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亮《归庐谈往录》云：“类聚群分，有莫之为而为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忠源)原募之勇曰楚军，曾文正公(国藩)继募之勇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按忠源所募练新宁本县人，系应乌兰泰召，赴广西剿太平军，作战于客省，故号曰楚军，以别于广西原有之军队。国藩所募练湘乡本县人，其始仅备防卫湖南本省，故国藩《湘乡昭忠祠记》曰：“由是我邑团卒，号曰湘勇。”以别于他郡县所募练之勇营，如所谓宝勇、辰勇、南勇、浏勇等。盖当日之湘军，仅所以称湘乡一县之勇营。嗣湖南他县他人所募练之勇营，均归国藩节制，且出省作战，于是以后之湘军，及史家所称之湘军，包括所有国藩指挥之部队。换言之，即是湘省之勇营。故景亮以是訾国藩，殆非的论。且国藩湘乡之湘勇，其后亦引用他郡县之勇。如国藩与父母家书云：“男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而所谓湘省之湘军，亦未尝不称楚军。如国藩殁后，清廷谕旨，谓其“咸丰三年(1853)创立楚军”。要其所谓“类聚群分，有莫之为而为者，在军尤甚”云云，则可以著宗棠所募楚军与国藩所属湘军之关系矣。注662
湘乡秀才王錱者，受知县朱孙诒命，就本县人民，募练勇丁，剿境内“会匪”之通于太平军者，凡得十数万众，地方为之帖然，此咸丰元年(1851)事也。次年，太平军入湖南，本欲由宝庆北上，知湘乡有备，遂折向郴州而北，直趋长沙省城。长沙既解严，巡抚张亮基用宗棠议，命孙诒以湘乡勇丁千人入驻省城，备缓急。于是錱率三百六十人先行，罗泽南率七百二十人继发，军容甚壮。会国藩奉命帮办湖南本省团练，则就此千人，益用戚继光束伍成法，编制而训练之，设为三营，錱统其一。注663故就湘军历史言，錱允为湘军之开山祖师。然錱与国藩颇不相能，其故约有三端，錱自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而国藩取人，须视其“少大言，有条理”，此两人性度上根本不相容者也。国藩初次督师北上，次岳州城外，錱时禀骆秉章命，自为一军，独奋勇猛进，抵羊楼司，猝与太平军遇，败而南奔，太平军乘胜追击，国藩不支，亦水陆并退。錱自以违国藩节度，耻与俱，独入空城死守。国藩颇愤懑，初不之顾，后用陈士杰言，以水师三版傍岸，举炮为声援，錱得纵城出走，所部免者九百余人，此两人感情上由之发生重大之芥蒂者也。国藩既为主帅，定营制约束诸军，錱立异，且别撰《练勇刍言》自诩，于是国藩东征，不令錱与俱。此两人意气上终于不能融洽者也。顾宗棠雅善錱，则言于湖南巡抚骆秉章，令统所部，与太平军及土寇转战于湘粤、湘桂、湘赣、湘鄂之交，所向有功，而不与国藩所部合。咸丰七年(1857)，湖南以三路军援江西，錱始以游击之师往，与国藩所部相呼应，所谓老湘营者也。旋錱殁于乐安军次，由张运兰与王开化分统其军。然国藩致郭崑焘书曰：
……自阁下与人树归去，老湘等营便不甚通气，即如凯章十一夜败挫，而禀报二十二日始到。……
又曰：
……惟望阁下与人树及舍弟沅浦三人速来，则足以慰凯章之心，而通老湘营之气……
可知当时老湘军与国藩离而复合者，犹赖旁人居中斡旋，其隔阂固仍存在。及开化既病归，所部遣散，运兰既殁，则由易开俊、刘松山分统其军。国藩既平太平军，悉撤所有湘军，独留老湘营，遣以剿捻。注664
