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司的冯司长是位女同志。同志们当面叫她司长，背地里却都管她叫冯大姐。
其实，这个称呼也并不恰当。她已经五十一岁了，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呢，而且因为长年革命工作的劳累，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相些：她的头发虽是短的，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白了，脸颊有些瘦削，门牙也缺了一颗，使得上唇显得略略有点瘪。特别是当她挑起眼皮、透过老花眼镜的上缘看人的时候，在她那光亮的前额上，就聚起几条很深很深的皱纹。如果是个生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看着她这年纪和神态，谁会想到她就是领导我们这个重要机构的首长？说不定还会以为是谁的母亲呢。
但是，我们把这位首长看得像母亲，还不只是因为她的年纪，而是她的为人。比方说，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总是贪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溜冰，再不就弄副扑克，一玩就是半宿；睡得迟起得也晚，来不及吃饭，就买个烧饼带到办公室里去啃啃。这事要让她看见了，她就会走过来：“给我！”伸手拿过烧饼，垫上张纸，放在暖气管子上烘着。等烘热了，她再给倒上碗开水，一道送过来。然后，就坐在你的对面，一边看着你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讲起青年人应该怎样安排生活秩序，怎样珍惜时间。这时，我们的烧饼是热的，脸是热的，心就更热了。又比方，我们这里有几个球迷，一听到下班铃响，撒腿就往球场里跑。这时，她又会叫住你，把你的衣服扣子扣好，把围巾给围上，说不定还把你掉出来的头发给往帽舌底下塞塞。然而，要是你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思想上有了什么不对头，常常不等你自己觉察，她就又来到你的对面坐下来，还是轻声慢语地谈着，一直帮你看清了错在哪里，找出了原因，定出了改正的办法，才走开。
她就是这么个人。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她就这么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我们。好像我们不是她的下属，而是她亲生亲养的一群孩子。要是她生病了或者开会去了，不到办公室来，大家就会觉得像缺少了什么，连那个最好说俏皮话逗乐子的老何也会一天沉着脸不吭气。
但是，尽管我们都怀着深深的敬意热爱着这位首长，有几件事却使我们感到奇怪：每当她的秘书——那个姓孙的胖胖的姑娘给她送来公函、文件，她总是照例地翻拣一遍，然后问一句：“没有？”秘书点点头，她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顿时蒙上一层失望的神色，人也更显得苍老些。不过也有不问的时候，那时她手里一定有一封信，有时是机关来的，有时是私人来的。她就急急地看信。看完了，又是照例地叹口气，把信塞进抽屉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怪脾气吗，还是有什么心事？
我们得承认：关于冯司长的个人生活和她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我只是在她刚来时的欢迎会上听过处长的介绍，知道她是个老党员，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过去她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光坐牢的时间也不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短多少，具体的呢，就啥也不知道了。有时我们也想向她打听，可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她就说：“现在的新事还讲不完呢，还翻那些老账干什么？”
终于，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闷在心里的疑团解开了。
那是一九五四年春节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正站在司长办公桌前，接受下厂了解情况的任务，秘书给她送来了一张会客单。我瞟了一眼，会客单很平常。姓名：刘忆平，性别：男，年龄：二十六岁，职务：鞍钢某厂的工程师，与被会人关系没填，事由是看望。司长毫不在意地看了一遍，扔在桌上，接着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忆平……”突然，她一怔，蓦地站起来，急乎乎地跑出去。我被弄得莫名其妙，随手从衣钩上取下她的大衣，也跟着走出去。
在她推开会客室的门的时候，我赶上了她。只见会客室里一个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正在那里焦急地踱着步，见司长进去了，忙迎上来，但是，显然他们并不认识。那青年凝视了司长一会儿，说：“您是……”
