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类伟大的心脏，世界革命的堡垒。指引着人民走向自由、光明、友爱、团结的人类大家庭的旗帜，照耀着二十世纪开辟出科学技术的高度智慧的贡献的灯塔，招引着每个善良的人们像万壑朝宗的向往，不是偶然的。
鲁迅和我们全家，就曾经想着前去，幻想着去了以后的生活状况是：鲁迅是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而去的，在那里必然有许多交流文学创作的机会，还有许多新鲜事物需要了解，有些已然了解的还需要印证，旧俄文学和新俄之间的关系，柯罗连柯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和高尔基、费定等的分别在哪里？革命在文学上的影响，其通过作品而得到教育的真相是怎么样的等等，都是鲁迅渴欲得到的学习机会。因此，我们估计：如果鲁迅去到苏联，就光是文学范围就够他忙得不可开交。如果还有其他活动就更不得了，所以，我们又打算，去一次是不容易的，至少住他两年。那时我们已有了一个小孩，怎么办？我们考虑到把他送到托儿所里去，得到新的良好的教育。如果真能做到的话，我想到今天，我们的小孩将是身体和思想都更加健康了。因为没有去成，直到十多年的长远岁月，他还活在旧中国，随着我们的生活而遭受压迫。这是后话，且慢说他。回到去苏联之后，鲁迅别有忙碌，小孩又有寄托的地方，那么我干什么呢？听杨之华大姐介绍说：苏联的工厂分工细，学习技术短期间就可以学会。可就想，那么，这时我就到工厂去学它一两年，等到鲁迅回中国时再离开。那时孩子就放在那面学习，不要他急忙回来了。我们的美梦一直谈说着，描绘着一切即将到来的美好的，由我们得到去苏联的机会而画出的，异乎寻常的画景。
后来，又听说路上不好走，可能先由鲁迅一个人去，那就一个人去吧，服从工作需要，也只好如此。我就忙着给鲁迅预制冬衣，据说那面天气很冷，室外温度极低。但秋白同志又描绘出一幅冬景图，说一片白雪的郊外，空气如何清新，有病的人吸着也觉舒服。这是从秋白同志的肺病直觉而来的，秋白同志也热爱苏联，苏联什么从他眼里看来都像白璧一样完好。
我赶制了一套灰绿色的粗绒线内衣裤，又织了一双长过膝盖的黑中带暗红色的毛绒袜以壮行色。这是在炎热的夏天捧着厚厚的绒线赶制起来的。
在1932年的9月11日，鲁迅给曹靖华同志一封信里这样写着：“今年正月间炮火下及逃难的生活，似乎费了我精力不少，上月竟患了神经痛，右足发肿如天泡疮，医至现在，总算渐渐的好了起来，而进步甚慢，此大半亦年龄之故，没有法子。倘须旅行，则为期已近，届时能否成行，遂成了问题了。”
同一个年、月、日，鲁迅写给萧三同志的信也是表示用尽一切方法，要达到去苏联的目的，而且即使要走水路也在所不惜：“这回的旅行，我本决改为一个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经痛，赶紧医治，现在总算已在好了起来，但好得很慢，据医生说年纪大而身体不好之故。所以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动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
寄给他们的信说“总算渐渐的好了起来”和“总算已在好了起来”，其实还不是真个好了起来的。从日记里得知，1932年8月28日记着“上午因三日前觉右腿麻痹，继而发疹，遂赴篠崎医院乞诊。医云是轻症神经痛，而胃殊不佳，授药四日量”起，至31日医又断为带状匐行疹，服药并加以注射，一直到10月28日才停诊。计自8月25日至病愈共费去足足两个月，所以9月间给曹、萧信时，其时未愈而作就好起来的打算、准备，是一心希望倘有机会，仍愿扶病前往的。
10月底病刚刚好了，到11月初，接北京母亲的病讯，又立刻束装北上了。这是1932年11月13日下午抵达北京，同月28日下午就离开北京的。这不平凡的一次到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东北，并且酝酿移师关内的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北京人民从卧轨请愿到更深入尖刻的斗争中，革命者的鲜血，流洒在天桥，左联成员，牺牲在当地。无疑此时此地以左联盟首的鲁迅到了北京，是要使叭儿狗竖起耳朵，跃跃欲攫取目的物的。敌人既剑拔弩张，战士们更加奋勇坚强。据陆万美同志《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的回忆：“这几次的演讲，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近迫榆关，锐利的刺刀尖已冰冷地刺在胸口的华北人民说来，确实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很多中间的和落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跃的新的斗争时期。”难怪，第一个奴性十足，对日本侵略者献策，主张“先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洋狗胡适要对鲁迅十分惧怕，说他是“卷土重来”了。