宗棠初出山，接受国藩咨请，在长沙募勇五千人，其一部分即为錱旧部，故以錱弟王开琳统之。其他部分则虽由罗近秋、张声恒等所募。然罗、张固錱旧部也。用是原因，宗棠当时所招主办营务者，均为錱之亲友，如王开化，錱之弟也；刘典，錱之友也；杨昌濬，錱之同学也(錱与昌濬，均为泽南弟子)，而皆曾加入老湘营者也。亦用是原因，宗棠当时所邀其他别募一军之统领，如王文瑞(錱之从叔)，如蒋益澧，均尝为錱之旧部。其后刘松山与侄锦棠叔侄以老湘营剿捻回，虽为国藩所遣，而竟能与宗棠合作，当无非为錱旧部关系，彼此原属一家也。至宗棠之所以引用錱旧部者，诚缘此军确为节制之师，尝著战功，要亦以錱不为国藩所重，而宗棠最好罗致国藩所屏除之人，以自鸣其善用人也。宗棠尝解释其命名楚军之理由，诚以所部将士，多沅澧、资之产，不仅一郡一县之人。然何必另订营制，窃意宗棠对于所募部队，必别称楚军，别立营制，自有其历史上之原因，非如此，或竟不能罗致錱旧部，殊未可知。况宗棠本人固一如錱，在心理上欲独树一帜，不愿依傍国藩者乎。注665
湘军之营制，由国藩创之，然錱撰《练勇刍言》，多与国藩营制相类，宗棠之楚军营制，亦与二者大同小异。而其后国藩修正湘军营制，则又酌采《练勇刍言》与《楚军营制》。所可异者，錱所部似初未悉按《练勇刍言》实行，其最显著之一点，一般湘军均以营为单位，即《练勇刍言》中亦称营，而老湘营则独称旗。一旗为三百六十人，此与国藩初定营制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人数相同。(孙诒早岁在湘乡令錱所募练勇丁，亦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惟旋增至八百人为一营。)后国藩改以五百人为一营，楚军营制亦以五百人为一营，《练勇刍言》则以五百八人为一营，相差甚微。今錱且舍自著《练勇刍言》中五百八人之营，而采三百六十人之旗，尤足见其有心与国藩立异。惟宗棠始招錱旧部，亦仍用其三百六十人一旗之旧制，其后当改从楚军营制。盖刘松山之老湘营，亦改从楚军营制也。宗棠尝有致刘典书云：
……老湘存其旗名，实则与营无异，盖既与楚军同事，则发饷章程，断宜一律。……
此其一证也。宗棠奏老湘军，收用江苏饷项数目片，有云：
……所有湘军饷项，自光绪元年(1875)九月初一日起，改照楚军营制章程，统归臣宗棠行营支应处按月支发。……
是又一证也。注666
综上所述，足见宗棠之楚军，系以老湘营之将士为骨干，营制以国藩之湘军营制为蓝本，所以别为湘军与楚军者，洵如景亮所云“类聚群分，有莫之为而为者”。宗棠既定两浙，在西湖建楚湘忠义祠，以楚军与湘军分列，更见其间界划。盖以楚军指其直辖部队，湘军指归其指挥之益、澧等部队。后世史家虽以湘军概括楚军，殆非宗棠意也。注667
淮军与楚军，虽同按湘军编制，初无渊源。宗棠东征，克复嘉兴、湖州、漳州，淮军实尝与楚军比肩作战。然宗棠素藐视淮军，及至进征西捻时而益甚，尝斥其：“杂收骁悍，专顾目前。”又詈其：“冗杂殊甚，其骄佚习气，实冠诸军。”西捻既平，清廷拟令淮军等随宗棠西征，宗棠公然在覆奏中直揭淮军之腐败：
……论者谓两淮之人，强悍健斗，用之秦陇，可以挫回逆之凶锋，销淮皖之隐患，于计诚为两得。臣窃以为不然。江淮之民，尚气任侠，古昔已然，非生而嗜乱也。巨逆如张洛刑、苗沛霖，亦非果具枭雄之资，素蓄不轨之谋也。始奇其诈力而奖进之，继悟其愚弄而笼牢之，终恨其桀黠，遂图举其类而尽殄之。譬犹痈疽初发，不用内托外消之方，其后乃为剜肉之计也。淮皖诸军皆新立功，其将领皆富贵矣，若择其朴勇而稍明纪律者分统之，以资镇压，又择廉惠稍知方略之守令拊循而化诲之，不出数年，积习当可一变。不此之务，乃思移淮皖之隐患于秦陇乎？隐患在畿郊，驱而远之，所谓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犹可也。隐患在淮皖，如图驱之秦陇，是移股肱之疾于心腹，不可也。
