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八日 陆军公布对“二·二六”事件外围分子的判决结果，监禁五年以下者有十七名。
二月十一日 市营电车于东京本所区石原町正面相撞，造成重轻伤者二十余名。
三月五日 静冈县持越金矿山瓦斯爆炸，致矿夫四十余名惨死。
三月十八日 秩父宫[329]夫妇乘平安丸出发，代表天皇出席英国国王的加冕式。
四月九日 国产神风号飞机首航东京——伦敦，平安抵达。
四月十四日 岛根县松江市大火，焚毁家屋三百户。
五月一日 北海道空知郡美呗町大火，焚毁家屋逾三百户。
五月十八日 大阪商船游艇的动力装置于香港突然破裂，乘客五十余名罹难。
五月二十六日 法国飞行家多雷（Doret）、米舍莱提（Micheletti）二人搭乘的飞机即将飞抵目的地东京之前，于高知县诸木村海岸迫降时严重破损（法国飞机的巴黎——东京航行已两度在即将抵达目的地之际遇难）。
六月十二日 北海道寒流袭来，凌晨四时二十分旭川气温显示为零下五度。
七月二十九日 在山阳本线冈山站，一列旅客列车与富士特急列车追尾，致死伤七十余名。
八月十四日 “二·二六”事件民间相关者北一辉、西田税[330]被判处死刑，龟川哲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日，日中于上海上空展开空中战，致新世界附近两千余名死伤者。
八月二十五日 第三舰队长谷川司令长官宣布实行海上封锁。
八月二十六日 驻华英国大使许阁森乘机动车从南京赴上海途中，于太仓南部被我飞机扫射而负伤。
九月二十二日 关于英国大使负伤事件，日英双方从大局出发，通过政治交涉而圆满解决。
十月五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芝加哥发表牵制日本的演说，引发舆论争议。
十月六日 美国国务院声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符合《九国公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同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于《意大利人民》（Il Popolo d'Italia）上发表亲日文章。
十月十二日 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发起仪式于日比谷公会堂举行。
十一月六日 在意大利的罗马，堀田正昭全权大使与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德国全权大使里宾特洛普之间签署防共协定。
十一月十一日 群马县嬬恋村毛无山发生海啸，半山腰上的硫黄矿山部落被埋没，致死伤者五百余名。
十二月二十日 和歌山县南富田村小学校在放映电影过程中发生火灾，致七十余人被烧死。
十二月二十二日 对日本无产党及作为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核心的劳农派共产主义一派，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三府一道十四县共检举约四百人，同时下达禁止结社令。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关于“班乃岛”号事件，广田外相发表对美国的答复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 美国政府对我方关于“班乃岛”号事件的答复满意，问题原则上得以解决。
