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钻进这荒凉的原始森林,已经整整三天了。

十月里,东满的森林是阴郁而寒冷的,一九三五年的晚秋,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茅草早已枯黄了,在积年的腐土上,又压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从兴凯湖面上吹来的风,像无数只粗大的手,摇撼着树梢,撕捋着松针、败叶和枯枝,把它们随意地撒开来,使得这傍晚的森林更显得阴森、凄冷。

我沿着树丛的间隙蹒跚地走着。眼看再有几十步就可以翻上前面那个山包,但两条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背上越来越重,仿佛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脚下的败叶更软了,一脚踏下去半天也抬不起来。伤口像钻进了无数小虫子,钻心地疼,太阳穴一阵阵发涨,眼前的树干慢慢地模糊、晃动起来了。蓦地,脚被树根一绊,身子踉跄了一下,“砰”的一声半边脸颊撞到树干上了。

迷迷糊糊地,我觉得背上耸动了一下,一只袖管轻轻地摸到了我的额角上,把汗水和血水给擦了擦,接着,他叹了口气,低低地叫了声:“老董……”

“老赵醒了!”这个念头使我一阵高兴,惊醒过来。老赵的伤势很重,流血太多,从今天早上就一阵阵昏迷起来,这也说不上是第几次醒来了。我伸手扶住树干,定了定神,然后蹲下来,解开那条临时当作背兜的被单,把他轻轻地放在树下的一堆枯叶上。

他斜倚着树干躺下来,用那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我,又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问我:“小孙呢?”

“在埋溜子,还没上来呢。”我一面回答,一面探身向山下望望。在这浩瀚的大林子里,小孙这孩子似的身躯更显得矮小。他一手提枪,一手拿根树条子,正在一步步后退着,把我们踏倒的草扶起来。他做得那么仔细,从背影看去,好像不是在敌人的追踪下突围,倒像住屯子的时候给老乡打扫院子。

老赵挣扎着欠起身,向小孙走来的方向看了看,伸手摸摸我脸上的擦伤,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可把你们俩拖毁了!”说着,他猛地扭过头去。

“这风……”他扬起手掌揩了揩眼睛。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他是我们连出名的硬汉子,再苦再难,你在他嘴里听不到一句“熊话”,在他眼里看不见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他大概也看出我实在是难以支持了。可是他就没有看看自己。这会儿,他那副憔悴的模样,真叫谁看了都觉得心酸:本来就不丰满的脸,只剩了四指宽的一条条,煞白煞白的,像块风吹雨打的旧墙皮;眼窝深深地陷下去,满头缠着破布条做成的绷带,额角上、肩膀上、腿上到处往外渗着血水,要不是那双闪闪的眼睛,谁能信这是个活人?

我扶他躺好了,把他伤口上的绷带又扎了扎,伸手从怀里掏出了最后的那个苞谷,掰下几个粒子放到他那干裂的嘴里去。我像是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说:“好好躺会儿,别胡思乱想了。要是今晚敌人不再追上来,我们歇一阵还能再走的。”

入秋以来,我们这个连队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全力向东北方向活动,吸引住敌人,让大部队向西发展。一个月来,我们的活动拖住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但连队却被大队的鬼子紧紧地盯住了。就在三天前的下午,在袭击一个林警队住的屯子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突然的包围。部队拼死战斗了一个下午,总算突出了重围,而同志们却被冲得七零八散。

我们三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凑在一起的。我在突围的时候左臂受了一点儿擦伤,伤势不重,还可以坚持着走;四班长赵广烈的伤势比我重多了,头上、腿上好几处伤口。唯一的一个囫囵人,就是连部的通讯员小孙了。我们组织了一下:老赵由我驮起走,小孙留作后卫,担任监视敌人和消灭足迹。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钻进了大森林,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原想躲上一两天就可以把敌人甩开的。谁知鬼子发现他们上当了之后,索性集中了全力来对付我们。他们调遣了沿路的保安队、林警,紧紧地盯住了我们的屁股,一步也不放松。几天来都是这样:我们好容易把敌人撇开,还来不及烧堆野火,找点水喝,鬼子就赶上来了。今天,可算最平静的一天,从中午到现在没有发现敌情,也许可以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了。

