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以一儒者而掌握政权，军事自非所素习；然生当乱世，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欲图安内攘外之功，固非整军经武莫办。当时名将如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辈，虽亦久历戎行，熟谙军事；然究皆战将之材，第足资冲锋陷阵之用而已。至若攻守之方略，进退之机宜，自仍有待于中枢之指示。而公以最高统帅之资，擅沛公将将之术；其于诸将，所以重用勤教而严核之者，规模一如其在行政上之于僚佐者然，而整齐严肃，且犹过之。《行实》曾有如左之记述：
往者将权不重，功罪赏罚不核，又或苛细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当诘问，辄以武弁当之。人视将士易与，将士亦以此自轻，不复振耳。今上审定庙谟，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数易置，时时出玺书金绮相劳。有壮猷宿望已数破虏者即赐召还，不欲尽竭其力，每三年遗重臣出巡边计成功。大将军进退予夺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重事权为之。罢监军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又赐将士养廉田，出帑金数十万劳军。谓建议者与受事者多意见不侔，往往诏建议者即经略其事。大将军有冲陷折关能多立奇功者，不爱通侯之赏。每敕边吏乘时修战守，持重安详，示虏闲暇，毋得张皇调遣，徒罢劳士卒。又亲理营兵，罢班军输作，令所在有老幼当赴代者，悉罢勿遣。其所审画禁兵入卫兵、蓟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顺军、山东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标兵、水兵，动悉机宜。以故将士感泣，皆引弓备战，无不愿居前，得一当匈奴先死。
此其所述，于公赞襄戎政之方固已略陈梗概，而尤以林潞所论最为扼要。其言曰：
江陵匪直相也，而直以相将将。故南北守御，百粤滇蜀，必付托得人。将帅能效力者，量其才，专其责，湔其瑕，励其志，鼓之以爵禄，假之以事权，澟之以三尺，破之以疑畏，责之以实效。数万甲兵藏于胸，而指挥乎数千里之外，虚怀咨询，削牍星驰，尝有数什伯相君，贯乎将士之心而戴乎将士之首。战胜攻取，代为奏稿，当以某事咨禀；功成凯至，又谕以朝意，当以某辞入告，某策善后。勇怯强弱，进退疾徐，洞若观火。边吏奏记政府，命之亲书以毋泄机宜，又必命其书衔，择其重大窾要者，一一陈说于天子之前，而使至尊识其劳苦，知其姓名。故能缚大憝歼群丑以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殁，而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此江陵所为举相职也。（见《全集》附录二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
试就所论略加分析，则所谓“量其才，专其责，……假之以事权”者，即所以重用之也；所谓“湔其瑕，励其志……破之以疑畏……虛怀咨询，削牍星驰……代为奏稿，……谕以朝意”者，即所以勤教之也；所谓“鼓之以爵禄，……澟之以三尺，……责之以实效”者，即所以严核之也。夫最高统帅之于诸将，假之以重用之恩，结之以勤教之惠，而复董之以严核之威，刚柔并济，赏罚严明，则为诸将者，有不畏威怀德，感惧交萦，公忠体国，死生效命者乎？公本此以驭诸将，固无怪“将士感泣，皆引弓备战，无不愿居前，得一当匈奴先死”，而终获“缚大憝歼群丑以奠安中夏”也。
公文集中关于对将领重用勤教严核之文字，为数至夥。兹特略举一二，以觇公将略之一斑。
关于重用者，公之言曰：
用兵之道，全在将得其人。前承教谓刘显足办此事，昨科中用闽事论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辄易大将，而司马又不敢独当，故咨之于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赎罪；如不可用，则当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刘显，俾鼓舞奋励。如玩寇无功，必将前罪并论诛之，不敢庇也。（《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
仆何私于戚（继光）哉？独以此辈国之爪牙，不少优假，无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诸将如赵、马（按系指大同总兵赵岢及宣府总兵马芳）辈，仆亦曲意厚抚之，凡皆以为国家耳。（《与蓟辽督抚》）
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惟恐伤也。（《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