……论者又谓淮皖以军入秦陇，必仍由淮皖给饷，臣乃过为之虑，无乃太愚。不知淮军之饷，千人每月约银六千左右，虽与楚军相等，然近时每年止发九个月之饷，计算每勇每月不过三两有奇，此狙公赋茅之说也，士卒之骄逸而难制，其弊由此。皖军则每勇每月不过二两四钱，粮食由官给领，亦不过三两有奇，豫军亦然。若至秦陇，则粮价昂贵，较之各省，奚啻倍蓰，若不筹津贴，固无以齐其力而服其心。若竟筹津贴，此项饷银，又将安出？臣于张曜、宋庆、程文炳归总统时，曾请行首功之赏。计张曜、宋庆两军赏过银一万余两，程文炳一军赏过银三千余两，此暂时之计耳。若处粮价昂贵之地，历穷年累月之久，势何能支。迨日久无功，或生他变，而罪臣不善拊循，不善驾驭，臣固无辞，然将如秦陇何哉？臣不得不早为之计也。……
文中虽就淮皖军并论，而意实在淮军。平心论之，皖军若单胜一军，宗棠后尝调同西征，非无劳绩。至刘松山之老湘军，自居西征之功，然其始固有张锡鑅之淮军三营在内，淮皖军岂尽不可用哉？注668
宗棠既公开不满淮军，淮军将领亦多不愿受宗棠节制。鸿章深知其情，故当宗棠进攻金积堡受挫，而清廷屡促淮军驰援陕西时，亦公然于覆奏中直陈宗棠之不欲与淮军合作：
……论者每谓楚军宜于南而不宜于西北，曾国藩亦尝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专用楚军平回匪，近因事机屡变，稍参用雷正绾、黄鼎、金运昌、傅先宗等，而于他将仍凿枘不入。现在围攻金积，屡破坚寨，冀即得手。马化隆一股若可歼除，甘事当渐起色。若甘军稍振(按甘军指宗棠在甘肃指挥各军，包括楚军在内)，则陕事亦松，似无须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陕，本拟待秋后即请撤归者，正为此也。……
此奏可谓为鸿章对于宗棠前奏之反攻。甚矣，气类不同，门户之见，虽贤者有所不免乎！注669
西捻平后，楚军与淮军又有一度对于各省协饷之争，宗棠尝奏陈其事：
……各省协饷，厚于淮军，薄于楚军。……上年剿捻事毕，楚军西行，所指为饷军之资者，洋税。淮军东下，所指为撤军之资者，厘金。然楚军所得，不及淮军三之一也。曾国藩奏借浙江厘金十万两，为撤军之资。而浙江于一月内已解三十万两，其应解陕甘及臣军之饷，月共七万两。嗣奉旨加协，又五万两。浙江乃先将旧协臣军之二万两一项，停止不解。……江南除照旧应解刘松山六万两外，仅协臣二万，刘典一万，穆图善一万，共止十万。而其协淮军，则每月二十万两，多寡悬殊。……
由是宗棠益致憾于淮军，且自承“楚淮两军之不相浃洽，天下共知共闻”。及宗棠总督两江，对于江苏境内之淮军饷项，提出三种措施：
其一，江苏额拨淮军专饷，岁共银二百数十万两，向系解交淮军后路粮台自行发放。宗棠以便利稽核与免除转折为理由，议将分驻江苏境内淮军饷项，改由江苏省军需局按照淮军旧章，就近直接支放。并以后即列入金陵留防军需案内一并报销，不必再经淮军后路粮台。奏上，奉批另有旨，惟以后似无下文，故恐未实行，时为光绪八年(1882)三月。
其二，淮军前驻北方，米价系按北方时价计算，自调江南，江南米价较廉，自应改按江南米价计算，但并未照减。宗棠大概认为于公家吃亏太巨，当命一律改按江南时价扣发，以资撙节。原奏如何措词，今无可考，惟曾奉批“知道了”，时为光绪八年(1882)十月。
其三，前项溢价，实非分给勇夫，而归统领等自行支配。故宗棠于前案内，又曾声明，当同时酌加各该淮军统领办公经费，其后按所统营数多寡估加，少者由每月银一百三十两，加至四百三十两，多者由每月银三百两，加至八百两。原奏略谓：“现在米价改照时值核扣，权其出入，原定薪费、夫价银两，实属不敷贴补，是以分别加给。”则言外似有淮军各统领对于米价原有沾润，今因改按时值扣发，故酌予补偿之意。已奉批：“该部知道。”不意户部忽又议驳，由宗棠重行陈请，以为业经两次奏奉谕允，不宜失信于将领。始复奉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时为光绪九年(1883)七月。
