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拟作或学习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刻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显得异常光辉生色。又因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教养的，因之当他开始拟作或学习民间文学而还没有到“越做越难懂”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中国诗说，诗经是一部很早的民间诗歌的总集，是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对汉以后诗歌的影响远不如乐府诗的力量大。我同意本书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唐宋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社会诗，而把他自己做的社会诗叫做“新乐府”，都是指乐府诗中的那种健康的人民性说的。以后北朝乐府的直率爽朗的风格，南朝新声杂曲的爱情描写，都给了后来的诗人和诗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诗，就不能不特别注重乐府诗的这个传统，和它所给予文人诗的伟大影响。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并由此旁及而对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现在就把有关汉魏六朝诗的一部分，编为这一本书。其中《〈乐府诗选〉序》一篇是他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书》中《乐府诗选》一书所写的序文，文中说明了他对乐府诗的估价和看法，而这看法是贯串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视为本书的总序。以下六篇，是解释诗句的含义和歌辞的分合等问题的；问题虽似不大，但了解意义是研究或阅读诗歌的初步工作，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人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解释的真确。譬如“公输与鲁班”一句诗（《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证公输与鲁班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者也考证过了，但他却解释说：“公输与鲁班可以分指两个人……但‘公输与鲁班’这句诗却不一定非照此解释不可。……它的语气虽似指着两个人，意思还是指一个。这样的句法不仅有加重语气的效果，还有些诙谐意味，可以见出民间文学的活泼性。”他还举了一些证据，说明这样解释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两篇论文人诗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汉乐府渊源很深的人物。论蔡琰一文虽专在考订悲愤诗的真伪问题，但他相信五言悲愤诗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与乐府诗风格的比较也是促成作者立论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诗中正可看出乐府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来。《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与《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不属于论诗的范围；但《乐府诗集》一书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籍，这种细致的考订工作是会对爱好乐府诗的人有帮助的，因此也收在这里。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订文字的传统格式写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为了体例的方便。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里，作者考订七言诗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民间歌谣里找到根源”，正可见出作者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讨论七言诗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这问题的阐明，因此也一并编在后面。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是会对乐府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区参加土改去了，需时约四个月，因与书局已有交稿成议，他又来不及亲自编定，因此嘱我代为编排一下，并略加题记。他这些文字在发表的当时我就全读过，平日也常在一起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就毅然答应下了。但如果在编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绍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瑶于北京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