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贤 (7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8 ),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9 )。为无为,则无不治。

[语译]

不标榜贤名,使人民不起争心;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不使人民起盗心;不显现名利的可贪,能使人民的心思不被惑乱。

因此,圣人为政,要净化人民的心思,没有什么自作聪明的主张;满足人民的安饱,就不会有更大的贪求;减损人民的心志,便没有刚愎自是的行为;增强人民的体魄,就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里还会与人相争呢?

若使人民常保有这样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望,纵然有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也不敢妄施伎俩。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无为"的态度来治世,哪里还有治理不好的事务?

一、不尚贤:无善的世界

门无鬼问:"有虞氏是在天下平定后去治理的呢?还是天下大乱时去治理的?"

赤张满稽回答说:"假如天下是太平的,百姓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治理国家,何必还要有虞氏去做呢?有虞氏之治国,就好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头秃了给假发,生病了才求医;又好像孝子拿药医治父亲一样。而这些行为正是圣人以为耻辱而不愿为的。

至德的时代,不标榜尚贤人,不任用才能,而天下治。那时的君主像高处的树枝一样,默然而无为;那时的百姓和林中的野鹿一般,悠然自得。他们行为端正,却不认为合乎义;彼此相爱,却不认为那是仁;待人诚实,并不以为就是忠;言行合宜,亦不觉得那是信;互相帮助,更不以为是赐予。所以他们的行为无迹可寻,他们的行事也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广传世间。"(《庄子》外篇第十二章《天地))

二、"智"是争辩的器具

孔子对颜回说:"你晓得德为什么放荡,智为什么外露吗?德所以放荡,是因为好名;智所以外露,是因为争势。好名是攻击的主因,用智是争胜的器具,这两个都是有害的凶器,不能用作处世的准则。"

三、求智、学道毁损了本性

若是等到钩子、绳子、规矩来矫正,绳子来捆绑,胶漆来粘牢,便已损害了物的本性;若以奉行礼乐,假仁假义来安抚天下人心,便是损害了人的本性。

天下万物均有其本性,所谓:不以钩弯曲,不借绳拉直,不用规画圆,不以矩成方,不靠胶粘附,不用绳捆绑。因此,天下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得,却又不知从何所生,因何而得。这是古今不二的道理,人力又何能毁损其分毫?

既然如此,那么仁义 (10 )又为什么要像胶漆绳索一样地掺杂在道德的领域里呢?这不是在使天下人迷惑吗?小的迷惑,只是使人迷失方向的迷惑,大的迷惑,却会让人迷失本性,怎么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呢?

自从舜以仁义号召天下,扰乱天下后,世人莫不争相行仁行义,这不就是因仁义而改变了本性的铁证?

所以,视力明亮的,就会迷乱五色,过分修饰外表,像那青黄相错的彩绣一般,炫耀了人眼,这正是离朱造成的迷惑。听觉聪敏的,便混杂五声,扰乱六律,那金、石、丝、竹、黄钟、大吕 (11 )的声音不就是如此杂乱吗?这又是师旷迷惑了众人。

标举仁义,显耀己德,损害本性以求名声,使天下百姓交相追求仁义之法的人,除曾参、史鳅 (12 )外,还会有谁?而杨朱、墨翟等人(13 )更善言诡辩,广集一些无用的言语,断章取义,专务"坚、白、同、异"之说,劳精伤神,以求那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旁门左道,而非天下的正道!所谓正道,乃是不失本性的自然之理啊!

若能保有本性,就是足趾相连,手有六指,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自然更不会认为长是多余,短是不足了。

小鸭的腿虽短,若硬要把它接长,它倒反要忧愁起来;鹤鸟的脚虽长,若强把它砍断一节,它反要悲哀了。因此,本性是长的,不要缩短它,本性是短的,也不必接长它,一任它自然发展,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

至于仁义,不也是本性吗?那些仁人为什么还处心积虑地去追求仁义呢?……

当今世上的仁人,无时无刻不在愁思天下百姓的忧患;而不仁的人,却又拼命追求富贵,如此看来,仁义岂非也是出于本性?但自三代以后,天下又何以为此喧嚷不清,奔走不停呢?(《庄子》外篇第八章《骄拇》)

四、论无为(放任主义或不干涉主义)

只听说以无为宽厚待天下,没听说过以有为治理天下的。行无为,是恐怕天下人忘了他的本性;为宽厚,是怕天下人丧失了本德。假如世人能不忘本性,不失本德,还用得着去治理吗?

从前尧治理天下时,使天下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却没有给他们平静;桀治理天下时,使世人过着忧愁痛苦的生活,毫无欢乐可言。平静、欢乐是世人的本性,如果不能使天下人得到平静与欢乐,便是损害了百姓的本性,以此行为治理天下,国家岂能长久存在?

人过于喜悦,就会伤阳气,过于愤怒,又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不调,四时也就不顺,寒署的气节亦随之不和,这样恐怕会有伤人体。它会使人喜怒失常,居处无定,思虑不安,以致行为失去准则,矫情诈伪从中而生,因而有了曾参、史鳅和盗跖的善恶之行。

善恶既显著,赏罚自是避免不了,这样的话,就是用尽天下的宝藏也不足以赏善,用尽天下的斧钺也不足以罚恶,即使天下再大,又怎能供应这无穷尽的赏罚啊!自三代以后,统治天下的,争相以赏罚为治理天下的手段,百姓哪还有机会使自己的性情达到宁静的境界?……

所以君子如果不得已而统治天下,不如无为,无为而后天下百姓的性情才可以达到宁静。因此,那些视自身的安宁较治理天下重要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爱自身较治理天下为先的人,也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君子如果能"不伤害身体,不显耀聪明;静待无为而自然有威仪,沉默不言而后道德临至,精神有所归向以使动作自然合乎天理,从容无为而使万物能自在游动"的话,那又何必去治理天下呢?(《庄子》外篇第十一章《在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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