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别:
  • 原籍:福建长乐县
  • 朝代:近代
  • 出生地:浙江永嘉(温州)
  • 出生日期:1898年12月19日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常用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生于浙江永嘉(温州)。郑振铎出身贫苦,童年时父亲亡故,依靠母亲针黹零活的微薄收入,勉强读到中学。1917年夏到北京,考进铁路管理学校,为官费生,寄居在叔父家。课余常到附近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阅读社会学和文学书籍,接触到新思潮和俄国文学,并在那里先后结识了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学校因五四运动提前放假,他被迫回到温州。他在温州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和“永嘉新学会”,创办《救国讲演周刊》和《新学报》。暑假后回校,11月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原具有宗教色彩,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日淡,郑与瞿、耿等人参加进去,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他先后任该会编辑部副部长和部长。他在《新社会》发刊词里,提出要创造一个“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社会”。该刊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充满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1920年5月被北京政府的京师警察厅以“主张反对政府”[1]的罪名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但仅出一期,因青年会方面胆小而被迫停刊。在此期间,他还与瞿秋白一起,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秘密学习小组的活动[2],并参加过进步社团“曙光社”。他在1919年12月《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等译文,是我国较早译成中文的列宁著作。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上。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30日团的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出版委员,与李大钊等一起负责宣传出版工作[3]。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郑振铎对文学的爱好,他阅读了很多英文版的俄国19世纪文学名著和进步文学理论书籍;在《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创作、评论及译文,并为“共学社”主编了《俄国戏曲集》等丛书。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等共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任书记干事,负责经营会务,并为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北方组稿和审稿。

1921年3月底,郑振铎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任练习生。5月,经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他还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5月10日,他负责编辑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创刊。同时,他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和《诗》月刊。1922年1月,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1923年1月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章,与封建复旧的“载道派”和庸俗低级的“娱乐派”进行了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他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口号——“血与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4]。

1923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同事周予同、顾颉刚等共十人,发起成立“朴社”,集资出版书籍。这以后,他在上海大学讲授文学课。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愤于当时上海各报对于如此残酷的大屠杀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因而于6月3日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主编了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发行所就设在他家里。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街血洗去后》等著名诗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他愤然写了《停刊宣言》,指出“‘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表示要继续斗争。8月22日至29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举行大罢工,他被推选为工会代表和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陈云领导的这一革命斗争。9月,他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旨在营救被捕革命者及帮助其家属。年底,为抗议反动军阀杀害工人领袖刘华,他与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积极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参加抗议游行,险遭毒手,得工友掩护才脱险。14日,他与胡愈之等共七人撰写了一封抗议书,谴责蒋介石等人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5]。因为白色恐怖,郑于5月被迫只身远走欧洲,在法、英等国住了一年多。他离开祖国时,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表示这是“暂别”,不久即将以更猛烈的力量来加入国内的斗争。他在国外抓紧时间学习、观察和著述,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外,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编著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以介绍世界重要考古发现,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即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31年9月,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代理中文系主任;一度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7月,他提议创刊了继《小说月报》以后全国最大的进步文艺刊物《文学》月刊;次年1月又与章靳以一起在北平创办并主编《文学季刊》,为的是有些进步作家的文章不能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时,可以拿到北平来发表[6];10月,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水星》月刊。在北平期间,他撰写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六十章),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很受读者欢迎;还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借希腊神话题材热烈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另外又编辑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还和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北平笺谱》等。

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因聘请进步教员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忌恨与攻击,被迫辞职,于1935年4月回上海,8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他编辑综合性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鲁迅主持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论文集《短剑集》等著作。

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文化围剿”中,郑振铎于1935年12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6月,与周扬、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四十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和鲁迅、沈雁冰等共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1月,鲁迅逝世,他亲往参加入殓仪式和执绋送殡,并参加“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7月,郑振铎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于8月和郭沫若、邹韬奋、沈雁冰、胡愈之等共三十人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