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瑾。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闲可张罗，亦无敢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悍，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颣，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不得已曲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其所言关于重用将领者，大旨如此。至就实际观察，则公于当时名将，无论是否躬自援引，几无不加以重用。如兵部重权则以专任谭纶，蓟辽边务则以专任梁梦龙，辽东一委之李成梁而主攻，蓟门一委之戚继光而主守，宣大则先后委之王崇古、方逢时，而以外主通贡内修战守为对策，职责各有专司，绝不轻易更动，殆其尤著者也。
关于勤教者，公于当时诸将，莫不示以机宜，授以方略。其致各将领之书牍，在其全部书牍中，几占三分之一。择其尤要者，略述如次：
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睽贰，正己以振威棱，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与蓟辽督抚》）
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凡事关利害，宜直披情愫虚心商榷而行，勿定执己见，勿心口异同，与人争体面，讲闲气。南北军情务须调适；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无用，徒招物议。（《答蓟镇总兵戚南塘计边事》）
辱示以破虏为己任，具见许国之忠。但古之论战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锐，尤贵将士辑和。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军情乖离，人自为心，鼓之而弗进，禁之而弗止，虽有严刑峻法，将安所施？……时时查军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谗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赏，毋以怒用罚。部署诸将，宜令食多而养厚者当先，毋令失职，怨望者当剧处。虚心受善，慎毋偏听，察军中如有隐郁，亟与宣达。平日号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图。士卒毋分南北，一体煦育而拊循之，与最下者同甘苦，务使指臂相使，万众一心，知爱护主将如卫头目。则不待两军相遇，而决胜之机在我矣。（《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
为将者亦不专取勇敢。抚绥士卒，缮甲治兵，必廉而爱人者乃能得士心，备缓急。若徒以其剥下媚人，谄谀钻刺，猥云有才，缓急宁足赖乎？（《答蓟辽总督张崌崃》）
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
此其对于将领本身修养方面之指示也。
夷情惟论强弱，不循理法。其势不足以统驭，虽仇雠亦将甘心俯首而归戴焉。不然，虽以颜、闵之贤，彼不服也。（《答云南巡抚》）
制虏之道，惟当视吾备之修否。服则怀之，叛则御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恶言不足怒（《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使虏为我制，不可受制于虏。（《答宣大巡抚计处黄把二虏》）
大抵虏情不能保其无变。今中国之人，亲父子兄弟相约也，犹不能保其不负，况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敌：小小变动，勿遂惊惶劳攘，但当耐烦处之，随机应之，期令无大失而已。（《答蓟抚》）
虏中无主，方畏我之闭关拒绝，而敢有他变？但争王争印，必有一番扰乱。在我惟当沉机处静，以俟其自定。有来控者，悉抚以好语，使人人皆以孟尝君为亲己；然后视其胜者，因而与之。不宜强为主持，致滋仇怨也。（《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计俺酋死言边事》）
愿公戒励诸将，但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再答王鉴川策俺答》）
守堂奥者，必于门外据险扼要，乃为得策。（《答两广刘凝斋条经略海寇四事》）
筑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答总督谭二华论任事筹边》）
自古未有千里袭人，越险无继，而能成功者。（《答陕西督抚石毅庵》）
用奇之道，疾如脱兔，若岁以为常，又举一镇之人，趱前顾后，接踵而移，此漕舟挨帮之规，非兵家握奇之算也。（《答蓟镇巡抚杨晴川》）
斥候严明，侦探的实，知贼向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以贼攻贼，策之最妙者。万里之外，事难遥度，用兵之机，忌从中制，惟公熟计而审图之。（《答两广殷石汀》）
此其对于战守方略方面之指示也。既示之以本身修养之方，复告之以攻守应付之术，公于勤教一端，诚可谓无微不至；而公自身修养及兵略之造诣何如，盖亦从可知矣。
关于严核者。公于将领曾屡申诰诫，如：
一二年来，言者率云责实责实矣，而又不明赏罚以励之，则人孰肯冒死犯难为国家用哉？（《与蓟镇巡抚》）
