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存训
董彦堂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初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东方语文系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饮誉海外讲坛凡两年，于一九四八年底返国。这一段期间，在彦老生平中，可说是一件极不平凡的经历。我于同年秋间也应芝大之聘来美，得彦老之介，和他同住一屋，又同在一处工作，不时且共餐同游。在这海外漂泊的岁月中，不仅个人在学养方面多受彦老的熏陶，而我们彼此之间，也互勉互励，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爰就追忆所及，略述其在美的生活、交游、讲学、研究、以及日常琐事，以补彦老生平行实中所缺略之一章。
董先生于一九四六年春间接到芝大的邀请，于次年一月十五日由上海乘海船U.S.Marine Lynx动身，三十日抵旧金山，稍作勾留，即转乘火车到达芝加哥，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位美国学生贺凯家中。这是一幢两层楼的住宅，坐落6138 S.Kenwood Avenue，他在楼上占卧室一间，平时则在楼下客厅起坐。这屋子不久转让给一位葛老太（Mrs.Graham），他继续寄居在此，直到返国时还依依不舍。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我第一天到东方学院二二六号办公室报到，正打算敲门进去，迎面却走出来一位中国长者。中等身材，头发蓬松，穿着一件人字呢西服，打了一根古铜色的领带，手里却捧了一把茶壶，很是潇洒。他看见我要进门，忙着就打招呼：“你是钱先生吗？早听说你就在这两天要到。”他自我介绍道：“我是董作宾，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二三〇号，等一会儿请过来喝茶。”我虽在国内耳闻彦老大名，但却未见过面，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中午顺便走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正在小电炉上煮着一锅炸酱面，大蒜味很香。他说他吃不惯外国饭，每天得自己弄点东西充饥。他一定要留我吃一碗，我虽觉情不可却，心里却有点怀疑：“美国教授的办公室里可以烧饭吗？”我细看他的办公室很大，一张大写字台放在当中，桌上乱放着书籍、笔砚、稿纸，也有许多各色各样的图画纸，有的甲骨文在上面还未写完。写字台的后面放着一张长桌，一头是书，一头是电炉。最使我奇怪的是写字台前面放着一张帆布床。我的心里又在发问：“美国大学的办公室里也可以睡觉么？”
是的，美国大学里尊重教授的自由，由国外请来的访问教授，更不得不尊重他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因此他的办公室也便成为一间日常起居的书斋兼公寓了。他每天大概十点左右到办公室，就在此工作、会客、进餐、休息。一直要到夜深人静，才回家就寝。我在晚间不时走到这海外的“平庐”来聊天，然后一同踱返寓所。
董先生来美之前，因为不知道美方教学研究和图书设备情形，很担心到美后英雄无用武之地。邀他来美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顾立雅博士（Dr.H.G.Creel），曾有信给他说，他可以教他爱教的功课，做他喜欢做的研究，没有规定的日程，也没有人干涉他的工作。他如愿开设较专门的课程，也有足够资格的高级学生听讲，他如愿作甲骨文字和年历学的研究，也有足够应用的书籍可供参考。那时芝大的中文藏书已达十万册，而经部小学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资料，尤为丰富，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中可称首屈一指。顾先生曾参加安阳发掘，所著《中国之诞生》（Birth of China）一书，至今仍为西文中国古代史中的权威。顾君与董先生原是旧识，所以董先生到美后，颇觉环境安适，有随心所欲之感。