“我是冯琪。”司长说着，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眼睛直盯着那人的脸，一步步向前靠近。随着司长的视线，我看见，那人的额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张了几张，再没有说话，却从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我一看，是一只孩子戴的红骨小手串。只见冯司长惊叫了一声：“平平！”张开两手扑上去，那人也叫了声“妈妈”，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当天，“冯司长的儿子来了”的消息，经过我的口飞快地传开来了。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司长的家里。看来，她们母子正在叙着离别之情，但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没有说什么话，只见桌子上摆着一张纸，两人各拿一支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冯司长大概也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一面把我们介绍给她儿子，一面笑着说：“他是在国外长大的，本国话倒说不好。”这句话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就七嘴八舌地问起来，那老何咋呼得更凶：“有故事，一定有故事！给我们讲讲吧！”
看来今天司长的兴致特别好。她点点头：“好，既然你们对这事感兴趣，我就讲给你们听。”她来到床边，坐到儿子身边说，“你也听听！”于是她就用我们那听惯了的、缓慢的声调，讲起了关于她和孩子的故事。
“这孩子和小黄一样大，”她指着我说，“今年是二十六岁。我俩分开那年他还不足六岁。那是一九三三年。
“当时，我和他爸爸都在汕头做地下工作。后来他被调到江西红区去了。为了照顾孩子，也为了便于掩护工作，平平这孩子就留在我的身边。
“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用人，给一个挑花工厂的老板烧火做饭洗衣服。这个职业对于我的工作是很方便的。利用早上买菜的时间，我可以开展活动或者与党的负责人接头，接受任务、汇报工作。但是我们娘儿俩的生活却很困难。因为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少，只要有公开职业的，就不能拿党的钱用于个人生活。我的工钱呢，又少得可怜，每月刚够买米吃饭，有时还得匀出一点儿来，支援受难同志的家属。这样，虽然我给人家炒煮的是鲜鱼大肉，但我们自己却断不了饿肚子。有时看孩子苦得实在不行，就收拾人家一点儿残汤剩菜，给孩子吃。这些都还好说，最困难的还是精神的折磨——这家人家也有个男孩子，比平平大一岁。这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的时间，就是平平受罪的时候，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不知吃过多少亏，受过多少委屈。
“当然，为了工作，这些只得忍着。孩子不懂，我懂，我们的生活水平虽低，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格，比他们高出不知多少哪！
“这天，我突然接受了一个任务：组织要我到城郊去接一个党从上海派来、经香港偷渡过来的同志。我好不容易借故向老板娘请了假，但是因为要走很多路，孩子不能带去。凑巧刚发了工钱，我买了几个烧饼留给孩子，就动身了。
“直到天黑，我才完成任务赶回家来。一进房门，就看见孩子趴在床上，头破了，满头满脸都是血，正在抽抽噎噎地哭呢。见我来了，一头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还不住声地哀求我：‘妈妈，走，咱们走吧！……’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问他。原来这又是东家的孩子干的。那孩子放学回家，见到平平在吃东西，伸手就抢，平平当然不让。那孩子掏出砚台就打，竟把平平打成了这个样子。你们看！”她抚摸着忆平的额角。我又看到了那疤痕，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看见了他的鲜血和屈辱的泪。
“当时，我自然又是难过又是气愤，可也没法，刀把在人家手里攥着嘛。我只好安慰他：‘孩子，别说傻话了。走，走到哪里去？来，妈带你外面玩玩去。’其实，说带他玩也是哄他，我还有任务：上级同志带来的文件和一大笔钱在我身上，我必须很快把它们交给党组织。为了安全，我把文件和钱包好了，捆到孩子身上，领着他先到一个药房里上了点药，就沿着大街往秘密机关住处走。
“因为生活困难，我怕孩子要这要那，从来不带孩子到大街上来。现在一上街，孩子马上被这热闹的城市夜景吸引住了，特别是走到一家儿童商店门口，他更是一步也不走了。他望望橱窗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和衣服，又望望我的脸，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句：‘妈妈，买！’
“‘孩子，不是给你说过，妈妈没有钱哪！’我说。
