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纪念一个学校或一个教育家的场合，常常看见有人赠以“百年树人”的颂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个很古老亦很普遍的箴言，我们对此话一向认为很有深意，因为这表示办教育要有远大眼光，须要长期培育，不可求近功速效，且表示从事教育的人须有“终身以之，老而弥笃”的精神。此外还含有办教育须培养良好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学术空气。不过近来却引起我一个另外的看法。在年前我曾回到家乡一次，我差不多已十年没有回家了，正好合乎“十年树木”那样一个时期。但我看到我儿童时最喜欢去摘取果子来吃的溪边的柑子树和山坡上的枇杷树，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长大多少，再看庭前屋后的松树和柏树，还是差不多它们十年前的老样子。而在人事方面呢？看见旧日的族人、亲戚和邻居，老的已经死了，年青的结了婚，小孩子已添了许多，有的染上嗜好成为废人，有的因贫穷至于为非作歹，干犯法纪。当然也有些旧日小学的朋友兴家立业服务桑梓的。总之令人大有沧桑变幻，面目全非之感。而十年内，他们之变好变坏，所受教育之良窳，实为主要因素。因此使我想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或许应加以修正，我们毋宁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一个良好的学校，教育学生，十年内可能培育出许多人才。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亦往往可以有深远伟大的效果。最古的如越王勾践，想要光复国土，亦只需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又如王通河汾设教，不过三年，便为唐初培植了不少开国的人才。最显著的如曾国藩，为了反对太平天国起义，在十数年内就曾培植出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曾发生很大影响。又如蔡元培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前后才不过六年，便作育出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才，其后果之大，更是人所共见。总之，我想以“十年树人”的新说法，代替“百年树人”的旧观念，并不是要在教育大业上欲速助长，急功好利，意思无非要指出教育功效之速，远非如一般人之所想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励，知道教育不是迂阔难期实效的事，一方面亦可以给我们一种警惕，使我们知道若办教育不认真，或方针办法有错误，其坏影响短期内即可立见。处在建设战后新中国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极好机会，万不能轻易放过，我们的工作是如此伟大而艰巨，一切决不可因循迟缓。顾亭林《日知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雒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他所说的风俗改变之速，正可以应用来说明培养人材之速。
（二）
对于教育的性质和意义，我亦愿意将从个人的一些经验里所得到的一种新的启示，提出来说一说。有一个从前学哲学的朋友，他学哲学的成绩很好，得过哲学博士，他的论文还曾受过外国有名的学者和科学家的称赞。但他后来却主持兵工事业，而他在这方面亦复卓著成绩。有一次我在一个宴会席上遇见他，他说他早已抛开哲学，他现在是一个“铁匠”。他这话引起我很奇特的感想。诚然，他是办兵工的，以制造枪炮为职志，在某种意义下确实是个铁匠，但他那超卓的学养、识见和才能，与我们普通所看见的铁匠又显然不同。因此对于“铁匠”的观念，在我的脑子里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我又有一位朋友，曾在外国专治农学，回国之后一直在办理农业育种等事业，常常自己到农场里操作，但他很讲究品德修养，待人接物真诚不苟。他常自己说他是一个“农夫”。他诚然是一个“农夫”。但这农夫与我们一般所见的农夫却大不相同，因此我对于“农夫”的观念又有了改变。还有一个同学，他过去很喜欢照相，他的照相很富艺术风味，他曾在外国专门学过印刷术和工厂管理。他后来任一个印刷厂的经理，他的艺术兴趣对他的印刷事业很有帮助，有一次我同他谈话，无意间我与他说笑道：“你这个商人，颇善于打算。”我说了这句话，颇觉得有些失言。