董先生在芝大所讲授的课程计有四门。一九四七年春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夏季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该年及次年冬季他和顾先生合开了“周代金文”和“中国古文字学”。董先生自编中文讲义，手写复印。班上他用中文演讲，顾先生从旁协助。中文部的琼华女士（June Work）也帮忙做他的助理。那时至少有三四位高级学生跟他做过研究，如戴约翰（John H.Dyer）、贺凯（Charles O.Hucker），和麦威廉（William J.Mc Coy），成绩都很优异，贺凯博士在芝大卒业后，曾去台湾地区和日本继续研究，现任米西根 23 大学远东语文系主任，是美国青年汉学家中很活跃的一位。麦君的硕士论文题为《周代金文字体演变的几个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in Character Form as Found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ou Dynasty），于一九四八年完成，一部分也获得董先生的指导。顾夫人乐真女士（Lorraine Creel），是芝大的中文博士，这时也时来请益。她对于甲骨金文颇具造诣，曾缀合甲骨百片复原，但迄未发表。那时在芝大研究中文的还有恒安石（Arthur W.Hummel, Jr.）、雷约翰（John A.Lacy，曾任驻港及新加坡总领事）和其他数人，他们虽专攻明清和现代史，但也都和董先生有点师生之谊。
至于他在美期间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是他的本行甲骨学和年历学的继续研究。在这两年中，他虽未发表很多的著作，但写了两篇长文。一篇是《殷墟甲骨文字甲编自序》，洋洋一万五千言，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完稿。另一篇是《殷墟文字乙编序》，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一日“挥汗写讫”，长达二万五千言。他在甲编自序中说：“一篇序文写得这么长，还幸而甲编图版不在我的手头。本来秋季三个月我没有开课，在休假中平常很少有机会讲话，所以得到夏鼐先生给我这个题目，就不免大谈一阵，借此温习国语。”其余一篇是他用朱墨两色手写的《武丁龟甲辞十例》，他去波士顿时曾赠送哈佛燕京学社一份，后由杨联升先生摘要英译，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第十一卷一、二期合刊（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并附印董老手写真迹。其他零星写作和笔记，大概便是后来在《大陆杂志》上陆续发表的许多短文了。
彦老在美期间最有兴趣的研究，恐怕要算他对中国画史的考证了。那时芝大有一学生名孟义（Malcolm Berelson），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中国服役，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在胜利后不久，他在北平地摊上以美金二十元的代价，买到一幅国画手卷。有一天他拿来请彦老鉴定，说地德律 24 博物馆愿出价美金一万元收买，但要断定这画的真假，彦老阅后，爱不释手。因为这不仅是一幅中外驰名的“清明上河图”，而且图中汴河所在的东京景物，乃是他幼年所留恋过的开封。此图卷后有元“秘府”印章，其下有“臣张择端进”小字签名，笔墨工整，彦老便猜测这可能是一幅原本，或最精的一卷临本了。根据这个假设，他便托我把图书馆里所藏的有关题跋和记载，都一一搜检出来，供他参考。后来去纽约时，又特别参观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数种临本，并访得两种私家藏本，也都细细观摩，加以对照。他又将原图托东方学院分段照相，并将画中人物一一细数，共得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又按服装、姿态，和地段的分布加以分析。画中的房屋、装饰、舟车、用具、游艺、市招、匾额，也都一一录出，遍检史籍，加以考证。根据这些材料，他做了不少笔记。这些研究的结果，便是后来由大陆杂志社印行的一册《清明上河图》了。这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不少极有价值的资料。书后的英文引言，便是孟义君的手笔。后来孟君他往，这画的归宿，便不知如何了。
董先生在美期间，曾三次出门旅行，访问美国各大学的汉学家，参观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中国藏书和文物，并游览各地的名胜和工厂。第一次出游是一九四七年八月暑假期间，他到哈德福学院拜访德效骞博士（Homer H.Dubs），德先生曾英译汉书，并以天文推算殷代年历闻名，并任牛津中国史学讲座。九月初又去华京，参观国会图书馆。第二次旅行是该年圣诞节假期，他邀我同行，访问华盛顿、纽约，以及哈佛、耶鲁等大学。我因到美不久，尚未得有机会出外参观，因此决定和他一路做伴。我们拜访了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Arthur W.Hummel）和吴光清，纽约的富得禄（L.C.Goodrich）、毕立士（Alan Priest）和老舍，哈佛的杨联升和赵元任，耶鲁的罗常培和李方桂诸先生。那时傅斯年先生也在新港养病，彦老在国外晤及故人，更是乐而忘返，他勾留了很久才归来，而我便先期返程了。第三次出行是一九四八年暑假，他再度游纽约，访老舍，又往地德律城参观福特汽车工厂，并去美加边界，游览尼加拉 25 大瀑布。途中曾有函告，谓“瀑布诚为大观，值得一看。夜间又看一次，有五彩灯光自对岸射来，但以白光为美。瀑如雪浪翻空而下，极为壮丽”云云。可知他的游兴不浅。