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郑振铎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与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等共二十人组织“复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西行漫记》、《联共党史》等书籍。他并在中国共产党文委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他在暨南大学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化名为“陈敬夫”,以文具商店职员的假身份蛰居起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斗争。他全力收购古书,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和保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最珍贵的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书。在这期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还以“玄览居士”、“纫秋山馆主人”等名影印出版了不少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积极投入检举揭发汉奸的斗争和清理文物图书的工作。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亲美反共政策,因而不断遭到迫害,但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1945年10月,他创办并主编了《民主》周刊,几乎每期都撰写尖锐的政论。他还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散文《蛰居散记》(连载)。1946年1月,他和李健吾等人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4月又为《联合晚报》主编《文学周刊》副刊。10月,《民主》周刊被反动派禁止,他在“休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本刊虽然被生生的缢死了,但永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灿烂辉煌的。”这期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还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与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为团结文化界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编辑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版画史图录》、《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表现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大型图集。

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绕道香港,于3月18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4月,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嗣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领导全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他还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并主编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郑振铎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1958年10月17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埃及进行友好访问,18日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遇难。

郑振铎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数十年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收藏了将近十万册珍贵的图书。他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他全部藏书及其日记、手稿献给了国家。另外,他在解放前收藏的很多古代陶俑,生前即全部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作品

家庭的故事 [ 郑振铎 ]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查看详情>>

游痕留墨 [ 郑振铎 ]

《游痕留墨》是郑振铎作品精选集之一,主要有避暑会、三死、月夜之话、山中的历日、塔山公园、不速之客等文章。 查看详情>>

取火者的逮捕 [ 郑振铎 ]

现代短篇小说集。郭源新(郑振铎)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9月初版,列入“创作文库”。收短篇小说4篇:《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神的灭亡》。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重印,由作者校改了个别词句。本集作品由4篇内容连贯的短篇小说组成。它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士盗火的故事,吸取了爱斯库罗斯和雪莱的同类作品的艺术经验,运用一种全新的理想塑造了“人类的好朋友”、伟大的普罗米修士神的形象,同时以“满腔的悲愤”谴责了宙斯对人类的横暴统治。在这部作品里,普罗米修士不仅是一个勇敢的殉道者,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预言了人类与神作斗争时,最后将是人类把神“扫荡出大地之外”。作品的主题是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胜利,因此作者创造性地写了一篇《神的灭亡》。作品展现了神与人类在“狭路”上展开的“生与死的决斗”,最后,以宙斯为代表的“神之族整个的沉落在这无底的黑暗的深渊里去,连拍洛米修士也在内”。作品明确而坚定地宣告了神对人类长期专横统治的结束。作者认为它并不是一个“荒唐”的神话故事,而是在真实地宣扬一个崇高的思想:在人类的发展和斗争中,“被注定了要灭亡的横暴的统治阶级,是任怎样也不可能挽救其悲惨的命运的”(《新序》)。这实际上寄寓着一种对现实的中国革命斗争胜利的渴望和呼唤。 查看详情>>

中国文学常识 [ 郑振铎 ]

可以没知识,不能没常识。 《中国文学常识》撷取木心启蒙读物之一、《文学回忆录》之框架和灵感来源——《文学大纲》之精髓。郑振铎写的《文学大纲》,木心反复看了很多遍,以至于50年后,他到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时,基本上都还是沿袭了很多郑振铎的观点。 《中国文学常识》内容上起公元前4世纪商代中叶,下迄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不仅涉及文学,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注重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用新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对中国历代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脉络清晰,材料丰富。书中有郑振铎先生鲜活的口语表达,也有许多神来之笔。 《中国文学常识》是丰富知识储备、提高人文修养的理想读本。 查看详情>>

晚清文选 [ 郑振铎 ]

郑振铎编选。成书于1937年。全书分为三卷,选录林则徐至陈天华等129家文章480篇,尤以选录龚自珍、郑观应、薛福成、谭嗣同、林纾、严复、章太炎等人文章为多。同时亦选录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及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文章10种。编者编选此书,意在突出图强、革命和反帝爱国、振奋民族的思想。这种进步的编辑宗旨,是晚清各种总集、类选所不能及的。此书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有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刊本。 查看详情>>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 郑振铎 ]

