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久了就遗忘了月日，不记得是春末还是夏初光景，真算得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人们游兴正浓的某一天，那是1932年了，通过一个人的介绍：说有一位为了革命过着隐居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游耍一下，见见太阳，但苦于没有适当的地方。问起来，才知道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正如瞿秋白写给鲁迅信中所说的一样）—瞿秋白同志，就约定于某日来我家盘桓一整天。
这一天天气特别和煦，似乎天也不负好心人似的，阳光斜射到东窗上的大清早，介绍人就陪同三位稀有的、初次到来的客人莅临了我们的住处。那三人除了秋白同志之外还有杨之华同志和房东谢澹如先生。
我们虽则住在北四川路底的电车头停车终点的一个公寓里，离此不远正对着虹口公园。但在三楼上，四周都是外国人住着，比较寂静的，正适宜于我们迎接这样一位革命者的所在。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般有似许多话要说，又似对待亲人般的至亲相见（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室皆春似的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的斗趣场面。
我是依稀如见故人般对秋白同志似曾相识的。回忆起来时间也许太久了，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大约那时秋白同志刚刚从苏联回来了，女师大请他来讲演的。那时我还是初到学校不久，听讲时的内容全不记得了，总之是关于对新社会苏联报道方面的吧！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呢？就是从前见到的是留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时代的煽动家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那天谈得很畅快。只见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事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高兴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待交换倾谈呢！总之，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散而别了。
从此天壤间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文化界，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共同切磋，建立起革命的友谊，而一以党的领导为准绳，为依归。鲁迅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如同得到党给与力量，精神益加奋发百倍，勇往前进了。
秋白同志精俄、英文，对中国旧文学也素有根底，新思潮（马列主义理论）又充实了他的新文学，所以思想透辟，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鲁迅平夙就是尊敬有才能的人，何况更加是党的领导人。这回相见，又岂肯轻易放过。双方各有怀抱，都感觉到初次见面还有什么未尽之言似的，要求再一次的相见。
终于，打破了障碍，在同年9月1日那天，也是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拜访了他们，就是紫霞路谢澹如先生的家内的一个三楼上。这是第二次的见面了，秋白同志悠闲地坐在他的书桌旁边，看到我们来时就无限喜悦地表示欢迎。他的书桌是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他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他去苏区时就把这桌子搬到我们住的大陆新村里，至今还保存在原处，这是后话。当时他就在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纸张，指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的文字发音问题来，向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他找出几个字特意令我发音。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不会忘记活资料的寻找的，这又可见他平日留心研究，不错过任何机会，谦虚地、忠诚地丰富自己写作的范围，订正自己的看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会放过机会。就这样，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这些资料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遗著了。这些遗著，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连鲁迅的存书和柔石等革命遗著一起—存在这里的一个书箱内安放着。到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日军占领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对敌人用了瞒和骗，向日本宪兵队说：三楼是租给别人了，这才没有去搜查，才得以保存下来，得以完成多时埋藏，至此如释重负地交还，以作革命遗物的珍宝，实当感谢这位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
秋白同志在鲁迅寓里避难过三次。两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一次在大陆新村。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鲁迅这时正好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是我接待他们的。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到来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住下。查鲁迅日记，是11月11日动身往北京，同月30日回到上海。那么秋白同志来了几天才见到鲁迅回归，则大约是在11月下旬来的了。在这期间，和我们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真不少。这时看到他们谈不完的，像展示电影胶片的无休止的丰富资料，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书本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倒于秋白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愚昧，黑暗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对“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日夕相见中交换意见了许多。此时更进一步有似古话的“猩猩惜猩猩”地成为密切的，在党领导下的通过秋白同志同是资产阶级出身而又背叛了这个阶级的“贰臣”，成为为党尽其忠诚的知己了。更有杨大姐干革命工作、团结群众的精神，表现在对女工、小孩都乐意和她亲近，无丝毫客气接待生人之感的亲如一家人的相处，我更其是学习到许多说不尽的道理了。
他们是干革命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在离去之前，曾经有这些东西留着痕迹给我们：
一、1932年12月7日曾给鲁迅写过：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他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以他后来的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是否定了前期思想的不正确的部分的。但我们若从“雪意凄其”句不仍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写照？末句“犹折梅花”则梅开十月，已属小阳春，也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迟吗”的意思。仍然描写其心怀浩荡坚决不移的意志，这是秋白同志毕生抱负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必以作者自谦，即相信其确属“颓唐”也。
二、同年12月9日，曾以高价托人向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我们的孩子，在《鲁迅日记》是这样写的：“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当时他们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致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给儿童的好意，秋白同志在盒盖上又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他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的称呼的话）。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盒盖已遗失，零件还有若干存在上海纪念馆，作为秋白同志们预想到革命胜利后技术的需要，从小孩时期就应给以技术知识的教育深意的珍贵纪念品，来体会其精神耳。
至多到年末之前，他们就离去了，因为我的印象没有留他们度岁的记忆。当中曾经有过几次人来向秋白同志接洽，但总是让他们自己见面，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从未打听过曾经来的是什么人。只记得曾来过一个牧师，并托鲁迅替买字典，就照办了。解放后，我见到一些负责同志时，他们说曾到过我们家里，是为秋白同志去的，这才知道是他来过了。许多党内同志也说见过鲁迅，或说到过我家。但那时是铁的纪律要紧，我们从不问人姓名和地址。知道问是不妥当的，因此至今对人的姓名、地址最记不住，一时改不过来了。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间，从谢澹如先生家里来的。这里也有两件事可记：
一、2月10日，《鲁迅日记》有如下记录：
“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这说明鲁迅写回信给靖华同志时，秋白夫妇适在旁边得有方便，附笺寄出。