我把老赵安排好,自己也在这软绵绵的树叶上躺下来,一粒粒地嚼着苞米。这时,小孙上来了。这孩子,几天来也吃尽了苦头,原来红扑扑的一张小圆脸,如今变得又黄又尖,显得两只眼睛更大了。他是两年以前,随着父亲越过鸭绿江,逃出自己的祖国,参加我们抗日联军的。我们全连的同志都像对自己的弟弟似的关心着他,亲切地用朝鲜话称呼他“东木孙一”。两个月前他和我们一道刚刚掩埋了他的父亲——我们的孙营长,现在又和我们一起熬受这种艰苦危难。

小孙还是一股孩子气,他三脚两步跑到我们身边,摊开衣兜,把一大把榛子和一堆松塔抖在我们面前。他抓起松塔,在树根上轻轻一摔,就出来一堆松子,然后用手榴弹把松子一个个敲开,交给我们。他自己却扎扎腰带,像只小猫似的哧溜哧溜爬上一棵大杉树,去瞭望去了。

我们几颗松子还没吃下,小孙又急乎乎地爬下来了。他一纵身跳到我们面前,神秘地说:“喂,咱们走到天边上来了。”

“什么?”我们以为又有了情况。

“到了界上了。”他往山包背后一指,“这下面就是国界,还可以看见苏联的哨兵呢。”他把“苏联”两个字说得很重,神情又惊奇又兴奋。

我俩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动起来了。在这以前,指导员上政治课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苏联;有的连队常常在界上活动,他们也讲述过边界上的情形。苏联的革命斗争,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丛林里的抗联战士们的心里,像神话似的勾起许多想象。那时候,谁不想亲眼看一看苏联的国土啊,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哪能轻易地放过?何况从界上或许还可以看出一点儿敌人的动态呢。

原来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就是这片森林的边缘。我们隐蔽在一丛榛子树后面,偷偷地向外瞭望。就在我们脚下是一条清清的小溪,大概它就是国界了。对面的河岸上,一个苏联边防军的哨兵在游动。在哨兵的身后,是一块长满茅草的小小的盆地。平坦的草场被傍晚的阳光一照,抹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大匹柔软的缎子,平直地伸向远处,一直伸到一丛墨绿色森林的边缘。草场的上空瓦蓝瓦蓝的,几朵白云在轻轻浮动,两只老鹰在安详地打着旋。

草场上,一大群苏联男女正紧张地劳动着。一天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草杈迎着阳光,一亮一亮的,一团团草捆被扔到马车上。彩色的衣裙、花头巾在迎风飘动。

这平凡的劳动景象虽然没有什么新奇,却把我们深深地吸住了。什么伤痛、饥饿、疲劳、生命的危险,谁也不再去想它。我们拨开树枝,把头尽可能抬得高些,生怕从眼底下漏掉一点儿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小孙索性钻出树丛,攀到一棵大树上去了。

我的眼睛里渐渐地潮湿了、模糊了。在那大雪茫茫的山林里,在战斗后休息的时刻,我们曾经多少次谈到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呀,尽管那种生活看来是那么遥远,我们还是谈着、想着。现在,这种生活却如此平静地展现在眼前了。看着,我不禁懊恨地想:为什么仅仅这么一条窄窄的小河,却把生活分隔得这么鲜明。

我抬起头望了老赵一眼,他那双眼睛,那么亮,自从进入森林以来我就没有见它那么亮过。在眼睛下面,那突起的颧骨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我想跟他说句什么,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原来小孙看得太出神,不小心压断了一根树枝。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刺耳地响起来,接着一排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去。我们被日本鬼子边界的哨兵发觉了。

我留恋地向草场上瞥了一眼,背起老赵,拔腿往林里跑去。小孙在后面掩护,他一面回枪,一面咒骂着:“……哼,连看看都不让……”