内山完造五十二岁。“九一八”事变渐次扩大。时而有从“满洲”来沪者，从那些人的口中，我听说：“在‘满洲’，当地人和日本人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加上协和会的活动，确实是一派安居乐业。”对此，我极言：“如果说在‘满洲’，当地人和日本人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日本的目的已然达成了的话，那也许是中国在政治上的沦亡，但对日本来说，却是道德上的灭亡。”紧接着，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眼瞅着问题扩大开来。八月十三日，上海战祸再起。实际上，我原本以为上海断然不至于再打仗。每当被中国友人问起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都答以“相信断然不会”的话。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两位本已被人劝诱转移汉口，我听说后却说：“不必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至于打仗，日本人没那么傻。请放心好了。”可这只能说是我不了解日本人，为此，开明书店转移晚了些时候。好不容易把众多机械和材料捆包，装上几条小货船付运，途中却遭日军扣留。根据来自货船上的信息，所在位置已经判明。我受人之托，斡旋释放，因而屡屡去海军、陆军方面求情。那边也调查了，结果说“查无此船”而终于没有下文，也许货船载着货逃跑了。我内心非常过意不去，至今还在后悔自己的不明智。从中国人处得知，蒋委员长尝言“只怕蚕食，不怕鲸吞”。我听说这是一点一点啮啃起来很可怕，而一口吞将下去的话并不可怕的意思。因此话完全暴露了中国的长处和短处，所以我觉得日本应不至于做出鲸吞式的行动，战争将局限于北方，而绝不会向中南方扩大。可这成了彻头彻尾的误判，真是好没面子。就是说，内山完造不懂日本人。所以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时候，我想这下日本可完蛋了，这是向自然规律开战。我决心暂时困守。向拉摩斯公寓（被认为是安全的建筑）运送粮食的时候，从日本领事馆方面来了归国的指令。我向几名滞留者做了传达，让他们回国了。最后，我乘丸林君的汽车至平凉路的小林洋行避难。而就在前一天，病中的内人已先期在那里避难。
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对北四川路方面（避难中的）商人，发出了复归的指令。内山书店镰田总管等日本店员回到店里，恢复了营业。日本堂、至诚堂等书店采取进一步发展的方针，也不乏为谋求在大陆发展，新近从日本到中国内地开业者。连内山书店的镰田总管也在盘算着致力于新发展，但被我叫停，我指示仅维持现状。我自己则因所谓“间谍”“鹰犬”等传言再度四起、沸沸扬扬的缘故，无法马上复归，暂且在日本静观，等待时机。[331]无线电广播报道内山书店附近发生火灾。可我试着拨了个电话，传来还是像平常接通时的声音，于是我知道目前还算安全。基于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的经验，我把榻榻米挡在窗户上，所以到十一月复归时，只有我的店没受任何损害。
翌日（八月十四日），我去住友银行支店的时候，听到轰然的爆炸声。炸弹直坠入华懋饭店前的黄浦江里，听上去像是从日本军舰上发射的声音。人潮像波浪似的朝这边涌来。好在只有这一回，后来就没事了。我借小林洋行的汽车去邮船会社买了乐洋丸（十六日出港）的船票，然后返回平凉路。可再度遭遇人流，无法通行。当我们一通左拐右穿，好不容易回到平凉路市场一带的时候，正赶上附近的米店里上演抢米骚动的一幕：米袋子被抛来扔去，用大桶盛米；拎着美利坚粉的男女老幼在街上鱼贯穿梭，绵延不绝；眼瞅着巡捕从远处跑过来。我们的车简直无路可走，一个劲儿地变道，终于回来的时候，见有很多巡捕从榆林路警署上了一辆红色的汽车开走了。外国巡捕的摩托车也开走了。从二楼望去，一群人正鱼贯而至，前后好像跟着不少巡捕。三个中国人手里拎着米袋和大桶，一个人手中还提着乌冬面。不用说，一准儿是抢米大军的一部分。八成这家米店的老板是个聪明过头的主儿，琢磨着趁大家都关门的时候，好独占先机，发一笔财，而且肯定涨了米价，为此而遭到贫民的抢掠。在中国人看来，这种时候作孽的话，即使被抢也没话说。结果一群人被警察带走，挨了一两棍子的“按摩”，便被释放了。但见一群人得意扬扬、吵吵嚷嚷地回去了，那劲头简直跟凯旋一样。红汽车和摩托车也回来了。米店多半已经空了。那些想跑而未跑成的人则待在家里，街上已经静下来了。