因为有专门技术，为文化服务的印刷公司经理，与旧时一般人所了解的“商人”，似乎大有差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位学兽医的朋友。普通我们所见的替牛马之类看病的“牛太医”，好像是一种肮脏的操贱业的人。但我这位朋友却在外国作了五、六年的专门研究。他是兽医学博士，中国某大学兽医教育的主持人，他又信基督教，喜欢读哲学书，亦重道德修养。一天他同我一起去参观一个艺术学院，一路谈些关于艺术和哲学的问题。一回到他家里，家人报告他说家畜保育所养着的母牛正在生小牛，而且是难产，一支腿先出来了。这位刚和我谈着艺术和哲学的朋友，立刻就穿上工作服，带着器械去为牛接生，那些学兽医的助教学生都站立在旁学习，我亦在旁参观。只见他弄的满身血污，汗渍淋漓，劳苦了三四个钟头才把小牛接出来。等接生完了，他又和我闲谈，说他特意亲自为牛接生，使那些助教学生们知道学兽医不是容易的事，须得亲自动手，吃苦耐劳。言下颇有以此为非常神圣的事业之感。这使我过去对于那种污秽的下贱的“牛太医”的观念，又大大地改变了。由以上各种经验，使我得到下列的几点感想：
一，学问的观念已根本改变了。从前以为学问全在书本，求学就是读书，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书本之外的学问还很多，求学不仅在于读书，尤需要肢体的活动。而手足的操作又需要随时用思想，且需有专门学术的基础。从前以为求学是劳心的，今后则不但劳心，亦需劳力。从前以为劳力的人大都很愚昧下贱，现在才知道更有高贵且需学识技艺的劳力。故今后的教育趋于接近自然，以求征服自然，要从实际的劳作或服务中，去求得真实学问。
二，“士”或“学者”的观念亦根本改变了。从前以“士”为一特殊的阶级，今后则此种特殊的与农工商分开的士将逐渐减少，而可以产生许多“农士”、“工士”、“商士”、“兵士”，“士”同时亦就是“农”、“工”、“商”。从前说“耕读传家”，今后亦可以说“工读传家”、“商读传家”，即当兵的亦可以是有学问的人，可以“兵读传家”。换言之，一切职业的人，都同时是书生，一切职业都将学术化。
三，教育的观念亦改变了。从前的教育，是专门教一班读书的人，读了书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做官。如果做官不得意就做隐君子，或做以诗酒浇愁、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诗人。而读了书不能做官就是不得志。今后则不再专门教育一班这种似乎无所不通而其实空洞的特殊的“士”，而趋向于专业教育，要造就专业人才或各种专家。农工商要专家，从政的亦是一种专家。今后的教育或可名之为“文化教育”，学术、工商、政治、艺术等等，都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做学问就是求对于文化的某一方面有所贡献，今后的教育，亦可名之为“价值教育”。价值约可分为四：一曰“真”，二曰“美”，三曰“善”，三者为纯粹的文化价值，第四为“用”，即求社会大众的实际的效用，对衣食住行育乐的实际生活有所改善，以后凡受教育的人，即须求对此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把旧观念改变之后，我们求学的目的不再只是做官或做隐君子，读了书不能做官，亦不是不得志。我们只要对于“真”“善”“美”“用”的价值任何一方面有所贡献，都可以是达到我们教育的目的。从前因为凡读书的就想做官，这样不仅书读不好，甚至连政治亦办不好。使得各方面亦都缺乏真正的人才。以后受教育的人不必都向政治一条路上钻，而向各方面去发展，把政治让给对政治有特殊的能力和兴趣的人去办。这样政治可望上轨道，各方面都有专门人才去努力，而教育的出路亦就大大地开展。例如在美国，做官的每非头等人才，头等人才往往从经济实业上去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参考反省的。这种新的看法，或许可以多少将麇集在仕途或官场的人才尽量向各项学术和专业方面疏散，免得奔竞钻营，使得政治不清明。
（三）
其次拟略谈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的关系。我依旧先说一点个人的经验。近来常常听得友人的子弟进小学，都很愿意到学校去，而不愿留在家里。甚至身体不大舒服或者下雨，父母叫他不要去学校，他亦一定要去，或至于哭着闹着要去。我自己的小孩也有同样的情形，他总觉得在学校里比在家里还好玩些。这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在从前，小孩子进学校大家叫做“进牛圈”，“穿鼻子”。“逃学”是很普遍的现象，和现在大不相同。而在中学方面，我记得我过去进的中学是全省最好最严格的中学。一个班上被淘汰的学生有时达一半以上，总可算是很认真的了。但是，一般同学打牌、喝酒、抽烟等种种妨害学业、损害健康的习惯却多半是在中学里养成的。