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瑞士的山上租了一小间房子避暑。一位五十来岁的女性朋友来喝茶做客，并带来了她女儿，都是老朋友了。她落座时我问候道：“你们都好吗？”她在炎热的下午从山下爬上来，满脸通红，还有点恼火，正用一块小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挺好！”她几乎是恶狠狠地看着窗外那静止的山坡和对面的山巅。她还说：“我不知道你对这山有什么感受？！哼，我一到这儿就失去了宇宙意识，也失落了对人类的爱心。”
她是那种老派的新英格兰人，这类超验主义者32往往是很平静的人。正因为如此，此时她那恼怒的样子（她真的恼怒了），加上她那略带口音的新英格兰腔，使她看上去实在有点滑稽。我当着这位可怜的宝贝儿的面笑道：“别在意！忘了你的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歇歇儿也好嘛！”
但我却常想起这档子事来——她说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想起那次对她有点不恭，心里就隐隐作痛。我知道，她那种对宇宙和人类全副身心的爱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习惯，但着实让我心里不舒服。可她就是在那种习惯中成长的。对宇宙的爱并不影响她爱自己的园子，尽管有一点影响；她对全人类的爱也没影响她对朋友怀有真切的感情。只不过，她感到她应该无私慷慨地爱他们，这就招人嫌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什么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的疯话表明这话并非全然是理智的产物。我后来意识到，它说明了她内心里是与宇宙和人宁静相处的。这是她不能没有的。一个人尽可以与社会对抗，可他仍然可以与人类在内心深处宁静相处。与社会为敌并非是件愉快的事，可有时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这意味着与活生生的、斗争中的真正的人类宁静相处。尤其后者，是不可失去的。所以，我没有权力对我的朋友说让她忘了对人类的爱、自顾歇息片刻。她不能，我们谁也不能那样——如果我们把爱人类解释为自己与我们的同胞之斗争的灵魂或精神是一体的话。
现在叫我吃惊的是，年轻人确实用不着有什么“宇宙意识”或“人类之爱”而照样可以活着。他们总的来说是把“宇宙”和“人类”这种理性概念之壳从情感上甩了出来。可在我看来，他们也把这壳中的鲜花一并抛弃了。当然了，你可以听到某个女子在高呼：“真的，矿工们很可爱，可他们的待遇却是那么坏。”她甚至会跑出去投矿工一票。可她并非真的在乎，这一点很让人难过。这种对看不见的人的屈辱表示出的关怀做得有点过分了。尽管这些矿工或棉农之类的人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远而我们又不能为他们尽点心，我们内心深处仍觉得与他们遥遥地生生相连。我们隐隐觉得人类是一体，几乎是血肉一体。这是个抽象说法，但这也是实际存在。无论如何，卡罗莱纳的棉农或中国的稻农都以某种方式与我相连着，至少是与我部分相连。他们释放出的生命振幅在我不知觉中波及到我，触到了我并影响了我。我们多多少少是相连的，整个人类都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我们扼杀了我们敏感的反应神经——这种事如今发生得过于频繁了。