“他固执地扯着我的衣襟：‘不，妈妈，你有钱，买！’
“噢，是的，他说的是我放在他身上的钱。我又不能跟他明说，本想呵斥他几句，可看看他那缠满绷带的小脸，我的心又硬不起来。我不由得把手插进衣袋里，抓住了那刚发下来的一块多钱工钱；捏了一阵，还是空着把手拿出来——那得吃饭呀！
“孩子又说了：‘妈妈，人家念书，我没有，人家……妈妈，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说着，他眼珠一骨碌，两大滴眼泪流下来，滚过腮边，滚过那破开几个洞洞、油得发亮的衣襟上，一迸好远，连挂都挂不住。我不由得冲动起来：一样是孩子，老板家的孩子吃好穿好，有书读，而我的孩子……好吧！我咬咬牙，一把把孩子抱起来，给他擦干眼泪，走进店里，就着这些工钱，给孩子买了一件小褂，还买了两块点心。看看手里，只剩三毛多钱了，去他的，一不做二不休，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给他们做了半年多的活，不相信连预支点工钱也不行。我又抱着孩子来到玩具柜前。可是挑来拣去，不是不中意就是买不起，最后才看中了一副骨头制的小手串，红红的，亮亮的，又好看又结实。我用了最后的这点钱，把它买了过来。
“我把衣服给孩子穿好，把手串戴在他那小手腕上，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着点心，我的心里舒服极了。这种心情只有做母亲的才能体会得到呀，对不对？”
我们被这个革命家的清贫的生活和她那母亲的心所激动着，谁也没有插话，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可是，”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道，“这件当时看来很顺心的事，却叫我后悔了二十年。
“事情竟有那么凑巧。就在第二天清早，我在菜市场上和上级党的同志接头的时候，接到了党的指示，决定要我到上海去，并且把一批文件和材料带到上海转交给中央。他交代了我到上海后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只是路费不凑手，他已派他爱人去取了，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拿钱，买票上船。
“接受了任务，我赶紧跑回去，造了封假信，对老板说我母亲病重，要赶快回去。办妥了，我对平平说：‘孩子，你不是说要走吗，咱明天就离开这里。’他高兴得一蹦搂着我的脖子：‘妈妈，你真是个好妈妈！’
“谁想到在白区工作意外的事就那么多。当我兴冲冲地背着行李、领着孩子走到上级同志那里去时，却大吃一惊。他那向街的窗子上，窗帘低低地放了下来——这是暗号，告诉自己的同志：这里出事了。再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两个警察抬着一大包东西从门里走出来；门前的台阶上，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妈地哭。我认得出，那正是这个同志的孩子。
“等警察走远了，我打发平平偷偷地跑上去把那个小女孩领过来，抱到怀里哄着。这时，我的心里像坠上了一块铅：另找关系去吧，地下党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回老板家去借路费吧，不给人做工人家能白给钱？何况，现在又去不得；典当东西吧，我那个小行李卷做个身份掩护还可以，别说卖，白给人家人家也不见得要。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那么感情用事，把钱全给孩子买了东西，弄得现在……我下意识地掏掏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钱没掏着，手却触到了腰间的文件包。这使人更加焦急：没有钱，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啊！
“没法，我只得豁出脸皮闯一闯，想混上船去。谁知拖大带小的特别惹眼，人家一查票，不让上不说，还臭骂了我一顿。
“我躲在码头旁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瞅上个机会。船，‘呜——’的一声开走了。
“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沿着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孩子当然不知道我的心事，这个嚷：‘妈妈，饿……’那个叫：‘婶婶，吃……’也难怪他们，已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看看来到城郊，也没个宿处，我沿路捡些香蕉皮、柚子壳、甘蔗梢头，来到一家大门楼底下坐下来，把半截甘蔗梢头给平平咬着，我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嚼了，填到女孩的口里。慢慢地，孩子们睡着了。我怀里搂着孩子，手按着文件，听着孩子的鼾声和那震碎人心的海涛，一夜没有合眼。