应该是这天的下午，中国的飞机又飞过来，共有十一架。日本方面则有两架海军的舰载机起飞。中国飞机飞得很高很高，令人担心万一它投弹的话可就危险了。可纵然如此，那两架舰载机将中国飞机咬住不放，乃至中国飞机编队终于乱了阵脚，其中一架向浦东方向飞去，舰载机之一马上追将上去。飞着飞着，突然间就到了停在浦东的美国标准石油油罐车的上空。眼瞅着一个黑乎乎的物体从飞机上掉了下来。几乎同时，一节油罐车腾起一团黑烟——原来是炸弹命中了油罐车。一时间浓烟弥漫，越来越黑。而那架飞机却超低空飞行，向吴淞方向逃去。见舰载机一路穷追不舍的样子，很是觉得可怜、遗憾，并为之担心。这时，有人大声喊：“大家请避难！到榆林路警察署里面集合！”想到我们也得避难，于是拉起生病的妻子，到了附近的榆林路警察署。循着“请到这边来”的声音一路跟过去，进到据说是日本人巡捕的宿舍，一处像地窖一样的地方。由于人太多的缘故，憋得慌。心脏不大好的妻子实在受不了，说要回家，即使被炸弹击中也在所不惜。没法子，我们两人只得回去。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原来是警报解除了。只此一回，是日平安无事。上海的传言不断传来（这一带是下海）。到第二天，乐洋丸何时启航仍未确定，却听到了像暴风雨似的声音，从走廊、窗户传进来：“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是飞机。日本的飞机来了！对面看上去像鸟似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啊，有十架！不，十三架！”众人各自数着，一时间群情激昂，数得越多越被肯定。有趣的是，连到底是中国的飞机还是自己的都还未弄清楚，便先定为自己的了。幸好这回倒是日本的飞机，可并非来上海，据说是从吴淞沿长江往上游飞，去轰炸南京的。这让上海（的日本）人很不满，说什么毕竟仗还未打到南京，还是在上海云云。两三天来，天候恶劣，今天也刮起狂风。周围响起“哒、哒、哒”的机关枪的声音，时而伴随着“轰、轰”的炮声。空中不时呈现红、蓝、紫色的烟火，随后熄灭。那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咚——砰——啪——啪”的声音时远时近，不绝于耳。但我到底还是累了，入夜后竟睡着了。
十六日。一大清早打来电话，通知乐洋丸午后一时开船，让从早上开始登船。啊，要快，马上乘汽车去满铁码头。巨大的乐洋丸（九千吨）横靠在那里。看着高高的舷梯，担心心脏不好的内人能不能上去，结果居然平安登了船，大概是紧张得连病都忘了吧。刚好彼时来沪的冈田女士也同行，二人一起上了船。丸林军也同船。照看病妻的是冈田女士，我得帮忙搬运行李。行李的装卸全部由乘客自己来完成，一大群人颇为壮观。眼瞅着像山一样的行李快装卸完的时候，停在旁边的驱逐舰突然朝天空“咣、咣、咣”一通射击，乘客大惊。有些人不知怎么回事，想要到甲板上看个究竟，结果被警告：“到里面去！不要出来！”反正大家也都看见了，确实危险，于是磨磨唧唧地回到船舱里。就在这时，但见头上高高的地方有十数架中国飞机正悠然向北飞去。可作为警报，铜锣还是照例“锵、锵、锵”地敲个不停。在华纺同业会的堤君问我：“内山君往何处去？”我说携病妻去京都。他说：“那你可赶上了。这是民团的避难船，船票半价。还有好多人未付款，得在船上补票才行。而那些掏不出从上陆地点到原籍的路费的人，还需要暂时借贷。至于其他事宜，船上有指挥者，杭州领事松村是委员长。依我看，要不你就当个副委员长吧，诸事请酌处就是。大阪方面有个民团的永田君，现在一个人出差去了，诸事就拜托了。”就这样，我突然被派了个指挥官的差使。“好吧，就这样吧。”我点头表示接受，堤君马上脸朝后扬起手，一边说“啊，太好了！拜托了！”一边下了舷梯，手还在挥着。我因需要跟松村领事协调一下，便带了各种保管的文书碰了个头，听说乘船者居然有一千五百零一人，且很多是妇女和孩子。就在开船前的间隙，又来了上海纺织会社一行数十人，船费估摸着合计约两三千元，用报纸包了交给我。我则托船长把钱存进了船上的保险柜里。做这些事务性工作，需要人手。刚好同文书院几名学生也在船上，我马上对他们说：“喂，诸君请来五六个人帮一下忙。免船票，并提供二等舱的伙食。”五六个人马上就过来了，于是委托他们干一些杂务。在“咚——咣当、咣当、咣当……”的声响中，乐洋丸作别黄浦江，起航了。船上通知乘客在吴淞口有可能遭射击，请全员务必待在船舱里。船平安驶入长江，我终于放下心来。可是到了江心，竟起了浪。