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我没有从梅先生读过书，所以没有资格称他为老师，但他长我十几岁，他于一九三一年接任清华校长，我已经在清华教书，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师友之间的朋友。我想，有许多现在六十多岁的人，对于梅先生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尊敬。一位朋友活着的时候，格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十分容易得着一个客观的评价。假使是仅限于师生的关系，受过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总不免有点拘束，有许多话也就不好说。我处于师友之间的地位，倒没有这种拘束。
我的遗憾是生得晚一点，没有机会和早年的梅先生接触。我初次认识梅先生，是一九二八年在华盛顿，他做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的时候。我不是清华的学生，因为陪一位清华的同学去看梅先生，才有和他见面的缘分。他留我们吃饭，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对美国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而且英文说得极好。留学生对于驻美的政府官吏，通常都有两种印象：一是只知道向国内打报告，而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形；二就是英文说得极坏。梅先生却不然。不过，我那次对梅先生的印象，不能说是“好”。年轻的人总有点怕寡言的人，尤其是脸上不多有笑容而寡言的人。从那次见面直到梅先生到清华园来做校长，我只见过他几面，而内中有一两次是跟胡适之先生一起去看他。胡先生和梅先生相识大概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梅先生的话仍然是那样少——胡先生的话照例是多的。有一次好像是胡先生说了几句笑话，他自己觉得很可笑，他那种很自然亲切的笑，和梅先生的轻微的笑，好像停顿在笑的边缘似的，使我得着两种笑的比较。那次之后我才知道梅先生也会笑，只是他的笑的程度很浅。梅先生做校长之后，我和他的接触就频繁了。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我常常有机会和梅先生谈天，有时候一起喝酒，对于他的认识，可以说又深入一层。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凡是寡言而审慎的人，多半都是因为早年家境不好，中年受过颠沛的人。梅先生家里虽然早年清寒，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挫折，不过他是长子，早年负着家计和教养弟妹的重担，因此也就形成了他一生的令朋友最钦佩的性格，就是他沉默的责任感。沉默是梅先生个性中的特征，他和朋友们很少提到他早年的生活，更少说起他任何艰苦的经历。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他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对于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我们在生活里常看到，像梅先生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是好用权术和心计的人，但是梅先生是沉默而真诚的——确是两种特质难得的结合。
记得一九三五年前后，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展到学校里。有一天，清华园传遍了宋哲元将军要派人来逮捕学校的亲共分子的消息。先说是只限于学生，后来传说教职员中也有亲共分子，一时人心浮动。我晚上到梅校长家里，碰见几位同事在那里和梅校长谈话，座中有叶企孙、陈岱孙、冯芝生、顾一樵、金岳霖等教授，这几位都是清华的院长和评议员。我仅是一个教授，那时候也不是评议员，平日也很少参与所谓校务，但是既然进到客厅里，梅先生便留我坐下来谈谈。我坐了十几分钟，好几位同事都说过话，梅先生不停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又经过十几分钟，梅先生还是不说话。结巴的冯芝生终于问梅校长：“梅先生，你……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你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梅先生低声地回答：“我正在想。”在座的金岳霖先生——他是富于幽默感的人——接着说：“梅先生，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梅先生也很幽默地回答：“要是发出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大家哄堂大笑。不等大家笑完，梅先生就说：“这事是不能交涉的，这是中央来的命令，而为我们学校本身的安全，我们也不能反对他们来搜查和逮捕嫌疑分子，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军警合作，在他们来了以后，学校里的秩序不至于紊乱，而同时不发生意外的事件。”后来，梅先生把他所想的一个临时组织说出来，我认为相当地有价值。这一桩事和我所知道的许多别的事，都可证实梅先生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
有一桩事，外面有人对于梅先生曾经一度有误会，梅先生逝世三年了，好像还没有人提到这桩事，我略知其中的经过，所以想趁这个机会，替寡言的师友说几句话。迁台之前，梅先生就到美国去了，他到美国去并不是做寓公，而是去继续保管“清华基金”。这个基金是中美两国政府当初共同决定交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保管的，而这个董事会是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的，要动用这基金的款项，必须大多数的董事同意，而事实上假使有一两个董事不同意，案子是提不出来的。那时就有人——我也在内——认为“清华基金”的利息不应当完全用于美国维持少数研究人员，而要拿回台湾来，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业。那时我在“外交部”，我的态度当然是支持这种主张的，同时胡适之、蒋廷黻两位先生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梅先生个人的主张实际上也和我们相同，但他还是“清华大学”校长，他的责任感不允许他轻易发表意见，尤其是在没有提出具体计划之前，他不愿意向美国方面的董事表示任何意见。他在纽约告诉我，假使手里没有计划，而先表示意见，其结果美国方面可能先提出一个具体意见来，那时候我们就要感到尴尬了。同时他也劝我，以“外交部长”的地位，不要和美国的任何董事谈起这桩事。我说不成，我以“外交部长”的资格，在原则上一定要告诉他们，希望将来这钱要有计划地用于台湾。他问我：“假使他们问你，有没有计划，你怎么样说？”我当时的回答是：“计划可以大家同时想，钱却一定要用在台湾。”梅先生沉吟许久，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很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了，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是我从梅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后来，大概隔了两三天，我去看胡适之先生，才知道他和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科学计划”，梅先生的主要思想是不要用这笔钱来盖房子或是做宣传——即使提出盖房子和做宣传的计划，董事会也绝不会通过——而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梅先生是学电机的人，在大陆许多年都教的是物理，所以他对于原子科学比较有认识，今日“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创办，就是梅先生和几位弄原子物理的清华同学设计的。
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我不敢说梅先生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虚伪的话，没有恭维过人，不过我敢说这些话梅先生说得最少。有人说——不是我——梅先生有时候说几句虚伪、恭维人的话，也是带着真诚的情感，我不知道梅先生听见这句话会怎样地笑。
最后，我不敢说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或政治家，但是他做人，我认为是很足以为我们的师表的。顾亭林说：“读书最易，做事较难，而最难者莫过于做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五期（一九六五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