我现在尚记得从前有一个同学因星期六出校，一连打了两个通宵的牌，到星期一早晨，赶回学校上课，就昏倒在教室里，后来竟因此而得病夭折。但我后来在德国，看见他们的中学则确实是极其严格，中学八年，对一般学生是一个很不易过的难关。无论功课和生活管理训练都严格万分，和我们过去中学的散漫荒诞大相径庭。至于大学，我们以前在国内大学时往往动不动就哄走教授，驱逐校长，以致时常闹学潮。而后来到了外国，非但没有看见驱逐教授的事，也从来没有人梦想着要驱逐教授。即或要谒见教授，使教授知道他的姓名也很不容易。并且能听懂教授的演讲，读通教授的著作，甚至能选上某教授的课都已经自己感觉非常荣幸。假如教授能约你到他家里去喝一次茶，谈一次话，更是终生不忘。这实是不期尊师重道，而师自尊、道自重。这类的情形，在现时我们中国较优良的大学里，也时常可以看到。这和我以前在大学时的情形，又成一个对照。以上的各点经验，对于办理各级学校应取的不同途径，似乎又引起一些启示。
我认为小学须注重生活。进小学主要的目的就在生活本身，读书识字等等都不过是有意趣的生活的一方面。中学当重严格训练，大学则须真正注重学术，纯粹的求真理、求真学问。小学生活求其活泼天真，中学生活须当严肃规律，而大学生活则要在学术上求精神的活泼快乐，大学的训练不是中学的纪律训练，而为学术上、精神上、思想上的训练。小学重感觉、直观，使他接近自然，观察实际能感觉得到的事物，不必教以抽象的理论。中学则可重抽象的理智训练，尤当重记忆、背诵。凡社会国家需要你学习的，或历史文化方面需要你学习的，都需要切实地学习，且当能熟记。而大学则重悟性、理性，要能自动推理，能自行领悟、体味、思想。在师生的关系方面，小学当如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教师对学生须亲爱关切，常接触，重感情，如在家庭里一样。中学里的师生关系须多少有如军队中的长官与士兵，纪律严格，训练认真，绝不苟且宽假。而在大学里则师生之间有两重关系：一方面教师道高德重，学生对之如泰山北斗，可望而不可即，景慕赞仰，崇敬备至。而另一方面则教授与学生之间又可相对论道，或至相互批评辨难，亦可烟酒晤谈，有如朋友。小学是天真活泼的自然生活。中学是纪律严明，道德规范，不自然的军队式的生活。大学则为科学的艺术的生活，以艺术上欣赏美的精神，来探讨各方面的科学，自由中而仍含有规律，自然而不陷于粗野。换言之，小学里要过一新的家庭生活，所以人数不宜过多，班次应少。中学里要过一新的团体生活，一切求其规律化，齐一化，只要能守秩序，重纪律，人数可不嫌其多。经过这种团体生活的训练，才有做国家公民的资格。大学生则是过新的自由的理想的生活，求个性的充分发展。专心为学术而学术是可以的，一面任职服务一面在大学求学也是可以的；信仰此种宗教可以，信仰彼种宗教或不信宗教也可以；政治上信仰此种主义可以，信仰彼种主义或对政治毫不表示意见、不参与任何活动也可以。总之，各人当能随其性之所适，按照各人自己的理想，来安排其合宜的生活，一切思想及生活上不要受外力的拘束。各级学校，就潜移默化、暗中熏陶的方法方面来说，小学当重“乐教”的陶冶，以音乐来转移启发儿童的品性，中学可用“礼教”的约束，以纪律规范汰除学生的不良习惯，养成健全的公民道德；大学则重“诗教”与“宗教”的熏沐，从艺术得情感上的安慰，从宗教得信仰上的寄托。礼教是团体的，须求生活上的规律齐一，而宗教则主要的是个人的，各人可凭其个性思想去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完全由于个人内心自动的要求，而不是外力的强制。所以宗教实在可以帮助个性的发展，求个人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
由以上的看法，三级教育有分工、有联系、有发展的层次，而暗合乎辩证进展的阶段。可以说小学教育，是自然的、自由的，但尚在朦胧的无知状态。中学教育，是前者的否定，不自然、不自由，是严格的强求、重理智的训练。大学教育则为两者之合，自由中有自己内心的约束，自然而有丰富的精神内容，包含前两阶段的好处，而又超出前两阶段。
（四）
总括以上所说，第一点主张修正“百年树人”的旧观念，而代之以“十年树人”，是对教育效能的一种新的看法，使我们得到鼓励和警惕，而不致因循迟缓。第二点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在专门养成一些文弱的特殊的士大夫阶级，而要造就各种有学术修养的专业人才，对教育的意义和性质提出一个与旧日不同的看法，使我们受教育的人不以从事政治或“做官”为惟一出路，而能向各种事业及文化价值的各方面分头努力，然后政治可以清明，而各方面也都可以进步。第三点主张小学、中学、大学当各有其特点，对各级教育的关系和目标提出一个依次发展的看法，然后能有层次，有进展，有步骤，可不致单调也不致混乱。
（写于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