因不见松村委员长的人影，我便找了一圈，见他正缩在床上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缠着毛巾。船抵达长崎之前，他终于再没露面。我只好勉为其难，在书院学生志愿者的协助下料理诸事，真不是一般的麻烦。其中一项是点名，人数总是对不上。点几次之后，才逐渐吻合。我在船内到处巡视了一番，吃惊的是，由于此船系南美航路的货物船，所以没有正经的船舱，而是上下分成四段的仓库。因上面只有一块铁板，虽说是盛夏，却非常阴冷，颇受罪。若带了被子的话倒还好，没有的话，则只能靠船上提供毛毯。我向事务长请求：“请借给大家毛毯。”对方却说，倒不是说没有，但这个时候不行。我又问：“那又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一定会弄丢的。”我当即说：“那么，好吧，如果遗失的话，我来赔偿。由我负全责。”事务长理解我的意图，说：“好吧，那就依您的保证，先借给大家。”就这样，借来了三百六十块新毛毯，并让学生给大家分了下去。皆大欢喜。我忙于指挥大家，连晕船的事都忘了。晚饭做好后，我动员妇人们：“希望大家帮忙做饭团。”尽管菜只是腌咸菜，却很好吃，没有人有怨言。入夜，船有些摇晃，有妇女开始晕船而倒下了。这样的话，首先要解决婴儿的哺乳问题，还有得为每个人准备金属盆，妇女们一人一个。多亏其中也有说“不需要”的人，才勉强够数。夜里，有小孩子突然哭闹起来。唉，缺牛奶！跟事务长一说，居然有浓缩奶粉。于是约好随后付款，让他把奶粉拿出来，在药罐中溶解后分发给大家。大部分人是道谢一声后喂婴儿吃，也有大人吃的，大约是饥渴的缘故。对那些想喝的人，给他就是，无需埋怨什么。我穿着衬衫，四处看了一圈，有人对我说“哎，伙计，给我拿个金属盆来吧”，有人说“伙计，请给我拿牛奶来”，还有人说“伙计，帮我喊一下医生”。无论谁的要求，我都会“是，好吧”，先应下来，然后让学生诸君去跑腿处理。对有钱的人卖半价票，而对没钱的人先让赊着（实际上是免费）；对在上陆地支借旅费的人，则开具证明书……着实忙得不亦乐乎。多亏有学生们的支援，万事顺利。有人说“好像孩子要生了，需要医生和产婆”，这边便立马寻找产婆。幸好船上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立马请来，与医生一起诊断，忙活了一番。诚应了那句老话——“生孩子比预想的要简单”，孩子平安降生，是个顺产儿。听到有船员说明天（十七日）要吃小豆饭[332]。果然，翌日的中餐是小豆饭，人们争相道贺，表达祝福。母子均康健。我对大家说：“明天，十八日早晨就到长崎了。今晚请睡个好觉吧。”然而，净是听了这话却反而睡不踏实的主儿。晕船者倒是格外少了，但奶粉供应不分昼夜，忙得一塌糊涂。没办法。天还未明，急性子的人已经在做下船的准备。
“有没有在长崎上陆的？”经了解，共有五百五十名。早八时左右，因船驶入五岛列岛的下风口，竟全无摇晃。十点多，来自伊王岛检疫所的检疫官登船，问：“有没有种痘的证明书？”我回答，大家都没有。
对方说：“这样的话，你们不能上陆。”我说：“毕竟是战争中被迫归国，在上陆地接种怎么样？”“那可不行。如果不先接种的话，不能上陆。”检疫官说。
“请让人先上陆再接种。”
“不，接种后才能上陆。”
如此你来我往一番争执之后，说由船医和检疫官给全员种痘，让大家到一等食堂集合。没办法，只好对大家如此这般交代了事情的原委，然后去食堂集合。这可是一千五百人的接种工作。由六个人分别接种，每人负责二百五十人。说是很简单，马上就完。开始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接种完毕者，每人得到一纸证明。总共接种了还不到三百人，其中一位检疫官便站起来说：“大家辛苦啦！完了，完了，全部接种完毕。”其他人纷纷站起来：“完了，完了！”然后便把证明书发给每一个人。检疫官大汗淋漓，我们也一样。大家彼此会意地对视，不禁苦笑，然后鹦鹉学舌似的说着“完了，完了”，便去做在长崎上陆的准备了。活该，这群混账！船已到岸边，仿佛伸手可及。很多接船的人。缆绳顺下来，钢索卷起来，卷扬机发出“嘎啦嘎拉”的声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危险！”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坠落在甲板的舱口处。