二、2月17日，亦从《鲁迅日记》中记着：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道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了。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各方态度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各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的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有人说：何不我们亲手来搞一下？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时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帖，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洛文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创纪录地迅速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快”字，也代表了革命者的精神，更开辟了众人合作做一件书业的良好先例。这是我们从秋白夫妇的工作作风上得到的。
这回住了不久，2月底就又走了。但敌人追踪甚紧，秋白同志担任的工作又相当重要，为敌所忌。似乎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搬迁，就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秋白同志的许多书都留下了。在我家临行时送杨之华的棉旗袍也丢掉了，但革命精神和意志却是永远也丢不掉的，这就是革命者的顽强性！在鲁迅方面也常常替他们焦急起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自己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着：“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日又“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屋”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了，因此满意地租下来。到3月6日的日记里，鲁迅写着：“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为什么送堇花呢？这堇花又是什么样的呢？连我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堇花大约是日本有的，是3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
大凡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真可谓“天涯若比邻。”而这回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相隔不远，许多日常生活之需就由我效劳，而鲁迅也早晚过从甚密。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对联也挂起来了。到4月11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夜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到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具有正义感的，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能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似的了。
从3月5日的《王道诗话》起，秋白同志因一时的较安定的小康生活，创作就更施展得丰盛了。计：
3月7日《伸冤》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
以上是用鲁迅名义发表的秋白同志写的文章，从日期看，如果没有充沛的文学休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期间，有如是的丰富而充实的文字见之于世，尤其后几篇同一时间写的，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不少深入人心的力量呢？
秋白同志是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一度交换意见了，就修改或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午饭后至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身体的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有时他自己开门出来，这时往往就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了，鲁迅看后，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而他所率领大家跟着党走的强烈的政治思想，又是那么义正辞严地寒敌人之胆。只要一看到他在1933年骂那些卖国贼汉奸如汪精卫、胡适等辈是多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志是运用革命理论作预言的确凿不疑了。
第三次秋白夫妇来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机关被敌人发觉，在深夜约二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阻他，以为如果是敌人来抓人，我也可先抵挡一阵。后来听声音晓得是秋白同志，夹着个小衣包走进门来。刚刚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耳里，我们想，这却糟了，莫非是敌人追踪而来？还是由我下楼去探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片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人家内和西邻住着在巡捕房工作的白俄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奇遇，而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之外没有任何要求。而白色恐怖弥漫空际，被破获的事件有时日有数起。网越撒得宽广，钻网的办法也就越多、且密。就这样地互相斗法，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然而略微的牺牲些人和物，是在所难免的，不然怎叫革命！这个道理，秋白同志是处之泰然的。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里，过着起码的生活，而又支撑着病体工作的时候，就连不用钱买来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肺病是不利的。杨大姐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就非常热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在我们面前也暗示过要他多来玩，我们当然欢迎。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解释：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了。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在里面（入狱）强百倍不止的，这样就在亭子间也心平气和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忠诚于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精神，向他学习。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压，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
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怀念之情，表现于他自动向我提出让出床铺给秋白同志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鲁迅以无产阶级思想，体贴对同志的爱，出于至诚做到了。走后常常挂念着党的胜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顺利。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来信，是秋白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接济，要保释，终于被敌人识破了，他就毫不掩饰地正面渺视敌人，以致遇害。那时鲁迅从收到信，设法营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时，他长期被悲哀所痛苦着，连执笔写作也振作不起来了。
到1935年夏间，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到之后，鲁迅就替他设法营救，甚至筹集资金接济狱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鲁迅极其悲痛地向人说：作者“已经并不急于要钱”。这就是最后一次鲁迅未能完成为知己服务的一次。
人们因为是鲁迅怀念秋白同志的牺牲于反动势力之手，托内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为这书付出了辛勤劳力而对鲁迅的友谊也给予崇高的估价。其实是不止鲁迅一人的。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教育人民，以扩大革命影响。大家集款，负担排印到制纸板的经费，印刷、纸张费用由鲁迅收尾，其中编、校等琐碎工作亦鲁迅经手，故有许多向朋友述说排印慢的书信（当时决定由开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时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须尊重党的决定，所以就暂定先出翻译。《鲁迅书简》内给曹白信说得很清楚：“《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学院来办吧。”
这种态度，在信里充分显示出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不敢印创作，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归给党，是战士听命于领导的态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读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