这大概就是那位超验主义者所谓的“人类之爱”，尽管她那仁慈、居高临下的表达几乎扼杀了其真正含义。她隐隐约约表达了她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参与感，这种感觉，当我们内心平静的时候都有细腻而深刻的感知。可是一旦失去内在的平静，我们就会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种内在微妙的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参与感，这就是那种讨厌的仁慈——对人类做善事，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表白，是一种骄横而已。请仁慈的主把我们从这种人类之爱中解脱出来吧，也把可怜的人类从中解脱出来吧！我的朋友确实有点染上了这种自大的毛病，所有的超验主义者全是这样。所以，如果说这大山野蛮地夺走了那受过污染的爱，大山算做了件好事。可我亲爱的露丝——我喜欢称她为露丝，她可不止如此，别看她都五十了，可她却像小姑娘那样幼稚地与她的同胞宁静相处。她不能不这样。只是她犯了点抽象的毛病，还有点任性，即便在瑞士山上的那半小时中她也是这样。她所谓的“宇宙”和“人类”是要符合她的意志和感情的，可那大山却让她明白“宇宙”并不听她的。一旦你同宇宙作对，你的意识就会大受一番震撼。人类也一样，当你下凡其中时，它会给你的“爱”狠狠一击让你恶心。你没别的办法。
而年轻的一代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宇宙意识”，什么“人类之爱”，早从他们身上飞逝得无影无踪。他们就像一堆彩色碎玻璃，摇晃一下，他们感到的只是他们能触到的东西。他们与别人结成偶然的关系，至于别的则全然无知，也全然不顾。
所以说，那个宇宙意识和人类之爱（姑且用这种荒诞的新英格兰词儿吧）是真的死去了。它们遭到了玷污。在新英格兰，“宇宙”和“人类”让人生产得太多了，没有真的了。这些不过是用高雅的词来掩饰自我表白、妄自尊大和恶意霸道，不过是丑恶的自我意志勾当，自行裁定新英格兰可以让人类和宇宙生，亦可教其死。这些字词被霸道的自我主义给玷污了，而年轻人灵敏的嗅觉闻出了这股子味儿，干脆弃之而去。
要想扼杀一种情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之锲而不舍，反复唠叨并夸大之。坚持要爱人类，可你肯定会仇恨每一个人。因为，如果你坚持爱人类，那你就会坚持要人类可爱，可它远非如此可爱。同样，若坚持爱你的丈夫，就难免会偷偷地恨他。因为没有哪个人是永远可爱的。如果你强求他们这样，就等于对他们行霸道，于是他们就不那么可爱了。如果你在他们并不可爱的时候强使自己去爱他们（或装爱），这等于是你把一切变成假的，等于自投仇恨之网。强装任何感情的结果是令那感情死亡，代之而起的是某种与之对立的东西。惠特曼坚持要同情一切事和一切人，如此坚持的结果是最终他只相信死亡，不只是他个人的死，而是所有人的死。那“笑下去！”的口号会最终激起笑者的狂怒，而著名的“欢乐晨礼”也令所有的快乐者心中积怨。
没好处，每当你强迫自己的感情，你就会毁了自己并适得其反。强使自己去爱某个人，你注定会最终恨起他来。你要做的就是有真情实感，而不要做作。这才是唯一让别人自由的办法。如果你感到想杀了你丈夫，那就别说“可是我太爱他了，我情有独钟”之类的话。那不仅是害你自己，也是害他。他并不想被强迫，即便是爱也不行。你只需说：“我可以杀了他，这是事实。可我想还是别杀他。”这样你的感情就平衡了。
对于人类之爱来说亦如此。上辈人和上上辈人都坚持要爱人类。他们极其关注受苦受难的爱尔兰人、亚美尼亚人和刚果的割胶黑人。可那大抵是装出来的，是一种自傲和妄自尊大的表现。其潜台词是：“我极善，我极优越，极仁慈，我强烈地关注受苦的爱尔兰人、死难的亚美尼亚人和受压迫的黑人33，我要去拯救他们，即使是惹恼了英国人、土耳其人和比利时人也在所不惜。”这种对人类的爱一半出于妄自尊大，一半出于干涉别人的欲望，是要给别人的车轮安一个刹车。而年轻的一代人则看出了基督教慈善这羊皮下面藏匿着的问题，于是他们对自己说：别跟我说爱什么人类！
说实话吧，他们暗中很讨厌那些需要“拯救”的受苦受压迫的人民。他们其实十分仇视“穷矿工”、“穷棉农”和“挨饿的可怜的俄国人”之类。若再来场战争，他们一定十分厌恶“罹难的比利时人”。事情就是如此：老子作孽，儿子倒霉。34