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岸上面，乃至竟没几个人注意到孩子掉下来。唉，真是好可怜，没法子，好不容易辗转回到了长崎，谁承想竟然死在这里。想到孩子不幸的命运，推及孩子母亲的心境，禁不住潸然泪下。又不知谁在甲板上喊道：“担架！担架！”“好，来了！”底下的人焦急地等待舷梯放下去，担架抬上来。原来是一名临产的妇女要在长崎上陆，说拜托要快！人马上被担架抬走了，但见那妇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担架在最前面，人开始陆续下船，争先恐后胜于往常。其实本不必如此着急，可人们似乎都希望，哪怕早那么一点点下船，也是好的。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啦！”“请多保重！”下船的人和留在船上的人们相互道别，从他们的声音中能听出一种放下心来的踏实感。甲板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也在彼此招呼着：“××先生在不在？”“××先生，有人迎接。”“××先生，请您快下船！”“啊，请您多保重!”……场面颇混乱。岸边支起了帐篷，成为休息区。原本有七百名下船者，有人临时变卦，实际上竟有千人下了船，梨子和夏柑等慰问品被送到了船上，说是“妇人会的慰问”“长崎市的心意”。不知什么时候，松村委员长也下了船。于是，我便成了代理委员长。
“笃——笃——”开船的汽笛再次响起来。随着岸上的嘈杂渐次后退，一下子便冷清了不少的乐洋丸向门司驶去。明天早晨将抵达门司港。夜里为今天死去的孩子做通夜[333]，我也参加了。到底是远洋航船，从灵牌到各种装饰道具竟一应俱全，只有棺材是在长崎运进来的。明日（十九日）天不亮就要到门司了。从今天开始，吃饭头一次回到了平常的伙食。而学生们由于能吃到二等餐，所以特别高兴。我自己也感到像复活了似的。船没有丝毫的摇动，一段平静的航程，连玄海滩也不过如此。天气格外晴朗。未明时分，船抵达门司港。在此有多少人下船，我不记得准确数字了，总之非常少。本以为午后一点会开船，却不见起锚。后又说四点开，仍不见动静。就这样，竟然泊了一宿。翌日，说正午启航，可到了一点半，开船的信号锣才好歹敲响，锚链卷在浮标上，直到三点多，才总算开了船。说是直航大阪，二十一日晨到天保山。反正已无需着急，倒也乐得悠闲自在。
让过运煤船停靠的栈桥，乐洋丸终于横靠在岸边。岸上有几顶帐篷。下得船来，见民团的永田先生和另一个人前来迎接，招呼我道：“我们一直在等您呢，辛苦啦！感觉怎么样，这次航程？”我回答：“天公作美，没什么浪，是一次颇有收益的旅行。谢谢您的关照。”随着一声“可以下来了”，众人开始下船。留下二十一名在神户上陆的，余下的人则全部下了船。除了一个孩子意外死亡之外，余者平安无事，还算幸运。我们在大阪受到了异常盛大的慰问，得到了很多诸如寿司、善哉饼、冰镇汽水和毛巾等礼物。我在大阪府、市，以及妇女会等团体的人面前致辞，表达了感谢，然后就地解散。把船出发时，由我代为保管的上海纺织会社的船费的纸包交给民团的永田氏，我便先在此下了船，送病妻去了京都（冈田先生则径直去浜松）。接着，又于二十二日去了神户。下午四时，逆流而航的乐洋丸驶入神户港。听说船上的二十一人就业有困难，刚好兵库县社会课的人过来，我便出面谈了一下，对方竟爽快地一口应承下来：“好吧，全部由我方承担。从今天起，一切宿食也概由我们提供。”把学生们（昨在大阪已上陆）的餐费和十几打奶粉的费用支付给事务长倒不在话下，可借来的毛毯一清点，果然少了六十几条。这下可糟了。因为当初是我提供的担保，所以只好由我来赔偿。幸好前来迎接的邮船会社神户支店的伊藤先生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关于赔偿问题，他宽宏大量地表示：“没问题，不至于赔偿。由公司来负担，请放心吧。”令我惶恐之至。待所有这一切料理停当，我复乘傍晚的列车回到京都。至此，运送一千五百零一名逃难者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顿觉疲惫，当夜竟酣睡得像死人一样。我心里总惦记着上陆者最多的长崎、大阪的事。长崎方面有已经上陆的松村委员长照应，而大阪则是我的事。