彦老在工作之余，最有兴趣的消遣，便是搜集和写字了。他搜罗了数千张圣诞节贺片，因为图案别致，设计新颖，很引起他的欣赏。其余一瓶一罐、一纸一盒，凡有精致可爱的，也都一一保存。在他回国后，未及带回的东西都托我代为保管，直到一九六一年秋间，才把他所存的手稿、信件、拓片、书籍、用物等细细检点，装成两箱，托由李霖燦先生携回。但那些贺片和杂物，因无法携带，只好弃置了，至今引为遗憾。
至于书写甲骨文字，当然更是他的专长，他也竭力想把这中国古代的文字加以通俗化。但用宣纸书写，在美无法装裱，他于是购买各种颜色的图画纸和金银色的广告纸，裁成各种大小尺寸，用各种颜色的画料书写，配上镜框，便成为一种美术品的装饰。每有友朋相访，便以此馈赠，如逢婚寿庆典，他也带着他所自书的甲骨文作为礼品。所以胡适之先生曾说道，他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此乃实情，并非过甚其词。他返国后，逢年过节，还不时写些对联寄来，以代贺柬。最令人怀念的便是他到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听到内子文锦到美，特寄一联相贺。联曰：
抛妻别子情可恕，
移教就尊乐未央。
并有长跋云：“得公垂书，知文锦夫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携三儿安抵诗家谷（按此乃彦老所译之芝加哥，谓可与哈佛所在之博士墩 26 相对。）万里重洋，阖家团聚，可喜可贺。承惠玉照，犹以夫人语抛妻别子图征对，知公垂两年孤寂，未忘余痛耳。因思客岁西归，公垂同情助我，俾得偕眷流亡。今文锦移教就尊，贤淑堪佩，而关雎之乐，麟趾之庆，行将有以奉慰公垂者，不让叶慧、李婉、邹懿、顾真、王驷、倪纯诸夫人专美于前也。勉凑下联，杂集契字，寄上一笑，兼为贤伉俪祝福焉。卅八年圣诞前夕，时客台湾。董作宾。”
我于一九四七年由沪来美，行前将眷属送居贵阳，临别时与家人留影纪念。后文锦将照片寄美，在背后题字曰：“抛妻别子图。”我拿了以示彦老，两人唏嘘伤感者久之。盖彦老也是背弃家人，只身远适异国，孤苦伶仃，深有同感。一九四九年秋，文锦携三儿来美，彦老也已偕眷到台，因又摄影一帧，再题此五字以博彦老一笑，因此引起了他对芝城旧友的怀念。
联中述及的几位夫人都是他在美时，常常往来的几家友好。那时在芝大的中国学人约有五六十位。在东方系任教的尚有邓嗣禹先生，在生物系任教的有王熙、赵驷夫妇，其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有叶笃正、冯慧夫妇，邹谠、卢懿庄夫妇，李树青、赵婉和夫妇，以及倪恩、高君纯夫妇等等，均在联中道及。每逢周末，彦老便是这几家的座上客。其他还有许多寄居在国际公寓的单身汉如潘如澍、郭晓岚、杨振宁、李政道、杨西孟、赵承信、林永娱、丁瓒等等，有时郊游野餐，也都邀请彦老参加。他爱讲笑话，腹中掌故，尤其丰富，所以每次聚会，如无董老在座，便不热闹。他虽年纪较长，但颇有朝气，深得年轻人的爱戴。在中国学人中，不时有学术座谈，他也应邀参加，并且发表过两次关于殷发掘和甲骨学的专题演讲，颇受欢迎。
董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由芝飞沪，行前本定稍隔时日，再度携眷来美，并拟与顾立雅先生合作，在芝大东方学院成立中国古史学研究中心。他离美时曾说，五年之内，他尚有勇气再度来美，但五年之后，恐怕精力已衰，就不拟作此打算了。此事终因种种关系，未能成为事实，这个计划便最后打消了。彦老自返国以后每隔不久，必有信来，不时还寄他手摹的汉瓦和契文，以及书报等等相赠。最后一函为一九六二、十、二十二夜所书，笔力仍甚遒劲。信中说：“近来生活正常，但精神体力，皆不如以前矣。近年写印《中国文字》，已出八册，送一全份”云云。这份珍贵的友情，正如他离美前在我的手册上用毛笔所写的一句西文成语：“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实有深长的意义。这几个英文字大概也是彦老生平中所留下唯一用毛锥子所作蟹行文的墨宝了。
一九六六、九、五，芝加哥大学
原载《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五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