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轩偶录》，一册，不分卷，安陆卓从乾著。其《自跋》云：“余幼喜吟咏，脱稿辄弃，散佚者十之九。族孙少仪爱余诗，搜残拾坠，汇为《杏轩诗钞》八卷，屡促刊行，未果。阳新刘芸甫见余《杏轩偶录》一册，谓为昔贤《草堂笔记》之遗旨，亦屡促刊行，以志鸿雪。
余重违二子之意，因先以此付印云。安州卓从乾清渠甫识。”此书署第一册，惟未见第二册以下，就跋语观之，盖付印时仅此一册，以后尚拟续撰，未知更有所成否。
此书所记多鄂中事，其叙咸同军事、其家遭乱离诸状，及宦皖于宣统辛亥，奉差至东流县值民军到县情形，均可备史料。叙光绪间湖北学政赵翼之（尚辅）按试德安、武昌两府事等，亦有可观。
书中有云：“前清咸丰辛酉拔贡陈西轩，安陆之老名宿也。……年五十，始倦游，家居授徒。余方十岁，随两叔父受业门下，并寄膳宿。师母江怜余幼，每至夜阑灯灺，见余尚咿唔窗下，寒风吹窗，纸声与书声相和，母必手赐苦茗一杯，间赐汤点。同学数十人，皆十年以长，文名藉甚，见余师及师母常呼余乳名，亦随而呼之，甚至门下之老仆亦然，余皆应声如响。及应童试，师始命余名为从乾，一试即游庠序，而师及师母与同学诸君，仍呼余乳名如故，余以听惯不觉也。其后赵学使调余至鄂垣肄业经心书院，而师母之长子祝方，知福建瓯宁县事，以板舆迎，母惮道远未赴。母之次子池方，由东京留学归，充湖北省东路小学监督，始迎母至鄂垣就养。余时趋母寓拜谒，母仍呼余乳名，余闻之甚喜。又十余年后，河方以特科（按：或指留学生考试）擢主事，升佥事，供职京师，迎母至都。余因鄂督保送，亦至京会试（按：似指考职之类）。抵京后，即往谒师母于京邸。师母一见余，即大笑，仍呼余乳名曰：‘经儿已蓄须耶，胡为而至此？’余敬对讫，时池方侍侧，笑谓师母曰：‘卓君年届五十，行将作民父母，愿大人勿呼乳名，改呼官名可也。’师母复笑曰：‘余记忆力最差，恐今日呼官名，明日仍呼乳名耳。’余曰：‘师母如母，呼乳名甚善，勿劳更记官名也。’余自出京后，宦皖者三年。入民国，株守鄂垣，未见师母者又十余年，而师母年已八十有八矣。
客岁师母病中尝问于祝方曰：‘昔日及门弟子今存者几？’祝方历数李君、耿君、蔡君及余，并言近状，年皆六十以上。师母曰：‘四人中惟经儿太偃蹇耳。 ’”读之令人油然生感，可与汪辉祖所记一节合看。（《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六十年乙卯六十六岁云：“二月十七日，郑又亭师卒，年八十。师视辉祖犹子也，见呼名，拜不答，言必讲学，道家事则纤悉周到，宛然骨肉。辉祖赴楚，师命之曰：‘利不如名，须做好官为要。 ’楚还，师甚喜，一日语辉祖曰：‘阿孟不知礼。谓吾宜呼子字，吾以子事吾谨，不肯薄待子，故他弟子皆称字，子独呼名，阿孟何足知之。’阿孟，师子王宾小名也。辉祖对曰：‘呼名，分也，且辉祖不逮事父，父在时廷师训诲，见师如见父。黄发先生，白头弟子，得有此光景，是辉祖大幸也。”师太悦。）
张之洞，相传有购古物受欺事，见于记载，如易宗夔《新世说》卷七《假谲》第二十七所述云：“张香涛于光绪中，以鄂督入觐，偶游海王村，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陈一臣瓮，为陶制者，形既奇诡，色亦斑斓，映以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谓为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张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必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张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回，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事颇有趣。《杏轩偶录》所记尤详焉。据云：“清慈禧后晚年，张文襄公督鄂，奉诏陛见。清故事：凡疆臣展觐后，未奉回任之命，不敢出都。时鄂抚端午桥兼署督篆，阴贿后左右，沮文襄返鄂，后左右复向公索巨资，公无以应，由是留滞辇下者几一年。每日无事，携一仆游琉璃厂，自东口至西口，凡古董肆必入焉，厂中人莫不识公者。一日，至某肆，见宅内亚字朱栏中置一缸，形甚古，作八方式。各方皆有字，籀篆隶草，各体俱备，似陆续题跋者，而碧苔紫藓，斑驳陆离，字迹模糊，读不成句。缸口缘边微有缺损处，露极细赤丝，洵为巨石凿成者。缸内注水，夏不涸，冬不冻，蓄五色金鱼数头，游于萍藻之际，甚自得也。公爱之，问于肆主曰：‘此缸系何代所制？’肆主曰：‘余儿时闻先祖与某贝子博，贝子负万金，以此缸作抵押。先祖得之甚喜。相传为明宫禁中物，闯王入宫，但捆载金银珠宝而去，此缸欹于阶下，弃不顾，由是流落人间。至于制造何代何人，实无可考。’公问售价若干，肆主曰：‘先祖遗言，凡宗室懿亲八旗阔老来购者，必须万金以外，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价可略减。今观老先生囊橐萧然，岂能复购此物耶？”公笑而去，返寓后，向各老友挪借五千金，明日持交肆主。肆主固不受。公曰：‘此缸幸遇吾能识之，故以重价购，若京中之拥巨资者，未必肯一顾也。’肆主曰：‘凡物诎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今既遇公，岂可贬价以求售乎！’公笑曰：‘此金可暂收，后当补给也。’越日而公回任之命下，遂以厚毡包裹石缸周身，雇八人舁置专车之上，同载抵鄂，即陈于后庭书室之外，仍以朱栏护之，立招鄂中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若梁臬司星海、黄学使绍其（按：基应作箕）、纪山长香葱、杨广文惺吾诸先生，皆莫知此缸之朝代，惟同声赞叹为莫名之实物而已。
某夜，公方被酒卧，忽大雷雨，暴风挟冰块，如万箭齐发，直射书室，玻璃俱碎，彻夜檐溜如悬瀑布，有倾河倒海之势，公拥被不觉也。晨起至庭前，见八方式之古缸，悉委地为泥涂，金鱼三四头，皆拨剌沟渠中，困顿欲死。公懊恼者久之。忽传梁臬司至，公衣冠出见。梁问曰：‘昨夜古缸无恙乎？’公曰：‘已物化矣。’梁方代为惋惜，公掀髯大笑曰：‘五千金何足惜，使当日肆主定索万金，吾亦必与之矣。今而知貌为高古者诚不足与真金石并寿也。 ’”所记为一事，而颇有异同，其可信之程度若何，姑不论，要为有致，亦可作小说读也。士大夫好古负精鉴者，如毕沅、潘祖荫、翁同龢辈，亦有受欺之传说，皆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