“天亮了，正想找个去处，大门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篮走出来，一眼就看得出是这家的用人。她看见我们，就问：‘你娘儿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依样撒谎：‘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没上去船。’其实，我心里的焦急，就是妈妈真的病重也不能比呀。但话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倒也真像了。
“看来这位大嫂是个善心人，她关心地问：‘就不能找个亲友帮衬帮衬？’
“‘没有啊！’
“说话间，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叹口气，进去端出一大碗稀粥，给孩子们一人一口吃着。她又拿话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可两心隔肚皮，她哪晓得我的心事？我只需要钱，只要有那么一点儿钱就行啊。我说：
“‘大嫂，你的好心我知道，实不瞒你说，我缺的是盘缠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又不愿让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了什么，压低了声音问我，‘你还回来不？’
“‘回来？’我不懂她的意思，就含糊地回答，‘回来。’
“‘要是还回来，那倒有个办法，可是……不知该说不该说呀……’
“一听说有办法，我连忙抓住她：‘帮帮我，大嫂！’
“‘这……’我一催，她更迟疑起来了。
“我又催她：‘只要让我们娘儿仨上得去船，怎么都行。’
“‘娘儿仨怕不行。大妹你别见怪，你不是两个孩子吗，我是说你把一个孩子留给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钱去上海。’她望了我一眼，一气说下去，‘以后，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钱，多花些钱还怕孩子赎不回来？’
“你们知道，潮汕地区去南洋的很多，劳动力少，有一种风俗——兴买儿女。名义上是儿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议太意外了，我脑子‘嗡’的一声，啥话也说不出。那大嫂见我不吭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说不该说呀，这倒成了拆散你们母子了……’说完，悄悄地提上篮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孩子们一人一只手插进碗里，正在捞着最后的一点儿粥渣，这会儿都吃惊地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儿长得真俊秀，活像她妈妈；可是现在她爹妈正在阶级敌人的监牢里受着酷刑，她大概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作为一个同志，为了死去的烈士们，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他头上的伤还没好，叫绷带衬着，显得眼睛更大，鼻梁儿也更高了。他那看人的神情，那吃东西的模样，多像他爸爸呀！我想起，他爸爸临到红军中去的时候，叫着我当时的名字：‘辛平，孩子留给你，受累是你一个人，幸福暂时也是你一个人的，可是想念他的却是我呀！’现在，我怎舍得把他扔给陌生的、又是财主家里去受罪呢？
“我想了又想：也许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钱？不行，时间不允许；也许我去沿门乞讨？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实在没法，我的思路又回到那大嫂刚才说的话上来。现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是……我下不了决心。我还在想着、想着。忽然，‘吱——’的一声，汽笛又响了，这是从上海来的船到了。这时，仿佛这汽笛在用它那震人的大嗓门儿呵斥我：‘辛平呀辛平，你已经是入党五六年的老党员了，怎么还这么糊涂？’那大嫂的话也在响：‘以后，多花些钱还怕赎不回来？’……
“唉！……
“我正要下决心，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对我说：‘妹妹，别伤心啦，这年头，穷人命苦，女人命更苦……唉，另想想办法去吧！……’
“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大嫂问：‘当真？’
“‘当真！’我咬着牙，尽量把话说得肯定些。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呶。’我紧咬着牙，抬手指指平平。那手呀，足有千斤重。
“那大嫂弯腰搀起平平的手：‘走，乖孩子，跟大妈去吃点东西去！’
“约莫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元，两张契纸。才隔了一个钟头，我觉得像隔了多少年。我没顾得接钱，又抱起了孩子。大嫂把钱数给我，还特地敲得铮铮地响。那敲的仿佛不是钱，而是我的心。
“大嫂含着泪安慰我说：‘好妹妹，把心放宽点，只要我在这里，总不能让孩子屈着。’