同情过了分，特别是爱人类爱过分了，现在我们开始躲避同情。年轻一代没了同情心，他们根本不想有。他们是利己主义者，而且坦白承认这一点。他们十分诚实地说：“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不理会受苦受难的张三李四。”谁又能责备他们这样呢？是他们那一片爱心的先辈发起了这场大战（指一次大战）。如果说大战是“人类之爱”引起的，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坦率诚实和利己主义会干出什么来。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那坦诚的利己主义自然会给利己主义者自己带来坏处。诚实固然好，抛弃战前那种假惺惺的同情心和虚伪的情感固然不错，可这并不应导致一切同情和深情的死亡，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就是这样。这些年轻人在故意耍弄同情心和感情。“亲爱的孩子，今天晚上你看上去真叫可爱！我就爱看你！”可一转脸说话者就会放出一支恶箭来。年轻的妻子会这样对丈夫说：“我英俊的爱人，你那样拥抱我真叫我觉得自己是个宝贝儿，我最亲爱的哟！给我来杯鸡尾酒吧，天使，好吗？我需要点刺激，你这光明的天使！”
时下的年轻人很会在感情和同情的键盘上弹奏小曲子，叮叮作响地演奏那些夸大了的激情、温柔、爱慕和欢乐的词儿。干这个的时候他们干得毫不动情，只觉得这类儿戏似的东西好玩，拿爱情和亲昵的珍贵用语开玩笑，只是玩笑而已，就像玩八音盒一样。
可一旦听人们说他们对人类无半点爱，他们又会十分气恼。比如英国人吧，他们就很会表演对英国的爱，那演技很可笑。“我只有一件心事，除了可爱的菲利浦，那就是记挂着英国，我们珍贵的英国。菲利浦和我都随时准备为英国而死。”可说这话时，英国并未陷入什么险境需要他们去舍命，应该说他们挺安全。若是你彬彬有礼地问：“可是，在你想象中英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激情荡漾地回答：“意味着英国的伟大传统，意味着英国的伟大观念。”这话说得轻巧，毫无使命感。
他们还会大叫：“我愿为自由奉献出一切。一想到英国的自由被践踏，我就以泪洗面，以至于给我们珍贵的婚床带来不快的气氛。不过，现在我们冷静了，决心冷静地竭尽全力去战。”这种冷静之战意味着再来一杯鸡尾酒，再给什么丝毫不用负责的人发一封感情狂放的信。随之一切全过去了，自由什么的全然抛在脑后。或许此时该轮到宗教了，为葬礼上的某些用语疯狂一番。35
这就是今日先进的年轻人。我承认，他们大放厥词如鞭炮时，这很有趣。可难办的是，当鞭炮放尽后（就着鸡尾酒它们也长不了），黑暗时刻就来临了。对先进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温暖的白天和沉寂的夜晚之分，只有鞭炮的激动和黑暗的空虚，然后是更多的鞭炮声。还是承认这可怕的事实吧，十分无聊。
现在，在现代青年人黯淡无聊的生活中，有一种事实对他们自己和旁观者都显得很清楚，这就是：他们很空虚，他们对别的事别的人都不关心，甚至不关心他们孜孜以求的享乐。这丑他们是不愿让人揭的。“亲爱的天使，别让我讨厌。玩这游戏吧，天使，玩吧，别说不中听的话，别在那儿啃死人骨头！说点好事儿，逗乐儿的事。要不就真正严肃起来，说说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或金融行情。做个光明天使吧，振作起来，你这最好的宝贝儿！”
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开始害怕他们自己的空虚了。往窗外抛东西自然是件乐事，可一旦你把什么都抛了出去，在空荡荡的地板上坐上几天，你的骨头就会痛，于是你会怀念一些旧家具，即便是顶丑的那种维多利亚式填了马鬃的玩艺也行。
在我看来，至少年轻的女子们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现在，她们抛弃了一切后，开始惧怕空落落的房间了。她们的小菲利浦们或小彼得什么的似乎一点新家具也不往新一代人的屋里搬。他们介绍进来的唯一一件东西是鸡尾酒混合器，或许还有一台无线电。至于别的，完全可以不要。