敌人的哨兵倒没敢往林子里深追,可是这互射的枪声却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了追击的敌人。当我们吃力地翻过山背时,山下已经布满了敌人的散兵和马队了。到处是敌兵,到处是枪声,我们连突了几个方向,都不得不退回到山顶上来。很明显,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这个山包上,把这个山头团团地围住了。

我们来到一棵大松树底下,东倒西歪地坐下来。大家默默地互相望望,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可大家心里明白: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彩号,又经过了这连续三天的奔走和这一阵突围,现在别说走路,就连喘口气也几乎没有了力量,要想在这密密的重围中冲出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山后去了,天渐渐昏暗起来,骚乱稍稍平息了些,森林慢慢安静了。只有那“哗——哗”的松涛在晚风的激荡下,更起劲、更单调地响着,间或有几只归林的飞鸟吱喳地叫两声,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冷枪和战马长长的嘶叫,整个森林显得更加阴森、更加寒冷了。

我望望他俩。老赵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一会儿睁开眼睛,呆滞地望望树林梢头那一小片蓝天,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孙耷拉着个脑袋,两手不停地抚摸着那支小马枪的枪托,半天,迸出了一句话:“这……都怨我啊!”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老赵长长地吐了口气,脑袋侧向小孙的脚边,伸手把小孙的鞋带仔细地系了系,直盯盯地望着小孙的脸问道:“你今年十几了?”

“十七。”小孙慢慢地抬起头。

“你年轻,又没有受伤。你得活着。我们俩往东那么一打……”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小孙气愤地打断了:“你……别说这个!咱死,死在一起,埋,埋在一堆……”

其实,这回答也是在意料中的,要一个抗联战士为了战友去牺牲自己倒可以,但要他扔下战友自己活着,那是办不到的。

话一时停住了,谁也不再说什么。林里更静了。一阵风过处,“啪嗒,啪嗒”两颗松塔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小孙的脚边,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跟着窜下来。它并不怎么怕人。它扒着树干,不停地摇着它那长长的尾巴,瞪着一对小眼好奇地瞧着我们。小孙捡起松塔,下意识地往里面瞅了瞅,随手丢给了松鼠。那家伙轻轻一纵,抓起松塔跑走了。

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老赵翻转身,挣扎着爬起来。只见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却吃力地把他那只受伤的胳膊抖抖索索地向我伸过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一切全明白了。我把他那只手紧紧地握住。那只手冰冷,在我的手里不住地抖着。

接着,又一只手很快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三只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三个人的眼睛互相深深地看着。一件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在一瞬间无言地决定了。

老赵抽回手,从挎包里掏出了一颗手榴弹,放在嘴里猛一下子咬开了盖子,像摆一只酒瓶子似的,矗直地放在我们中间,然后把弹弦轻轻地钩了出来。淡黄色的丝弦,卷曲着吊在弹柄上,在晚风里摇摇摆摆。

一切决定了以后,人们心里似乎安静了一些。老赵向我们询问地看了一眼,说:“想想看,还有什么事该做?时间还来得及;天快黑上来了,敌人一时怕还不敢进来。”

“没有。”我摇了摇头。还能有什么事情呢?文件早在突围出来的头一天就烧掉了;牵挂吧,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抚顺矿上做劳工的老爷子要是知道他的儿子是在哪里死的、为什么死的,他不会十分难过的。我只把驳壳枪往胸前放了放,从衣服里子里拿出那张一直没舍得毁掉的临时党证,叠了叠,压在枪的表尺底下——让它们和我的心脏一块儿炸掉吧!

对面,小孙也在窸窸窣窣地收拾什么,他把脑袋探向我这边,恳求似的低声说:“老董,咱俩换个地方坐吧!”他一面往我这边爬,一面解释说,“我爹临死的时候这么说过:‘就是牺牲了,也要脸朝东死去——我们的祖国在那边!’”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一紧的。这孩子的愿望是神圣的。我刚想安慰他几句,猛地,老赵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到了我的肩膀上,使劲晃着:“听!快听!”