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昨阁中小疏已曾恳切言之，自此积习或当少变。国家欲兴起事功，非有重赏必罚，终不可振。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答总宪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也。（《答蓟辽总督》）
此其所言，盖公毕生精神之所寄，其于行政官吏之主张如是，其于军中将领之主张亦无不如是也。再就史实证之，如边功不许叙及阁臣，一也。蓟镇以贼不入犯为功，而不责戚继光以进战，二也。李成梁以著名宿将而杀降冒功，及公廉得其实，即追夺其恩赏，三也。其他例证尚多，在公亦第行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主张而已。
公于当时诸名将，其驭之之道如此，宜其能得诸将之死力而大有造于邦家也。《明史》于公虽多微词，然其于谭、戚诸将之传赞中，推论驾驭之方，对公亦称扬倍至。其言曰：
谭纶、王崇古诸人受任严疆，练达兵备，可与余子俊、秦紘先后比迹。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宜，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才，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明史》谭纶、王崇古等传赞）
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明史》俞大猷、戚继光等传）
观乎此，则公之善于将将，不且与诸葛武侯、曾左诸公奕代接武，后先辉映乎哉！
今当陈述公之兵略矣。公之兵略，就基本原则言之，在于自治图强，《陈六事疏》所谓“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者是也。（参阅《陈六事疏》“饬武备”节，见本编第七章引）至其详细方略，则对于内乱，主剿抚兼施；对于边防，蓟镇主守，蓟镇以西之宣大方面主和，蓟镇以东之辽东方面主战。盖以当时之局势而论，边防之重要固远出于内乱之上；而内顾国势，外审敌情，其或和或战或守，殆有不得不然者在，初非率意而行之也。故欲明江陵之兵略，必先察当时边防之情况。
明代边祸，除倭寇常在东南沿海一带肆扰外，其在北部沿边出没为患者，在江陵时代以前，为鞑靼及瓦剌两部，而在江陵之当时，则为俺答与土蛮两部。鞑靼为蒙古族，故元之裔也。元亡而其主顺帝遁出塞，居开平；子爱猷识理达腊复移保和林。太祖屡遣将击之，元裔势虽杀，而其众犹存。后鞑靼汗本雅失里及其丞相阿鲁台先后为瓦剌部马哈木及其子脱懽所杀，而鞑靼始衰，瓦剌遂起而代之。脱懽子也先尤桀骜自雄，屡扰明边。英宗误信太监王振之言，亲征也先，遂有“土木之变”，也先拥帝北去。及景帝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也先无可挟持，且见中国兵强城池固，意大沮，乃送上皇归。未几，也先为阿剌知院所攻杀，瓦剌遂不复振。而鞑靼之后麻儿可儿及马古可儿吉思先后自号小王子，时出没为寇。世宗时，小王子徙居河套，控弦十余万，多富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上蛮。其诸部落之在西北边者，有吉囊、俺答诸部，而以俺答雄黠喜兵为最强。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寇，由古北口从间道溃墙入，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京畿震动。而当时诸将如咸宁侯仇鸾等皆愞懦不敢战，竟任其焚掠三日而夜引去。即史所称“庚戌之变”者是也。方其薄都城时，纵所掳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复因其遣子脱脱陈款，遂开市大同、延宁。时叛人萧芹、吕明镇者，数以罪亡入敌，挟白莲教，与其党赵全、邱富、周原、乔源诸人导俺答为患，帝恶之，诏罢马市。自是俺答日掠寇西边，几无宁岁。土蛮亦数寇辽东，嗣萧芹等以其术不验，为俺答所囚，赵全在敌中益用事。隆庆元年，俺答陷石州。当石州失守时，赵全竟劝俺答据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西制晋、代，谓为五霸之伐。（以上摘录《明史》鞑靼传及瓦剌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与此略同）使俺答果用其计，则其为祸之烈，必犹远过刘渊之于晋，而五胡乱华之祸，势且为历史之重演。明以怠惰积弱之余，当此强敌。使非江陵权利害之轻重，明敌势之强弱，对强敌如俺答者，力主封贡言和，俾集中国力，以抗战较弱之土蛮，则以当时之国势言之，其不蹈西晋、北宋之覆辙也几希。吾恐明之覆亡，将不待满清之入关，而中国此后之历史，必且迥异其观矣。然则江陵于宣大方面主和者，避俺答之锋而使其就范于我也；于辽东方面主战者，知土蛮之弱而冀其受制于我也；于蓟镇方面主守者，防俺答与土蛮之合力谋我，欲借坚壁清野以分化其势也。知己知彼，避实就虚，江陵之兵略，诚可谓动中窾要明察几微者矣！虽然，江陵之兵略，固非师心自雄以出之也，更非矫揉造作以出之也：彼其所以出此者，特亦以局势之演变，适足以使其成因势乘便之功耳，其举措固皆出之以自然也。局势之演变若何？则把汉那吉来降之事是已。《行实》记那吉来降及俺答封贡之经过甚详，姑录之以证吾说：