嗣乃有人就第二点，奏劾宗棠于淮军有心裁抑，以致将士各怀疑虑，旨交彭玉麟查办。玉麟覆陈，实无其事，并谓：“米价如果当减，岂能因是淮军而不随时加以变通。”盖就表面观之，宗棠处置，原属公允，惟其本意是否借此裁抑淮军，则须视其心术。注670
抑同治中兴，固全赖湘、楚、淮诸军乡勇之力，其后且一化为防练军，再化为巡防队，三化为全新式之陆军，然军阀之构成，亦由于此。按绿营与勇营，有一根本不同之点，绿营先有兵丁，而后有将领。勇营先有将领，而后有勇丁。绿营之兵丁，均为土著，定居一地，不随将领而调动，即遇出征，仅在各营抽调成军，并不全部队动员。勇营之勇丁，均为客籍，居无定处，常随将领而调动，更至于随将领之存亡而完散。当时以为绿营之不堪作战，正为在此种制度下，将与卒不习，卒与卒不习，因以胜则相忌，败则不救，于是用下列方式，征募乡勇，一矫其弊：
……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后营官点验归棚，盖均取其相习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长，相距非遥，能知其住址，亲属之确实，故在营则恪守营规，临阵则懔遵号令，较之随营召募游手无赖之徒，以充勇夫者，稍为可恃。……
故曰：
……勇丁之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长、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继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县之说也。……注671
以是原因，此种勇营，上下维系，将卒亲睦，指挥便利，训练容易，且于同袍之外，多一种同乡情谊，更或彼此为戚族，故作战时，自能互相援助，一遇伤凶，益足激发其报仇雪耻之心，卒用此精神，杀敌致果。惟以其就同一地方征募为主，故其部队系以地方名号。如上所述，地方色彩甚浓，不免形成若干地方利害观念。不特此也，惟其以将领自行募勇为主，故其部队常标以本人之名号，如鲍超号春霆，其勇即曰霆军，刘铭传之勇即曰铭军，宗棠之勇亦尝以封爵徽号称曰恪靖。更有特定一名称者，则如李元度之安越军，张曜之嵩武军等。个人色彩甚浓，不免形成若干个人利害观念。不特此也，勇营既以将领为主体，其军旗即缀将领之姓，如遇此将领亡故，则其营大都只能解散，否则仅有彼之亲属可以为继。如王錱殁后，其旧部大都已散，宗棠召集时，仍以其弟开琳统之，是为一例。又如刘松山死而所遗之老湘营，宗棠以其侄锦棠带领，又为一例。故绿营虽腐败，尚不失为国家之军队，勇营虽刚劲，则成为私人之军队。在宗棠、国藩、鸿章诸人，固无自私其军队之心，然当时之勇丁，固已只知有将领，不知有国家。末流所趋，将领亦只知以其部队为私人之势力，不知其应为国家之武力。益以在各军之上，又无一公而忘私，足以涵盖一切，如宗棠与国藩、鸿章其人。于是此军与彼军间，始则自成门户，继则各保地盘，终于互相火并，而军阀之祸，遂历数十年而不已。此则当日创始诸人所不及料者也。
惟太平军平定后，国藩几尽撤湘军，西征竣事，宗棠亦大量遣撤楚军。中法战役结束后，续募之楚军，又完全遣撤。故以后军阀之养成，湘楚两军尚少责任，独淮军则永恒存在，而鸿章亦不免为军阀之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