松涛在吼着。在这海潮似的涛声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奇异的声音汇合着兴凯湖上的风吹送过来。这是一个人在唱歌。歌声,不怎么高亢,也并不悠扬,它低沉而又坚决地涌进森林,压过了松涛,冲进了我们的心。

歌子是用我很不熟悉的语言唱出来的。一时,我简直弄不清这是什么歌子,只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那么耳熟,但很快,歌声和我心里的一支歌曲共鸣了。是它,是它!就在一年以前,我刚走进党的队伍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座森林里,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和同志们一道,我第一次唱起这一支歌。这以后,我们曾经唱着它欢庆过战斗的胜利,也曾经唱着它把战友的尸体葬进墓穴……

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歌声啊!我用整个心去捕捉着每一个音符,和着这歌声,歌词从心底里流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唱着,我竭力思索着这歌声的来处。小孙首先叫起来:“这是苏联哨兵唱的……”

“嘘……”老赵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似乎责备他把歌声打断了。

可是,歌声不但没有断,而且更加洪亮了。开始,只是一个男中音在唱,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加进去,有低沉的男声,也有嘹亮的女声,汇成了一个大合唱。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们!顿时,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巡逻在河岸上的苏联边防军战士(大概是他第一个唱起的吧!),他背后那一片平坦的草场,那些欢乐的苏联男女们。我仿佛看见,他们放下了草杈,他们正挽起手,站在那个高高的土坡上,向着南方,向着我们这些被枪声和铁蹄包围着的人们,在齐声唱着这支无产阶级战斗的歌曲。

这是战斗的歌声,这是友谊的歌声。我觉得我的心在发颤,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早已顺着腮边流下来了。我满怀着感激之情在想:就让那帝国主义兽兵的皮靴暂时在河边上走着吧,你隔得开我们这些人,却隔不断歌声,隔不开我们的心!我真想站起来大声向着他们呼喊:“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听见了!我们听见了!”

歌声在继续着。歌声和着松涛,合成了一个巨大的音响,摇撼着整个森林。宿鸟惊飞了,树叶簌簌地落下来。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和着这歌声低唱起来。老赵揽着我的肩膀,紧贴着我的脸,嘴巴在抖索着,歌词从他那皴裂的嘴唇上吐出来: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小孙抱住了老赵,越唱声音越高: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我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唱啊,唱啊。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和泪一道,从心里涌出来!

随着这歌声,我觉得我周身的血液真的沸腾起来了。几分钟以前那种绝望的心情,早被这歌声冲洗得干干净净,仿佛自己已经走进了那个唱歌的行列,和他们挽起了手,像他们一样健壮,一样有力,变得强大起来。那劲呀,莫说突出这包围圈,就是连走十天十夜也决不含糊。

不知什么时候,老赵已经不唱了。他把我们往两边推开,伸手抓起了面前的那个手榴弹,用颤抖的手指把弹弦捺到弹柄里去。然后小心地把小指套进了丝弦上的铁环。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扶着树干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呵斥似的说道:

“不对!不对啊,老董!”他用力摇着手榴弹,“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们一定得活着出去!”

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想起刚才我们那样软弱无力和那种绝望的打算,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好!”我也霍地站起身说,“四班长,你下命令吧!”

“没有什么好说的。继续跟着那边唱,剩一个人也要把这个歌唱到底,这就是战斗命令!”他转身向着小孙,“把枪准备好,你走头里。突出包围圈就往林子里钻。黑乎乎的,敌人是没处追的。记住,注意联络!”

事情像刚才那样突然地决定了。我们很快收拾停当。小孙紧握着小马枪走在前面,我把老赵背起来。不知怎的,他似乎轻了许多。我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提着驳壳枪;老赵手里握着手榴弹。我们轻步走下山包。

背后,歌声还在响着。歌声像只看不见的大手,推送着我们在这昏黑的森林里摸索前进。

……

黎明时分,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堆通红的篝火燃烧起来了。在篝火近旁,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嚼着新爆开的苞米花,我们放开嗓子纵情地歌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195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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