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有三仁章。
朱子曰：“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欤。”今按：心，人人有之而相通，不限于身，故言心必言公。若限于其身，则为私心，失其心之体矣。心必见于行，行必见于事，事必当于理。朱子以无私当理两者说心，以为心之全德，则内外交尽矣。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食色性也，人于食色无不爱，然不能无私而当理，则每陷于不仁。故只可说食与色为人心，不可说是仁心。而仁心中亦并不要排除了食与色。程氏谓性即理则可，象山谓心即理则偏了。朱子此条分析得极扼要。
朱子又曰：“游氏谓，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则从之。似非知仁之言。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则谓之仁人。一时如此，一时之仁也。一事如此，一事之仁也。时与事虽有不同，而所谓仁者，则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游氏说，则人与仁自为二物。人常在此，仁常在彼，而以人往从乎仁也。”今按：今人每连言道德，实则道必本乎德。德乃人心之共有境界与最高自由。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心之自由无不当于人事之准则，斯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人言道德则有似于游氏之所云。
柳下惠为士师章。
朱子曰：“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谓不屑去者也。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已。愚闻之师，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审，其自信甚笃，所谓确乎其不可拔者也。盖与尹氏之意同。谢氏曰：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为也。张敬夫谓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则亦几于不恭矣。此与谢氏意亦相发。杨氏以孔子无可无不可为近于和，非也。无可者近于清，无不可者近于和，是以孔子之于夷惠，集其大成，而时出之，岂曰无可无不可，而反独近于一偏之和与。盖为是说者，其立心制行有近于柳下之风，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为亦若惠之为也。”今按：此条引尹氏谢氏杨氏，皆程门大弟子。朱子言闻之师，当指其师李延平，则为程门三传弟子。张敬夫则与朱子同辈行。为论柳下惠一人，二程以下积百年来，已有如许意见。若无此如许积累，恐亦出不得朱子。孔子以下，亦积四传而得孟子。中国学术思想之传统有如此。西方哲学乌有此例。是必有其相异所在，亦学者所当深究也。
子路从而后章。
朱子曰：“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尝戚戚无聊，亦非也。须看圣人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今按：孔子在春秋末，竟何用于世。朱子当南宋中世，亦竟何用于世。今人则谓是中国人不懂得革命，故必待平民造反，世乃得变。文中子生当北朝之末，隋之初，身不见用，隐居著书，乃有此言。亦见中国人心情。似乎今之中国人宜亦有知于此始得，虽不能治，却亦免于乱，以待后起。若必事事而变，恐亦有欲速不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