年轻的女人们开始感到不安了。女人不愿意感到空落。一个女人顶不爱感到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不愿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教她成为世上最愚蠢的女人，她会把自己的容貌、衣着和房子之类的东西看得极重。若不太蠢的话，她要的比这更多。她本能地想感觉有分量，她的生活有意义。有些女人常生男人的气，那是因为，男人不能仅仅是“活着”，还必须追求生活中的某种意义。这样的女人本身或许就是促使男人追求生活意义的根源。我似乎觉得，女人比男人更需要感到其生活有意义、有价值、有分量。这种女人自己可能竭力否定这一点，因为，为她的生活提供目标是男人的天职。不过，一个男人，他可以流浪，毫无目的，但仍是幸福的，可女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很难找到这样的女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生命之伟大目标之外了，还觉得幸福。而另一方面，我十二分深信，不少男人却乐意当浪子去漂泊，只要有地方可去漂泊。
女人可忍受不住空虚与失落感，可男人却可以为有这感觉开心。男人可以在纯粹的否定中寻到真正的自豪与满足：“我的感觉空空荡荡，除了我自个儿，对世上别的人别的事我半点儿也不关心。我确实关心自己，不管别人如何，反正我要生存下去。我要有所作为，至于怎么成功，我毫不在意。这是因为，即使我虚弱，我也比别人聪明，比别人狡诈。我必须设法保护自己并扎下根来，那样我才安全。我可以坐在我的玻璃塔中，对什么都无所感觉，也不受什么影响，但可以透过自我的玻璃墙释放我的力量和意志。”
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接受真正利己主义和空虚处境的条件。在这种处境中他仍感到些自豪，因为在真正感情的纯粹空虚之中他仍能成功地实现他的抱负和利己意愿。
我怀疑女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最利己主义的女人总是被仇恨所缠绕，如果不是被爱所缠绕的话。但真正的利己主义男人则既不恨也不爱。他内心深处十分空荡。他只是在表面上有感知，他总在试图逃避它，在内心里，他毫无感知。毫无感知地沉溺于自我之中，自以为很安全。在他的城堡中、他的玻璃塔中，他很安全。
我甚至怀疑女人能懂得这种男人的内心境况。她们把这种空落错当成了深沉。她们认为，感知空荡的利己主义男人那种平淡的表象是一种力度。她们想象道：若利己主义男人抛弃防御手段，那无法穿透的玻璃塔里面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于是她们疯狂地扑向这些防御屏障，要把它们撞碎，从而可以触到真正的男人。可她们压根儿不知道，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男人，那些防御手段保护着的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利己主义，根本不是一个人。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了。年轻的女人们开始尊敬那些防御屏障，因为她们害怕最终触到利己主义者的空虚。她们宁可让其保持不被昭示的原状。空洞、虚无，它们令女人感到恐惧。她们无法成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可男人却可以。男人可以满足于全部感觉和关系的虚无，可以满足于否定的空虚，当没什么东西可以从窗口抛出时，就关上窗户。
女人需要自由，其结果却是空洞和虚无，这令最勇敢的心灵惧怕。于是女人去向女人寻找爱。可这爱长不了，无法保持，而空虚却坚定不移。
人类之爱已经消逝，留下一个巨大的鸿沟。宇宙意识在一个巨大的真空上崩溃。利己主义者坐在他空虚的胜利之上窃笑着。那女人怎么办呢？生命之屋已经空荡无物，她已经把感情的家具全部抛出窗外，她那永恒的生命之屋就像坟墓一样空荡了，那可爱悲凄的女人可怎么办呢？
（本文与《实质》和《唇齿相依论男女》是劳伦斯生前一次性投出的最后三篇散文随笔。他获知它们即将在美国发表的消息后就去世了，文章均在几个月后面世，成为劳伦斯的三篇散文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