约1934年出版。1958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是郑振铎所写的一本讲解古希腊神话中神祗与英雄的书。该书是中国读者了解错综复杂的古希腊神话的最佳读本。翻开本书,跟随大师走进诸神与英雄的时代。除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外,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已全部网罗在此。作者经过精心整理,把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们分为底萨莱系、阿耳戈斯系、阿瑞斯系、底比斯系、赫克里斯系、雅典系、珀罗普斯系等七大体系,为中国读者了解关系复杂的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开出了一辆直通车。希腊罗马神话是世界上最系统、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神话,它丰富、美丽,影响深远,是一扇直接通向西方文明源头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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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行日记 [ 郑振铎 ]

日记。郑振铎著。1934年10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作者曾赴法、英游历,进行参观访问和读书写作。从动身开始,逐日写下了“日记”,并陆续寄回上海,给高君箴阅读,使妻子了解他的游踪。这部珍贵的日记,在几次搬家中大多散失了,仅有四分之一留存下来。于是在7年之后,交给良友出版,题为《欧行日记》。出版时写了《自记》,略述缘起。《欧行日记》是部很有特色的日记,也是很优美的散文作品。作者说,这部日记保存在箧中整整七年,“不愿意,且也简直没有想到,拿去发表。为的是,多半为私生活的记载,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一个人看的。” 《欧行日记》的真实,自然可知。这样的日记,才是最真切可读的日记,它与一般为了给读者阅读的“日记”是大不相同的。郑振铎是著名的散文家,文笔真切,描写细腻,以抒情见长。作者说;“这部旅行日记,便不完全是记行程、记游历的干枯之作,其中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自记》)这正是《欧行日记》的可贵处,使它与流水账式的枯燥日记不同,具有真挚感情,具有细腻描写,成为优秀的散文作品。解放后,《欧行日记》没有单独出版过,现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的《郑振铎文集》第2卷中。 查看详情>>

中国俗文学史 [ 郑振铎 ]

郑振铎著。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史的重要 著作。作者在第1章以“何谓‘俗文学’?”为俗文学释 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 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 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 东西。”继而扼要综述俗文学的6个特质及其与生俱来 的优缺点:“是大众的”、“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是口 传的”、“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 放的”、“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又就俗文学的体裁将 其分为5大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 等;小说——专指“话本”;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 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 ——用散文体或赋体写作。简要叙述了各种体裁俗文 学的产生与发展。尔后作者以13个章节的篇幅,以翔 实的资料对上自“古代的歌谣”下迄“清代的民歌”中国 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的俗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作了系统地叙述,并对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各时代的文 艺发展的关系阐明了个人的见解。 查看详情>>

黄公俊之最后 [ 郑振铎 ]

《黄公俊之最后》写黄公俊参加太平天国,后来为了挽救危局,两次只身前往湘营,试图说降曾国藩和曾国荃,反遭囚禁后慷慨赴难。 查看详情>>

桂公塘 [ 郑振铎 ]

中篇小说。郭源新(郑振铎)著。初载1934年4月1日《文学》第2卷第4号。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一篇根据文天祥《指南录》所载史实进行铺陈演绎的历史小说。作品描写文天祥在敌兵压境,众朝臣苟且偷生的情况下毅然出使匈奴,劝敌退兵,虽身处虎穴,却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智斗勇。当敌兵南侵,大宋皇帝已俯首称臣时,身在敌营的文天祥,仍然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最后设法从敌营出走,图谋复国大业,历尽千辛万苦仍矢志不移。小说表现和歌颂了文天祥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和批判了宋朝皇帝和群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品写于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所以作品歌颂文天祥实际上就是歌颂了当时正在人民中普遍酝酿和增长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作品批判历史上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批判了国民党政府里推行不抵抗主义的决策者。这篇小说在通过历史题材表现时代精神方面较为成功,为后来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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