“我感激地点点头，在契纸上按了手印，然后从三块钱里拿出一块，递给她：‘我们娘儿俩，船票和吃食，有两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存着，孩子要有个三灾八难的，费心给请个大夫治治。’说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着孩子放声哭起来。孩子也看出了我要走的意思，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怎么也不放。那大嫂把孩子的手给掰开，哄着他：‘妈妈去买船票去，一会儿就回来。’接着又对我说：‘好吧，快去买票上船吧！看完了老人，快点回来。’
“孩子也叫着：‘妈妈，买到票就回来呀！’
“回来。回来的可能是极少的。我最后把孩子的手抓过来贴在脸上亲着，这时，我的手触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原来是那副手串，我随手脱下了一只，看了孩子一眼，狠狠心，抱起女儿就走。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的泪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头，看见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走出几十步，我扭回头，看见了那一圈白白的绷带；不，什么也看不清，我的眼被泪水蒙住了。
“我不敢再回头了。我害怕我会再跑回去。我紧抱着小女儿，抓牢腰里的文件，眼望着轮船码头，拼命地快走。
“走，走，走出好远，我听见了孩子的叫声：‘妈——妈！’
“就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分别了！”
她的话停住了。屋里静得很，只有外面的北风在呼叫，把细细的沙子撒到窗子上来。尽管我们距离那种年代很远，但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一切。同志们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老何点上的一支烟早就忘了抽，都快烧到手指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同志竟唏嘘地哭起来。我看看冯司长，她显然也已经回到当时的情景里，两大滴晶莹的泪珠挂在眼睛下缘那有了皱纹的脸颊上。只在忆平又往她身边贴近了一些的时候，她才从往事中醒过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后来的事讲完。
“到了上海以后，接着党就派我到红区去。我把女儿交给了党组织，又把找平平的事托付给一位党组织的同志。但是，红区没有去成。那时，敌人正疯狂地向红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城市的白色恐怖也特别厉害。我被捕了，被关进了监牢。这次入狱不是几天、几月，而是几年。这几年里，除了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在狱中所可能受到的刑罚和折磨以外，我还被深深的思念折磨着：孩子怎样了？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我出狱了，接着就到了延安。这时我才知道，在我被捕后不久，我托付找我儿子的那个同志也被捕牺牲了。
“这些年来，我想念着孩子，也想尽了办法找他。特别是在我知道他爸爸在一九四〇年的战争中牺牲后，我更是想着孩子。在抗战期间，我托地下党的同志打听过，找不到。全国胜利以后，我自己跑去找过，这时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在土改时逃到香港去了。但我还在找着……
“忽然，你们看见，昨天他来了。
“孩子的经历，是他刚才告诉我的。还是党救了他。当时，那个同志把我的要求托付给了汕头的党组织，党帮我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上海。因为我那时正在狱中，就把孩子托给一个女同志养着。后来，这个同志被派到国外学习，路上又需要掩护，她就把我的孩子带到了国外。自然，熟悉孩子的情况的同志都在监狱里，而我的名字又时时更换，无论是哪个同志还是孩子，都无法和我联系了。
“一九四九年后，孩子托人找过我，没找到。这次回国参加建设，找遍了中央各部，才找到了我。”
讲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拉住忆平的手，长长地抽了口气：“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呀！谢谢我们的党！我把他扔掉了，党把他给我找回来。现在，他又回到我的身边了！”她结束了自己的故事，“至于他是怎样长大成人的，让忆平自己给你们讲吧！”
随着故事的结束，屋里慢慢地活跃起来。忆平同志成长、学习的情况，自然是我们感兴趣的，可惜天已经太晚了。我们都深情地望着忆平。他也是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幼年的情形，他激动地又往母亲身边偎了偎，低声地叫了声：“妈妈！”
“妈妈！”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重复着，最后不约而同地向着冯司长，大声地喊，“妈——妈！”
司长笑了，忆平笑了，我们也笑了。笑声，钻出窗棂，在这宁静的首都的夜空里，飞散得很远，很远……
195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