则夺情之说，东周时已有之，不仅墨绖从戒也。
圣贤穷达，不可以境遇论。太王避狄居岐，可谓困矣，而其仁民爱物，不肯以己害人之心，无往不畅。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孔子为司寇，三月而去。可谓迍矣，而其不肯诡随之志，终无不伸，又何穷焉！
《中庸》三达德，凡事皆不可废，经文甚明。朱注以知为知，以行为仁，以成功为勇；又以生知安行为知，以学知利行为仁，以困知勉行为勇；又分三知为知，三行为仁，三近为勇。牵搭支离，转令读者茫然莫解。余少时读此，尝觉戚戚于心。后见郭筠仙先生《礼记郑注质疑》，尝辨证之，说甚简当，可谓先得我心。
《宋史》吕夷简传，称扬甚美。王偁《东都事略》亦无贬辞。当时孙沔劾其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柔而易制者升为腹心，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至以张禹、李林甫为比，必非无因。盛世君明臣良，庸巧人依违其间，亦遂成名，遭衰世得逞其私，则奸恶毕露。为小人，亦有幸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