鲁迅蔑视狗们的疯狂，与北京的地下党，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紧密联合在一起，安然地活动着，参加了大小的集会和个人的接触，掌握了群众的思想动态，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射出了无比威力的簇矢，击中了汉奸卖国贼的要害。敌人利用“官方”的面目，写好了逮捕公文，27日是星期，不办公，所以公文还差盖一“官印”，而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至少他今天还不至于走吧，敌人这样猜想。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不再来了，敌人的逮捕公文白白预备了。事后，一位深知内幕的朋友如此这般的向鲁迅报告这次大战役胜利的经过。
这些胜利的果实，人民斗争的英勇事迹，文化战线的伟大成就，若能带到苏联，带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让全世界的进步人类得知中国人民的不屈服的情况够多么需要！因为党的组织“接到苏联高尔基底邀请，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筹备着要召开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当时，罗曼·罗兰、巴比塞、萧伯纳等也在被邀请之列），并在苏联住一个较长的时期，好休养休养身体并从事写作。这实际是代表了整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于先生的热诚关怀和无限敬意的”。就“极为慎重地为先生的出国订了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预备先北上到北京，然后设法去日本，再转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可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先生的严密监视，后来不能实现。”（以上引文均见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这次在北京一共逗留了十五天就又重回到了南方的上海。
在同年的12月12日，鲁迅在多方设法未能冲破内外的困难去苏联之后，写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很委婉地无可奈何地吐露自己的不得已的心情：“我的游历，时候已过，事实上也不可能，自然只好作罢了。”
中国人民的期望，苏联人民的友谊招手，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都是一个机会，使鲁迅的心怦然而动，使党的关切费尽心机。后来听说鲁迅身体不好，苏联朋友又多方设法通过来人带到口讯，请鲁迅去苏联休养，这种邀请经常不断直至他逝世之前。有一次（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时间了），我从内山书店转的一批来信中带来了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的信，是比较具体的说，请鲁迅立即携眷到港，然后转去苏联，一切手续，可以到港再办。姑无论写信人是好意恶意，是真意假意，就凭他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是鲁迅深恶痛绝其措施的，而一旦在这方面庇护之下得以达到去苏目的，纵云革命权宜，但以鲁迅绝不通融的铁的意志之下又何能做到？而且又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鲁迅于是等闲置之，销毁了事。
鲁迅逝世后，有一些好心肠的人而不了解以上种种困难情况，几经党的领导布置，周密计划尚不能达到去苏目的，因而苦闷了鲁迅不少心情的“游历”的这件事情，曾经惋惜过鲁迅的身体健康，若能得到去苏联休养，对他的创作生活，对他去苏后取宝归来的传达，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会留给我们更灿烂辉煌的，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的。
这个旅行，关系太大了。在鲁迅逝世快二十年的某一个冬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好几年的一次西伯利亚长途火车上，我见到一位不大出面的党的负责人，问起鲁迅为什么没有到苏联去，我把如上的情况介绍给他，他才了解这一件事情的详细情形。革命胜利了，许多人都很便利地到过苏联了，这就不由得会使人想起鲁迅如果也去过苏联，那该是多么好呀！就是我这么一个人，解放后脚踏过伟大的黑土，亲自共享过苏联人民胜利的欢乐节日的感情激动的场合，也不下七八次了，每次目睹有不同情况的推进一步的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的成就时，就在这欢愉的时刻，不由我不想起：可惜鲁迅没有同来观看！这缺陷，今天无数英雄、模范填补了这空虚，回来建树起伟大的、超凡的、赶上前去的画不完的美好前景，不只是“传达”，而是“实践”了。列宁主义的思想、行动，得到中国毛主席辩证地安排起来，中苏伟大的前景，永恒友谊，我们做到前人所没有做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