翌日，我赶赴大阪，向府、市方面打听一行人上陆后的情况。听说“由府、市方面负责安排住宿、就业者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余的全部回老家了”，我表示了一番谢意，便离去了。然后，把整个情况写了个报告，寄给了上海的民团。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海纺织会社一行人的船票款问题。直到翌年三月，我回到上海之后，还屡屡被民团方面问到那笔钱到哪里去了，我每次都回答在大阪港确实无误地交给了永田先生和另一个人，得到了“啊，是这样……”的支支吾吾的回复后，便没了下文。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被问道“上海纺织会社一行人的船票款到哪里去了”。当我再次回答“在大阪港交给了民团的职员”后，仍然是莫名其妙的反应：“啊，是这样……”我以为对方已经明白了，不承想又过了几个月，居然在电话中再次被质问：“那钱到哪里去了？”这回我可真撮了火。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的口气显然有些急躁。对方却说：“非常抱歉。向那位上海民团的职员了解过，他说未曾收到上海纺织会社的船票款。”我觉得真是岂有此理，便回答说：“明明是在大阪港把用报纸包着的票款交给他了。请再好好查一查。”民团的人说：“那好吧，再好好问一问看吧。”
就这样，又过了数月，刚好是在大阪港将票款转手三年后的一天，堤孝君来访：“内山先生，您受委屈了。今天我完全明白了，特来报告。关于上海纺织会社一行人归国船票款的事，民团方面似乎以为那笔钱是被内山先生私用了。可是今天，会计说起民团的保险柜里有一个两三年前的报纸包，打开一看，恰好与上纺船费的金额吻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了解，据说是在大阪港保管的从大阪上陆的归国者的船票费用。可这无疑是上纺一行人的，因为从港口上陆的归国者是不可能有什么船票钱的，这肯定是彼时上纺的船票款，内山先生也说过钱是包在一个报纸包里。所以，三年的冤枉这才弄清楚。实在是抱歉，请您原谅。完全是民团职员搞错了。”事到如今，生气也没有用，我回答说：“啊，是嘛，无论如何，事情判明就好。”想来真是荒诞无聊。穿了三年的湿衣服[334]，一朝晾干，亦可谓大团圆式的收场。
随后，我们夫妇二人蛰居于京都乡下的小仓村。因太太的病不时发作，有好几次，人在东京的我不得不火速赶回。心脏瓣膜症确是一种顶麻烦的病。不过说起来，没有什么疾病是不麻烦的，只不过有时发作起来，真会吓着乡下人。但也有颇有趣的事。宇治有一位叫森川的老医生，特请他看了太太的病。可他却说：“比起夫人的心脏，先治疗一下牙齿倒是要紧。”于是，一向讨厌看牙医的太太开始去看牙。当牙齿治愈的时候，健康也竟然恢复了。而且，不可思议的是，白发中间居然生出了黑发。
不知道世界上哪里还有事故频发如日本的国家，还真难得一遇。在国外无论列车还是电车，无事故是常态，事故纯系例外偶发；可在日本，事故却属常态，无事故才不可思议。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日本，人的生命极其廉价，士兵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消耗品。这种思考方式继而导致无视人格、蹂躏人权、轻视人命。观海外诸国，无不因承认人格而尊重生命，因此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从这里可引发出很多思考。交通工具等特别需要在操作时多加注意，只有这样，才能不出交通事故，没有事故，才能踏实地旅行。而日本则持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式。在一部大书（即《中国问题辞典》）中，有一条是关于鲁迅之逝世，如此写道：
同年十月十九日，在全国人民的哀悼中，鲁迅逝世了。
此言差矣，我完全反对！是因为鲁迅十月十九日去世，全国人民才哀悼。必须要成为视人命攸关为头等大事的国家、政府、国会和军队，日本人啊，可别把是非搅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