会俺答夺其孙把汉那吉所聘妇予袄儿都司。那吉怒，以为俺答善淫，无卑尊礼。乃与其妻比吉、奶公阿力等十人，马三十匹，息山西平虏城外，扣关而入。督府少司马蒲坂王公（崇古）、御史中丞嘉鱼方公（金湖）上状。朝议纷纷。皆以为不宜纳叛人，徒启衅；或云杀之。太师独劝上纳那吉降，授以官职，厚给赐饮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答闻那吉亡，大惊，发万人临平虏城来索。廷臣恇惧，咸谓宜与之。太师独不许。令诸将坚壁清野勿与战。故令那吉衣其所赐绯衣金带夸示虏使，而使谍者以好语款虏曰：“尔能缚我叛人赵全等献，盟誓于天，约以数年一骑毋穿我塞，乃得归而孙耳。”时有谓虏久不去，老师费财，欲乘老酋得孙急，而因与为市者。王公（崇古）以为不可。太师报书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体。彼即欲得孙，谓宜先缚致全等境上、尽屏往来游骑，请命幕府，我乃然后礼那吉而归之耳。乃今拥万骑平虏城外，欲坐索而孙，何可谓诚款乎？设有吐蕃劫盟之事，谓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狯矣，彼岂能坐而待缚若鸡犬乎？假令语泄，彼得以为谋，或聊以胁从数人欺误朝廷，而我仍轻弃重质，非细故矣，此不可不虑也。且那吉归而老酋幸奉约束，无他肠，吾即假爵封王通贡市，无不可矣。有如虏诸所言，特空绐幕府，殊无意称臣，又或多所请乞，明年又复寇边，捐国家威重，则虽得全等数十百辈，何为乎？愿公熟计之！”于是王公遣鲍崇德一再诣虏营，晓以利害。俺答仰天笑曰：“吾何爱数十人头，不以易吾孙”？乃夜袭板升，得赵全等九人，缚致境上。上用太师计，厚礼那吉遣归。俺答感泣，遂奉表请称臣内属，通贡市，岁岁勿绝。时大司寇案全等反状悉具，上令礼官为文，祠告郊庙，戮之东市，支解以徇。传其首于边，既厌快众愤矣。上嘉太师殊勋，……而诏集朝臣诣阙下，议封贡可否。一时众议藉藉，有谓便者，有谓不便者。太师复以书抵王公曰：“今之议者，皆谓和戎示弱，马市启衅。此殆不然。仆独以为有五利焉。边鄙不耸，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间修战守之具，蓄士卒养马，岁无援兵，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也；俺答既臣属，土蛮吉能（吉囊之长子）不敢轻动，三也；赵全等既禽，即板升十万之众可驯而致也，四也；虏骄天亡，其兆已见，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乘其败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书，叹息曰：“张公可谓知社稷大计矣！”然论者发言盈庭，犹欲伺衅而动。太师不得已，乃诣文华殿，举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告上（按：成祖曾封瓦剌部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见《明史·瓦剌传》，封号与此略异）。上意遂决，许通贡市。隆庆五年辛未，俺答遣使奉表称臣，贡名马三十匹。上御建极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子若孙，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赐金帛有差。俺答大喜，告中国使者曰：“全等虽诛，赵宗山（按：亦中国亡命无赖之降虏者）犹在。此属不灭亡，终败和约。”王公以闻，诏捕谳狱如赵全等刑。已而套虏（按：指吉能）亦愿修贡天皇帝，请得市易中国财物，如宣大例。上报可，赐吉能都督同知，余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并赐衣帛。于是中国以段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汉财物，贸易不绝。东自四海始，西尽甘州，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渐已撤去。所省饷岁不下数十万石；北地精锐所易马至数十万匹。盖居庸以西，天子无所复事事，得以一意备东虏（按：指土蛮）矣。
（按）周圣楷所撰公本传与此略同。又《明纪》卷三十八亦载俺答封贡事，惟于江陵策画之功则绝未提及；《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则以全功归之王崇古，（见《明史·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仅江陵本传谓“拱（高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而已，其述江陵之功，显有未尽也。
江陵当时边疆局势之演变，既有如上述，公之边防兵略，即在利用此演变之局势，以因势而利导之。彼其或攻或守，或和或战，指挥若定而算无遗策，有如林潞所谓“数万甲兵藏于胸，而指挥乎数千里之外”者，非意之也，明乎敌我之势，相机而后动也。
关于公之将略及兵略，右仅择其尤要者述之。至若促殷正茂以大举，而岭东悍盗蓝一清等遂望风授首；授凌云翼以方略，而岭西诸徭复一鼓扫平；不以闽事罪刘显，而西南夷都蛮竟赖以扑灭；则公第出其余绪以肃清反侧而已，初非其兵略要旨之所在也。惟公以一彬彬儒者，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殆非仅天赋过人，实其生平留心边务，娴习戎情，有以致之。谓为“救时之相”，允足当之而无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